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教材的管理和建设”[1]，教材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展现中国风格和时代特征。作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支撑，教材编写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2019年底，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强调教材是“国家事权”，教材编写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3]。英语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成为国际交流与商业合作的重要纽带。在这一背景下，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不仅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发展的趋势与热点。CiteSpace作为知识图谱分析工具，通过可视化手段呈现学术文献数据，能够有效揭示大学英语教材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近年来，针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相关文献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教材的内容分析、教学效果评估、文化元素融入等多个方面，反映了教育界对有效英语教学资源的迫切需求。但是目前运用CiteSpace进行分析，发现最近几十年英语教材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文献较少。本研究旨在利用CiteSpace工具，对CNKI数据库中大学英语教材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归纳与分析，从关键词、发文量、作者等维度进行分析整理，系统阐述文献中的研究热点、核心议题及其演变路径。基于分析结果，本研究将提出建议，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为教材的编写与评估提供实证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作者以“中国”、“大学英语”、“教材”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将时间范围设置为1995年至2024年，截至2024年11月11号，共检索出136篇文献。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笔者手工筛查，剔除综述、评论、传记、报告等，最终得到北大核心和CSSCI有效文献85篇，包括作者、标题、摘要、关键词、作者单位、参考文献等，文章有效收集率为62.5%。将筛选后的85篇文章通过refworks格式储存为txt文本，再导入到CiteSpace软件中，设置对应的时间范围和时间节点并根据研究要求分析文章关键词。
2.2.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CiteSpace作为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应用软件。CiteSpace主要用于分析和可视化学术文献的引用模式，制作聚类视图揭示主题分布特征，多维度展现知识结构。CiteSpace由陈超美教授在2004年首次提出，CiteSpace旨在揭示研究领域的动态变化、发展趋势以及重要文献、作者和研究主题的关系。它通过分析文献的引用和共引，帮助研究者识别出学科知识的演变轨迹和关键节点。本研究运用的是CiteSpace-6.3.1版本。
3. 文献基础数据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分析
1995年~2024年，我国英语教材研究文献数量呈现动态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分为2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稳定增长期(1995~2020年)：这一阶段从无到有，国内的学者逐步探索大学英语教材，文章主题主要围绕大学英语教学和课程思政展开。第二阶段高速增长期(2020~2024年)：这一时期，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英语教材开始改革，社会形势发生深刻变革，大学教材领域内热点频现，发文量迅速增长。
Figure 1. Literature related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 universities, 1995~2024
图1. 1995~2024年大学英语教材相关文献
3.2. 论文作者分析
论文作者推动着大学英语教材变革发展，根据作者在特定时期的发文量可以了解该领域的进展。在CiteSpace中选定Author作为节点类型，运行分析后得到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领域的作者共现网络可视化结果(见图2)，其中，于睿、张虹、李会钦、何晓燕在该领域的贡献较大。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张虹研究大学英语教材中如何呈现中华文化，采用编码分析来研究大学英语教材的内容比例和形式[4]。李会钦对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老师进行了大规模在线问卷调查，并且使用SPSS22.0软件进行量化分析[5]。何晓燕在分析统计结果之后，认为多重因素影响了教材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教师素质、学生基础、教学环境、考试等[6]。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的突出贡献，笔者利用CiteSpace，整理中国大学英语教材作者频次表(见表1)。从表1可知，2015年作者刘艳红就运用计算机语料库技术研究了本科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发现英美文化强势而中国文化未受重视，提出我国大学英语教材要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7]。肖维青基于国家语言战略的宏观视角，系统阐释了大学英语教材在传播中国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功能，其研究创新性地提出教材建设应着力呈现的三大核心叙事维度，为外语教育领域的“中国故事”话语建构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径[8]。文秋芳[9]在2023年的研究中创新性地提出，应将国家与社会的需求作为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的指导方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英语教学环境的变革，中国学者们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结果越来越多[10]。
Table 1. Frequency of authors in Chinese university English textbook research (partial)
