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直播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情感认同与主播特征的调节效应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on Consumers’ Impulsive Purchasing Behaviour—Moderating Effects Based on Emotional Identity and Anchor Characteristics
摘要: 本研究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框架,整合社会认同理论与双重加工理论,探究电商直播场景下主播特征(专业性、互动性、可信度)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揭示情感认同的调节作用及性别差异的边界条件。通过对淘宝、抖音、快手平台602名直播购物用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 主播专业性(β = 0.37, p < 0.001)、互动性(β = 0.42, p < 0.001)与可信度(β = 0.29, p < 0.01)均显著正向驱动冲动性购买行为,其中互动性作用最强;2) 情感认同对专业性路径的调节效应(ΔR2 = 0.11, p < 0.05)显著高于互动性路径(ΔR2 = 0.04, p = 0.082),印证理性说服需情感强化的双重路径机制;3) 女性消费者对互动性的敏感度较男性高23.6% (p < 0.01),凸显性别角色理论在直播消费场景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提出“能力–情感”双轮驱动模型,为直播电商平台优化主播培养体系、设计差异化运营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并拓展了冲动性购买行为研究的理论边界。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dual processing theor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nchor characteristics (professionalism, interactivity, and trustworthiness) on consumers’ impulsive purchasing behaviours in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scenarios and to revea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ffective identity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gender difference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es of 602 live shopping users on Taobao, Douyin, Kuaishou platfo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nchor professionalism (β = 0.37, p < 0.001), interactivity (β = 0.42, p < 0.001) and trustworthiness (β = 0.29, p < 0.01)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drive impulsive purchasing behaviours, with interactivity playing the strongest rol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dentity on the professional path (ΔR2 = 0.11, p < 0.05)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nteractive path (ΔR2 = 0.04, p = 0.082), confirming the dual-path mechanism of rational persuasion requiring emotional reinforcement; 3) female consumers are 23.6% more sensitive to interactivity than males (p < 0.01), which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der role theory to live streaming consumption scenario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ability-emotion” dual-wheel drive model,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live broadcast e-commerce platforms to optimize the anchor training system and design differentiated operation strategies, and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of the research on impulsive purchasing behaviours.
文章引用:卜瀚赟. 电商直播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情感认同与主播特征的调节效应[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54-65.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711

1. 引言

随着5G技术与移动支付的普及,中国直播电商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2024年直播电商市场规模突破3.2万亿元,占网络零售总额的28.6%,用户规模达6.4亿人。然而,行业繁荣背后暗藏隐忧:直播购物退货率高达32.7%,远超传统电商的15.4%,这种“高转化率与高退货率并存”的现象,折射出消费者在直播场景下更易产生冲动性购买行为[1],冲动性购买不仅影响消费者长期满意度,还可能导致平台声誉受损与资源浪费,亟需学界从理论与实践中探寻其深层驱动机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直播技术特征(如实时互动、虚拟试用)对购买意愿的直接影响,却忽视了主播作为核心要素的作用机制,例如,部分高专业性主播因缺乏情感联结而难以激发用户购买热情,而互动性强的主播则可能因可信度不足导致退货率攀升。这一矛盾表明,主播特征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可能受到情感认同与性别差异的复杂调节,但相关研究仍存在理论缺口。如何系统解析主播特征的差异化作用路径?情感认同是否在理性说服与情感驱动中扮演“催化剂”角色?性别差异如何重塑消费者对互动性的敏感度?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制约了直播电商平台优化运营策略的精准性。基于此,本研究以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为框架,整合社会认同理论与双重加工理论,构建“专业性–互动性–可信度”三维模型,深入探讨主播特征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揭示情感认同的调节效应及性别差异的边界条件。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理论基础

2.1.1. 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

S-O-R理论由Mehrabian和Russell提出,强调外部刺激(Stimulus)通过影响个体心理状态(Organism)进而引发行为反应(Response) [2]。在直播场景中,主播特征(专业性、互动性、可信度)作为外部刺激,通过触发消费者的情感认同(机体反应),最终导致冲动性购买行为(反应)。相较于传统电商,直播的实时性与临场感显著强化了刺激–反应链路。

2.1.2. 双重加工理论

Petty和Cacioppo提出的双重加工理论认为,消费者决策存在中心路径与边缘路径[3]。中心路径依赖理性认知(如产品参数分析),边缘路径依赖情感启发(如娱乐互动体验)。主播专业性通过产品知识解说激活中心路径,互动性通过娱乐化内容激活边缘路径,两者共同作用于冲动性购买。

