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性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始终的关切，批判理论是其试图诊治现代社会的方案。20世纪40年代，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手持诊断说明《启蒙辩证法》，向人们宣告一种具有精致合理化外表的新野蛮主义已经出现，并将剖析症结所用的手术刀对准“启蒙”。在这里，我们从“启蒙”的逻辑出发，逐步走向对“启蒙”的批判，由此展现两位学者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我们相信，当现代性建构处于进行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资源还将持续发挥效应。
Abstract: The issue of modernity has remained a central concern for the Frankfurt School, with Critical Theory serving as their proposed remedy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modern society. In the 1940s, 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utilizing their key theoretical tool of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roclaimed to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barbarism cloaked in the guise of refined rationality and directed their analytical scalpel toward “Enlightenment” itself. In this thesis, beginning with the logic of “Enlightenment”, we progressively move toward its critique, thereby revealing the methodology through which these two scholars dissected the dilemmas of modernity. We maintain that as long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remains an ongoing project,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exert their critical influence.
1. 引言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深刻剖析启蒙与神话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透视了现代文明下个体的生存境遇，最终揭示了启蒙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不容忽视的关联，这一系列探讨旨在从根本上解剖以启蒙精神为核心构筑的现代性及其文明形态。
2. 启蒙与神话的同构
关于启蒙，霍克海默首先指出它的原初意蕴：“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袪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1]: p. 1)启蒙一方面对神圣、崇高、宏大叙事提出了怀疑，另一方面追求现代的、稳定的科学性。而作为启蒙的反面，传统的、神秘的东西就是现代世界所力求摒弃的，其中最为典型就是神话。但接着，霍克海默却提出“启蒙就是神话”。关于这一点，霍克海默力图说明的是，“神话与启蒙的并置中，二者不再在历史长河(历时态)中有着清晰的分界线，也不再是彼此针锋相对的对立面，而是在一种共时态中展现出对立与同一的悖反”[2]。这种同一表现在启蒙与神话的同构。
启蒙和神话的同构性在于“摆脱恐惧”。恐惧是自我在面对强大的异在他者时产生的情感。为了战胜这种恐惧，自我把“把所有异在他者概念化、理性化，把世界视为具有严格必然秩序的世界”[3]，如此，自我就能够对异在他者做出支配和规定，进而对其神秘力量祛魅。神话与启蒙的兴起类似，都是受不安全感困扰的人类对抗恐惧的方式。它是人类面对强大自然与未知神秘力量时，内心恐惧的一种映射。
启蒙和神话的同构性在于“树立自主”。启蒙的一大要务是确立人类主体性，这也是启蒙运动反封建反教会统治之原因所在。这种人类主体性实际上早已体现于神话中。神话一开始就是人类自身想象的产物，是主体折射自然所产生的镜像。神与世界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属于神的，而是属于人的，对象世界成为了人的主体性的支撑。可见，人在编撰神话时已经在运用自己的理性了。只不过，在人们运用理性建构出神界的秩序后，又会安于这一秩序，在自己编造出的神明面前屈尊叩首。而启蒙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真正作用，并不在于第一次提出了“理性”的口号，而仅仅是更加彻底地将“理性”落到了实处，并在落实的过程中更加高扬了人的主体性。
启蒙与神话的同构性更在于“统治自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的本质就在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抉择，亦即人类必须在臣服自然与支配自然二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4]。而在统治自然的意义上，启蒙不过是一种新的形式的神话：理性的神话。