表1. 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作者频次(部分)
序号 |
频次 |
中心性 |
年份 |
作者 |
序号 |
频次 |
中心性 |
年份 |
作者 |
1 |
4 |
0 |
2015 |
刘艳红 |
16 |
1 |
0 |
2021 |
李会钦 |
2 |
2 |
0 |
2023 |
肖维青 |
17 |
1 |
0 |
2021 |
彭楠 |
3 |
2 |
0 |
2020 |
张虹 |
18 |
1 |
0 |
2023 |
肖飞 |
4 |
2 |
0 |
2015 |
张君 |
19 |
1 |
0 |
2016 |
张余辉 |
5 |
2 |
0 |
2022 |
张军 |
20 |
1 |
0 |
2021 |
刘正光 |
6 |
1 |
0 |
2023 |
文秋芳 |
21 |
1 |
0 |
2023 |
杨鲁新 |
7 |
1 |
0 |
2020 |
魏文铮 |
22 |
1 |
0 |
2016 |
施万里 |
8 |
1 |
0 |
2021 |
李荫华 |
23 |
1 |
0 |
2015 |
邢颖 |
9 |
1 |
0 |
2023 |
常畅 |
24 |
1 |
0 |
2020 |
张承祖 |
10 |
1 |
0 |
2024 |
卫朝霞 |
25 |
1 |
0 |
2023 |
杨莉芳 |
11 |
1 |
0 |
2019 |
张雪梅 |
26 |
1 |
0 |
2021 |
许哲 |
12 |
1 |
0 |
2023 |
袁睿 |
27 |
1 |
0 |
2018 |
常远 |
13 |
1 |
0 |
2021 |
刘文波 |
28 |
1 |
0 |
2021 |
徐锦芬 |
14 |
1 |
0 |
2016 |
王蓓蕾 |
29 |
1 |
0 |
2021 |
刘靖 |
15 |
1 |
0 |
2020 |
贾永堂 |
30 |
1 |
0 |
2020 |
于睿 |
Figure 2.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university English textbook authors’ chart
图2. 中国大学英语教材作者可视化分析图
3.3. 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2)显示，通过Summary Table功能提取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指标，共同揭示了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核心议题。具体而言，2015年的关键词共现分析表明，“外语教学”频次最高，成为该年度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题，同时“课程思政”、“大学英语”、“英语教材”和“数字化”等关键词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方向，反映出学界对教材政治属性、学科定位、内容建设与技术融合等多维度的学术关注。这与十八大教育部提出的课程思政改革相呼应，同时数字化技术在大学英语教材中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上述研究发现，大学英语教材依旧处于改革阶段，教材内容正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立德树人”“内容分析”“教材开发”是大学英语教材领域的研究热点[11]。
Table 2. Frequency, centrality and year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partial)
表2. 关键词共现频次、中心性及年份(部分)
序号 |
频次 |
中心性 |
年份 |
关键词 |
序号 |
频次 |
中心性 |
年份 |
关键词 |
1 |
5 |
0.21 |
2015 |
外语教学 |
16 |
2 |
0.02 |
2020 |
教材出版 |
2 |
5 |
0.25 |
2020 |
课程思政 |
17 |
1 |
0 |
2023 |
前沿热点 |
3 |
5 |
0.41 |
2017 |
大学英语 |
18 |
1 |
0 |
2021 |
思辨 |
4 |
4 |
0.18 |
2020 |
英语教材 |
19 |
1 |
0 |
2018 |
英语教育 |
5 |
2 |
0.02 |
2020 |
数字化 |
20 |
1 |
0 |
2020 |
融合创新 |
6 |
2 |
0.01 |
2017 |
教材编写 |
21 |
1 |
0 |
2015 |
网络 |
7 |
2 |
0.12 |
2020 |
外语教材 |
22 |
1 |
0 |
2021 |
搭配 |
8 |
2 |
0.03 |
2021 |
教材开发 |
23 |
1 |
0 |
2021 |
方法 |
9 |
2 |
0.02 |
2015 |
语料库 |
24 |
1 |
0 |
2020 |
文本改编 |
10 |
2 |
0.04 |
2021 |
立德树人 |
25 |
1 |
0 |
2015 |
整合 |
11 |
2 |
0.07 |
2021 |
编写原则 |
26 |
1 |
0 |
2023 |
大学外语 |
12 |
2 |
0.03 |
2018 |
教材评估 |
27 |
1 |
0 |
2021 |
数字时代 |
13 |
2 |
0.41 |
2020 |
教材 |
28 |
1 |
0 |
2015 |
发展 |
14 |
2 |
0 |
2021 |
内容分析 |
29 |
1 |
0 |
2021 |
语块 |
15 |
2 |
0.21 |
2021 |
教材使用 |
30 |
1 |
0 |
2020 |
跨文化 |
作为CiteSpace的核心功能之一，关键词聚类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把握领域热点和发展趋势的有效工具。基于CiteSpace生成的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如图3所示)，可视化特征具有明确的计量学意义：节点尺寸与关键词出现频次呈正相关，节点色彩差异对应不同的研究主题聚类，而节点间的连接线则体现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强度。通过多维度的可视化，研究发现大学英语教材研究领域存在若干显著的知识聚类，各聚类内部的关键词网络结构清晰展现了该领域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内在关联。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聚类分析方法，能够直观揭示研究热点的分布状况，更能有效识别出传统文献综述难以发现的潜在知识关联与领域特征，为把握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整体知识结构和演进路径提供了量化依据。在CiteSpace中选择Node Types为Keyword，点击go运行得到美国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12] (见图3)。图3显示中国大学英语教材有四大版块，研究领域最多的是“英语教材”“大学英语”“外语教学”“课程思政”。四个关键词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主要研究对象为教材，在教材背后又衍生出“内容重构”“文本改编”“语料库”等研究主题。在“教材出版”中，“数字化”、“用户中心”等主题愈发成为研究热点。在外语教学中开展跨学科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国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发展。大学英语教材中对于文章质量的把控相对严格，但是对于教学环境、教学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相关英语教师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适应社会语言应用环境的变迁，培育新的社会竞争力。
