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非实体化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既需依托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更离不开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的心理建构。相较于物质层面的建设路径，依托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实现共同体意识培育，本质上是通过价值认知、情感联结与共识凝聚形成的身份认同机制。每个中华文化符号都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深层密码，其蕴含的文化意义系统构成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核心要素。解码这些共享符号背后的意义网络，能够唤醒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振，实质上构成了基于文化认同的稳定身份建构机制。因此，系统建构与传播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维度与重要实践路径。本研究选取库车老城区的中华文化符号作为分析对象，通过解析其历史演进轨迹、文化内核及当代实践价值，揭示文化符号如何在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发挥价值传导与认同强化的结构性功能。
2. “文化符号”以及作用
人类对文化符号的持续建构，本质上是对存在本质的认知确证。从本体论视角审视，符号化实践构成了人类确认主体性的根本方式，这种自我确证需求推动着符号研究成为认知范式的重要突破。卡西尔在文化哲学框架中指出，符号思维与符号行为构成了区别于其他生命形态的本质特征，由此确立“符号动物”的经典论断[1]。这种认知框架表明，文化符号研究本质上是人类自我认知的镜像投射——通过解析符号系统的意义建构过程，揭示群体对存在意义的持续求索。在此意义上，符号研究不仅构成理解文明演进的关键维度，更成为解码人类存在本质属性的本体论根基。
作为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载体，文化符号发挥着重要的展示功能，成为了民族和国家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文化符号一经形成，便因其所承载的社会记忆，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斯，主张所有的思想都借助符号得以表达。他提出符号基本组成成分可分为再现体、对象和符号解释项，强调符号的意义不仅在于表明自身，而且在于它与人类心理的紧密联系，它的产生得益于人与符号的相互作用[2]。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类既生活在自然世界宇宙中，又存在于符号宇宙之中，并将人定义为符号动物。人类的文化生活形式丰富多彩，而这些形式都是以符号为媒介的。符号记忆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类不仅能够重复过去的经验，还能够重新构建这些经验。符号形式更是对事物和人类生活获得客观认识的途径之一[3]。象征人类学家特纳，将象征符号视为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与人类的利益、意图、目标和手段紧密相连[4]。同为象征人类学的格尔茨认为，文化实质上就等同于符号学的概念，他同意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即人类是自身创造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因此他认为文化分析是一种探究意义的解释性科学[5]。符号互动理论，主张从个体的自然互动活动中，考察群体的生活。根据符号互动论，事物通过象征意义的个体化而对个体在社会上的行为产生影响，而象征意义在人们的互动中形成。因此，事物的象征意义是在人们的互动中被给予的，而非事物本身所固有。
文化符号的社会作用远超出简单的信息传递。研究表明，符号系统具有双重功能：既记录着族群的文化记忆，又推动着社会的互动发展。这些符号能够激发情感共鸣、塑造价值观念、引导行为选择，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中华文化符号作为历史积淀的集体智慧结晶，不仅承载着“多元一体”的文化密码，更在当代社会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我们强调的“树立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实际上是通过具体可感的符号实践(如传统建筑、节庆仪式等)，让抽象的文化认同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体验。以库车老城为例，其建筑纹饰中的融合性图案、市集空间中多民族共处的交往模式，都在无声传递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内涵。这种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符号的过程，使各族群众能在生活场景中自然感知和接受共同体意识，最终形成“符号认知–情感共鸣–身份认同”的递进式认同路径。因此，深入挖掘和传播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人心的有效方式。
3. 作为中华文化符号聚集地的库车老城
库车绿洲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西域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维护和见证祖国统一的政治、军事要地，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西汉时期，这里成为龟兹王国的首都，史书上称之为“延城”[6]。龟兹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张骞第三次出使西域后，开始与中原往来，成为丝绸之路北道重镇。汉宣帝时，西域都护府长期设在龟兹境内。北魏时期，延城改称龟兹城。唐代，龟兹成为“安西大都护府”的驻地，辖区跨越了葱岭(今帕米尔)东西、天山南北，西南远达大食，到了今天的阿拉伯一带。当时的龟兹经济文化相当发达。是中西方军政人员、商贾、僧侣、学者、艺术家和商品物资的集散之地。历史上影响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四大文明(中国、印度、希腊、两河流域)在此交汇，使其达到经济、政治、文化的鼎盛时期。到此为止，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都是乌恰河附近修建和加固都城。由此，库车的城市空间形态明显呈现出以乌恰河为中心的单中心格局[7]。宋元之交，“苦叉”之称始见于史书，库车是察合台汗国封地。龟兹白绁子布、花落布、织锦远销内地。
