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少年抑郁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对抑郁人群的调查结果显示，50%的抑郁人群为在校学生，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到总调查人数的30%，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发生人群已有年轻化趋势(李志娟等，2022)。父母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监护人和教育者，其教育期望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深远影响。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高期望不仅可能激励青少年努力进取，取得优异成绩(刘在花，2015；郭筱琳等，2017)，但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压力，甚至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赵青矣，吴英发，2023)。然而，父母教育期望如何通过青少年的自尊水平来影响其抑郁情绪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自尊作为个体对自我价值的总体评价，在心理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教育期望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自尊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1. 父母教育期望
教育期望是指对未来教育成就(如最终受教育水平)的希望和期待。这种期望不仅包括学术成绩，还包括对学习态度、行为表现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Spenner & Featherman, 1978)。侯世昌(2002)将其定义为父母希望子女接受何种教育以及得到怎样的成效所持有的一种倾向和态度。
在研究教育期望时，需要区分教育期望(educational expectations)、教育愿望(educational aspirations)以及感知的教育期望(perceive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教育期望指在考虑学习能力和学习资源的前提下可能获得的教育成就；教育愿望则更多指在理想条件下可能获得的成就水平；而感知的教育期望指子女感知到的来自父母的教育期望(Rutherford, 2015)。父母教育期望的测量通常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常见的量表包括父母教育期望问卷(PEQ)和其他定制的测量工具。这些问卷通常包括对孩子学业成绩、学历水平和未来职业期望等方面的评价。
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期望对青少年的学业成就具有显著影响。适度的教育期望能够激励青少年努力学习，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郭筱琳 等，2017；刘在花，2015)。然而，过高的教育期望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感，甚至导致抑郁情绪(赵青矣，吴英发，2023)。研究表明，父母教育期望过高时，青少年难以满足这些期望，可能会产生自尊下降和抑郁情绪增加的情况。大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考察父母教育期望与青少年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有纵向研究发现父母教育期望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影响，受到高期望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较低的抑郁水平(Wang & Sheikh-Khalil, 2020)。
父母教育期望受到父母教育背景的影响，父母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通常希望他们的孩子也能达到相同或更高的教育水平(Davis-Kean, 2005)。文化因素也会影响父母教育期望不同文化背景的父母对教育的期望存在差异。比如，在东方文化中，教育被视为家庭荣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父母的教育期望往往较高(Xu et al., 2019)。
期望–价值理论(Expectancy-Value Theory)由Eccles和Wigfield提出的(2002)，认为个体的行为由其对成功的期望和对成功的价值判断所驱动。在家庭教育环境中，父母的教育期望和他们对子女教育成功的价值判断会影响子女的学业动机和成就。
综上所述，父母教育期望对青少年的学业和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
1.2. 青少年抑郁
青少年抑郁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表现为持续的悲伤、兴趣丧失、精力减退、自我评价低、注意力不集中和无助感等症状。青少年抑郁不仅影响其学习和社交生活，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苏朝霞等，2011)。
近年来，关于青少年抑郁的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探讨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家庭因素，如父母的教育期望、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被认为是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部分研究发现，父母的高期望与青少年抑郁症状显著相关，尤其是在青少年无法达到父母期望时(赵青矣，吴英发，2023)。此外，社会支持、学校环境和个体特质(如自尊)也被认为是影响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
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家庭因素：家庭环境在青少年抑郁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家庭关系紧张、父母离异或丧失、家庭经济困难等都是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Hammen, 2005)。此外，父母的教养方式和教育期望也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密切相关(Steinberg, 2001)。社会因素：同伴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与同伴关系不和谐或遭受欺凌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缺乏社会支持也会增加青少年的抑郁风险(Stice et al., 2004)。个体因素：青少年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和遗传因素，也会影响抑郁的发生率。研究表明，青春期女性的抑郁发生率高于男性，这可能与生理和社会心理因素有关，青春期的女性发育的更早，思维更加细腻，且传统文化要求女性对消极事件需要更多的忍耐，这些都有可能导致青少年女性的抑郁情绪(Nolen-Hoeksema & Girgus, 1994)。此外，遗传易感性也在青少年抑郁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Silberg et al., 1999)。
1.3. 青少年自尊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评价和感受，包括自我认知、自我接受和自我尊重等方面。高自尊的个体通常对自己持有积极的态度，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低自尊的个体则可能对自己持有负面的评价，容易产生无助和绝望的情绪(Hamachek, 1978)。
