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切入点，城中村改造工作近数十年来在全国各地逐步铺开。武汉市于2004年启动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是全国最早一批启动城中村改造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也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正在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
城中村改造社区因其具有城乡混合型结构、“村改居”后形成的独特治理模式、留存的文化认同与记忆、集体经济组织等，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也展现出不同于一般城市社区的特征。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旨在通过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探究城中村改造社区在养老服务供给实践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天然劣势，扬长避短，探寻提升其养老服务供给质量的路径。
2. 文献回顾
20世纪末，相比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西方国家早已初现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担忧。1989年，英国卫生部颁布的《社区照顾白皮书》正式将“社区照顾”这一概念引入政策法规中，并将社区照顾解释为，给因老年、心理疾病、心理障碍或身体及感觉机能障碍问题所困者提供服务和支持，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在自己家中或社区中“类似家庭”的环境下过着独立的生活。区别于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市场化的机构养老，Ayelet与Jenny (2006)认为社区养老为老年人营造了熟悉的养老环境，这既可以促进老年人就近养老，也可以有效降低养老成本[1]。城中村的出现与发展与中国特有的经济特征、地域特征等相关，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因此，在国外鲜少有关于城中村的直接讨论，更多以贫民窟、都市村庄、城市边缘区等概念进行讨论与研究。Jason Corburn, Alice Sverdlik (2017)认为，贫民窟改造有利于改善居住环境，是保障居民身体健康、均衡城市发展、稳定社区治安、促进经济发展等利国利民的应为政策[2]。
穆光宗(1999)提出，社区养老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利用社区提供的服务，依靠家庭、个人和社会资源形成的一种相对综合的养老模式[3]。城中村改造社区因其“亦城亦乡”的社区特点，在开展社区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难题。管兵、王虹(2021)提到，“村改居”社区中的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呈多元化，包括维持养老保险运作的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居委会等，这与纯粹的城市社区和标准的农村村庄显著不同[4]。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从整体来说，国外学者对于社区照顾、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对我国的社区养老发展颇具启发意义。但关于城中村改造的研究，由于国内外经济体制、地域政策差异较大，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道路上应更关注于我国城中村改造所呈现的本土化特征。
3. 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比较分析
3.1.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比较研究法，立足武汉市，共选取4个社区作为案例。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主要对比维度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主要资金来源、服务专业性、社会力量参与度等(见表1)。本文将通过设置两组对比研究探讨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可实现路径：其一，通过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对比研究，分析城中村改造社区在发展养老服务过程中存在的独特优势和天然劣势；其二，通过不同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对比研究，分析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已积累经验与尚存在问题。本研究所引用资料均来自公开数据资源与本人实地走访调研所得。
3.2. 案例描述
3.2.1. 城市社区A
城市社区A常住人口6442人，60岁以上老人1333人。2019年11月，城市社区A引入第三方养老服务机构M颐养中心。在2023年武汉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中，M颐养中心获评5A级。M颐养中心搭建的街道智慧养老管理平台可以实时关注到养老服务对象的健康情况与养老需求。2022年，城市社区A开展武汉市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的试点，共完成各类养老服务超过10万人次。城市社区A还与X区社区教育学院达成合作，开设街道分校，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了多种类型的课程。2023年，城市社区A开设同心幸福食堂，老年人不仅可以堂食，还可以享受送餐上门服务。
3.2.2. 城市社区B
城市社区B总人口数5400余人，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1200余人。2021年7月，城市社区B引入第三方养老服务机构N颐养中心，N颐养中心拥有44张床位，目前有入住老人24人，护理员7人。在2023年武汉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中，N颐养中心获评4A级。2023年，城市社区B开展武汉市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的试点，继续深化智慧养老服务探索。同年，城市社区B入选全国“社区慈善实验”试点社区，探索慈善机制助力社区发展的新路径，X区慈善总会以社区慈善试点项目为依托和契机为城市社区B赞助了面向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的5次免费助浴服务。
3.2.3. 城中村改造社区A
城中村改造社区A成立于2016年，总人数2789人，60岁以上老人598人。城中村改造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制改革成立S经贸有限公司。2019年5月，Y区老年大学于城中村改造社区A设立分校点，让老年人老有所学。2021年，P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入驻城中村改造社区A，在2023年武汉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中，P养老服务中心获评5A级。
3.2.4. 城中村改造社区B
城中村改造社区B成立于2007年，常住人口8000余人，仅65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400人。城中村改造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股份制改革形成T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所有村民通过股权量化，全部转变为T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民。2002年，随着周边大学城建设的开始，城中村改造社区B的发展也不断加快。T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了多个产业项目，资产规模超20亿元。城中村改造社区B的Q老年人服务中心在2023年武汉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中获评3A。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between urban communities and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communities