自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后，清朝在库车设立了办事大臣，并实行伯克制来管理维吾尔族事务。清廷推行伯克制度改革，将库车多级伯克纳入垂直管理体系，实施粮赋定额化与司法权责划分，构建起“以俗施治”的边疆治理模式。该改革显著提升行政效能，促进绿洲城邦经济发展，首次实现中央政权对天山南路社会的深度整合，奠定近代新疆行政统一基础。
同年，清政府在乌恰河以东盐水沟西岸的台地建立新城，定名库车城，原汉唐龟兹故城已废弃。新城内置大清真寺，并在城池西北角加筑子城。新城的城市布局分为子城和外城。子城内置衙署、营房、祠庙，外城居住维吾尔族居民，设伯克府(王府)。形成“汉(满)”“回(维)”分处的城郭相套格局。清末，随着新疆建省，库车成为阿克苏道下辖的一个直隶抚民厅。清末至民国，城市开始突破城墙向外发展。东、南两侧的“关厢”逐渐兴起，并跨过盐水沟向东岸拓展，与原城郊村落相连成片，自此形成“跨河而城”的格局。作为以商贸、手工业为主的自发性生长的城镇，形成了市场街(维吾尔语称“热斯坦”)、棉花市场、木器市场、帽子市场等较繁华的商业区。随着盐水沟水量的日益减少，河床逐渐萎缩，建设用地不断向原河床内拓展，形成套具巷(塔斯玛阔恰)等以特色手工业为主的街巷。自清代到民国库车的城市空间发展形态是以盐水沟为中心的单中心格局[8]。
1950初，库车解放，成立库车县人民政府，隶属于阿克苏专员公署。1951年9月，在民主建政的基础上，开始减租反新和继之而来的土地改革。1955年5月撤销库车市改为库车镇。1958年8月13日，盐水沟暴发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淹没了63%的老城面积，重灾过后，库车人民一面在原址重建家园，一面开始跨过乌恰河向东发展。1959年6月，县人民政府及各机关相继迁入新城。自此，将清代库车城及其关厢地带称为老城或老城区，形成新、老城区并立的双中心格局。原汉唐故城范围内的农田，成为老城和新城之间的隔离带[9]。
坐落于新疆腹地的库车老城，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角色。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不仅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建筑遗存，更在音乐、绘画、手工艺等领域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印记。作为古龟兹文明的核心区域，这片土地至今仍保存着见证人类文明对话的珍贵遗产。时间上从公元前2500年一直延续至今，涵盖了青铜时代、汉代、魏晋、十六国、唐代、宋代、辽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库车在发展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其他文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龟兹文化。西汉时便仿效汉朝“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10]”公元前后，佛教从西传入库车地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这里广建佛寺、频开石窟，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圣地，至今还保存着比敦煌石窟更早的石窟建筑，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上还曾有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和谐共处。现在这里有5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1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7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还出土了古代龟兹人的骨架、龟兹乐舞舍利盒、汉龟二体五铢等众多珍贵的文物，这些都是库车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动见证。
4. 库车老城中华文化符号的存在与表现
笔者对库车老城中库车王府、库车大寺以及尼沙汗古民居、吾玛艳·阿西木古民居等古建筑考察发现这些古建筑装饰一方面继承保留了伊斯兰文化艺术的特点，一方面加入了中原文化艺术的因子。建筑采用当地各族民众都熟悉的生活元素和传统因子，不仅容易被当地各族民众所接受，而且更利于其宣传自己的文化。在设计建筑的过程中，库车古建筑的设计者已然考虑到，只有在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基础上，自身的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才得以可能。共享文化符号源自古老的文明与传统，人类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沉淀于符号之中。建筑中加入中原文化艺术的因子，体现了库车各族人民在日常合作的过程中，自觉地、有机地进行文化交流。
许多古建筑外院建筑具有浓郁的中原风格，南房朝北的外廊挂檐板上雕刻寿字纹、同心结、如意云头和草龙式卷草纹；小额枋上采用浅浮雕和透雕花卉与回纹组合，并挑出仿抱头梁和斗拱的云头。木板屏风上彩绘飘逸的荷花造型。敞厅顶部采用木板吊顶，额枋等处均绘有精美彩画，所绘彩画题材选择中原风格中的吉祥图案，如寿字、书画、榴开百子、满堂富贵、暗八仙之类。门庭上方书有汉文题记，并有许多“王”字、“寿”字、“福”字等。装饰题材喜用汉式纹样和维吾尔族风格的花饰图案混合组合，多为植物花卉和几何纹，疏密有致，构图手法巧妙。并吸收了汉地民居常见的花饰，例如同心结、寿字纹、卍字纹之类的吉祥图案、象征着多子多福“榴开百子”、象征暗八仙的水仙、象征富贵的牡丹花等等。