青少年自尊的研究在心理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尊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与其社会适应和学业成就密切相关。近年来，研究者们通过探讨自尊的影响因素和相关理论，揭示了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复杂性。
青少年自尊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家庭环境：家庭是青少年自尊发展的重要场所。父母的养育方式、家庭氛围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期望都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自尊水平(Harter, 1999)。温暖、支持性的家庭环境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自尊，而过度控制或忽视的家庭环境则可能导致自尊的下降。同伴关系：同伴关系在青少年期的自尊发展中也起着关键作用。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和社会支持可以增强青少年的自尊。反之，遭受同伴排斥或欺凌的青少年则容易出现自尊低下的问题(Juvonen & Graham, 2001)。学业表现：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与自尊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学业成就高的青少年通常具有较高的自尊，而学业失败则可能导致自尊受损(Marsh & O’Mara, 2008)。此外，青少年对自己学业能力的自我评价也会影响其整体自尊(Rosenberg, 1965)。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通过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来评估自己的价值。青少年期是社会比较频繁的时期，他们常常通过与同伴的比较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Festinger, 1954)。这种比较既可以提高自尊，也可能在不利的比较中导致自尊受损(Thomaes et al., 2010)。
1.4. 变量间相关研究
1.4.1. 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抑郁关系
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抑郁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一些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的高期望能够激励孩子努力学习，促进其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然而，过高的教育期望也可能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增加其抑郁风险(赵青矣，吴英发，2023)。例如，赵青矣和吴英发(2023)发现，父母过高的教育期望会导致孩子面临更高的抑郁风险。此外，家庭背景、父母教育水平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也会影响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抑郁的关系(郭筱琳等，2017)。总体而言，尽管父母教育期望对儿童成长有积极作用，但需要平衡期望水平，以避免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1.4.2. 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自尊关系
父母教育期望与儿童自尊的关系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备受关注。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高期望可以增强孩子的自尊，因为孩子在满足父母期望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成就感和认可(Sun & Hui 2012)。然而，过高的期望如果超出了孩子的能力范围，可能会导致孩子感到压力和挫败，从而降低自尊水平(常远等，2022)。此外，父母教育期望的不合理性，如期望过高或期望与孩子能力不匹配，也会对孩子的自尊产生负面影响(Hamachek, 1978)。
1.4.3. 儿童自尊与儿童抑郁的关系
自尊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低自尊被认为是抑郁的重要预测因素。研究表明，自尊与青少年抑郁之间有着密切关系(Sun & Hui 2012)。当父母对孩子有高期望时，孩子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期望，会导致自我评价下降，进而降低自尊水平，增加抑郁风险(常远等，2022)。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被认为是缓解抑郁症状的有效方法(陈武等，2013)。
认知理论认为，负性思维和认知偏差是抑郁的重要原因。青少年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往往会产生负面的自我评价和消极归因，这些认知模式会增加抑郁的风险(Beck, 1967)。因此如果青少年自尊偏低，他们更容易对自身产生消极的归因，从而导致更加消极的情绪。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样本涵盖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全国代表性。
CFPS 2018问卷分为个人自答问卷、儿童父母代答问卷(由同住的、照顾该少儿最多的一位父母代答)和家庭经济问卷。其中个人自答问卷是对10周岁以上的个体进行施测，儿童父母代答问卷是对16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进行施测。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将选取10~16岁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为样本进行相关和中介分析。具体而言，我们使用了个人自答问卷中抑郁、自尊量表以及儿童父母代答问卷中父母期望量表，在删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选取了960名儿童及其父亲或母亲的数据进行分析。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教育期望
通过CPFS 2018问卷中的儿童父母代答问卷中“您希望您的孩子念书最少念到哪一程度？”这一问题测量父母的教育期望(Liu et al., 2022)。因为问卷中使用了“至少”这个词(尤其在父母代答问卷中“最少”还被加下划线强调)，因此该问题能够真实反映父母和子女的教育期望。这一问卷在多个研究中被用来评估父母和子女的教育期望(Liu et al., 2022; Man et al., 2021)。问题提供了8个选项，分别为不必念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使用8点评分，从1(不必念书)到8(博士)，分数越高表示教育期望越高。
2.2.2. 青少年抑郁
通过CPFS 2018问卷中的儿童自答问卷内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测量儿童的抑郁水平。该量表由Radloff (1977)编制，中文简版由何津等人(2013)修订，用于测量个体在过去一周内的抑郁症状。该量表共有8个条目，包括情绪症状、行为症状、躯体症状和正性情感四个维度。采用Likert四点计分制，1代表“从未或极少时间”，2代表“少部分时间”，3代表“相当多时间”，4代表“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707，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3. 青少年自尊
