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的新时代背景下，跨境文旅融合作为连接城乡要素流动与文化互鉴的创新纽带，正深刻重构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与价值内涵。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进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破解，乡村旅游已突破单一观光功能，演进为承载文化传承、生态保育与社会治理的复合载体。跨境文旅融合通过资源互通、产业互嵌与价值共创，不仅为乡村经济增收开辟新渠道，更在文化认同重构、社区参与激活等方面展现出独特潜力。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文旅产业经济效益，对跨境情境下文旅融合与村民幸福指数的协同机制尚缺乏系统探究。本研究通过解构跨境文旅要素与乡村幸福系统的耦合关系，旨在揭示文化资本转化、社会网络重构与生态福祉增进的多元路径，既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新视角，又能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实践参考，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构建包容性增长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跨境文旅融合
跨境文旅融合是指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张力中，通过制度创新、要素重组与技术赋能，实现跨国家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多维嵌合与价值共创过程。其本质特征体现为“三跨协同”：跨地域文化符号的互译重构，超越简单文化移植，通过创意转化形成具有在地认同的国际文化产品[1]；跨产业价值链的弹性耦合，以文旅消费为触媒激活农业、手工艺、数字内容等关联产业的模块化重组；跨主体治理网络的动态调适，构建政府、企业、社区、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弹性协商机制。相较于传统国际旅游的客源单向流动模式，跨境文旅融合更强调双向文化解码与共生型业态培育，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形成“文化体验–产品开发–品牌传播”的闭环生态系统，既需破解文化折扣效应与制度壁垒的双重约束，又需平衡流量经济与文化本真性保护的辩证关系，最终通过文化资本的跨国再生产与旅游消费的场景革命，推动形成具有文化韧性、经济包容性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新型区域发展范式[2] [3]。
跨境文旅融合的实践维度呈现出“流动性”与“在地性”的动态博弈特征，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叙事的跨国嫁接与旅游消费的空间生产，重构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身份认同。在文化解码层面，它要求超越表层符号的简单挪用，转而通过“原型提取–语境转译–情感共鸣”的三阶转化机制，将异域文化元素嵌入本土生活肌理，例如将东南亚禅修文化转化为乡村康养旅居产品时，既保留冥想疗愈的精神内核，又嫁接中医养生等在地知识体系；在产业运营层面，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嵌套”与“地方生产网络重塑”的交互作用，国际文旅品牌的标准化服务流程需适配乡村社区的弹性生产传统，如跨国民宿连锁品牌与本土农舍改造的工艺融合[4]；而在治理创新维度，则催生出“超国家”尺度的协作框架，跨境生态补偿机制、文化遗产联合申报等制度设计，正在突破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这种融合模式不仅重新定义了文化资源的产权形态——从封闭的地域专属资产转变为可共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更通过游客凝视与居民主体性的双向建构，推动乡村从“被观看的客体”升维为“文化对话的主体”，最终在跨文化实践中培育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新型乡村文明形态。
