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逐渐融入翻译研究领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玛纳斯》作为一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活态”史诗，与《格萨尔》《江格尔》齐名，是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长期以来，《玛纳斯》主要以口头演唱的形式在柯尔克孜族内部传承，传播范围较为有限。目前，国内对《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研究多聚焦于译本翻译及民族志研究，而对其背后成书的行动者网络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之上，聚焦《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传播过程并提出问题：唱本最终呈现的过程中构成了何种行动者网络？各个行动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其出版发行在传播中国故事中有何现实意义？本文回答了这些问题，旨在为中国民族史诗的外译与传播提供新的思路与借鉴。
2. 行动者网络
自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学家迈克尔·卡龙(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及约翰·劳(John Law)开创性地从社会学视角对科学技术展开研究，标志着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兴起与发展[1]。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是由多元行动者通过互动构建的网络系统，行动者通过持续的协调与再协调、定义与再定义彼此关系及身份，从而不断塑造与重塑社会结构。在ANT框架下，“行动者”不仅限于人类，还包括非人类实体，其作为行动者的资格取决于其是否对情境发展或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可观测的影响[2]。
布泽林(Buzelin)率先将ANT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为翻译学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用以分析翻译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例如，汪宝荣运用ANT理论，通过对《红高粱》译本生产过程的详细描述，揭示了中国文学在西方传播的网络构建机制[3]。
翻译活动的行动者网络可以分为翻译生产网络与译作传播网络。前者涵盖与翻译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行动者，例如项目发起者、译者、出版社、图书馆、编辑等，这些行动者既有人类也有非人类实体。译作传播网络则涉及出版机构的运作、专家学者的书评以及网络读者的评论等。这些行动者虽各自遵循不同的逻辑运作，但在行动过程中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翻译传播网络[4]。
综上所述，尽管基于ANT的翻译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相关成果仍相对有限。未来研究应致力于推动社会学理论与翻译学理论的深度融合，并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和完善这一理论框架。
3. 《玛纳斯》英译现状
作为柯尔克孜民族的文化瑰宝，史诗《玛纳斯》在世代口耳相传中逐渐成型，生动展现了柯尔克孜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这部被誉为“柯尔克孜历史文化百科全书”的史诗巨著，既是世界文学殿堂中的璀璨明珠，更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的卓越贡献。
这部口头文学经典跨文化、跨地域的国际传播离不开翻译的关键桥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玛纳斯》史诗从文本化伊始就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苏联率先将四卷本吉尔吉斯文《玛纳斯》译介为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和塔吉克文，开创了这部史诗多语种传播的先河。
然而，这部口头史诗在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口头表演到书面文本、从民族语言到多语种译介的复杂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网络构建过程，其中翻译活动扮演着关键性的桥梁作用。
4. 《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中的行动者网络
4.1. 项目发起
《玛纳斯》翻译工作的启动阶段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涉及多个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协同作用。核心行动者包括新疆文联、中央民族学院师生、居素甫·玛玛依唱本、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5]。这些行动者通过各自的角色与功能，共同推动了史诗《玛纳斯》从口头传统向文本化、多语言化传播的转变。
在项目发起阶段，人类行动者发挥了主导作用。新疆文联作为主要的组织者，负责协调资源与人员，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政策与组织支持。中央民族学院师生凭借其语言专业能力，承担了史诗的记录与初步翻译任务，成为翻译网络中的关键执行者。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则为田野调查与记录工作提供了地方支持，确保了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6]。
非人类行动者在网络构建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居素甫·玛玛依的唱本为翻译提供了基础；出版社与出版物则作为媒介将翻译成果进行广泛传播。这些非人类行动者充分运用自身功能与属性，对人类行动者的行为与决策产生影响。
1978年，新疆文联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决定重启《玛纳斯》汉译工程，进一步扩展了行动者网络的规模。新疆文联、中央民族学院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抽调人员组成《玛纳斯》工作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则提供了资金与学术支持。这一过程凸显了行动者网络中不同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同时也暴露了网络协调中的复杂性。
