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高空盘旋”：直升机教养研究的整合与反思

Parental “Hovering”: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on Helicopter Parenting Research

摘要: 直升机教养往往表现为干预或为子女本可独立完成的任务提供不必要的帮助，该教养方式主要表现为高控制、高温暖、低自主性支持，尤其在子女进入大学等成人初显期阶段更为显著。本文采用文献梳理的方式探究直升机教养，主要分析直升机教养的概念、测量工具、理论基础、成因等相关研究内容，并总结直升机教养的研究现状，探讨未来在心理学领域中直升机教养研究发展方向。

Abstract: Helicopter parenting is often characterized by intrusive involvement or providing unnecessary assistance with tasks that children could complete independently. This parenting style is typically marked by high control, high warmth, and low autonomy support, and become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during emerging adulthood, such as when children enter college. This paper adopts a literature review approach to examine helicopter parenting by analyzing key aspects including its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tool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underlying causes. Furthermore,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helicopter parenting and discusses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with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1. 直升机教养

1.1. 直升机教养的概念

在过去十年中，“直升机教养”一直是加拿大和美国媒体报道大学生时的常见话题——他们积极帮助成年子女取得成功，但其方式往往表现为干预或为子女本可独立完成的任务提供不必要的帮助(LeMoyne & Buchanan, 2011)。直升机教养之所以成为当下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尤其与技术进步(如带追踪功能的手机)使父母有更多手段监控子女有关(Lee et al., 2014)。此外，当代社会父母比上一代更倾向于认为子女是“需要额外保护的脆弱个体”，这一观念也可能推动了直升机教养的增加(Lee et al., 2014)。

美国一项研究对直升机教养的详细定义为：“一种违背发展规律的养育方式，表现为提供过度建议、过多物质资源、过度代劳解决问题，以及对新兴成年人活动的过度监控”(Cook, 2020)。如今，不少研究都认同Padilla-Walker和Nelson (2012)给直升机教养下的定义，这是一种特殊的育儿风格组合，它至少涵盖三个方面，即高温暖、高控制以及低自主性支持。

Padilla-Walker和Nelson (2012)在对大学生及其父母的养育行为报告做了因子分析之后发现，虽说直升机教养和行为控制、心理控制有关联，但在概念上它和后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其主要的差别在于，父母采取直升机教养行为，出发点是关心子女的福祉和成功。

成人初显期是年轻人逐步承担成人角色的关键发展阶段。有研究显示，18至25岁的年轻人常被视作成人角色延迟承担的群体，该阶段许多年轻人对自身成人身份认知存在困惑(Willoughby et al., 2015)。相关研究表明，父母若采用限制子女自主性、削弱其胜任感或制造普遍无力感的育儿模式，可能会加剧这一阶段个体成人角色的延迟(Schiffrin et al., 2014; Bronson & Merryman, 2009)。部分直升机父母虽初衷是照顾子女，却往往未能意识到高度介入子女生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Segrin et al., 2015)。

1.2. 与类似概念的区别

为明确直升机教养的定义并阐明其与其他教养方式的异同，可基于鲍姆林德提出的放任型、权威型和专制型的教养风格理论展开分析(Baumrind, 1971)。从父母介入程度看，放任型教养表现为父母很少为子女提供指导，秉持子女可自行掌握解决问题技能的理念，这与直升机教养中父母高度介入子女生活的特征形成显著差异。在指导与纪律约束方面，直升机教养和权威型教养均涉及密切的指导与纪律约束，但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子女自主性的培养：直升机父母缺乏对子女独立思考、行动及作出重要决策的支持(Jiao & Segrin, 2023; Segrin et al., 2022)，且相关研究显示，相较于权威型教养，直升机教养与积极结果的关联性较弱(Kouros et al., 2017; Nelson et al., 2015)。在情感支持的维度上，专制型教养以严格苛刻的纪律约束和缺乏情感支持为特点，而直升机教养则具有高温暖(Padilla-Walker & Nelson, 2012)。综上，直升机教养的特征为父母高度介入子女生活，提供密切监督与指导，具有高度温暖，但子女感知到的自主权有限(Padilla-Walker & Nelson, 2012)。

