1. 引言
《老残游记》以其独特的叙事艺术、深刻的社会批判与浓郁的文化意蕴，跻身鲁迅所称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列。小说不仅以“游记”体例展现清末社会百态，更通过大量文化负载词构建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微观图景，成为跨文化传播中极具挑战性的文本载体。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对于《老残游记》英译文本的研究一方面关注老残游记对西方小说创作的借鉴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启示，另一类则探讨小说中隐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在中西哲学交流中的运用，以提升海外传播的文化和文明交流层面。《老残游记》的译介研究近年呈平稳上升的态势，然而对其中承载大量文化内涵的负载词缺乏相关研究，尤其是基于文化负载词的译者行为策略研究较少。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中国本土化的翻译理论，是中国学界的独特视角。笔者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出发，研究文化负载词，能够深刻剖析文化负载词中体现的译者行为及其意志，并探究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译介效果，拓展译者行为批评的研究领域，丰富本土翻译理论的实操。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既维护原文本的文学审美特质与异质文化元素，又调和异域读者的认知语境与审美习惯，成为译者面临的核心命题。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双重身份——“语言人”(忠实传递语言符号)与“社会人”(协调文化传播效能)——通过翻译策略的选择得以显影[1]。本研究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杨宪益与哈罗德·谢迪克(Harold Shadick)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聚焦《老残游记》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运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在“翻译内”与“翻译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揭示译者在“源语文化求真”与“目标语接受效度”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以求在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对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研究提供新视角。
2. 《老残游记》及其译本
《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是清末文学家刘鹗的代表作，发表于1903 年，是中国历史上鲜见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东方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高度结合的文化经典。
1929年，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最先翻译了节译本《歌女》作为《老残游记》的第一部英译本问世，而后涌现出林语堂的二集《泰山尼姑》编译本(1936)，林疑今和葛德顺的初集《英译 老残游记》缩译本(1939)，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初集《颓废先生》节译本(1947/1948)，以及谢迪克的初集全译本《老残游记》(1952)，而汉学家谢迪克的这一译本，使这部晚清自传体小说真正进入英语世界读者的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此外，黄宗泰的二集《老残游记二集：第七至九回》节译本(1989)弥补了这部小说的英译缺憾，与上述英译本共同实现了《老残游记》初集和二集的英文全译。新世纪以来，耿智和萧立明推出了初集全译本《老残游记》(2017)是迄今为止最新的英译本。
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两个译本：汉学家哈罗德·谢迪克译本与杨宪益译本展开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一对比不仅揭示翻译策略与译者身份的互动关系，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辩证启示。
3.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概述
译者行为批评(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是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周领顺教授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在于系统探究译者行为对翻译结果的动态影响，突破传统语言学或文化学范式的局限，构建起“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2]。该理论以“译者行为”为研究对象，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强调译者不仅是语言转换的实践者，更是社会文化互动的主体。译者行为批评将译文的合理性置于“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之中[3]。其理论独创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行为科学视角揭示译者选择背后的社会性动因；二是通过“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建立翻译策略与传播效能的辩证关联，为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提供了方法论革新；即“翻译内”和“翻译外”两方面[4]。通过探究译者行为背后的意志和动因，发现译者的行为规律，对译文质量和社会效果做出客观的评价和反馈，构建翻译研究上的“中国学派”。由此为衡量译文，该理论构建了“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提出了译文文本的“求真度”、译文效果的“务实度”及译者行为的“合理度”三个概念[5]。“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作为描写评价译者行为的重要工具，也为译文提供了新的评价视角，常被用于翻译策略研究。
《老残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书写了中国文学外译史的可贵篇章[6]。这一过程中，翻译既面临新机遇，也遭遇质疑和挑战。而译者行为批评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致力于全面审视翻译过程中的内外因素，通过对译者的行为和译文质量进行双向评估，力求深入了解翻译、接受和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同时，还将系统地思考和批评译入翻译中的译者行为、译介模式和翻译方法等，以期推动《老残游记》的外译与传播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
4.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老残游记》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比分析
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Terms)指特定文化语境中承载独特历史、宗教、制度、习俗或哲学内涵的词汇，其语义与语用功能难以脱离源语文化系统独立存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既体现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地域特征，又体现了鲜明的文化特色[7]。《老残游记》以“游记”体例全景式呈现晚清社会的政治腐败、民生疾苦与思想激荡，其文化负载词具有叙事功能和文化符号功能。若忽略文化负载词的深层内涵，译本将沦为情节复述，丧失文本的社会批判性与哲学思辨性。本文依据尤金·奈达(Eugene Nida)的文化负载词分类体系，选取《老残游记》中文化负载词的典型案例，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运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提供的动态评估框架，对比分析杨宪益与哈罗德·谢迪克(Harold Shadick)的翻译行为与策略选择差异。力求在“求真”与“务实”基础上取得平衡，确保译文对海外读者具备高度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以精准传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4.1. 生态文化负载词
生态文化负载词是语言中承载特定生态环境知识、文化观念及实践经验的词汇，其内涵与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及文化传统紧密关联。
例1 源文本：只有中间挂着一幅中堂，只画了一个人，仿佛列子御风的形状，衣服冠带均被风吹起，笔力甚为遒劲，上题“大风张风”四字，也写的极好。(p. 17)
杨译文：In the middle there was a big scroll with a painting of a human figure, like someone moving in the wind, for the gown was billowing as if in a gale, The lines were excellently done, and on it was written in fine calligraphy “Mighty Wind”.