2.1.3. 社会认同理论

Tajfel & Turner指出,个体通过社会认同获得群体归属感[4]。在直播场景中,消费者对主播的情感认同[5]。可能增强其对主播推荐的接受度,从而放大主播特征的影响效应。

2.2. 研究假设

本研究构建了“三位一体”理论整合模型,以S-O-R理论为顶层框架,将主播特征(专业性、互动性、可信度)定义为外部刺激(Stimulus),情感认同作为心理联结状态(Organism),冲动性购买行为作为最终反应(Response)。在此基础上,引入双重加工理论对社会认同理论的作用路径进行解构:专业性通过产品知识解说激活中心路径(理性认知),互动性通过娱乐化内容激活边缘路径(情感体验),二者在情感认同的调节下形成“理性说服 + 情感催化”的双轮驱动机制。具体而言,社会认同理论被迁移至“主播–观众”拟社会关系情境,提出情感认同通过增强心理联结(如“家人”身份认同)降低心理防御,促使消费者将主播推荐视为“群体共识”,从而放大专业性信息的可信度。该模型系统揭示了外部刺激通过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反应的动态过程,解决了以往研究碎片化的问题,为理解直播场景下的冲动购买行为提供了整合性理论视角。

为弥补变量维度的单一性,本研究引入“情境–个体–行为”三层分析框架[6],重点控制三类调节变量:1) 产品特征:参照Zeithaml的感知价值理论[7],区分搜索型商品(如电子产品)与体验型商品(如服饰)的冲动购买差异;2) 促销策略:引入价格促销强度(如折扣率)、赠品类型(功能性 vs 象征性)作为情境调节变量;3) 平台特性:根据直播平台技术特征(如抖音的算法推荐强度、快手的社区属性)设置虚拟变量,控制平台生态对消费者行为的塑造作用。

2.2.1. 主播专业性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主播的专业性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专业知识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消费者信任[8],专业性强的主播能够准确地传达产品信息,解答消费者的疑问,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感和购买意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主播专业性正向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

2.2.2. 主播互动性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互动性是直播购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实时互动提升参与感[9],促进情绪唤醒[10]。通过与观众的实时互动,主播能够营造轻松愉快的购物氛围,增强消费者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购买欲望。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主播互动性正向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

2.2.3. 主播可信度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主播的可信度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产品的重要依据。高可信度主播通过降低感知风险,激发购买意愿[11],可信度高的主播能够让消费者感到放心和安心,从而增强其购买意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主播可信度正向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

2.2.4. 情感认同的调节作用

情感认同是消费者对主播产生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情感认同通过增强心理联结[12],可能强化主播特征的影响。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对认同对象的态度更易被说服,情感认同能够增强消费者对主播的信任和喜爱,从而进一步影响其购买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情感认同正向调节主播特征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关系。

2.2.5. 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

性别差异在消费决策中具有显著影响,其根源可追溯至社会角色理论[13]与神经认知机制的不同。女性通常倾向于情感导向的消费模式,其决策过程更易受到环境刺激的触发。研究表明,女性在互动性场景(如直播带货、社群营销)中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与情感共鸣,这种情感激活会显著降低其冲动购买的阈值。相比之下,男性更依赖功能性与理性分析,倾向于通过逻辑评估产品性能与性价比。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消费者性别对“互动性→冲动购买”路径存在调节效应(女性效应更强)。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于2024年通过Credamo调研平台收集数据。根据某直播平台市场份额报告,样本配额设置为:淘宝(45%)、抖音(30%)、快手(25%),共回收问卷632份,剔除规律作答(如连续10题选择同一选项)、逻辑矛盾(如未观看直播却选择高频购买行为)及填写时间过短(<3分钟)的无效问卷,最终保留有效样本602份(有效率95.3%)。样本特征如下:女性占比68.2%,18~35岁群体占81.7%,月均观看直播 ≥ 5次的用户占63.4%;除性别、年龄外,样本中月均消费金额分布为:500元以下(32.1%)、500~1000元(45.3%)、1000元以上(22.6%),覆盖低、中、高消费群体。

3.2. 变量测量

3.2.1. 主播特征

专业性(α = 0.87):参考Hovland等的专家可信度理论,结合直播场景设计5题项量表。典型题项包括:“主播能清晰解释产品的核心技术参数”(知识专业性)、“主播的解说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产品”(信息传递有效性)。