2004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玛纳斯》汉译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联合成立了《玛纳斯》汉译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强化了行动者网络的组织性与专业性。领导小组下设翻译组、柯汉对照组、文字加工组及审定组四个工作机构，分别承担翻译、校对、文字润色与最终审定的任务。此次翻译工作以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再版柯尔克孜文本《玛纳斯》为蓝本，组织通晓柯尔克孜语与汉语的专业人员进行分册翻译。这一阶段的翻译工作不仅体现了行动者网络中不同角色的分工与协作，还通过专家评审机制确保了翻译的质量与权威性。
4.2. 翻译过程
在《玛纳斯》史诗的搜集翻译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协作网络，呈现出独特的权力互动机制。这一阶段的核心行动者包括采录人员、翻译人员、居素甫·玛玛依唱本、柯尔克孜文手稿以及翻译工具等。
1960年，采录人员作为田野调查的直接执行者，通过三个月的实地走访建立了原始数据库，其工作方式直接影响着史诗记录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居素甫·玛玛依在《玛纳斯》的翻译整理过程中完成了史诗的第六部《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的补唱工作，并担任翻译顾问。从最初的表演者到补唱者，再到翻译顾问，其权威地位在持续互动中不断强化，这样的角色演变体现了文化主体在翻译网络中的能动性提升。翻译人员郎樱与玉赛因阿吉则承担着文化转译的关键职能，他们的语言能力与专业判断决定了史诗在目标语中的呈现形态。
非人类行动者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网络构建作用。柯尔克孜文手稿作为文化载体，确保了文化记忆的延续性。录音设备作为技术中介，实现了口头传统向文本的转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史诗的传播方式。各类翻译工具则规范了语言转换的标准，成为协调不同语言系统的重要行动者。
2004年，翻译工作按翻译、柯汉对照、整理、评审、审订、校订等程序进行，确保了翻译工作的系统性与专业性，这标志着网络运作的成熟化。翻译过程中，翻译小组坚持“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确保译文与原诗一致，同时兼顾汉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既约束了各行动者的行为边界，又为跨文化转换提供了共同遵循的标准。
4.3. 出版传播
史诗《玛纳斯》的出版传播阶段构成了行动者网络的最终实现环节，涉及出版机构、专家学者、读者等多方行动者的协作。各类行动者形成了稳定的网络结构，共同推动史诗进入更广泛的文化传播场域。
新疆人民出版社作为主要出版机构，不仅承担着文本物质化的重要职能，更通过出版策略影响着史诗的社会定位。专家学者则以书评的形式将玛纳斯文化与大众进行连接，构成文化资本向社会影响力转化的关键环节[7]。
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出版物直接影响读者接受程度。2006年《玛纳斯》汉译稿的完成标志着史诗突破了单一语言传播的限制，而2012年后系列出版计划的实施，则构建一个文化接受过程。这些物质载体不仅扩大了文化传播范围，还为史诗的多模态传播提供途径。
通过出版传播，《玛纳斯》不仅突破了口头传播的限制，还实现了跨文化、跨地域的传播，为史诗的保护、传承与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8]。各行动者的协作既保持了史诗的核心文化基因，又使其获得了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新形态。
总而言之，《玛纳斯》的翻译工作是一个典型的行动者网络实践，涉及多个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协同作用。从项目发起、翻译过程到出版传播，构成了多个行动者网络。每个阶段的网络既保持相对独立性，又通过核心行动者居素甫·玛玛依唱本的持续性存在形成有机衔接，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再生产体系。不仅实现了史诗从口头传统到文本化、多语言化传播的转变，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支持。
5. 结语
《玛纳斯》作为柯尔克孜族的文化瑰宝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翻译与传播不仅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实践。随着《玛纳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史诗外译也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系统梳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发起、翻译、出版三个过程的行动者网络，揭示了人类行动者(如翻译人员、学者、出版机构)与非人类行动者(如唱本、出版物、翻译工具)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这一系列互动表明，《玛纳斯》的跨文化传播并非单一过程，而是不同行动者不断协商、竞争乃至对抗的动态网络。他们共同塑造了史诗的文本形态与社会意义，最终形成强大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共同推动《玛纳斯》史诗从地方性知识向国家文化资源转变[9]。然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该理论对文化符号的深层意义阐释不足，难以充分揭示史诗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
基于研究发现，未来《玛纳斯》的外译需要充分发挥行动者网络的作用。首先，应加强国际学术对话，推动建立跨国界、跨学科的协作网络，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其次，要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充分利用玛纳斯唱演结合的特点，加强文化互动性。在全球化的今天，《玛纳斯》史诗的传播实践提醒我们，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桥梁，其意义不仅在于语言的转换，更在于构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本研究不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