谢译文：In the middle hung a single scroll, a painting of a man who looked like Lieh Tzu riding the wind, his clothing, hat, and sash blowing in the gale, the brush strokes most powerful. Above was the name of the painter, “Chang Feng, styled Great Wind,” also excellently written.
杨宪益译本忽略“张风”的人名属性，将“大风”意译为“Mighty wind”，突出画作笔力的“遒劲”特征，直接传递力量感与自然意象。抹去“名–字”结构的中式命名传统，仅保留核心语义“大风”的宏大特征。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自然现象形容词替代文化专有项，确保阅读流畅性。但可能导致读者误判“大风张风”为自然现象描写，而非人物名称。这体现了杨宪益作为“社会人”，优先考虑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牺牲文化细节以增强文本可读性。谢迪克译本保留“张风”的音译“Chang Feng”，并通过“styled Great wind”明确标注“大风”为表字号，完整移植“名–字”结构。使用“styled”一词提示英语读者中国古代“字”的表德、尊称文化功能，谢迪克作为汉学家，通过音译+注释“styled”还原署名传统，构建跨文化认知桥梁。其翻译行为受西方汉学对文化真实性的学术要求驱动，倾向于通过异化策略保留源语文化特征，传递中式命名传统的社会意义，凸显中式艺术伦理的独特性。
4.2. 社会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含义只有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才是最明确的[8]。其内涵与特定社群的制度规范、行为模式、群体心理等紧密关联。这类词汇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社会文化的镜像与载体。
例2 源文本：“因为你已叫了两个姑娘，正好同他们说说情义话，或者打西个皮科儿，嘻笑嘻笑。我在这里不便：其实我也不是道学先生想吃冷猪肉的人，作甚么伪呢!”
杨译文：“Naturally it should be taken to your master’s room,” said Lao Can. “All right, all right,” said Mr. Huang, “don’t be a moralist. Give me your key.”
谢译文：“Since you had already called in two girls I thought you would want to fool and laugh with them, and that I would be in the way here. As a matter of fact I'm no Confucian moralist and I have no ambition to be an ‘eater of cold pork,’ so why should I pretend to be one!”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冷猪肉”常指祭祀后分食的祭品(胙肉)，象征参与祭祀、遵循礼制的行为，后衍生为“享受祭祀待遇”的隐喻，暗指对传统道德或礼教的尊崇。在跨语言沟通中，文化信息的不完整性往往源于目标语言使用者记忆中的图式信息缺失，导致这些图式无法得到有效激活。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寻找恰当的方式来传达原文中蕴含的深层文化意涵。在《老残游记》中，该词用于批判伪善者如表面守礼、实则牟利的官僚，具有反讽意味。杨宪益译本弱化“冷猪肉”的物质文化符号，将其抽象为道德概念“moralist”，强调行为背后的伦理属性。但将祭祀分胙的具体行为转化为抽象身份，可能消解原文对伪善者的批判力度。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道德批判话语替代文化专有项，语言简洁，契合西方道德哲学话语体系，增强可读性的同时也牺牲了文化深度。杨宪益作为本土译者，其策略服务于“文化精神外译”目标，选择以西方伦理概念重构批判意图，弱化文化隔阂，以务实为导向。 谢迪克译本保留“冷猪肉”的字面意象“eater of cold pork”，通过异化策略凸显祭祀文化的物质性。直译策略隐含“机械遵循礼制”的批判，倾向于保留源语符号以支撑深度研究，但需读者结合语境领悟反讽意图。而谢迪克作为汉学家，其读者群体大部分为同样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异域读者，具有一定文学素养，谢迪克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行为偏求真。
4.3. 语言文化负载词
语言文化负载词是特定语言中凝结文化内涵、历史经验及社会价值的词汇，其意义超越字面指称，与使用该语言的群体文化紧密绑定。
例3 源文本：至于出来的原故，并不是肥遁鸣高的意思：一则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不称揄扬，二则因这玉太尊声望太大，到底看看是个何等人物。(p. 38)
杨译文：“but I did not leave because I wanted to remain aloof. In the first place, I know well how slight is my talent and how su perficial my scholarship, and that I do not deserve so much praise;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district magistrate here has a great reputation, and I want to see what kind of person he is.