库车老城古建筑文化符号各民族共享，主要包含三大类别：花卉、纹样和生活用具。
4.1. 花卉类
1. 牡丹花。牡丹源于中原，是在中原文化中构建的文化符号。秦汉时期，牡丹便是药用植物；南北朝时期，将牡丹作为观赏性植物；北齐扬子华画牡丹开始，牡丹逐渐进入艺术领域；隋朝时期培养的范围扩大，牡丹进入皇家园林；唐朝时期唐高宗和武则天钟爱牡丹，并进行大范围栽培，牡丹开始从皇室传到民间；宋代开始，除了有大量诗词，还有不少以牡丹为主题的专著，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夭彭牡丹谱》等；元代以后牡丹为主题的专著越来越多，如：元代姚隧《序牡丹》、明代高滚《牡丹花谱》、清朝汪濒《广群芳谱》等。时至今日，牡丹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代表之一。
库车老城古建筑的建筑特色中，牡丹符号的运用广泛。这些牡丹符号，或是在墙体装饰中直接呈现完整的牡丹花形态，或是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其他社会文化元素，如波斯文化艺术中的纹路，形成独特的组合形式。这种牡丹配以波斯文化艺术纹路的组合方式，体现了库车老城古建筑在建筑装饰上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见图1)。
Figure 1. A combination of peonies and Persian patterns
图1. 牡丹花和波斯纹路的组合
2. 石榴。古代新疆，石榴被视为一种吉祥物和象征，因为它的外观和内涵都富有特殊的意义。石榴的果实外壳坚硬，内部有许多小颗粒，这些小颗粒代表着种子，而石榴开花的过程则象征着生命的开始和新的开始。石榴在古代新疆文化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常被用来象征着生命、繁荣和美好的愿望。石榴是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水果。中国古代文化中，石榴常被用来比喻女性的美丽和温柔，也常被用来象征生命和繁衍。石榴是库车老城古建筑中的重要元素，在墙绘上常常出现(见图2)。
Figure 2. The application of pomegranate flower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Kuqa Great Mosque
图2. 石榴花在库车大寺建筑的运用
石榴作为中国民间三大吉祥果之一，其火红艳丽的花、饱满圆润的果以及晶莹剔透的籽，完美地体现了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这种自然现象与国人大红喜庆、祈求丰产丰收、阖家平安的心理愿望相吻合，因此被赋予了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吉祥寓意。这种吉祥象征，不仅传达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是突显了“福”和“喜”的文化特色。石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化出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含义，成为寄托中国人理想和愿望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展现了文化传播过程中衍化生新的独特倾向。
石榴作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源自于对中华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源自于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源自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库车老城古建筑中的石榴符号，源自于库车老城各民族人民，对中原文化的主动吸收和继承，源自于库车各民族人民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当地的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凝聚在石榴符号之中。
3. 荷花。中国古代，荷花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象征和文化符号。荷花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高尚、纯洁和高雅，因为它在水中生长，却不染上任何污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美丽和清洁。荷花作为一种古代文化的重要象征，也常常在诗词中出现，用来表达高尚、纯洁的爱情、友谊等美好的情感和价值观。如李白《赋得古原草送别》：荷叶舟轻扬，荷花深处藏。 水清花影动，风起波纹长。
库车老城古建筑在柱子、房梁和墙顶等部位大量运用荷花符号，这些绘画以荷花为主要元素，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见图3)。
Figure 3. The use of lotus flowers in the columns and beams
图3. 荷花在柱子和房梁的运用
4.2. 纹样类
库车老城古建筑建筑中，有大量融入了中原文化元素的纹路。
1. 亚字纹。亚字纹，以“亚”字造型为核心。“亚”字形，古时称作“亚”，与古代祭祀活动紧密相关，其起源可追溯至远古祖先对太阳的崇拜，一度成为极为庄重的建筑符号。在门窗格心图案中，“亚”字形态传递着尊贵与高洁的意涵。据史书记载，“亚”字曾含有杀伐或权力的意味，从字形构造上即可见其端倪——两“子”相背，寓含相背、对峙之意，后逐渐演变为君臣离合的象征。另有观点认为，“亚”字乃古代“弗”字的变体，含有“拂粥”之意。此外，也有人解读“亚”为明辨是非之意。尽管“亚”字在古代仅为一个简朴的文字符号，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却承载着深厚的意涵。库车老城古建筑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入中原文化元素，以亚字纹为载体，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展现出其独特魅力(见图4)。