互动性(α = 0.85):改编自Childers等的互动性量表,涵盖“主播主动询问观众需求”“弹幕互动频繁”等题项。

可信度(α = 0.82):基于Ohanian的名人可信度模型,包含“主播推荐的产品符合预期”“主播过往推荐从未翻车”等题项。

3.2.2. 情感认同(α = 0.83)

改编自Mael & Ashforth的组织认同量表,例如“我对主播有很强的认同感”测量情感归属感,“我觉得主播很亲切,像是我的朋友”测量人际亲近感。

3.2.3. 冲动性购买(α = 0.89)

在Rook & Fisher量表基础上增加直播场景题项,如“主播的互动会让我更愿意购买产品”,以反映实时互动对冲动性的激发作用。

此外,基于文献综述,设置三类控制变量:1) 产品特征,区分搜索型商品(如电子产品)与体验型商品(如服饰),通过虚拟变量(1 = 体验型,0 = 搜索型)控制;2) 促销策略,纳入价格促销强度(折扣率 ≥ 50%编码为1,否则为0)和赠品类型(功能性赠品编码为1,象征性为0);3) 平台特性,设置虚拟变量(淘宝 = 1,抖音 = 2,快手 = 3)控制平台生态差异。

3.3. 数据分析方法

3.3.1. 结构方程模型(SEM)

使用AMOS 26.0构建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检验主效应。通过卡方自由度比(χ2/df = 2.13)、RMSEA = 0.046、CFI = 0.97、TLI = 0.95等指标验证模型适配度[14]

3.3.2. 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Hayes [15]的PROCESS宏程序(Model 1和Model 3),通过Bootstrap法(5000次抽样)计算95%置信区间,避免样本分布偏态对结果的影响。

通过分组回归(高情感认同组 vs 低情感认同组)和简单斜率分析,发现高情感认同组中专业性对冲动购买的路径系数提升19% (β = 0.51 vs β = 0.37);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发现女性在互动性路径上的标准化系数(β = 0.57)显著高于男性(β = 0.33),效应量d = 0.41 (中等效应)。

3.3.3. 多重共线性检验

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3.0 (专业性VIF = 1.82,互动性VIF = 2.11,可信度VIF = 1.97),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

4. 实证分析

4.1. 信效度检验

4.1.1. 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值均>0.80,组合信度(CR)均>0.81,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4.1.2. 效度分析

量表聚合效度良好,各构念AVE值在0.51~0.67之间,组合信度CR值在0.81~0.91之间。区分效度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检验,对角线AVE平方根均大于对应行列相关系数(表1)。

Table 1. Distinction validity test

1. 区分效度检验

变量

专业性

互动性

可信度

情感认同

冲动性购买

专业性

0.71

互动性

0.62

0.75

可信度

0.58

0.67

0.68

情感认同

0.65

0.72

0.69

0.72

冲动性购买

0.51

0.56

0.48

0.54

0.73

4.1.3. 跨组效度检验

对淘宝、抖音、快手子样本进行多群组分析,模型适配度指标(ΔCFI = 0.012, ΔRMSEA = 0.008)均满足跨组不变性要求[16],表明量表具有平台普适性。

4.2. 主效应检验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对主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2所示:

Tabl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path coefficients

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

路径

标准化系数

t值

p值

结论

专业性→冲动购买

0.37

5.23

<0.001

支持H1

互动性→冲动购买

0.42

6.18

<0.001

支持H2

可信度→冲动购买

0.29

3.12

<0.01

支持H3

主播互动性对冲动购买的影响最强(β = 0.42),印证双重加工理论中边缘路径(情感驱动)的主导作用。可信度路径系数(β = 0.29)虽低于专业性(β = 0.37),但其显著性(p < 0.01)表明可信度作为独立维度不可忽视,支持H3假设。

计算Cohen’s f2值评估效应强度(Cohen, 1988),专业性(f2 = 0.15)、互动性(f2 = 0.21)、可信度(f2 = 0.09)分别对应中、大、小效应量,进一步验证互动性的核心作用。

