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在全球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其多个英文译本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本研究选取杨宪益与戴乃迭的1962年译本和金介甫2009年版译本，旨在探讨译者风格及其语言特征。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传递的过程，因此分析《边城》的英译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原文分析，缺乏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本研究构建《边城》汉英平行语料库，运用AntConc和Wordsmith 6.0工具，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对词汇、句法、语篇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旨在为翻译学提供新视角，为翻译实践和教学提供借鉴，并推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学发展。
2. 研究结果
2.1. 词汇层面
2.1.1. 类符形符及其比例
类符/形符比是一个反映文本词汇多样性的指标，这个比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文本的词汇变化情况，一个较高的TTR值通常意味着文本使用了更多的独特词汇，从而可以认为文本的词汇更为丰富。而“为了消除不同文本长度对比较的影响，学界常常使用标准化的类符/形符比作为译者语言特征分析依据”[1]。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杨译本的STTR值高于金译本，表明在控制文本长度后，杨译本使用了更多的独特词汇，词汇多样性更高。这一结果暗示杨译本可能更注重满足目标读者对词汇多样性的需求，其翻译策略可能更归化，以适应目标语言文化。相比之下，金译本的STTR值较低，可能表明其更倾向于使用固定的词汇集，保持语言的简洁和流畅，反映出一种异化的翻译策略。
Table 1. Types, tokens and their proportions
表1. 类符形符及其比例
文本项目 |
杨&戴译本 |
金译本 |
《边城》 |
Types |
3932 |
4737 |
5527 |
Tokens |
27,459 |
37,850 |
20,891 |
STTR |
45.13% |
43.35% |
44.56% |
而又因为“STTR的数值高低能够反映出译者受源语文本影响程度的强弱，不同译者之间STTR比值的差异，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他们各自独特的用词偏好以及翻译方式的特点”[2]。因此，杨译本可能在翻译时受到原文的影响较深，倾向于使用更多变的词汇来传达原文的丰富性和风格。而金译本则可能更注重语言简洁，选择较为固定的词汇集，以保持语言的流畅性。
2.1.2. 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是衡量译者风格的重要标准，通过实词与总词数的比例来确定，实词占比越高，文本传递的信息量越大。由此实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中又因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是语言中意义稳定的词类”[3]，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分析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这四类实词的密度，以探讨译者的翻译风格。
从《边城》原文与杨&戴译本、金译本的数据差异由表2可见，金译本的总词数最多，表明其翻译更注重细节描述和解释，使文本更丰富。而原文的词数最少，语言简洁精炼，强调表达的简明性。两个译本的总词数均高于原文，体现了翻译文本的扩展特点。在词汇密度方面，原文的实词比例最高，信息含量较高，动词和副词的占比明显高于译本，表现出原文在动作描写和情感传达上的生动性和细腻度。金译本尽管总词数较多，但在词汇密度上与杨译本相近，两者都倾向于使用大量实词传递信息。金译本中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占比略高于杨译本，反映出金译本更注重细节和情感氛围的表达，而杨译本则更关注信息传达和简洁性。
Table 2. Lexical density
表2. 词汇密度
指标 |
杨&戴译本 |
金译本 |
《边城》 |
名词 |
6234 |
8840 |
6820 |
动词 |
4000 |
5263 |
7792 |
形容词 |
1628 |
2336 |
1889 |
副词 |
1947 |
2696 |
3095 |
合计 |
13,809 |
19,135 |
19,596 |
总词数(行符数) |
27,459 |
37,850 |
20,891 |
词汇密度 |
50.29% |
50.55% |
93.80% |
这些差异体现了两位译者在翻译风格上的不同，即金译本倾向于通过丰富的描写增强代入感，杨译本则通过简练的语言使文本更直接、易于理解。这些翻译策略影响了译文的风格和读者体验，反映了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与诠释。
2.1.3. 平均词长
“平均词长是衡量文本单词平均长度的指标，能揭示译者的用词偏好，反映译者的用词风格”[4]。而“高于一般水平的平均词长(约四个字母)意味着文本用词较复杂”[5]。由表3和表4可知，《边城》的杨译本和金译本的平均词长分别为4.25和4.32，均低于BNC Baby Fiction语料库，显示两译本阅读难度中等且相近。两译本中，2~4个字母的简单词汇占总词数的60%，体现非正式性和易读性。金译本在6~10个字母的长词使用频率上略高于杨译本，分别为24.05%和22.39%，可能表明金译本更倾向于使用正式和复杂的词汇，这是一种异化策略，旨在保留原文风格和文化内涵，但可能增加理解难度。相比之下，杨译本较低的长词使用频率显示其倾向于使用简短和通俗的词汇，反映出归化策略，旨在提高目标语言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度，保持语言流畅性和通俗易懂性，帮助读者快速把握文本主旨和情节。
Table 3. Word length statistics
表3. 词长统计
词长 |
杨&戴译本(%) |
金译本(%) |
BNC Baby Fiction |
1-字母 |
2.78 |
3.06 |
3.90 |
2-字母 |
16.25 |
15.38 |
15.78 |
3-字母 |
24.77 |