人类最初纯粹地遵循着生命的本能——觅食、休憩、存续与繁衍，与周遭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浑然一体。在这一阶段，人类无疑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者间并无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可言，那是一种原始的、未加雕琢的同一状态。然而，随着人类智慧的萌芽与茁壮成长，这一平衡被悄然打破。人类开始从自然界的怀抱中抽离，不再仅仅是被动的存在，而是逐渐转变为积极的探索者与挑战者。面对自然界的浩瀚力量，人类心中既有敬畏也有渴望，这份情感驱使他们去深入理解、巧妙利用乃至最终寻求对自然的掌控。这一过程，正是“统治自然”这一观念的萌芽与发展轨迹。以太阳神形象的历史变迁为例，这一文化符号的演变深刻映射了人类心态的转变。在古希腊的早期信仰中，赫利俄斯直接象征着太阳本身，其形象与太阳的光辉融为一体，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直接崇拜与认同。然而，随着奥林匹斯神话体系的建立，太阳神阿波罗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是太阳的化身，而是化身为驾驭太阳车的神祇，这一转变象征着人类开始幻想自己能够驾驭，甚至统治那些曾经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量。这一变化不仅仅是神话故事的简单更迭，更是人类内心深处对自我能力认知提升、对自然世界控制欲增强的体现。神话信徒们不再满足于将自然视为不可触及的神秘存在，而是渴望通过塑造与自己相似、具有人性光辉的神明形象，来寄托自己对于管理、控制自然界的渴望。
3. 启蒙与神话的倒退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首先是一种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启蒙与神话始终纠缠在一起，甚至发生了“启蒙倒退成神话”的颠转。这种颠转以启蒙与神话的同构性为基础，并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启蒙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现实解放运动，其进程中宣告了一种全新的合法性秩序，这一秩序的核心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控制”，其中，知识扮演了权力的关键角色。当启蒙思潮将自然奴役的强制逻辑延伸至社会结构的塑造与控制之中时，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已然悄然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换言之，知识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它俨然化身为一位隐形的主宰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匿名的方式施展着广泛且深入的控制力量。知识统治的加深，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追求“总体性”与“同一性”——相互交织、相互强化。
《启蒙辩证法》借奥德赛的神话线索，揭示了启蒙向神话的倒退。奥德赛率随从途经塞壬的岛屿时，海妖们试图用美妙歌声诱惑渡海的勇士。奥德赛作为领导者，做出如下决策：他用蜡封住随从们的耳朵，让他们无法听见海妖的诱人歌声，只能全力划桨求生存；同时，他让随从将自己绑在桅杆上。如此一来，奥德赛成为了随从们的压迫者，尽管自身也被束缚；随从们则沦为受奴役的被压迫者。他们为了出于自我持存的目的拼命劳作，在这种强行统一的集体里，他们彼此孤立且毫无享乐的机会。根据这个神话故事，“为了把人确立为自然的主体，它同时切断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身之间的具体联系。其结果是，不仅自然被转变为可被人支配的物质，人本身也被当作是同样的被动材料”[5]，因此“虽然奥德修斯成功地征服了海妖，但是在征服外在自然的过程中，人本身的内在自然也被扭曲”[6]。
从奥德赛的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点是：启蒙与神话一样，是能够作为将既存事物合法化的工具。这种合法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欺骗，最终会野蛮地压抑人性。在古希腊时代，祭司虚构帕耳塞福涅遭冥界掳掠之传说，以此正当化四季更迭的自然现象。反观启蒙后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所有现实亦被赋予合法性与神圣性。工厂内的机械式劳作被颂扬为勤勉与责任的象征，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则被塑造为最为自然、优雅且合理的典范。任何试图挑战此既定秩序的个人，都将面临来自多方社会力量的严密监视与压制。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1]: p. 7)。启蒙思想与极权主义的微妙联系就在于它们都赋予了人类全面掌控与统治自然的合法性，并共同孕育了一种方法论——“化多为一”，即采用量化手段消除被统治对象的个性差异，以达成极权化的治理。