4.3. 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基于双重加工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的协同作用,构建了情感认同对主播特征影响冲动购买的差异化调节机制模型。具体而言,情感认同通过两条路径强化专业性对冲动购买的作用:一方面,当消费者对主播产生情感认同时,专业性信息通过信任迁移机制降低消费者的批判性思考,使其更易接受主播传递的产品知识;另一方面,情感联结促使消费者将专业性视为群体共识的体现,形成“主播懂产品,我信任这个群体”的认知捷径。相比之下,互动性本身已通过娱乐化内容直接激活边缘路径的情绪唤醒,情感认同的附加作用相对有限,仅在与主播缺乏情感共鸣时通过归属感间接提升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性别差异在调节机制中呈现显著异质性——女性消费者更倾向于将互动性体验转化为社交亲密感,而男性则更关注信息密度,导致其对互动性的敏感度差异达中等效应水平(d = 0.41)。该模型揭示了理性说服与情感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为理解直播场景下冲动购买行为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整合性解释框架。

4.3.1. 情感认同的调节作用

Table 3. A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ffective identity

3. 情感认同调节效应检验

路径

调节效应系数

SE

t值

p值

ΔR2

专业性 × 情感认同

0.19

0.08

2.38

0.017

0.11

互动性 × 情感认同

0.07

0.04

1.78

0.075

0.04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on the professionalism path

1. 情感认同对专业性路径的调节效应

情感认同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简单斜率分析(图1)发现,高情感认同组中专业性对冲动购买的影响(β = 0.51, p < 0.001)显著高于低情感认同组(β = 0.23, p < 0.05),说明情感认同能放大专业性带来的理性说服效果。

4.3.2. 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

Table 4.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4. 性别调节效应检验

路径

调节效应系数

SE

t值

p值

ΔR2

互动性 × 性别

0.24

0.08

3.02

0.003

0.07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on the interactivity path

2. 性别对互动性路径的调节效应

性别差异的调节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分组回归显示,女性在互动性路径上的标准化系数为0.57 (p < 0.001),男性为0.33 (p < 0.01),性别差异效应量d = 0.41 (中等效应)。结合访谈数据,女性更倾向于将互动视为社交体验(如弹幕聊天),而男性更关注互动中的信息获取(如产品问答)。

4.4. 稳健性检验

4.4.1. 替代模型检

构建竞争模型(如剔除可信度变量),发现原模型AIC值(AIC = 1203.7)显著低于竞争模型(AIC = 1352.4),支持三维度模型的优越性。

4.4.2.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率为28.7% (<40%临界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显著[17]

4.5. 结果分析

本研究通过理论–实证双向验证建立了“认知–情感”转化模型:专业性信息通过信任迁移机制(消费者因对主播的情感认同降低对专业知识的批判性思考)和认知捷径机制(将专业性视为群体共识的体现)强化理性说服效果,实证数据显示高情感认同组中专业性路径系数提升19% (β = 0.51 vs β = 0.37);互动性则通过娱乐化内容直接激活边缘路径的情绪唤醒,情感认同的附加作用仅在与主播缺乏情感共鸣时通过归属感间接提升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性别差异在调节机制中呈现显著异质性——女性消费者更易将互动性体验转化为“社交亲密感”(如弹幕互动带来的群体归属),而男性更关注“信息密度”(如产品参数的即时答疑),导致其对互动性的敏感度差异达中等效应水平(d = 0.41)。这些发现既印证了双重加工理论关于中心路径与边缘路径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又通过情感认同的调节效应揭示了理性认知与情感驱动的动态平衡过程,为理解直播场景下冲动购买行为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整合性解释框架。研究同时指出当前模型在动态效应解释上的不足,未能追踪“观看直播→冲动购买→产品使用→售后评价→退货决策”的全周期行为链条,这为后续研究预留了理论拓展空间。

4.5.1. 主播专业性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实证数据显示,主播专业性对冲动购买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β = 0.37 (t = 5.23, p < 0.001),表明专业性每提升1个单位,消费者冲动购买概率增加37%。这一结果印证了H1假设,且效应量达中等水平(Cohen’s f2 = 0.15)。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搜索型商品(如电子产品)中,专业性的驱动效应更强(β = 0.45 vs 体验型商品β = 0.32),验证了Zeithaml关于搜索型商品依赖理性决策的论断;专业性对冲动购买的影响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降低信息不对称,二是增强消费者对主播专业权威的认同。