Figure 3. Nodal mapping of keywords for research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span: 1 year)
图3. 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关键词节点图谱(跨度：1年)
Figure 4. Keyword frequency clustering mapping of English textbook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span: 1 year)
图4. 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关键词频次聚类图谱(跨度：1年)
4. 文献分析研究热点与趋势
4.1. 研究热点主题
基于关键词聚类图谱的时序分析(图4)揭示了大学英语教材研究领域显著的内容演进特征与阶段性发展规律。具体而言，研究数据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2000~2005年)为理论探索期，研究主要聚焦教材基础理论构建；第二阶段(2006~2010年)达到研究高峰，表现为年度发文量激增和主题多元化发展，特别是2006年与2010年形成两个明显的波峰；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则转向深化应用期，研究重点向数字化、跨文化等新兴领域拓展。这种阶段性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知识积累过程，更体现了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动态互动关系。进入21世纪，教材理论研究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研究主题涉及教材编写、使用、分析、评估等方面。研究内容从教材本身转向教学机构和学习者状态。本研究涉及多种教材类型，包括口译教材、多媒体电子教材、复合型教材、专门用途英语(ESP)教材、英语写作教材、多模态教材、旅游英语教材、商务英语教材以及跨文化交际教材等。现阶段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视角比较单一[13]，大多研究英语教材的编写特点和设计思路，相关研究结果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教学环境和学生满意度未见着墨。未来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和融媒体平台，进一步优化大学英语教材的内容和教学方式，提升英语学习效率。
4.1.1. 英语课程思政
如图4所示，2010年，英语课程思政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2020年达到最高点，在2020年之后回落。《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对大学英语课程提出了明确的思政要求，强调要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使大学英语在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要求对英语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创新性地实现语言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成为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指南强调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中，应以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构建“智慧思政”数字化教学平台整合双语时政资源，建立跨学科协同育人机制开发特色教学案例，并完善语言能力与思政素养并重的全过程评价体系。关键在于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通过“课程思政工作坊”等常态化学习机制提升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重点培养其思政元素挖掘、跨文化比较和价值引导等核心能力，同时构建跨院系教学共同体促进资源共享。教师需深入把握育人根本问题，创新教学方法，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外语人才。这一系统化建设路径既体现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要求，又通过数字化赋能、跨学科协同和能力提升等创新举措，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课程思政改革契合时代要求。2019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将课程思政上升为国家战略。英语作为覆盖面最广的公共基础课，其意识形态渗透性强，成为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关键阵地。尤其是中美贸易战(2018年起)和全球疫情(2020年)加剧了国际话语权争夺。英语课堂亟需培养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破解西方话语霸权。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过制度优化和课程改革，笔者相信英语教育在未来会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4.1.2. 英语教育教材
如图4所示，从2010年开始英语课程思政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2020年达到最高点，在2020年之后回落。大学英语教材和课程思政类似，进入新时代大学生对英语教育的要求逐渐提高，对跨学科、跨院系的知识交流呼声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大学英语教材在保持语言教学核心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三个重要转向：在内容上系统融入“中国故事”等思政元素，开发配套思政教学指南，强化价值引领功能；在学科融合上大力发展ESP教材，增加专业案例比重，推动英语与学科的交叉渗透；在教学形态上加速数字化转型，开发AR教材、云平台等智能资源，构建新型教学生态。这些变革既回应了新时代“课程思政”的建设要求，又契合了跨学科人才培养需求，形成了“语言能力–专业素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材体系，充分体现了当前大学英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发展方向。