谢译文：As to my reason for leaving it is not that I seek to live in ‘lofty seclusion,’ claiming to be ‘high-minded.’ It is rather that I consider myself a man of insufficient ability and shallow knowledge—not worthy of praise; then too the reputation of this Prefect Yu is so great that I want to find out what sort of a man he really is.
“肥遁鸣高”源自《周易》“肥遁无不利”，指隐士以隐居自诩高洁，暗含儒道思想融合的隐逸自诩、超然物外的文化隐喻，同时隐含对世俗功名的批判性疏离。杨宪益译本将“肥遁鸣高”的复合文化意象(隐逸 + 自诩)简化为单一行为“remain aloof”，剥离了“遁世”的主动选择与“鸣高”的道德标榜。杨译本选择英语常用短语“remain aloof”，语言自然流畅，贴合目标语读者对“疏离态度”的认知框架，降低理解成本，但弱化了文化隐喻的丰富性。作为本土译者，杨宪益身处20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外译的实用主义语境，其翻译行为服务于“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急迫目标，选择以归化策略降低文化壁垒。译者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其务实成效显著，进一步凸显了译者作为社会个体在翻译过程中的独特视角和人文关怀。杨宪益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偏向务实端，以“传播优先”置换“文化保真”。谢译本将“肥遁”译为“lofty seclusion”(高远的隐居)，通过引号强调文化特异性；“seek to live in”还原“遁”的主动归隐意图。lofty含“崇高”与“傲慢”双重语义，“lofty”对应“鸣高”，既保留“自诩高洁”的隐含批判，又通过形容词选择传递反讽意味。通过异化策略构建文化认知桥梁。其直译加引号标注的方式，体现汉学家对文化异质性的学术尊重，并让读者更好理解句子的语义。作为西方汉学家，谢迪克以“文化中介者”角色强调学术精确性，顺应西方汉学的学术转向，为深度跨文化对话提供基础。因此，谢译本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中，达到了一个求真与务实巧妙的平衡点。
4.4. 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负载词是语言中直接指涉或关联特定文化中物质实体的词汇，其内涵与族群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物质实践及历史记忆紧密绑定。
例4 源文本：停了数分钟时，帘子里面出来一个姑娘，约有十六七岁，长长鸭蛋脸儿，梳了一个抓髻，戴了一副银耳环，穿了一件蓝布外褂儿，一条蓝布裤子，都是黑布镶滚的。
杨译文：She had an oval face and her hair was gathered in a knot on her neck; she was wearing silver ear-rings and a blue cloth tunic and trousers, both with a yellow border.
谢译文：After a pause of several minutes a girl came out from behind the curtains. She was about sixteen or seventeen years old with a long duck’s egg face, hair done into a knot, and silver earrings in her ears. She wore a blue cotton jacket and a pair of blue cotton trousers with black piping.
抓髻是中国传统女性发式，通常指将头发盘成结于头顶或脑后，常见于未婚少女或特定民俗群体，兼具实用性与文化象征意义，如象征年龄、身份或地域特征。杨宪益译本通过“on her neck”明确发髻位置，但与中国传统抓髻多盘于头顶或脑后的实际不符，存在文化细节误差。杨译本用“gather”(梳理、束起)强调盘发过程，传递动态感，但弱化了发髻作为固定发式的静态特征。杨宪益作为本土译者，试图通过具体化描述帮助西方读者建立视觉联想，但受限于跨文化认知差异，导致细节失真。谢迪克译本以“hair done into a knot”概括发式特征，省略具体位置，保留发髻的核心形态。谢迪克作为汉学家，倾向于以最小干预传递文本信息，避免过度解释可能导致的误读。通过直译保留发式的基本特征，平衡了基础信息与可读性，达到了求真与务实的平衡。
5. 结语
《老残游记》作为晚清社会文化的文学载体，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命题。杨宪益与哈罗德·谢迪克(Harold Shadick)的英译本，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框架下，呈现出互补性，折射译者身份与历史语境的复杂互动。
在对待求真与务实的权衡中，杨宪益明显倾向于务实，作为本土译者，其策略以“社会人”角色为主导，倾向于通过归化策略降低文化壁垒，优先服务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效度，致力于传达文化负载词背后的文化价值，采用了简洁明了的目标语，有选择性的省略文化负载词中的有些意向来优化读者的阅读体验，并且融入了个人的翻译风格使得译文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哈罗德·谢迪克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语言上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意向，确保翻译的求真度。然而作为一名身兼社会角色的译者，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原文文化内涵进行转化，让目标与读者更好的理解，做出了一些务实的调整，这些调整体现在作者在追求真实性与适应读者需求之间的微妙平衡。因此两人的译者行为合理度均较高。
《老残游记》的全球化传播，需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镜鉴，在文化自信与读者导向间寻求辩证统一，最终使刘鹗笔下的晚清社会图景与哲学思辨，成为世界文学对话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