4.5.2. 主播互动性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互动性对冲动购买的驱动效应最强(β = 0.42, t = 6.18, p < 0.001),贡献了总变异的17.6%。具体表现为,实时弹幕互动(β = 0.28)与主播幽默感(β = 0.19)是主要驱动因子,证实Childers等关于互动性提升情绪唤醒的观点;性别差异显著(ΔR2 = 0.07, p = 0.009),女性消费者对互动性的敏感度较男性高23.6% (β女 = 0.57 vs β男 = 0.33),如图2所示。这可能与女性更倾向于将互动视为社交体验有关。

4.5.3. 主播可信度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尽管可信度路径系数最低(β = 0.29, t = 3.12, p < 0.01),但其效应仍具有统计显著性,解释了总变异的8.4%。值得注意的是,可信度对冲动购买的直接影响弱于专业性与互动性,但通过与情感认同的交互作用(ΔR2 = 0.11),其对专业性路径的放大效应达到显著水平(β调节 = 0.19);具体测量项中,“主播过往推荐产品的质量一致性”对可信度的贡献最大,凸显消费者对历史行为的依赖性。

4.5.4. 情感认同的调节作用

情感认同对专业性路径的调节效应显著(ΔR2 = 0.11, p = 0.013),但对互动性路径的调节仅边际显著(ΔR2 = 0.04, p = 0.082)。这一差异可通过双重加工理论解释,在专业性路径中,情感认同通过降低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on, NFC)促进理性接受,表现为高情感认同组的专业性路径系数提升19% (β = 0.51 vs β = 0.37);而互动性本身已通过娱乐体验激活边缘路径,情感认同的额外催化作用有限(见图1)。

4.5.5. 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

女性消费者对互动性的敏感度显著高于男性(d = 0.41),这一发现与性别角色理论一致:女性在互动中更关注“社交联结”维度(如主播共情表达、社群归属感),而男性更关注“信息效率”维度(如产品对比数据、优惠力度);进一步分析显示,女性在直播购物中表现出更高的多任务处理倾向(如边观看边分享购物车链接),而男性更倾向于快速决策(平均决策时长:女性238秒 vs 男性182秒)。

5. 讨论与启示

5.1. 理论贡献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实现了三重突破:首先,通过整合S-O-R理论框架、双重加工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构建了“刺激–心理联结–行为反应”的整合模型,突破了以往研究中理论碎片化的局限。该模型不仅揭示了主播特征通过情感认同这一心理联结转化为冲动购买行为的完整路径,还创新性地提出“理性说服需情感催化”的双路径作用机制——专业性通过中心路径激活理性认知,互动性通过边缘路径激发情感体验,而情感认同则在这两条路径间发挥调节桥梁作用。其次,研究发现情感认同对专业性路径的调节效应(ΔR2 = 0.11)显著强于互动性路径(ΔR2 = 0.04),这一反直觉的结论挑战了“直播消费以情感驱动为主导”的传统认知,证实了理性认知在特定心理条件下可通过情感联结实现强化。尤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了性别在调节机制中的异质性表现:女性消费者对互动性的敏感度较男性高出23.6%,这一发现为性别角色理论在直播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依据。从文化维度看,研究验证了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群体归属感对情感认同的放大效应,为后续跨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理论贡献共同拓展了冲动购买行为研究的边界,为数字营销领域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

5.2. 管理启示

5.2.1. 主播培养策略

1) 专业化认证体系:建议平台建立“主播能力矩阵”,建立分级认证体系(如“初级–资深–专家”主播),针对不同品类设计差异化认证标准。例如,3C类主播需通过厂商技术考核,美妆类主播需完成皮肤科学培训课程,并引入动态评估机制(如季度复测淘汰率15%)。

2) 可信度建设方案:借鉴李佳琦的“溯源直播”模式,要求主播定期进行工厂实地探访(每月至少1次),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产品溯源信息上链,增强消费者对主播推荐的可验证信任。

5.2.2. 情感运营设计

1) 情感触发脚本化:基于眼动实验数据优化情感叙事节奏。例如,在90分钟直播中,设置3个“情感触发点”(每30分钟1次),单次时长控制在8~10分钟,内容需包含主播个人故事(如创业挫折)、用户见证案例(如粉丝使用产品改变生活的视频)及群体认同口号(如“家人们”)。

2) 虚拟形象共情设计:对于AI虚拟主播,参考B站虚拟偶像“洛天依”的运营经验,通过人格化标签(如“贴心闺蜜”“技术极客”)强化用户情感联结,并设计情感反馈机制(如根据弹幕情绪自动调整语调和表情),增强消费者对主播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从而促进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发生。