2.2.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国家战略，其内涵是以系统性思维重构乡村发展范式，通过要素重组、制度创新与主体激活，推动乡村实现经济、生态、文化、治理与民生的多维振兴。区别于传统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单向度输出模式，乡村振兴强调在保留乡村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城乡融合为基底，通过产业生态化转型、文化资本转化、数字技术赋能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具有内生动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乡村共同体[5]。其核心维度包含：产业振兴以延伸农业价值链为导向培育新业态，生态振兴聚焦人居环境改善与低碳循环体系建设，文化振兴通过乡土记忆重构与现代性转化实现精神共富，组织振兴依托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激发治理效能，人才振兴借力政策牵引与价值重塑吸引要素回流。这一概念既体现着对传统农耕文明价值的再发现，又承载着破解“三农”问题的现代性方案，本质上是通过制度供给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创新，推动乡村从“被动输血”向“自主造血”转型的复杂社会工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逻辑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与要素整合构建“乡村性再生产”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动态平衡。其价值内核包含三个辩证统一：在空间维度上，既要维护乡村作为生态屏障与文化遗产地的原生特质，又要通过数字基建与智慧服务植入现代生活功能；在主体维度上，既需保障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核心地位，又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跨界创客群体的协同创新网络[6]；在文化维度上，既要激活宗族伦理、乡土技艺等传统治理资源，又要构建开放包容的跨文化对话机制以抵御同质化风险。这种战略设计突破了“城市中心主义”发展范式，转而强调乡村作为独立价值单元的自主性发展权，通过重构城乡要素交换的定价机制与流通渠道，使乡村不仅能承接城市消费升级的外溢需求，更能以文化IP、生态产品等新型供给重塑城乡关系。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并非单纯追求经济指标趋近城市，而是构建具有差异互补性、功能共生性的城乡命运共同体，在生态文明范式下探索人类聚居形态的多元可能。
3. 跨境文旅融合视阈下乡村发展现状
3.1. 发展特点
跨境文旅融合视阈下的乡村发展呈现出“全球在地化”的复合特征，其本质是在流动性加剧的全球化语境中，通过文化资本、技术要素与治理模式的跨境重组，重构乡村空间的价值生产逻辑。这一进程催生出四大典型特征[7]：
其一，文化符号的转译性生产打破“中心–边缘”结构，乡村从文化消费的客体升维为叙事主体。非遗活化、民俗节庆IP化等实践通过“在地文化原型提取–国际审美编码–数字传播裂变”的转化链条，使傩戏面具、梯田耕作等传统元素转化为元宇宙虚拟展演、沉浸式剧本游等新型文旅产品，在跨境传播中形成“越本土越国际”的悖论效应，如贵州苗绣与意大利奢侈品牌的联名设计，既实现工艺价值百倍增值，又重构了村民的文化自信。
其二，产业形态呈现“弹性嵌套”的组织创新，跨境要素流动倒逼乡村生产网络升级。数字文旅平台将乡村民宿、手工作坊接入Airbnb、Etsy等全球分销系统，促使生产方式从家庭作坊式向“云端接单 + 在地制造”的柔性供应链转型，云南普洱茶庄园通过区块链溯源技术对接欧盟市场，在传统制茶工艺中嵌套国际质量认证体系，形成“工艺守界”与“标准越界”的辩证统一[8]。
其三，治理结构经历“多尺度重构”，跨境文旅项目推动乡村嵌入地方治理网络。中俄边境旅游试验区实行的“一码通关”政策，使乡村社区同时接受国际旅游组织标准、国家生态红线与地方村规民约的三重规制，催生出“社区环境陪审团”“跨境文化遗产联合管委会”等混合治理主体，治理权威从单一的行政主导转向“政府–企业–村民–国际NGO”的协商共治。
其四，社会关系面临“流动的现代性”冲击，跨境文旅带来的文化碰撞重塑乡村共同体边界。巴伐利亚风情小镇与浙江莫干山的民宿聚落对比显示，国际游客的持续涌入既培育出多语种服务合作社等新型社会组织，也导致传统宗族关系的工具化转向，村民在抖音上表演改良版山歌时，不得不平衡文化本真性与流量算法偏好间的张力。这些特征共同指向乡村发展的根本性变革：跨境文旅融合不再局限于经济增收工具，而是演变为重构乡村文明形态的催化剂，在“文化解码–技术赋能–制度调适”的螺旋演进中，乡村正从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区域”转型为文明互鉴的“创新实验室”，但这种转型也暗含文化异化、利益分配失衡等风险，亟待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跨境红利与地方主体性的动态平衡。