2. 冰裂纹。中国传统的纹样之一。冰裂纹图案所象征的是坚冰出现裂纹并开始消溶，这代表着寒冬已经过去，大地开始回春，万物复苏。预示着生机勃勃的景象即将到来。此外，冰裂纹图案还涵指一切不如意、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美好的愿望即将实现。这种图案形状并无一定规则，是自然产生的裂纹。同时，冰裂纹图案也寓意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意味着学子需要不断努力学习，才能获得成功(见图4)。
3. 卍字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图案，每个“卍”字由三条线段组成，代表着天、地、人三才，寓意着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调和的理念。万字纹作为传统的纹样，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实生物思想。“卍”字作为一个图案，集形、音、义为一体，表达了和谐共生、万物为一的理念。这个字的整体构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交合的地方是人。由此，天、地、人交融贯通，反映了现代社会追求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交流。库车老城古建筑中使用万字纹，是自觉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体现(见图4)。
Figure 4. From left to right: Ya character pattern, ice crack pattern, ten thousand character pattern
图4. 左至右依次为 亚字纹 冰裂纹 万字纹
4. 莲花纹。中国古代传统纹饰的代表之一，莲花纹自南北朝后期开始流行，广泛应用于瓷器装饰。其纹样变化丰富，既有独立纹样，也有四方连续的组合形式。在南北朝至唐代期间，莲花纹常常作为主题纹饰出现，其形态酷似盛开的莲花，也有雕刻成立体状的莲花。民间流传中的莲花，被赋予诸如圣洁、善良的象征意义。库车老城古建筑出现的莲花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原文化与库车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见图5)。
5. 祥云纹。祥云纹这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源自我国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作为大众传播符号，周代中晚期开始它就已存在于各类建筑中。至秦汉时期，祥云纹的演变与变化达到了巅峰，并一直绵延至今。祥云纹寓意祥瑞之云气，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对生命的赞美。这一传统吉祥图案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更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象征意义。它与龙纹一样，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见图5)。
6. 吉祥结。吉祥结亦称为盘长，蕴含着绵延不断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民间，盘长的象征被延伸至家族繁荣、子孙绵延、富贵吉祥的世代相传的愿景。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结，正是盘长纹样的演化，寓意深厚，代表着家族的兴旺、子孙的延续以及富贵吉祥的传承。盘长的绳结形状连绵不断，无始无终，象征着贯穿天地万物的本质，并达到心物本无间，结绳见真章的境界。库车老城古建筑的艺术风格里，不仅有中原文化艺术的影子，也包含着佛教文化艺术(见图5)。
Figure 5. From top to bottom are lotus pattern, auspicious cloud pattern, and lucky knot
图5. 上至下依次为莲花纹，祥云纹，吉祥结
4.3. 生活用具类
1. 莲花座。在佛教寺院中，莲花座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佛像宝座。它以莲花作为主要装饰元素，寓意着纯洁、高雅与神圣。莲花座融合了艺术与信仰，是佛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莲花座通常由莲瓣和承托莲花的台座组成，具有庄严、典雅、清净等象征意义(见图6)。
2. 花瓶。在我国古代，花瓶被视为平安的象征，因此在家中摆放四个花瓶被称为“四平八稳”，寓意家庭平安稳固。送花瓶给别人，则代表着送去一份深深的祝福，希望对方一生平安顺遂。这种寓意源自于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流传至今仍然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推崇(见图6)。
Figure 6. Vase (Left) Lotus base (Right)
图6. 花瓶(左)莲花座(右)
4.4. 其他
1. 榫卯结构的外殿。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我国古代建筑以木质、砖瓦为主要建材，采用木架结构为主体的构造方式。榫卯连接方式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其独特的结构和连接方式能够承受较大的荷载和地震力，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耐久性。榫卯结构的建筑样式也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我国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和独特风格。库车老城古建筑在建造的过程中，自觉地吸收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自觉地利用中国传统的建造方法，无疑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见图7)。