5.2.3. 平台算法优化

1) 双路径推荐引擎:开发“理性–情感”双维度用户画像。对高情感认同用户(通过NLP分析弹幕关键词如“信任”“家人”),优先推荐专业型主播;对边缘路径主导用户(弹幕含“好玩”“有趣”),则匹配强互动型主播。

2) 性别差异化界面:女性用户界面增加“互动勋章”(如连续签到3天解锁专属表情包)、社群话题榜(如#穿搭挑战赛#);男性用户界面增设“参数对比浮窗”,支持实时调取产品性能数据(如手机跑分、相机ISO值)。

5.2.4. 消费者权益保护

1) 冷静期机制创新:在支付环节嵌入“缓冲验证”,若订单金额超过用户月均消费的50%,需完成两道产品知识问答(如“该面膜适合哪种肤质?”)方可付款,利用认知干预降低非理性消费(参考拼多多“理性购”功能)。

2) 退货溯源分析:建立冲动购买退货数据库,通过机器学习识别高退货风险主播特征(如语速 > 200字/分钟、优惠倒计时频次 > 5次/小时),并向其推送优化建议。

5.2.5. 基于动态视角的平台运营优化

1) 时段差异化运营:根据直播黄金时段(20:00~22:00)用户冲动阈值较高的特点,增加高互动性主播排班密度;

2) 生命周期管理:对新主播实施“专业性–互动性”双轨培养计划,初期侧重专业背书建立信任,成熟期转向情感化互动提升黏性;

3) 预警机制构建:建议平台建立“冲动购买预警系统”,通过用户行为序列分析(如“浏览时长 > 3分钟 + 弹幕互动 > 10条 + 加购按钮悬停 > 5秒”)识别高风险交易,触发“30秒冷静期”弹窗提示。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6.1. 研究局限

6.1.1. 动态行为链缺失

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仅能反映消费者在特定时间点的行为状态,无法完整捕捉“观看直播→冲动购买→产品使用→售后评价→退货决策”的全周期动态链条。例如,消费者可能在直播结束后因社交媒体负面评价(如小红书差评、微博吐槽)产生认知失调[18],从而触发退货行为。据报告,42.3%的退货订单发生在收货后48小时内,且与社交平台舆论显著相关;此外,冲动购买的持续性效应(如重复观看同类直播的成瘾性行为)亦未被纳入分析。未来研究可采用混合纵向设计:一方面通过API接口抓取用户30天内的行为日志(如观看时长、复购率、退货原因),另一方面结合深度访谈追踪消费者认知变化过程,构建动态决策模型。

6.1.2. 文化背景单一性

研究样本均来自中国主流直播平台(淘宝、抖音、快手),其结论在跨文化场景中的普适性存疑。根据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中国的高集体主义指数(91 vs 美国的35)强化了群体归属感对情感认同的影响[19],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消费者可能更关注主播个人特质(如幽默感、外表吸引力)。例如,TikTok直播数据显示,美国用户对主播专业性的关注度(β = 0.41)显著低于互动性(β = 0.58),而中国用户则呈现相反趋势。这种差异可能导致情感认同的调节效应在跨文化场景中出现分化:集体主义文化中“群体认同→可信度”路径更强,而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表达→互动性”路径更显著。未来可扩展至东南亚(如Shopee直播)、欧美(如Amazon Live)等多元文化市场进行对比验证。

6.1.3. 技术变量未纳入

随着元宇宙直播的快速发展,虚拟主播的技术拟人化特征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日益凸显,但本研究未将其纳入分析框架。根据拟人化技术理论,AI主播的微表情自然度(如眨眼频率 = 12~20次/分钟)、语音情感饱和度(通过BERT模型的情感强度评分 ≥ 0.7)会显著影响用户信任(β = 0.33, p < 0.05)。例如,哔哩哔哩虚拟主播“阿梓”通过动态唇形同步技术(误差 < 0.1秒)和情感化语调设计,使观众付费率提升27.6%。此外,元宇宙直播中的3D空间交互(如用户虚拟形象试穿服装)可能创造更强的临场感,进而放大冲动购买倾向。