1.3. 直升机教养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表明，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和家庭紧密相连，人是家庭系统的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在亲子关系中维持亲密感与边界感的良好平衡的家庭互动模式，与成年子女的幸福感存在关联(Cox & Paley, 1997; Bowen, 1978)。大学生在向成年期过渡阶段，面临学业压力以及生活、职业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挑战，这些因素使其在生活中易出现负面表现(Arnett, 2015)。当遭遇各类风险因素和压力源时，他们更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Schiffrin et al., 2021)。从家庭系统理论视角分析，高强度、过度介入的教养方式(即直升机教养)不利于大学生发展，因其无法充分支持年轻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掌控感(Padilla-Walker & Nelson, 2012)。

1.4. 直升机教养的测量

当前，测量直升机教养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法，让被试自己进行报告。研究者大多选取子女作为被试，要求其对父母的直升机教养水平进行报告(LeMoyne & Buchanan, 2011; Schiffrin et al., 2014)。另一些研究要求父母单独或子女和父母同时对直升机教养水平进行报告(Padilla-Walker & Nelson, 2012; Zong, 2022)。关于直升机教养，子女的自我报告比父母的自我报告更能预测子女的行为结果(Schiffrin & Liss, 2017)。使用较多的量表如下。

LeMoyne和Buchanan (2011)编制的直升机教养量表(Helicopter Parenting Scale)，是首个用于测量直升机教养的量表。这个量表有7个题目，每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就表示子女感受到的直升机教养程度越高。其中一个例题是“我父母经常插手帮我解决生活问题”。

Padilla-Walker和Nelson (2012)编制的直升机教养量表(Helicopter Parenting Scale)。该量表包括5个题目。每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子女感知到的直升机教养水平越高。其中一个例题是“我的父母为我做出重要决定”。

Schiffrin等人(2014)整合了20个有关直升机教养行为的题目和7个自主性支持的题目，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保留了15个题目测量父母的直升机教养(9个题目)和自主性支持(6个题目)。每个题目采用6点计分，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6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子女感知到的直升机教养水平越高。其中两个例题是“如果我和我的室友有问题，我妈妈会试图介入”和“我的父亲或母亲鼓励我自己做决定，并对我所做的选择负责”。

Odenwell等人(2014)编制的直升机教养量表(Helicopter Parenting Scale)。该量表包括15个题目。每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子女感知到的直升机教养水平越高。其中一个例题是“我的父母坚持要我随时让他/她知道我的日常活动”(Odenweller et al., 2014)。

Zong等人(2022)编制的直升机教养量表(Helicopter Parenting Scale)。这是一个中文量表，由父亲和母亲分别进行报告。该量表包括19道题，共5个维度：建议或影响管理(advice/affect management)，例如，“我给我的孩子做事情的建议”；预期问题解决(anticipatory problem solving)，例如，“我试图预测妨碍我的孩子实现目标的事，并在它变成问题之前解决”；寻找信息(information seeking)，例如，“我想了解我的孩子每天的最新情况”；重视学习成绩(emphasi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例如，“我尽一切努力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有形帮助(tangible assistance)，例如，“我很乐意为我的孩子做家务，比如做饭、打扫和洗衣服”。采用7点计分方式，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7分。得分越高，意味着父母的直升机教养水平越高。

2. 直升机教养的成因

2.1. 社会文化因素

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对养育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受文化差异影响，东西方国家的养育方式有明显不同。东方家庭注重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彼此关联以及对父母权威的服从，西方家庭则侧重独立性和个体性(Chao & Tseng, 2002)。这些研究结果与文化特异性假设相符，该假设认为育儿实践及其与子女成长结果的关联可能具有情境依赖性，且因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异(Bornstein & Cheah, 2006)。与此相关的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父母过度干预可能被看作是具有侵入性的行为，而在东方文化环境中，这或许会被理解为情感支持(Sümer & Kağıtçıbaşı, 2010)。

来自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群体的研究表明，在重视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文化(如阿拉伯裔以色列家庭)中直升机教养更为普遍，可能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下对家庭责任的强调有关，而个体主义文化(如犹太裔以色列家庭)中程度较低(Scharf & Rousseau, 2017)。还有研究表明与西方文化中通常发现的对大学生心理和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不同，韩国学生中的大多数认为直升机教养可能对他们的学业表现和职业发展有益(Kwon et al., 2017)。

