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未直接使用“社会正义”概念，但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遮蔽、阐释异化劳动理论及揭示扬弃私有财产的历史路径，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根源，并勾勒出未来正义社会的实践图景。本文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从三重维度展开论证：其一，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将私有制永恒化，指出其“形式正义”掩盖了劳动异化与剥削的实质，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的悖论，暴露出资本主义正义观的虚伪性；其二，通过阐释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揭露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人际关系的异化，将社会正义的实质聚焦于自由、平等和公正，其三，马克思提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解决社会正义历史任务的根本路径，共产主义作为“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不仅是分配关系的变革，更是生产关系与人性本质的双重革命。《手稿》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既承接早期法权批判的遗产，又为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奠定雏形，但其仍存在思辨哲学的方法论局限。
Abstract: Although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did not directly use the concept of “social justice”, by criticizing the ideological masking of national economics, interpreting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path of abandoning private property, it deeply reveals the root of capitalist injustice and outlines the practical landscape of a future just societ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ext analysis and argu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firstly, Marx criticized national economics for making private ownership eternal, pointing out that its “formal justice” conceals the essence of labor alienation and exploitation, and the paradox that workers “become poorer the more wealth they produce”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capitalist justice; Secondly, by interpreting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Marx exposed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products, labor processes, class essenc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cusing the essence of social justice on freedom, equality, and justice. Thirdly, Marx proposed that “actively abandoning private property” is the fundamental path to solving the historical task of social justice. Communism, as the “true re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between humans,” is not only a transformation of distribution relations, but also a dual revolu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human nature. The manuscrip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Marxist theory of justice, inheriting the legacy of early legal criticism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justice. However, it still has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in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 引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基础性著作，《手稿》中虽然鲜少提及“正义”一词，“社会正义”的概念更是尚未明确指出。但是马克思已经在批判国民经济学、阐释异化劳动理论和揭示扬弃私有财产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蕴含了“丰富的思辨哲学的正义倾向”[1]。一些学者认为“正义理论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论证社会主义的基础：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从正面阐述过正义理论，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等非正义性的批判，表明他们的正义内涵是以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2]。研究《手稿》中的社会正义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文本的理解，更有益于厘清马克思正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路径。
2. 马克思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正义的虚伪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直指资本主义社会正义的虚伪本质。国民经济学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将私有制视为天然前提，试图通过自由市场、等价交换等原则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然而，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这种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私经济学”([3]: p. 60)，其核心问题在于将应当论证的私有制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国民经济学通过伪装，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化为永恒真理，掩盖了劳动异化与剥削的实质，使“自由”“平等”沦为资本支配劳动的遮羞布。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暴露出国民经济学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本质。
2.1. 国民经济学中错误的方法论前提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自我矛盾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方法论前提的谬误，即以私有制为无须论证的天然前提，将资本家的利益视为“最终原因”，从而陷入理论与实践的深刻矛盾。国民经济学宣称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认为工人应获得其创造的全部价值；但在现实中，它却默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自然权利，这种逻辑断裂暴露了其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意识形态本质。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3]: p. 155)，“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3]: p. 155)。将私有制当作不证自明的方法论前提后，国民经济学以“劳动创造价值”为理论起点，却拒绝追问为何工人无法占有自身劳动成果。例如，亚当·斯密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同时又断言资本家通过“节俭”积累资本是财富分配的自然结果。这种双重标准导致其理论框架的自我否定：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商品，却仅获得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而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这种矛盾源于国民经济学的核心预设——私有财产的神圣化。它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永恒的自然秩序，而非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从而将剥削关系合法化为“等价交换”的假象。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3]: p. 158)这种悖论表明，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无法解释其自身理论承诺的破产。这种预设私有制合法性的方法论，使国民经济学既无法解释剥削的根源，也无法调和其理论承诺与现实压迫的冲突。