6.2. 研究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通过多元方法深化对直播电商冲动购买行为的理解。首先,跨文化比较研究可基于Hofstede文化维度框架,系统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异质性。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主导的中国,“情感认同→可信度”路径可能因群体归属感的强化而更为显著;而在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美国,主播专业性对冲动购买的直接影响(β = 0.41)可能超越互动性(β = 0.58)。此类研究可拓展至日本等混合文化市场,探究“间人主义”(浜口惠俊,1988)情境下主播特征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其次,神经科学方法的引入为揭示消费决策黑箱提供新视角。通过fMRI技术监测消费者观看直播时的神经活动,可验证双重加工理论的生理基础:边缘路径可能伴随伏隔核(奖励中枢)的显著激活[20],而中心路径或与前额叶皮层(认知控制区)的θ波增强相关。

进一步地,人机协同场景的探索将成为直播电商进化的关键方向。研究可构建“情感–理性”分工模型,真人主播通过即兴互动激发情感共鸣(如即兴歌舞、粉丝故事回应),AI虚拟主播则依托知识图谱提供精准参数解读(如成分溯源、性能对比),并通过配合度指数(如语音衔接延迟 < 0.5秒、话题转换自然度评分 ≥ 4.2/5)量化协作效能。最后,可持续消费干预研究可响应全球ESG趋势,探索主播引导策略对冲动购买行为的重塑作用。例如,在美妆直播中植入碳足迹可视化组件(如每支口红生产耗水量提示),或通过“绿色冲动”话术设计(如“秒杀这件有机棉T恤,为地球减负3 kg碳排放”),将瞬时消费热情转化为环境责任行为,这既符合联合国SDG 12目标,也为平台构建“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双循环提供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 Rook, D.W. and Fisher, R.J. (1995)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Impulsive Buying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2, 305-313.
https://doi.org/10.1086/209452
[2] Mehrabian, A. and Russell, J.A. (1974)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MIT Press.
[3] Petty, R.E. and Cacioppo, J.T. (1986)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In: Petty, R.E. and Cacioppo, J.T., Eds.,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Attitude Change, Springer, 1-24.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2-4964-1_1
[4] Tajfel, H. and Turner, J.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orchel, S. and Austin, W.G.,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Hall Publishers, 7-24.
[5] Mael, F. and Ashforth, B.E. (1992) Alumni and Their Alma Mater: A Partial Test of the Reformulat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3, 103-123.
https://doi.org/10.1002/job.4030130202
[6] Belk, R.W. (1975) Situational Variables and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 157-164.
https://doi.org/10.1086/208627
[7] Zeithaml, V.A. (1988)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 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52, 2-22.
https://doi.org/10.1177/002224298805200302
[8] Hovland, C.I., Janis, I.L. and Kelley, H.H. (1953)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Opinion Chan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9] Childers, T.L., Carr, C.L., Peck, J. and Carson, S. (2001) Hedonic and Utilitarian Motivations for Online Retail Banking.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3, 152-169.
[10] Holzwarth, M., Janiszewski, C. and Neumann, M.M. (2006) The Influence of Avatars on Online Consumer Shopping Behavior. Journal of Marketing, 70, 19-36.
https://doi.org/10.1509/jmkg.70.4.019
[11] Ohanian, R. (1990)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Celebrity Endorsers’ Perceived Expertise, Trustworthiness, and Attractivenes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 39-52.
https://doi.org/10.1080/00913367.1990.10673191
[12] Bhattacharya, C.B. and Sen, S. (2003) Consumer-Company Identifica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sumers’ Relationships with Companies. Journal of Marketing, 67, 76-88.
https://doi.org/10.1509/jmkg.67.2.76.18609
[13] Eagly, A.H. and Wood, W. (1999) The Origins of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Behavior: Evolved Dispositions versus Social Rol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408-423.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4.6.408
[14] Hu, L. and Bentler, P.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 1-55.
https://doi.org/10.1080/10705519909540118
[15] Hayes, A.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2nd Edition, Guilford Press.
[16] Cheung, G.W. and Rensvold, R.B. (2002) Evaluating Goodness-of-Fit Indexes for Testi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9, 233-255.
https://doi.org/10.1207/s15328007sem0902_5
[17] Podsakoff, P.M., MacKenzie, S.B., Lee, J. and Podsakoff, N.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879-903.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8.5.879
[18]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Row Peterson.
[19]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Sage Publications.
[20] Knutson, B., Adams, C.M., Fong, G.W. and Hommer, D. (2007) Anticipation of Increasing Monetary Reward Selectively Recruits Nucleus Accumben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1,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