通过CPFS 2018问卷中的儿童自答问卷内自尊量表(RSES)测量儿童的自尊水平。该量表由Rosenberg (1965)编制，用于测量个体的自尊水平。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积极自我评价和消极自我评价两个维度。采用Likert四点计分制，1代表“强烈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有点同意有点不同意”，4代表“同意”，5代表“强烈同意”。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719，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4.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我们选取了儿童性别、儿童年龄、户口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人均总年收入和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Liu et al., 2022; Man et al., 2021)。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研究选取CPFS 2018问卷中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家庭编号使儿童与其父母一一对应。使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清洗，在删除了关键缺失值后，共有960个家庭的儿童纳入分析。使用SPSS 25.0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使用Process插件对变量之间的中介关系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法对子女问卷部分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项目共有4个，最大因素解释的变异量为19.32%，小于40%，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父母教育期望、青少年抑郁、青少年自尊及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具体情况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
最小值 |
最大值 |
M |
SD |
父母教育期望 |
2 |
8 |
5.81 |
1.02 |
青少年抑郁 |
8 |
28 |
11.78 |
3.28 |
青少年自尊 |
19 |
50 |
37.76 |
4.63 |
年龄 |
9 |
16 |
10.90 |
1.78 |
性别 |
0 |
1 |
0.52 |
0.50 |
人均年收入 |
0 |
281,960 |
17,660 |
24,867 |
3.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教育期望和青少年抑郁呈负相关，β = −0.105，p = 0.001，说明父母教育期望水平越高，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越低；父母教育期望和青少年自尊呈正相关，β = 0.083，p = 0.010，说明父母教育期望越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越高；青少年自尊和青少年抑郁呈负相关，β = −0.305，p < 0.001，说明青少年自尊水平越高，青少年抑郁水平越低(表2)。
Table 2. Table of correlations among parenting expectations,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adolescent self-esteem
表2. 父母教育期望、青少年抑郁和青少年自尊相关关系表
|
父母教育期望 |
青少年抑郁 |
青少年抑郁 |
−0.105* |
|
青少年自尊 |
0.083** |
−0.305*** |
注：* < 0.05, ** < 0.01, *** < 0.001。
3.4. 中介效应分析
父母教育期望、青少年抑郁和青少年自尊这三个变量间两两相关，因此可以分析青少年自尊在父母教育期望影响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对中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in the mediation model (N = 960)
表3. 中介模型中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N = 960)
变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β |
t |
β |
t |
β |
t |
父母教育期望 |
0.073 |
2.268* |
−0.097 |
−2.994** |
−0.075 |
−2.426* |
青少年自尊 |
|
|
|
|
−0.295 |
−9.518*** |
R2 |
0.019 |
0.018 |
0.103 |
F |
4.698*** |
4.444** |
22.007*** |
注：* < 0.05, ** < 0.01, *** < 0.001；模型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模型1：父母教育期望预测青少年抑郁，模型2：父母教育期望预测青少年自尊，模型3：父母教育期望和青少年自尊共同预测青少年抑郁。
结果显示父母教育期望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自尊，p = 0.002；父母教育期望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自尊，p < 0.001；父母教育期望和青少年自尊都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p教育期望 = 0.015，p自尊 < 0.001。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见表4。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direct effects of adolescent self-esteem
表4. 青少年自尊的直接效应分析
|
效应值 |
标准误 |
Bootstrap 95% CI |
占总效应比例 |
下限 |
上限 |
总效应 |
−0.310 |
0.104 |
−0.513 |
−0.107 |
|
直接效应 |
−0.241 |
0.099 |
−0.436 |
−0.046 |
|
间接效应 |
−0.069 |
0.034 |
−0.143 |
−0.008 |
22.3% |
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 CI不包含0 ([−0.143, −0.008])，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路径图见图1。因此青少年自尊在父母教育期望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2.3%。
Figure 1. Path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adolescent self-esteem in parenting expectation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图1. 青少年自尊在父母教育期望和青少年抑郁中的中介作用路径图
4. 讨论
本研究根据CFPS 2018年数据分析了家长教育期望、青少年自尊和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家长教育期望、青少年自尊和青少年抑郁之间两两相关。支持假设1、假设2、假设3。青少年自尊在家长教育期望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假设4。