2. 禅杖形状的庭柱。禅杖是用以警示佛门弟子的工具，以防在打坐时有弟子打瞌睡。库车大寺的建筑并非仅仅只有伊斯兰文化艺术，其中还有佛教文化艺术的因素(见图7)。
3. 盖碗茶。盖碗茶是中华民族传统饮茶风俗。亦称三炮台。喝茶时，用托盘托起茶碗，用盖子“刮”几下，然后把盖子盖得有点倾斜度，用嘴吸着喝。当喝完一盅还想喝时，碗底要留一点水，不能喝干(见图7)。
Figure 7. From top to bottom: outer hall, courtyard pillars, gaiwan tea
图7. 上至下依次为外殿，庭柱，盖碗茶
5. 库车老城中华文化符号中的民族交融实践与共同体认同建构
库车老城古建筑中多元共生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符号实践中的具象化表达。这些符号以“共享性”为核心特征，通过艺术形式的重构与意义网络的延伸，将不同民族的文化记忆、审美观念与价值认同熔铸于一体，最终形成“多元共生–符号共享–情感共鸣–认同共筑”的递进式融合路径，深刻印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逻辑。
从符号本体看，库车老城的中华文化符号系统呈现出显著的“层累性”与“互嵌性”。以牡丹、石榴、荷花等花卉符号为例，其形态虽源于中原文化，但在库车本土化过程中经历了意义的重构：牡丹与波斯纹样的组合(见图1)、石榴与维吾尔族墙绘技法的结合(见图2)、荷花在柱梁彩绘中的地域化表现(见图3)，均体现出符号意义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元素叠加，而是通过“符号语法”的再造——即中原文化符号的能指(形式)与库车民族文化所指(意义)的重新组合——实现了符号阐释权的共享。正如皮尔斯符号三元理论所指出的，符号解释项的产生依赖于主体间的互动实践。库车各族工匠在建筑装饰中，既保留了牡丹“国色天香”的中原意象，又赋予其“丝路融通”的新内涵，使得符号成为连接不同民族文化认知的“意义桥梁”。
从实践机制看，文化符号的共享性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交往理性。亚字纹、冰裂纹、卍字纹等传统纹样(见图4)在建筑中的普遍运用，揭示了符号传播的双向性：一方面，中原纹样的象征体系(如亚字纹的权力隐喻、冰裂纹的时序更迭寓意)通过工匠技艺传承嵌入库车建筑语境；另一方面，本土工匠通过材料选择(如石膏雕花)、色彩配置(如蓝绿主色调)等在地化表达，使符号呈现出“形中蕴西、意贯古今”的融合特质。这种符号再生产过程，印证了格尔茨“文化即意义之网”的论断——各族群众在共同参与符号塑造时，通过技术协作、审美协商与意义调适，逐渐形成对符号价值的共识性认知。例如禅杖形庭柱(见图7)既保留了佛教仪轨的神圣性，又因应伊斯兰建筑空间需求调整比例尺度，最终成为多民族宗教文化对话的物质载体。更深层次上，这些共享符号构成了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认同范式。盖碗茶习俗(见图7)在库车市井生活中的延续，不仅体现了中原茶礼的传播，更通过饮茶仪式中“共享茶盘”“轮转茶碗”等行为，将“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交往实践。这种从“符号认知”到“行为认同”的升华，正是特纳所强调的“象征符号的社会整合功能”的生动体现——当石榴纹样(见图2)同时被汉族、维吾尔族居民解读为“民族团结”与“子嗣绵延”的象征时，符号便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边界，成为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情感催化剂”。
库车老城的文化符号实践，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根系结构”。正如建筑中榫卯结构(见图7)的物理稳定性源于构件间的咬合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稳固性亦源自文化符号系统内多元因子的有机嵌合。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在此得到空间印证：牡丹的中原基因、石榴的西域特征、卍字纹的宗教隐喻等“多元”符号元素，通过持续的意义协商与价值重构，最终统摄于“中华文化”的主干之下，形成“枝叶相系、血脉相通”的符号生态系统。这种系统不仅承载着“丝绸之路文明对话”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当下城乡空间中的符号展演，持续激活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身份的价值共鸣。
6. 结语
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符号将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深刻要义。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的情感都浓缩在中华文化符号之中。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脱离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而孤立存在、发展，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各民族间在历史进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库车老城古建筑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是库车老城的少数民族从中国传统文化众多象征符号中择选出来的，为他们所认同并能够表述他们自身，故而他们使用这些符号在共同的土地上塑造着共同的景观，以它来表达自己对民族、地方和国家的认同。这是各民族成员在心理上自觉认同、主动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历史经验。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2024年研究生校级科研项目《库车老城区中华文化符号研究》(XSY2024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