2.2. 国民经济学中错误的认识论前提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
国民经济学的认识论前提存在根本性缺陷，其核心在于以形而上学思维取代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动态分析，将抽象公式凌驾于现实运动之上，从而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揭露了国民经济学与德国唯心主义的共谋，深入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4]。确实，《手稿》中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不是从私有财产现实的运动中探求经济的发展规律，而是“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3]: p. 155)，以抽象的公式去衡量现实的运动，这种唯心主义方法导致其理论框架陷入僵化的教条主义。例如，劳动价值论被简化为“劳动创造价值”的静态公式，却忽视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本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这一剥削过程被国民经济学合法化为“等价交换”的自然结果。其认识论错误具体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将经济范畴非历史化，将私有制、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视为永恒的自然法则，而非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大卫·李嘉图将工资、利润与地租的分配视为自然秩序，却拒绝追问私有制如何通过原始积累的暴力确立其统治地位；其二，以物化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将工人降格为“劳动的动物”([3]: p. 125)，将劳动力等同于商品，从而掩盖了劳动过程中人的自由本质的丧失。国民经济学无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异化的必然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3]: p. 158)，工人越劳动，越丧失对自身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乃至类本质的控制；其三，用形式逻辑取代辩证分析，以抽象概念解释经济现象，却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冲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本质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其通过将剥削关系抽象为“自然法则”，赋予资本主义制度以虚假的永恒性。马克思揭示了，唯有通过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揭露私有制下经济关系的对抗性本质，才能破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科学依据。
2.3. 国民经济学试图以形式上资本家与工人间关系的正义性掩盖剥削事实
国民经济学构建了形式正义的假象，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伪装为自由平等的契约交换，以此掩盖阶级压迫的实质。马克思在《手稿》中揭露，这种形式正义的本质是以法律平等粉饰经济不平等，其理论核心在于将私有制下的强制关系抽象为自愿交易，从而为资本家的剥削提供合法性辩护。国民经济学宣称，资本与劳动的交换遵循“等价原则”——资本家支付工资购买劳动力，工人自愿出让劳动时间，双方在市场中“自由”达成协议。然而，马克思尖锐指出，这种“自由”实则是工人因丧失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无奈选择。换言之，工人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时才是需要的，作为人，他是被漠视的。形式上的“等价交换”掩盖了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的真相：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超其工资所得，而差额部分被资本家以利润形式据为己有。例如，工人每日劳动12小时，仅用4小时便可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剩余8小时创造的“剩余价值”则成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国民经济学将这一剥削过程合法化为自然权利，宣称资本家的利润源于其风险承担或管理才能，却拒绝追问为何生产资料垄断赋予资本家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这种形式正义的欺骗性进一步体现了法律契约的虚伪性。资产阶级通过法律将剥削关系制度化，以“契约自由”的名义将不平等权力关系包装为平等主体间的自愿交易。法律形式上保障工人“同意”劳动条件，实则工人因生存压力被迫接受低工资、长工时与非人待遇。国民经济学通过将这种强制关系纳入自由市场框架，将剥削美化为经济理性的体现。例如，它将工资视为劳动力“市场价格”，却无视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种分离并非自然状态，而是原始积累通过暴力剥夺劳动者土地的结果，如马克思指出：“甚至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3]: p. 128)国民经济学刻意回避这一历史过程，将私有制预设为永恒前提，从而将阶级压迫得自然化。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国民经济学的形式正义话语完全服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通过“平等交换”“自由竞争”等抽象概念，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描绘为普世真理，掩盖其历史暂时性与阶级性。国民经济学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其理论实质是为现状辩护的学说。这种意识形态操作使剥削关系看似合乎自然法则，实则是对无产阶级的系统性压迫。唯有揭露形式正义背后的权力关系，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幻象，为实现实质平等指明方向。
3. 马克思通过阐释异化劳动理论表征社会正义的理想
《手稿》中的社会正义思想之所以要深入剖析异化劳动理论，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确立为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终极尺度。有学者认为“理解正义必然涉及对自由、平等、权利、尊严以及共同体责任等基本价值概念的理解，或者说一种正义观必然包含着对自由、平等、权利、尊严以及共同体责任等的解释”[5]。所以，只要厘清《手稿》中的自由、平等、权力、尊严等问题，就可以一窥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值得一提的是，《手稿》中社会正义思想的独特性在于，马克思并未直接构建正义的规范性原则，而是通过对异化劳动三重维度的解剖，在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过程中，反向勾勒出社会正义的未来图景。
3.1. 马克思通过阐释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原理，揭示社会正义要求分配方式具有公平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剖析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分配正义的不公平正义性，并由此论证了社会正义分配方式应以公平为本质特征。在《手稿》中，劳动产品的异化直接表现为劳动者与自身创造物的对立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自己就越贫穷。这种“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 p. 156)的悖论，本质上源于私有制对劳动成果的占有逻辑。工人作为劳动主体，其产品不仅脱离其控制，反而成为“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3]: p. 157)。这种异化状态使劳动者在分配体系中处于结构性弱势：他们创造了社会财富的实体，却被迫接受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换言之，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分配关系的支配。马克思强调，“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 p. 166)。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导致其无法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决策。这种制度性剥夺使“公平分配”沦为形式正义的“遮羞布”：即便工资水平提高，只要资本仍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者就注定处于用劳动产品偿付劳动本身的循环困境。这就是说，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其提出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原理，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或者说，这一原理表征了马克思认为社会正义观要求分配方式的具有公平性。