表1. 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不同维度对比
社区类型 |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
主要资金来源 |
服务专业化程度 |
社会力量参与情况 |
城市社区A |
5A |
政府补贴 自营利润 |
高 |
老年大学分校 第三方养老机构 |
城市社区B |
4A |
政府补贴 自营利润 |
较高 |
高校志愿服务对接点 第三方养老机构 |
城中村改造社区A |
5A |
政府补贴 集体经济 自营利润 |
较高 |
老年大学分校 第三方养老机构 |
城中村改造社区B |
3A |
政府补贴 集体经济 自营利润 |
较低 |
第三方养老机构 |
4. 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SWOT分析：基于城市社区与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对比
4.1. 优势
4.1.1. 社会资本存量丰富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性之一，其在社会中往往表现为组织成员或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组织运转的互惠规则和成员之间的良性社会关系网络[5]。相较于城市社区，城中村改造社区由传统的农村村落——熟人社会演进而来，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且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存量在城中村改造社区中最高[6]。一方面，通过挖掘社会资本存量，激活内化于心的互助传统和社会记忆，重构价值共同体，城中村改造社区在开展养老服务时便具备了文化助力。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社区依然是一个关系密集单元，内部存在许多诸如信任、道德等微观机制，这将有效降低社区养老的动员成本。
4.1.2. 集体经济兼具经济性与社会性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区的经济组织，作为社区的社会资本形式，在社区治理主体治理资源缺乏时，集体经济组织可通过资金分配来提高治理主体能力。正如蓝宇蕴所指出，在特定时期，非农集体经济正承担着“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原村落共同体的“社区性”基因紧密相关，兼具社会性与经济性[7]。一方面，城中村改造后的股东居民因集体经济的股份量化而成为了密切联系的利益共同体，集体经济组织更强大，他们的福利待遇也更好。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收益将会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社会福利，正是这种福利待遇和社区的良好发展趋势激发了居民股东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出力，从而使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更具活力、资源提供能力更加显著。
4.2. 劣势
4.2.1. 传统养老观念根深蒂固
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养老文化较为传统，且由于城中村改造后原先的村民多分配得多套住宅，子女与老年人同住一个小区的情况非常普遍，老年人往往会承担起照顾孙辈、打扫卫生等任务，更愿意接受家庭式养老。城中村改造社区A的老年人在访谈中提及：“我和我的孩子们都住得很近，有什么事情都能很及时的联系到他们。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可以帮他们分担一些事情的，我不想那么早就变成被照顾的人。而且社区里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以前村湾的熟人，需要什么服务都要花钱买才行，我不太想参与。”从访谈结果中可以发现，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居民养老观念偏向保守，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采买意愿不强，对于社区养老的认识有限、接受度不高。
4.2.2. 养老服务资源有限
城中村改造社区多位于城区边缘地带，辖区内医疗、高校、志愿服务等资源相较于城市社区更为稀缺，这在强调构建多元主体养老服务模式的背景下是不利的。依据调研结果可见，城市社区A与城市社区B辖区内除街道卫生所以外，均有多所三甲医院、高校，并组建了多支志愿服务团队。而城中村改造社区A辖区内无高校资源，仅有街道卫生所可提供就近的医疗服务，城中村改造社区B因临近大学城，高校资源较为丰富，且辖区内有一所区级老年病医院。城中村改造社区A社区书记说道：“我们社区真的太偏远了，附近没有高校，也没有三甲医院，开展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调度资源很少。”
4.3. 机会
4.3.1. 城市更新下的社区养老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城市更新的机会对于城中村改造社区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少子化、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特征逐渐显现，仅依靠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在城中村改造社区居民不断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得到了转变，这为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社区养老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向人性化、便利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城中村改造社区以其土地余量充足、社区建设较晚等特点往往更利于开展养老服务设施的改造升级与全面建设；最后，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不同层面的多元主体参与成为当下发展社区养老的重要保障机制，这将有助于城中村改造社区整合多方资源以提升社区养老的服务水平[8]。
4.3.2. 智慧化养老方兴未艾
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智慧化的社区养老呈现出强大的发展势能。例如，2024年，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汇集了全国超过40万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助餐点的点位信息。同年，全国首个政府搭建、市场运作的养老供应链平台“安养链”在武汉正式上线启动。在实地调研中也随处可见智能化设备在养老服务中的实际应用，如城市社区B的N颐养中心通过搭建人工智能平台，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可视化，红外检测、康复辅助机械等设备也都应有尽有。而城中村改造社区由于资金、信息渠道等原因，在智慧化养老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全民信息素养不断提升、养老观念日渐现代化的环境中，智慧化社区养老或将成为城中村改造社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4.4. 威胁
4.4.1. 乡土文化式微
城中村改造社区由于空间重构和再组织化，原来熟人社会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新社区内部丰厚的关系、价值和秩序等制度性资源面临着尚未被充分利用，又在不断流失的境况。如郑中玉、杨静岩(2022)所言，城中村改造所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团结因素有可能使之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希望的资源”和“希望的空间”，应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的现代性价值来推动新型城市社区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9]。而在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情况并不可观。城中村改造社区B的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社区的日常事务非常繁杂，我们并没有对原先的村湾文化有太多特别关注。而且社区里不仅有原来的村民，还有很多新来的住户和租户，老是强调原来的东西还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融入难’问题。”