3.2. 问题分析
跨境文旅融合视阈下的乡村发展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碰撞中，暴露出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其问题可归结为文化、产业、治理与伦理四重维度的结构性冲突。
第一，文化符号的异化与主体性危机。跨境资本主导的文化转译机制往往陷入异化陷阱，导致乡村文化主体性被消解。以贵州苗绣国际化为例，欧洲奢侈品牌通过“纹样采风–设计重构–全球营销”的产业链条，将传统刺绣符号剥离原生文化语境，转化为时尚单品中的装饰元素。村民虽获得订单收益，却丧失对文化解释权与定价权的掌控——苗绣纹样蕴含的祖先崇拜、族群迁徙等集体记忆被简化为视觉代码，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谁在定义传统”的权力博弈愈发凸显[9]。更严重的是，跨境文旅项目催生的“表演性文化”扭曲了乡土社会的意义网络，如湘西巫傩仪式被改造为沉浸式剧场后，其神圣性让位于游客猎奇需求，年轻一代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逐渐从“生活实践”退化为“商业剧本”。
第二，产业嵌套中的依附性发展困境。跨境文旅产业链的“微笑曲线”两端被国际企业垄断，乡村陷入低端锁定困局。云南普洱茶庄园对接欧盟市场的案例显示，为满足跨境认证标准，茶园被迫放弃传统的“林茶共生”种植模式，转而采用单一化有机种植技术。标准化生产虽提升出口效率，却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且村民仅能获得初加工环节的附加值。这种“工艺守界”与“标准越界”的悖论，折射出全球价值链中乡村产业升级的结构性障碍：数字平台虽将手工艺品纳入Etsy等国际电商网络，但算法推荐机制迫使生产者迎合西方审美偏好，导致传统工艺的在地创新空间被压缩。
第三，治理体系的多尺度冲突。跨境文旅的流动性特征与地方治理的属地原则产生剧烈摩擦。中俄边境乡村旅游试验区推行“一码通关”政策时，电子签证系统与村集体土地权属登记制度发生技术性冲突——游客跨境流动的数字化管理要求，暴露出乡村地籍数据标准化程度不足的短板。更深层矛盾在于治理权责的错配：跨境生态补偿项目要求村民承担大部分的环保成本，而碳汇交易的收益却由国际机构主导分配。此外，跨国NGO推动的“社区环境陪审团”制度，与村委会基于宗族网络的传统权威形成管辖权竞争，导致生态保护政策执行效率下降[10]。
第四，流量经济下的文化伦理失序。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正在重塑乡村文化生产机制。浙江莫干山民宿业主为迎合TikTok流量规则，将夯土建筑改造为“ins风”打卡点，传统山歌被切割为15秒的“洗脑神曲”，文化本真性让位于数据变现需求。这种“算法暴政”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代际文化传承断裂，掌握流量密码的年轻村民与坚守传统的老匠人形成价值对立；二是文化创新陷入“异托邦”困境，跨境游客对乡村的“想象性消费”需求，倒逼文化符号不断异化，最终形成“伪在地性”的景观泡沫。
第五，利益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跨境文旅创造的财富未能实现普惠共享。跨国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垄断攫取收益，而承担环境成本与文化风险的乡村社区仅获小部分的分成。更严峻的是，东南亚医疗旅游热潮导致海南乡村中药资源年损耗率上升，但跨境生态补偿机制尚未覆盖生物多样性损失。这种“成本在地化、收益全球化”的分配模式，实质是全球化进程中乡村被迫承受的“制度性剥削”。
4. 跨境文旅融合视阈下乡村幸福指数提升路径
4.1. 文化资本转化：构建主体性参与的价值共创机制
破解文化异化困境的核心在于重构村民在跨境文旅中的文化话语权。首先，需建立“在地文化产权制度”，通过区块链技术对非遗技艺、传统知识进行数字确权，明确村民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收益分成比例。例如，贵州苗绣可依托智能合约实现纹样使用权的跨境交易，村民通过数字钱包实时获取国际品牌合作中的版权收益[11]。其次，培育“文化转译共同体”，联合国际设计师、本土手工艺人与人类学家组建跨界工作坊，以“原型提取–语境转译–情感共鸣”的三阶转化法重构文化符号。如浙江龙泉青瓷与丹麦皇室品牌的合作中，宋代极简美学与北欧设计语言通过共研模式融合，既保留“雨过天青”的东方意境，又契合现代生活美学需求，使村民从文化生产者升级为价值共创者，增强文化自信与获得感。
4.2. 产业生态重构：打造弹性嵌套的全球—地方生产网络