2.2. 家庭因素

Padilla-Nelson (2012)指出，直升机教养可能与父母的分离焦虑有关，父母将温暖、爱和参与建立在与子女保持近距离关系的条件上。父母因担心子女独立后的适应问题，可能通过过度控制来维持心理安全感，例如陪同子女上课、干预室友矛盾等典型直升机行为。

也有研究者觉得，直升机教养也许是父母的投射和期望造成的结果。父母常常把自己没实现的目标强加到子女身上，把焦虑和控制欲传递给子女，过度管控孩子的生活来弥补自己的遗憾(Segrin et al., 2013)。

当代父母面临的压力，也经常被看作是直升机教养产生的原因。Munich和Munich (2009)指出，直升机教养是当代父母对子女学业和事业期望过高的一种反映。这种压力使得父母在子女的学习和生活上投入更多精力，以此确保子女能够成功和幸福。

2.3. 儿童因素

直升机教养可能与子女的自恋特质正相关。父母过度介入子女生活(如替子女解决问题、提供过度支持)可能让子女形成“自己理应得到特殊关注”的认知，从而发展出病理性自恋(如自我膨胀、依赖他人认可)。研究发现，子女报告的自恋水平越高，父母的直升机教养行为越多。这种关联可能源于父母对子女的过度回应(如无条件满足需求)，强化了子女的自我中心倾向(Segrin et al., 2013)。

研究显示，患有焦虑障碍儿童的父母(特别是父亲)会表现出更多控制行为，这意味着子女的焦虑症状可能会引发父母的过度保护反应(Bögels et al., 2008)。Claussen等(2024)人的元分析表明，儿童焦虑症状与父母过度控制行为存在显著相关性。

3. 直升机教养的主要研究内容

3.1. 直升机教养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Hwang等(2023)人研究指出，美国大学生群体中，父母直升机教养程度越高，其抑郁水平也越高。新兴成人期的核心发展任务是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培养(Alsancak-Akbulut & Kömürcü-Akik, 2024)。在此阶段，父母对子女自主性的限制以及过度介入，可能阻碍其自我发展进程，使其难以获得与年龄相适应的技能、能力(Schiffrin et al., 2014)和健康的情绪调节策略(Perry et al., 2018)。当个体自我价值感与自我效能感较低时，更易产生抑郁情绪(Oliver & Paull, 1995)，而这种情绪的产生可能与父母过度干涉子女生活的教养模式相关(Reed et al., 2016)。

3.2. 直升机教养对学业表现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直升机式教养能预测一些和不良学业结果有关的变量。如Nelson等人(2015)、Padilla-Walker和Nelson (2012)的研究表明，直升机教养与学校参与度降低相关；Schiffrin和Liss (2017)的研究则指出，其与外在动机、完美主义、权利感及回避目标的增加存在关联。Ching (2023)的研究还发现，直升机式教养会通过降低自我调节能力引发学校倦怠。

3.3. 直升机教养对子女人际适应的影响

已有研究也表明，直升机教养与害怕负面评价有关(Carr et al., 2021; Deneault et al., 2020)。害怕负面评价最早被定义为，过分担忧他人的评价、因他人的批评而有压力，还有回避评价场景(Watson & Friend, 1969)。Carr等人(2021)报告指出，高水平的直升机教养会增加子女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因为直升机父母往往干预并帮助摆脱失败带来的消极情绪，从而导致子女缺乏应对不赞同言论的能力。

研究表明，直升机教养可能因减少子女的人际交流频率(Givertz & Segrin, 2014; Odenweller et al., 2014)，对亲子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父母过度介入子女生活的学生，在处理室友关系及参与课外活动时可能面临更多挑战(Klein & Pierce, 2009)，此类个体常表现出群体交往信心不足的特点，并普遍存在与同学关系疏远、人际信任度较低的现象(Van Ingen et al., 2015)。成长于直升机教养环境中的新兴成人，由于在人际交往中缺乏问题解决的实践机会，其社会环境中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受限，进而增加了社交焦虑的发生风险(Rusch et al., 2012)。

3.4. 直升机教养与初显期成年人的婚恋态度与关系质量

部分研究表明，直升机教养与新兴成人的不安全依恋存在关联(Miller et al., 2024)。经历直升机教养的个体更易在亲子关系中表现出对被遗弃的担忧，这种担忧可能对其与恋爱伴侣的关系产生影响。研究还显示，此类年轻人结婚概率更低(Jiao & Segrin, 2021)。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因为依恋关系不安全者(如焦虑或回避程度较高)往往会报告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Turner et al., 2020)。