描述性统计显示，认为子女不需要上学的家长为0人，认为子女只需要上小学或初中的家长占2.3%，有71.5%的家长认为子女应该读到本科，说明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有较高的期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亲子关系的一大特点(赵青矣，吴英发，2023)。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家长更倾向于对其子女施行严厉的教养方式，这使得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很高。本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希望其子女能进入本科进行学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如今社会对青少年的高期望与高压力。
家长教育期望与青少年自尊呈正相关。当家长对孩子抱有高期望时，孩子通常会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和信任，从而增强其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McDermott et al., 2018)。研究表明，当家长对孩子表现出积极的期望和信心时，孩子更容易建立起强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效能感。当青少年感受到自己在达到家长期望方面取得成功时，他们的自尊心往往会进一步增强。这种正向的反馈循环不仅有助于青少年在学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还能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断提升其自我认同和自尊水平(Sun & Hui, 2012)。青少年自尊与青少年抑郁呈负相关。自尊水平高的青少年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更能够积极应对和解决问题，从而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戴琴，冯正直，2008)。自尊心高的青少年往往具有更好的心理弹性，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着积极的认知，这种积极的自我评价能够有效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此外，自尊心高的青少年在社交关系中也更具优势，他们更容易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关系可以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会认可，从而进一步减轻抑郁症状(邓慧华等，2013)。家长教育期望与青少年抑郁负相关。高期望可能为青少年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激励他们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进而减少了抑郁情绪的发生(Almroth et al., 2019)。研究表明，当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合理且积极时，青少年更容易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和鼓励，这种积极的家庭氛围有助于他们在学业和生活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减少抑郁情绪。
青少年自尊在父母教育期望和青少年抑郁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自尊在父母教育期望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机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父母的高期望能够增强孩子的自我效能感，使其更有信心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信任与期望时，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进而提升自尊(钟礼华等，2024)。其次，自尊的提升能够增强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的心理韧性。高自尊的青少年更容易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降低抑郁的风险。例如，研究发现，自尊较高的青少年在面对失败时更容易保持积极态度，而自尊较低的青少年则可能更容易陷入消极情绪和抑郁状态(Orth et al., 2010)。最后，父母的高期望和自尊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能影响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当父母积极关注孩子的教育并表现出期待时，孩子更有可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建立友谊，从而获得更强的社会支持，这也有助于提升自尊并降低抑郁水平(徐柱柱，郭丛斌，2020)。
鉴于自尊在父母教育期望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家长在教育过程中应更加关注自身的期望传递方式。首先，家长应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适度的期望，而非过高的压力。研究表明，过高的教育期望可能导致孩子感受到过度压力，进而产生抑郁倾向(赵青矣，吴英发，2023)。其次，家长可以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互动来增强孩子的自尊。通过日常的鼓励和支持，家长能够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并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例如，家长可以通过赞美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来增强孩子的自我效能感。
尽管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若干不足之处。研究未考虑其他可能的控制变量、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如青少年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因素可能在父母教育期望和抑郁之间起中介或调节作用，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采用的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研究主要依赖自我报告问卷收集数据，可能存在社会期望效应和应答偏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多元化的数据收集方法，如访谈和观察等。此外教育期望对抑郁的负向预测可能存在边界效应，如有研究发现教育期望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过高的父母教育期望或自我教育期望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Wang & Sheikh-Khalil, 2020)。但由于在本研究的数据中，父母教育期望为硕士及以上的仅有占10.6%，父母的平均教育期望分别为5.81 (5 = 大专，6 = 大学本科)，因此可能无法得到明显的边界效应。未来可以针对高教育期望家庭作具体的分析来验证家长教育期望对青少年抑郁是否存在边界效应。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父母教育期望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自尊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1) 父母教育期望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 自尊在父母教育期望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