突破产业依附性陷阱需重构跨境文旅价值链分配逻辑。一方面，通过“模块化分工”提升乡村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势：将传统工艺拆解为设计、制造、营销等标准化模块，村民依托数字平台自主选择参与环节。云南普洱茶庄园可建立“种植–加工–认证–跨境营销”的分布式协作网络，茶农通过区块链溯源系统直接对接欧盟消费者，溢价收益占比提升[12]。另一方面，发展“反向创新”模式，以乡村智慧反哺全球市场。福建土楼建筑技艺经适应性改良后，输出为东南亚海滨度假村的生态营造方案，传统夯土技术以专利授权形式参与国际价值链高端分工，实现从“标准接受者”到“技术输出者”的角色跃迁。
4.3. 治理协同创新：建立多尺度嵌套的弹性治理框架
化解治理冲突需构建“超国家–国家–地方”协同的复合治理体系。在跨境生态补偿领域，可试点“碳汇–文化”双要素交易机制：将梯田景观的碳封存能力与哈尼族生态智慧打包为“生态文化包”，通过国际碳交易市场实现价值转化，收益的大部分直接注入村集体福利基金。针对管辖权争议，可创新“双轨制”治理架构：成立由跨国NGO、村委会、文旅企业组成的“混合治理委员会”，日常运营遵循村规民约，跨境事务则启用国际仲裁规则[13] [14]。例如，中俄边境乡村旅游区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同步对接两国土地管理数据库，在确保主权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游客动线智能优化，使治理效率提升。
4.4. 技术伦理重构：以人本导向平衡算法赋能与文化本真
抵御“算法暴政”需重塑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一是开发“文化守护算法”，在短视频平台嵌入非遗传承评估模型，对山歌改编、手工艺展示等内容进行本真性评分，流量推荐权重向文化完整性高的作品倾斜。二是构建“数字包容基础设施”，在乡村建设文旅数字实验室，通过VR/AR技术复原传统仪式场景，老年村民可借助语音交互系统参与跨境文化解说，打破数字鸿沟。例如，湘西巫傩文化通过元宇宙空间实现跨境展演，村民以虚拟化身主持仪式，游客通过NFT门票获得文化体验权，收益用于非遗传承人培养，形成技术赋能与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
4.5. 利益共享升级：构建跨境负外部性的对冲机制
破解分配失衡需创新“风险–收益”再平衡制度。首先，设立跨境文旅社会责任基金，要求跨国企业将部分利润投入乡村韧性建设，用于生态修复、文化保育与技能培训。其次，推行“社区优先股”制度，村民以土地、文化资源入股跨境文旅项目，享受股权收益与决策参与权[15]。例如，海南槟榔谷黎族文化旅游区通过“资源折股 + 保底分红”模式，村民年均收入增加，且对过度开发项目享有一票否决权。最后，建立跨境环境责任保险，由国际机构、地方政府与旅游企业共担生态风险，确保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5. 总结
通过解构跨境文旅融合与乡村幸福指数的内在关联机制，揭示了全球化浪潮下乡村发展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跨境要素流动通过文化资本转化、技术赋能与治理创新重塑乡村价值生产体系，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文化异化、产业依附与治理冲突等风险挑战凸显地方主体性守护的紧迫性。研究创新性提出“文化产权–产业生态–治理协同”三维协同框架，指出乡村幸福指数提升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区块链确权构建文化收益共享机制，以模块化分工重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多尺度治理耦合，并在算法设计中嵌入文化本真性保护伦理。实践路径表明，只有当村民从“文化持有者”升维为“价值共创者”、乡村产业从“标准接受者”转型为“技术输出者”、治理体系从“属地管控”演进为“弹性协商”时，才能在跨境文旅融合中实现经济增益、文化认同与生态福祉的协同增效。该研究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跨境融合场景下的理论范式，其构建的“数字确权 + 反向创新 + 混合治理”工具体系，更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兼顾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包容性增长的中国方案。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云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资助(编号：20244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