24.75 |
24.18 |
4-字母 |
19.83 |
19.24 |
19.01 |
5-字母 |
12.95 |
12.30 |
11.63 |
6-字母 |
8.2 |
9.34 |
8.81 |
7-字母 |
7.53 |
6.92 |
7.17 |
8-字母 |
3.62 |
4.19 |
4.14 |
9-字母 |
1.98 |
2.27 |
2.62 |
10-字母 |
1.06 |
1.33 |
2.76 |
Table 4. Average word length
表4. 平均词长
|
杨&戴译本(%) |
金译本(%) |
BNC Baby Fiction |
平均词长 |
4.25 |
4.32 |
4.32 |
单词长度标准差 |
2.07 |
2.14 |
2.22 |
2.2. 句子层面
在进行不同文体的翻译时，译文字数常常有所差别，而“翻译成叙事文体时，句子通常比原文更长”[6]。尽管《边城》包含简短对话和简单句，表5分析发现杨译本的平均句长为13.69个词，金译本为16.02个词，均略高于BNC Baby Fiction的12.36个词。这表明，中文转译成英文时，通常需要更多词汇表达相同的概念，导致句子长度增加。
Table 5.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表5. 平均句长
|
杨&戴译本 |
金译本 |
BNC Baby Fiction |
sentences |
2003 |
2350 |
80,561 |
mean (in words) |
13.69 |
16.02 |
12.36 |
由表6可知，金译本中主要连词的使用频率高于杨译本，可能显示出金更偏好使用复杂句式，通过连词连接子句，丰富句子结构和表达层次，导致平均句长较长。“在英语翻译中，像that这类连接词频繁出现，与语法关系的显化存在关联”[7]。由此可知，金译本的显化程度较高，更倾向于使用从句，进一步增加了句子的复杂性。
Table 6. Conjunction statistics
表6. 连词统计
连词 |
杨&戴译本 |
金译本 |
that |
206 |
386 |
but |
156 |
207 |
as |
177 |
227 |
2.3. 物质文化负载词
所谓的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代表特定文化独特性的词汇”[8]。这些词汇不仅仅是语言的组成部分，它们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体现了该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人们习惯性地将“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与语言文化”[9]。由于文化负载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和特定社会背景，它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翻译过程中常常成为挑战，因为它们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而物质文化负载词是指在语言中能够体现特定物质文化内容的词汇。这些词汇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地区在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传统工艺、建筑风格、服饰饮食等方面的文化信息和特色。本文将从《边城》中物质文化负载词入手，探讨两译本的翻译风格差异，表7中展示了部分物质文化负载词。
Table 7. Statistics of material culture-loaded words
表7. 物质文化负载词统计
原文 |
杨&戴译本 |
金译本 |
吊脚楼 |
Stilts Overhanging the Water |
Dangling-foot houses |
青石 |
Black Rocks |
Black Boulders |
米缸 |
Rice container |
Crocks of Rice |
官青布 |
Strong Blue Material |
Superior Black Cloth |
槽坊 |
Brewer |
Distillery |
花桥 |
Decorated Sedan-chair |
Cortege with its Ornate Palanquin |
唢呐 |
Trumpet |
Suona horns |
布衣袴 |
Purple Tunics |
Purple cotton-print tunics |
花衣庄 |
Drapers’ shops |
A shop selling cloth of all designs and colors |
鱼梁 |
Fish Pond |
A net of branches across the millrace |
美孚油 |
Paraffin |
American Kerosene |
粉条 |
Vermicelli |
Big Piles of Thin Noodles made from |
雄黄酒 |
Yellow Wine |
Realgar Wine |
橙粑 |
Rice Cake |
Glutinous rice cakes |
白色小塔 |
A Small Pagoda |
A Little White Pagoda |
“由于《边城》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正值中国历史的动荡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西方相差甚大，所以直译对目的语读者而言理解难度较大，并且很多情况下汉语和英语之间没有相对应的语言形式。因此，金介甫在翻译此类文化负载词时多采用音译或者解释性翻译的翻译技巧。比如唢呐(suona)、糍粑(glutinous rice cakes)、花轿(bridal cortege)”[10]。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倾向于运用归化手法，利用西方文化中类似的物品来进行代替，比如唢呐(trumpet)、美孚油(Paraffin)，以便西方读者的理解。
例1：
原文：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无不给翠翠一种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11]。
杨&戴：All she sees in the grocery impresses the girl: the stacks of vermicelli, the huge vats of sugar, the fire-crackers and red candles—she will talk about these for hours when she gets home [12].