启蒙运动相较于神话，显著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将其视为至高无上的力量。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深刻指出，启蒙视角下的“知识”较之前启蒙时代的人类经验积累，更加凸显了“科学性”的追求。科学与宗教、巫术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关注点：宗教与巫术倾向于复制特定情境，深入挖掘个性特征；而科学则致力于探索事物的普遍规律，追求共性的理解。例如，巫术师可能通过复制过往成功的雨声来祈求降雨，并献上独特祭品以求神灵悦纳；而科学家则致力于简化问题，通过揭示自然界普遍运行的法则，推导出广泛适用的结论。这种对共性的执着追求，使得科学在本质上倾向于反对个性，其目标是将研究对象纳入统一的框架，用标准化的方式描述、解释并改造世界。在这一框架下，不同的事物被同质化处理，个性被忽略，人们开始习惯用数值和公式来衡量一切，包括自身。这种枯燥的智慧不仅导致了事物的单一化，更使得人类自身陷入数字的桎梏，个性在集体的单一标准下逐渐消失。启蒙运动原本追求的正义平等，在某些情况下，却演变为了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下的非正义。绩点评价体系、生产量化指标等现代社会的产物，无不成为这一观点的生动注脚。它们无一不展示着启蒙观念在特定条件下的扭曲应用，以及科学方法被滥用时对人类个性的压制与消解。
综上，启蒙倒退成为了“世俗性的神话”，“变成了与人类作对且统治人的神话”[7]。因为启蒙倒退成神话，人类不知不觉踏入到了一场现代性的噩梦之中。这种“以启蒙为精神内核的现代性的本质体现为现代性的自反性，即文明向野蛮的倒退”[8]。
4. 启蒙批判的进路
“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1]: p. 5)这是启蒙的辩证法。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时代状况的分析，常被视作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一种创造性应用，但实际上，他们并未简单局限于韦伯的理论框架之内。在韦伯的理论视角下，启蒙运动所蕴含的矛盾似乎难以从内部得到根本性解决，似乎只能依赖外部的价值合理性来寻求出路，进而可能引发理论范式的变革。然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立场显著超越了这一限制，他们采纳了源自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深邃洞察的内在批判路径。沿着这条批判之路，他们主张启蒙的内在矛盾并非其终结的信号，而是启发我们深入思考的契机。因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为启蒙理想寻找新的可能性和方向，而非仅仅是对既有理论的简单延续或修正。
《启蒙辩证法》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营养。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深刻洞察下，康德、萨德、尼采、黑格尔这几位哲学巨匠的思想成为了洞悉启蒙运动本质与深远意义的不可或缺之钥。康德以其对理性和自由的不懈追求，构筑了启蒙运动的坚固哲学基石。他强调人的理性能力能够独立于外在权威，自主立法，这一观念为启蒙时代个体解放与知识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与此同时，萨德在作品中，对权力、欲望与自由的极端探讨，不仅挑战了传统伦理的边界，也映射出启蒙理性在追求自由与解放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道德困境与社会分裂，迫使人们正视启蒙理想的阴暗面。尼采则严厉批判了苏格拉底理性主义，即试图通过弘扬理性来消除人类的焦虑与恐惧。他认为启蒙只是苏格拉底文化的延续与深化。为了克服焦虑与恐惧，人类往往倾向于宰制他者，这种宰制不仅依赖于启蒙理性，还逐渐融入了欺骗这种手段。于是，启蒙逐渐演变为本能与无意识的对立面，甚至走向了对生命的抵制与反抗。而黑格尔在肯定中批判启蒙，这种辩证分析尤见于《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看来，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虽然“强调理性，强调追求真理，但是，他们的那种理性的研究还没有达到真理的层次，而是一种纯粹识见”[9]。
遵循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把面对焦虑、恐惧、挫败威胁的自我发掘出以理性策略对抗惧怕对象之法”[10]，同时指出启蒙思想中的“盲目统治原则”是其最大的自我否定因素。当启蒙将征服与统治自然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时，文明的概念便被狭隘地理解为对自然施加暴力的能力，社会文明的程度也因此被简化为这种能力的强弱评估。这种扭曲的文明追求，极大地提升了技术与工具理性的地位，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鉴于任何改造自然的实践都离不开人的劳动，将劳动者统一为集体、牺牲其个性需求以服务于社会文明进程的做法，就成为了合乎逻辑的选择。然而，他们强调，启蒙若要真正实现自我救赎与超越，就必须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自身，在其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提出质疑与挑战。唯有如此，启蒙才能以“毫不妥协的理论精神”翻转“冷酷的进步精神”，最终实现自我实现与自我扬弃。他们坚信，唯有通过深入剖析启蒙运动的内在矛盾，追溯其发展历程中的曲折与悖论，人类社会方能有效应对并克服启蒙自身所蕴含的潜在自我毁灭倾向。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过往理论实践的再审视，更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一条超越既有框架、迈向更加全面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