4.4.2. 集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较大
为适应现代化市场竞争机制，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然而，城中村改造后的集体经济组织一方面既要承担企业税费，另一方面还要承担社区性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这将导致其运行负担过重。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虽然为社区内的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养老物质支持，但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额度与其经营状况高度关联，各社区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这导致由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养老保障存在保障层次偏低和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其本身存在的身份地位不明确、管理体制不顺畅、主体权益不平等、特别法人不具体、发展活力不充足等问题[10]，为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铺设了较多不确定因素。
5.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经验与问题：基于2个城中村改造社区的案例分析
5.1. 经验
5.1.1. 激活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社会资本作为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特殊资源，其包含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规范等要素对推动社区建设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部分城中村改造社区也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充分培育并利用社区社会资本对推动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的重要性。城中村改造社区A依托原先村落的熟人关系和村约民俗，建立了志愿服务队和歌舞表演队，其P养老服务中心也是由社区的有志居民自发成立养老服务公司而顺利入驻的。P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说道：“我就是原来的村民，创办养老服务公司是受我奶奶的影响，她是在养老院去世的，我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在社区的鼓励下，我和社区里的其他几位有想法的伙伴一起创办了公司，目的就是让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活得更有尊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5.1.2. 多元主体协同的必要性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系统及子系统间的协调合作，在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主要包含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居民、物业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只有当其在价值取向、行事逻辑、行动方案上保持一致，方可实现整个系统的协调互动。近年来，武汉市出台了关于养老设施建设的系列补贴和奖励政策，对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城中村改造社区A联合物业及养老服务企业为社区老年人打造了“5分钟生活圈”和“5分钟应急圈”，提供送餐上门、叫车出行及应急服务。此外，城中村改造社区A积极探索构建“城中村”基层社会治理发展新格局，整合辖区企业资源共同缔造幸福社区。老年大学、居民自治志愿服务队伍、街道卫生院等均为城中村改造社区A开展养老服务的有生参与力量。
5.2. 问题
5.2.1.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笔者在社区的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只能够为社区内老年人提供较为单一的养老服务，在家政服务、医疗健康、老年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城中村改造社区B在全市大力推进老年食堂建设的政策号召下，依旧尚未建成可持续运转的老年食堂。其次，城中村改造社区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于老年人群体间的异质化认识不足。城中村改造社区B的老年人谈道：“我都七十多岁了，再让我像他们五六十的人一样跳广场舞肯定不行呀，可是又没有能让我们娱乐的活动。”
5.2.2. 养老服务模式较为单一
随着老龄人口规模及社会的发展变化，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不再适用当前的养老需求。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形成多元主体责任共担、老龄化风险梯次应对、老龄事业人人参与的新局面。但是，目前在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过度依赖政府的局面。在对于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养老服务调研中，部分社区表示，政府的补贴和奖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而其他的社会力量，如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的参与并不够。一方面，政府主导性过强，未能给予市场、社区等充足的探索与发展空间，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受挫，社区的自主管理活力受限；另一方面，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内驱力不足，基层社区事务繁琐，社区养老服务又尚处初步发展阶段，面临内部正反馈与外部激励的双重缺失。
5.2.3. 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不充分
服务资源整合是通过辨别与选择、吸收与配置、创新与调和等方式形成各种服务组合模式，从而最大化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11]。在城中村改造社区中，部分社区并未充分整合养老服务资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老年人社会参与保障政策不健全，老年人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发挥，致使养老服务有效购买力不足，削弱了社区养老服务资源整合效果；二是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层级低，囿于区域资源限制和协同能力，拉大了区域差距；三是资源整合以基层为主，纵向整合社区及居家养老服务资源，易形成公共资源垄断；四是社区养老服务性质定位不清，强化了社会资本的短期化行为，不利于业内社会力量的壮大和发展[12]。
5.2.4. 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较低
在对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养老服务调研中，笔者发现，社区工作人员与第三方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并非都具备养老服务的相关教育和培训背景，多数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而对于更高层次的老年病预防、老年人心理疏导等需求均无法满足。一方面，城中村改造社区低龄活力老人较多，社会养老服务采买意愿不强，专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尚未充分显现；另一方面，专业化养老服务资源总体稀缺，而城中村改造社区则因地理位置、资金、发展规划等更显匮乏。