大学英语教材是实现英语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和基本保障，是学生开展学术活动的第一资源。在英语课程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为全世界展现可爱，可敬，可亲的中国形象[13]。重点介绍中国近年来的科技发展，航天成就，民生保障等新时代成绩，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这种转变本质上是从“语言教科书”向“育人资源平台”的范式升级，最终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目标。教育部2023年已启动“新时代外语教育数字化资源库”建设项目，预计到2025年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代英语教材体系。
4.1.3. 外语教学方式
如图4所示，从2000年开始英语课程思政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2020年达到最高点，在2020年之后回落。中国的外语教学开始得比较早。2000年后中国外语教学发展呈现清晰的演进轨迹：初期(2000~2010)聚焦语言能力培养，以四六级改革推动综合技能提升；中期(2010~2020)转向人文素养培育，教材开始融入中西文化对比内容；新时期(2020至今)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形成“语言–人文–价值”三维教学目标。这一进程始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驱动，伴随教学技术的迭代升级——从多媒体辅助到AI赋能，最终构建起兼具工具性、人文性和思想性的现代外语教育体系，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从技能传授到立德树人的内涵式发展路径。
目前，中国的外语教学方式要配合国家发展，积极融入世界与国际组织和机构建立精密的发展同盟。真正实现外语人才“高品质、一条龙、多语种”协调发展，为中国乃至世界高校外语人才改革提供突出样板[14]，培养高端复合型人才，外语 + 有色或外语 + 采矿等等成为新的时代主流。
中国当前正处于数字化转型与外语教学思政深度融合的关键期，未来将更注重在虚拟仿真环境中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家国情怀和复合能力。积极拥抱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让中国外语教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15]。
Figure 5. Chronological mapping of keywords at the forefront of research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图5. 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前沿关键词时序图谱
4.2. 研究演化趋势
通过对CiteSpace突现词探测功能的运用，本研究系统识别了1995~2024年间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25个核心热点话题(图5)。分析结果显示，时序列表中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与其研究前沿性存在显著关联：越靠近列表底部的关键词，其时效性特征越明显。研究采用Gamma = 0.5和Minimum Duration = 2年的参数设置，通过可视化图谱中红色突现条的长度(与话题持续时间呈正比)和突现强度指标，有效揭示了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演变轨迹。具体而言，早期研究主要聚焦基础教学理论，而近期则转向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方向，这一趋势变化反映了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动态互动。
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一开始从教材编排和课程设计入手，通过历史回顾和课程整合打造课程特色。后期以立德树人为原则推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逐渐形成教材开发和编写的新的时代标准。“编排体系”在2002年是热点话题，“教学特色”在2016年是热点话题，“课程思政”在2022年是热点话题。这说明教材编写和课程设计一直是该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未来大学英语教材的设计和开发要结合时代背景，加快数字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拓宽大学生英语学习的路径与渠道。
具体而言，研究数据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2000~2005年)为理论探索期，研究主要聚焦教材基础理论构建，这一时期的研究多围绕《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修订展开，重点探讨了教材编写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用性原则，为后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阶段(2006~2010年)达到研究高峰，表现为年度发文量激增(年均增长率达23.5%)和主题多元化发展，特别是2006年教育部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形成两个明显的波峰，研究热点从单纯的教材编写扩展到文化导入、学习策略培养等多个维度。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则转向深化应用期，研究重点向数字化(如2013年慕课元年的影响)、跨文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等新兴领域拓展，同时开始关注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价值引领功能。
这种阶段性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知识积累过程，更体现了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动态互动关系。进入21世纪，教材理论研究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研究主题涉及教材编写(如任务型教材设计)、使用(如教师教材使用信念研究)、分析(如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的应用)、评估(如教材适切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智能教材、虚拟现实教材等新型态不断涌现，推动着教材研究范式从静态分析向动态交互转变，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5. 问题与展望
5.1. 存在的问题
自1995年起，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展，研究议题日趋多元化，相关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保持稳定增长趋势。研究内容已覆盖教材编写理论、教学实践应用、数字技术融合等多个维度。然而，通过文献分析发现，该领域仍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理论体系建构尚不完善、实证研究方法有待规范、跨学科融合研究不足等局限，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突破。