Willoughby等人(2015)考察了直升机教养、父母的温暖对初显期成年人的婚姻态度的影响。研究选用了779名来自美国的未婚成年大学生(18~29岁)作为被试，对其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经历过更高水平的直升机教养的初显期成年人更相信单身比已婚拥有更多的优势，他们也更可能推迟自己的婚姻。而经历过更多父母温暖的初显期成年人更愿意相信已婚比单身拥有更多的优势(Willoughby et al., 2015)。

3.5. 直升机教养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存在两面性

研究显示，虽然直升机教养对心理健康有诸多负面影响，但其对亲密关系可能存在积极影响。如Hwang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意识到父母采用直升机教养方式的新兴成年人，报告其与父母的亲密程度较高。Kim (2022)的研究则指出，直升机教养与约会中较高的亲密目标水平相关。Kwon等人(2017)针对韩裔美国大学生开展的定性研究显示，直升机父母因高期望与高投入，通常更重视子女的学业表现。与西方文化中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心理及生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不同，多数受访学生认为，直升机父母对其学习及职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4. 干预与改善策略

4.1. 个体家庭层面

在青少年成长进程中，父母压力对亲子关系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着显著影响，当下，直升机式教养所引发的不良效应日益受到关注。研究显示，正念教养作为一种新兴的干预手段，能够对相关问题起到改善作用。例如，有一项针对83位处于高压力状态青少年母亲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在教养压力层面，正念教养干预能够显著降低压力水平，促使母亲以更为轻松的心态去面对孩子的成长，减少过度控制行为(Chaplin et al., 2021)。另有研究指出，父母正念水平或许可通过降低心理控制的频率与波动性，进而降低子女出现外化问题的风险(Bi et al., 2024)。

学生需要认识到自身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需求的重要性，并尝试通过一些活动来改善这些需求，例如通过参与社区活动、体育竞赛和专业比赛等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尝试独立做决定，或向周围的教师或同学寻求适当帮助(Wang, 2021)。

4.2. 社会层面

首先要建立起系统化的家校合作评估机制，依靠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每学期期末全面评估家校合作的效果，重点注意家长教养方式的改进情况。对于在家校合作中表现优异的教师，实施差异化激励措施，通过荣誉表彰、绩效奖励等方式，激发教师参与家校合作的内生动力，增强其责任意识与创新意识(张亚星等，2022)。

其次，引入高校专业科研力量并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针对家长教养方式优化与家校合作模式创新开展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通过梳理国内外典型经验，结合本校实际学情，对家校合作活动的内容设计与形式创新进行迭代升级。重点探索具备实操性的教养方式改进路径，通过课题研究成果转化，提升家校合作活动的专业化水平与实践效能，为长效化家校协同育人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张亚星等，2022)。

5. 未来研究展望

5.1. 考察不同养育者对儿童发展的联合作用

随着社会环境改变，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儿童的看护不再只靠母亲，其他家庭成员，像父亲和祖辈等，也慢慢参与到儿童看护中。主导性假说强调，母亲的教养行为对儿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而特异性假说则认为，多个看护者的教养行为对儿童的影响没有主次之分，不同养育者的行为影响着儿童心理功能发展的不同方面(邢淑芬等，2016)。

5.2. 探索神经机制

有研究表明父母高度控制等负性教养行为可能导致青少年左前岛叶(参与情绪冲突加工的脑区)活动减弱(Marusak et al., 2018)。还有研究表明，父亲的过度保护与右侧额下回的灰质体积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影响个体抑制负性情绪的能力。还有研究推测尤其是受母亲过度庇护的子女，可能没有足够的机会体验压力，从而在成年后表现出杏仁核活动亢进(Farber et al., 2019)。尽管极端早期逆境(如创伤、虐待)对大脑结构功能的影响已被广泛研究(Gee et al., 2013; McLaughlin et al., 2015)，但常规养育行为的变异性如何影响脑回路发育仍鲜少探讨。目前聚焦于教养方式对成年人大脑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教养方式影响大脑结构与功能值得未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