3.2. 马克思通过阐释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原理，揭示社会正义要求人的劳动应该具有自由
自在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自由本质的丧失，并由此论证了社会正义的核心诉求——将劳动复归为“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 p. 162)，这种活动不仅是“人的自我确证”([3]: p. 205)，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被异化为“被迫的强制劳动”([3]: p. 159)，劳动者“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3]: p. 160)。这种异化的实质在于，劳动从目的降格为手段：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劳动过程本身成为“自我牺牲、自我折磨”([3]: p. 160)。当劳动被资本逻辑支配时，其自由属性被彻底剥夺，劳动者的创造性被简化为机械操作，人的类本质沦为维持肉体生存的工具，这种异化不仅扭曲了劳动的本质，更使社会正义沦为空洞的形式承诺。马克思进一步揭示，类本质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自主性的系统性剥夺。在资本增殖的强制逻辑下，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标准化、碎片化的环节，劳动者“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3]: p. 159)，其活动完全受制于社会分工。这种异化状态使社会正义沦为资本统治的谎言，因为只要存在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形式正义就永远无法转化为实质正义。实现社会正义必然要求扬弃类本质异化，重新构建起自由自觉的劳动属性。劳动自由的复权必须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使劳动从“资本增殖的工具”转变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5]。因此，社会正义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劳动解放使人重新成为“具有类意识的存在”。
3.3. 马克思通过阐释人与人相异化原理，揭示社会正义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具有平等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人与人相异化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际关系的物化本质，并由此论证了社会正义必须以重建平等的社会关系为核心诉求。马克思指出，当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时，劳动者不仅与自身创造的财富割裂，更在阶级对立中被异化为商品化的劳动力。这种异化的直接后果是“人同人相异化”——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敌对阶级关系，而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也被扭曲为竞争性对抗。人与人相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对劳动关系的系统性支配。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劳动者被迫将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而资本家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将人际互动简化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种制度性压迫不仅催生了阶级分化，更使社会关系沦为“抽象统治”的工具：工人之间因生存竞争而疏离，资本则通过商品拜物教将人的价值量化为“可计算的交换价值”，进而消解了人际平等的情感基础。马克思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3]: p. 182)，这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实现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重构平等的人际关系。这种平等包含三重维度：其一，经济地位的平等，即消灭阶级剥削，使劳动成果分配反映人的创造性贡献；其二，社会参与的平等，打破资本主导的竞争性分工，确保每个人在公共事务中享有决策权；其三，人性尊严的平等，拒绝将人降格为“生产工具”，恢复人际交往的情感属性与伦理价值。
总之，马克思通过阐明《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结构性失衡，暴露出私有制下“公平分配”的虚幻本质；进步一说，真正的社会正义还要使劳动从资本规训中解放，恢复其作为“人的自我确证”的自由属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属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并非单纯的哲学批判，而是以“破”为“立”的社会正义建构——从劳动产品的公平复归、劳动过程的自由复权到社会关系的平等复建，层层递进地为正义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证明。
4. 马克思通过揭示扬弃私有财产道路表现解决社会正义历史任务的考虑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社会正义思想超越了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直观，又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注入对时代问题的解答。费尔巴哈虽以“宗教异化”批判揭示了人的本质的抽象化，却止步于“解释世界”的理论沉思，未能触及社会非正义的根源——私有制。马克思则通过“实践”范畴的哲学革命，将社会正义的实现路径锚定于“改变世界”的现实运动，也就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换言之，这意味着“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 p. 189)，使劳动复归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人际关系升华为平等协作的共同体。由此，马克思完成了从“解释异化”到“扬弃异化”的方法论跃迁：当私有财产制度被历史性超越时，社会正义将不再停留于抽象宣示，而是体现为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即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最具革命性的历史任务设定。
4.1. 超越费尔巴哈将实践引入对时代问题的解答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并非以抽象的道德原则呈现，而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现象的经济哲学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中生成了一种革命性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历史穿透力，根本在于其将正义问题从抽象概念的狭隘框架中解放出来，锚定于“人的解放”这一唯物史观的价值内核。劳动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非正义本质——它并非偶然的分配失衡，而是私有制必然导致的结构性压迫。在《手稿》中，马克思将这种解放与私有财产的扬弃直接关联，指出“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3]: p. 183)，这意味着正义的实现既需要消灭劳动成果被私人占有的制度基础，更需要重建和谐平等的社会关系。这种批判彻底解构了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意识形态幻象，指明真正的社会平等必须依托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正如卢卡奇认为：“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6]《手稿》中的正义思想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理论生命力，正在于其将批判性与建构性熔于一炉。马克思既未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道德说教，也未停留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而是通过异化劳动理论的辩证运动，将正义的实现寄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路径。