6. 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6.1. 健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推动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关键环节。首先，政府以及社区管理者都要着眼当前实际以及未来发展需求，提高对养老服务的认识，做好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战略规划，预留发展空间。其次，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增加一批具有适老性的运动器材，完善社区内的无障碍设施，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织密社区养老设施网络，加快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最后，建立健全定期维修保养制度，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活动体验。
6.2. 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
第一，政府需要利用政策和经济资源，给予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政策和物质帮助，重点应在规范、谋划和引导，为社会力量参与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社区要充分调动社区内外资源，整合政府、社区、企业、志愿服务等力量集结于社区，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应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增强内驱力。第三，坚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需要结合城中村改造社区老年人的特点以及经济状况，在充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推出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第四，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明晰发展目标、调整产业布局、优化管理机制，从而为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更强大稳定的支持。第五，在积极老龄观视角下，老年人力资源也是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资源，城中村改造社区具有从村落遗留的紧密社会关系网络，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养老服务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社区归属感。
6.3. 整合社区内外、正式与非正式资源
6.3.1. 内外资源的整合
社区内外养老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是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首先是对城中村改造社区内部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社区在日常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每位工作人员的工作特点、性格特点和职业技能，进而实现社区工作人员的高效调配。此外，社区还应密切联系社区内的居民，了解居民个体的在养老方面的特殊需求，从而实现养老服务的有效对接。同时，还应注重挖掘社区人力资源，鼓励有志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居民积极干事创业，培育本土志愿服务组织和养老服务机构。最后，社区需积极与企业、医院、高校等主体保持紧密的联系，构建社区与其他社会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
6.3.2. 正式与非正式资源的整合
基层治理的正式资源主要是体制内的制度化资源，包括镇村干部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等。非正式资源则是体制外的非制度化或半制度化资源，主要是以小组长和权威人物等为载体、以面子人情关系为纽带的乡土社会资源[13]。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需要整合正式资源与非正式资源，一方面，城中村改造社区作为新型城市社区，新增的复杂性治理需求要求引入专业化、行政化的治理主体，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丰富为多元主体参与的养老服务模式，需要社区积极联合各方资源。另一方面，熟人社会所隐含的信息和关系资源也可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资源。城中村改造社区应当认识到乡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所具备的转换能力和制度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养老服务资源的存量利用和增量挖掘，推动形成现代社会资本。
6.4. 推动社区养老服务专业化发展
6.4.1. 人才培养
提高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专业水平，关键在人。第一，政府要增加养老人才培养的投入，着力培养从事社区养老服务方面的专业人才，如在高校增设养老服务专业、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就业补贴等。第二，加强对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包括对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第三，深入贯彻积极老龄观，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社区应鼓励有想法、有能力的老年人积极加入到养老服务工作中，发挥老年人之间易于沟通、互相理解的优势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相关服务工作。
6.4.2. 科技赋能
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必须依赖创新驱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导向鼓励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和应用，以解决当前养老服务面临的成本高、运营效率低、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14]。当前，数字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应当进一步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供需匹配、服务监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用科技赋能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政府方需要加强政策引导、优化科创环境、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企业方则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理念、积极承担社会养老事业责任，同时需全面提升养老服务参与主体的信息素养，为实现更高水平的智慧化养老奠定基础。
7. 结论
随着城镇化发展的日渐成熟，城中村改造社区的发展状态也逐步稳定，村民们渐渐适应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又为城中村改造社区提出了新的挑战。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基础较差，老年人养老观念传统保守，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突出。本研究分析了城中村改造社区发展养老服务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总结了已有经验与现存问题。
关于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的研究对于推动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提升城中村改造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城中村改造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