金：What she would see in the general store—big pile of thin noodles made from bean starch, giant vats of sugar, firecrackers, and red candles—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her [13].
“粉条”是中国传统食物，用米、豆类或土豆制成，通常用于汤中，而西方没有这样的饮食。杨宪益和戴乃迭将“粉条”译为“vermicelli”(意大利细面)，这种译法属于文化替换，用西方读者熟悉的食物类比中国粉条，降低了理解门槛，但可能弱化原文本中的地域特色。相比之下，金介甫采用意译“thin noodles made from bean starch”(豆类淀粉制成的细面条)，既保留了“粉条”的形态特征，又点明了原料和制作工艺，更完整地传递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性。两种翻译策略的差异体现了译者对文化传播的不同侧重：前者以读者接受度优先，后者更注重原文化细节的还原。例如，“vermicelli”虽简洁易懂，但可能让西方读者联想到意大利面食；而金译的详细描述则能引导读者感知中国粉条与传统面食的工艺差异，强化了物质文化词的民族性。
例2：
原文：翠翠显得懂事了些，为祖父煎了一大罐发药，逼着祖父喝，又觅过屋后菜园地里摘取蒜苗泡在米汤里作酸蒜苗[11]。
戴译：Emerald, rising to the occasion, prepares a cooling concoction and makes him take it, after which she picks some garlic behind the house to boil with congee for him [12].
金译：Cuicui, knowing just what to do, boiled up a pot of fever-breaking herbal medicine and made Grandpa drink it. She also went out back to the garden to pick sour garlic sprouts for steeping in rice broth, as a cure [13].
在这段翻译中，“煎药”“发药”“酸蒜苗”等均为物质文化负载词，承载着中国传统医药与饮食文化信息。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将“煎”译为“prepares”，用含义宽泛的“准备”一词，隐去了“煎”这一具有中式传统煮药特色的动作细节，将其转化为英语读者熟悉的日常行为；“发药”译为“a cooling concoction”，着重强调药物“清凉、调和”的功效，用英语读者易于理解的功能性表述替代原文专业概念；“酸蒜苗”翻译为“garlic… boil with congee”，未突出“酸”和“泡制”工艺，淡化文化特色。这些处理方式都是为了贴合英语读者的认知和表达习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属于典型的归化策略。
而金介甫译本将“煎”译为“boiled up”，准确传达了“熬煮”的动作，保留了中式制药的特色；“发药”译为“fever-breaking herbal medicine”，既表明药物退烧功效，又点明草药性质，完整呈现原文文化内涵；“酸蒜苗”译为“sour garlic sprouts for steeping in rice broth”，突出“酸”味和“浸泡”的制作工艺，将中国饮食文化特色直接传递给读者。金介甫的翻译不回避文化差异，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的独特性，体现了异化策略。
因此，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文以务实为导向，倾向于服务读者需求，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偏重流畅性与可读性；金介甫则以求真为原则，聚焦于传递原文文化内涵，即使译文略显冗长也力求保留民族特色。两种策略的取舍本质上反映了翻译目标的不同——归化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而异化则拉近文本与原文化的距离，二者在文化传播中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3. 结语
《边城》的两个英译本在词汇和句法上呈现出不同特点。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词汇丰富，采用归化策略，使译文更易于目标语言读者理解，句式简洁，增强了文本的流畅性。金介甫的译本则在词汇多样性上略逊，更倾向于使用复杂句式，保留原文文化特色，体现了异化策略，但可能提高了阅读难度。在翻译物质文化负载词时，杨译本采用归化手法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而金译本则直译或解释性翻译，保留原文文化特色，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兴趣。这些策略反映了译者对目标读者的不同假设和个人风格。总体而言，两种译本在传递原文信息和文化的同时，展现了译者对目标语言读者的不同适应策略，为理解和评价翻译工作提供了重要视角。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不同翻译策略对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忠实原文和适应目标文化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