4.2. 扬弃私有财产就是对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关系的深刻剖析，揭示了“扬弃私有财产”与“扬弃人的本质异化”之间的内在同一性。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历史产物，也是其物质载体，它通过将人的类本质外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使劳动者与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相割裂。马克思指出：“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3]: p. 121)外化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对立，更将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扬弃私有财产绝非简单的经济制度变革，而是对人被异化的本质力量的重新占有，是将劳动从资本逻辑的规训中解放的历史性实践，即“‘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未来的社会形态要立足于主体解放消除资本逻辑下的社会制度”[7]。私有财产对人的本质异化的支配性作用，集中体现在其对社会关系的物化重构中。也就是说，私有财产将人的对象化活动异化为敌对的统治力量：劳动产品不再确证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迫劳动者的异己存在；劳动过程不再是自我实现的场域，而是一种被迫行为。对此，马克思强调，唯有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能消除“人的自我异化”，因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 p. 185)。这种扬弃并非否定物质财富本身，而是打破私有制对劳动成果的独占性支配，使劳动复归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3]: p. 163)过程，从而在根本上重建人与自身本质的统一性。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建构，既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将私有财产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幻象，也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分配正义的狭隘关注。他揭示出，私有财产与人的异化本质上是同一过程的双重表现：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凝结，后者是前者的主体确证。因此，“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3]: p. 185)，这种辩证统一只有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历史实践中才能实现。
4.3. 描绘共产主义未来表达对正义社会的憧憬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双重批判，将共产主义构想为一种“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并以此为基础描绘了未来正义社会的理想图景。换言之，《手稿》的中心思想就是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最终目的[8]。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批判，将共产主义构想为“对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并以此描绘了未来正义社会的核心图景。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p. 185)。这种憧憬并非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是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哲学基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为现实依据的历史必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异化导致“人的贬值”，而共产主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使劳动从资本规训中解放，复归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在存在论层面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占有。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思想“具有经济性质”，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3]: p. 185)，其正义性根植于生产力高度发达与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统一。
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憧憬绝非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根基的现实运动。他批判粗陋共产主义“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3]: p. 184)，强调真正的正义社会必须以往的物质积累上实现。这种实现路径依托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在此过程中，共产主义既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也是“人类社会”新形态的生成，其正义性体现为对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整体性超越——不仅废除形式平等的虚伪性，更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使劳动成果的分配直接反映人的创造性本质。这种构想既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依赖教育改良的局限，也超越了自由主义正义观对分配领域的狭隘关注，将正义的实现聚焦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从而在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中，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实践纲领。
5. 小结
《手稿》在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这部著作“令人惊诧地形成了马克思后来许多表述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仅就个别来说，而且就整体来说都是他的典型的方法论……所有这一切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至少都有了萌芽和开端”[9]。它既是马克思从早期法权正义批判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关键节点，也是其理论范式从思辨哲学向科学分析过渡的重要载体。从思想承续性来看，《手稿》承接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市民社会基础地位的发现，将批判重心从政治国家层面转向经济领域，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深层根源。同时，《手稿》开启了后续《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雏形：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为“现实的个人”与物质生产分析奠定了基础，私有财产扬弃的构想则预示了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超越。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尚未完全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正如阿尔都塞所批评的，《手稿》中“既是胜利的又是失败的思想”仍深陷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话语体系[10]，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更多依托哲学思辨而非历史实证分析，这使得其正义理论在方法论上呈现出过渡性特征。《手稿》的突破性贡献在于，通过国民经济学批判及劳动异化理论系统解构了资本主义正义的意识形态幻象。这一批判克服了传统正义理论的两大缺陷：其一，摆脱了近代自然法将正义抽象化为永恒道德法则的局限，将正义问题置于具体历史境域中考察；其二，超越了黑格尔将国家视为市民社会矛盾调解者的唯心主义框架，直指私有财产的制度性压迫本质。然而，《手稿》的理论局限性亦不容忽视：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仍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未能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般从物质生产出发阐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次，对正义的实现路径仍带有乌托邦色彩，缺乏对经济规律的具体剖析。唯有将《手稿》的人本主义批判与后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相结合，才能完整把握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革命性与科学性——这正是《手稿》留给后世的核心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