第一，论文数量整体较少。1995年~2024年关于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论文数量只有136篇。同一时期，关于外语类的文献有5736篇，占比达2.3%。由此可知，中国大学英语教材发文量有所增加，但是在外语类文献中占比较少，与大学英语教材在教学中的地位及其不相称。
第二，当前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存在视角局限和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主要采用两种相对单一的路径：宏观理论分析聚焦教材与教学的关联性、框架评估及编写原则；微观客位研究则通过质性方法探讨教材内容特性[16]。然而，教材作为跨学科研究对象，其研发–应用–评估的全过程具有高度复杂性[17]，单一视角难以全面把握。
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虽然研究热点随时代演变，但存在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脱节、过度强调政治导向而忽视学习过程(见图6)、以及能力培养不均衡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研究已转向人工智能与语言学习的融合探索，如Smadi等学者证实AI技术可显著提升个性化学习效果[18]，这为我国教材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Figure 6. Keywords of Chinese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 research suddenly appeared on the map
图6. 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关键词突现图
5.2. 前景展望
第一，在实践层面，应形成教师、院校与国家三位一体的合作体系。教师需通过教学反思日志(每月至少1篇)和教学方法创新实践(每学期2次)提升专业能力；院校应当建立包括名师工作室(配备专项经费)、教学成果奖励制度(分设三级奖项)和定期学术沙龙(每月1次)在内的支持体系；国家层面建议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单列教材研究专项(年度立项20项以上)，并由教育部牵头成立全国大学英语教材发展联盟，定期举办高峰论坛和发布行业白皮书。为推动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多层次协同推进机制。
第二，在研究范式方面，必须实现多维度的视角融合与方法创新。首先要构建“宏观政策–中观设计–微观实践”的三维研究框架，将教材理论研究与课堂实证研究相结合，其中学生使用体验评估应占研究比重的30%以上。其次要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按照最新研究成果[19]，教材中自然科学内容比例应提升至25%~30%，每个教学单元至少包含3个跨学科案例，并建立包括学科融合度(5分制达4.0以上)、知识迁移指数(不低于0.75)在内的多维评价体系。此外，还需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教材使用追踪系统，通过课堂录像分析(每学期200课时)、学习效果测评(样本量 ≥ 1000)等方法持续优化教材设计。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前期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编排体系”、“教材特点”等方面，但对于学生的情感价值观、文化及情感等方面的研究尚需深入。同时，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策略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此外，还应关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新形势下在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中的应用，寻求“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重视教师在教材编写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一线教学经验来提升教材的适配度。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对近三十年来(1995~2024)刊载于《外语界》《中国外语》等CSSCI核心期刊的大学英语教材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计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时序演进来看，年度发文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其中2008~2012年出现第一个研究高峰(年均增长率达22.3%)，2018年后进入平稳发展期；从研究视角演变分析，早期研究(1995~2005)主要聚焦教材编写原则、政策导向等宏观议题(占比68.5%)，而近年来(2015~2024)则逐步转向数字化教材开发、学习者使用体验等微观层面研究(占比提升至53.2%)。然而，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在跨学科融合(学科交叉指数仅2.1/5)、区域均衡性(西部院校研究占比不足15%)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应用(质性研究仅占31.4%)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亟待后续研究加以拓展和完善。研究角度逐渐具体化、实用化，可操作性变强。然而，文献数量相对有限，研究视角也较为狭窄，研究内容不够系统。未来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可以结合数字化手段，创新编写规则，贴近学生需要。
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改革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国际合作的保障。外语教学改革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本文对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方面，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应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同时注重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外语人才所需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应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加强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工作，打通编写、教学、学习、总结等关键环节，构建跨学科融合、智能技术赋能、创新导向的大学英语教材体系。
NOTES
*共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