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我国的民族地区众多，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包括火把节在内的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彝族火把节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昭觉县、普格县、布拖县、喜德县、冕宁县、越西县，攀枝花市米易县、盐边县、仁和区，泸州市叙永县，宜宾市屏山县以及甘孜州的九龙、泸定两县[1]。近年来，各级政府和地方民众越来越重视火把节的保护和传承，注重发挥和利用其社会功能[2]。但在现代化进程冲击下，因缺乏有效的保护力度与手段，一些民俗难以传承下去，对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在本文中我们将聚焦凉山火把节这一典型的岁时节令类案例进行研究，通过探讨在场域视角下凉山火把节文化空间的重塑与传播，搭建数字场景，实现非遗文化的多元化保护与传承。这对于实现民族融合、民族文化创新及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2. 概观：凉山火把节的整体风貌
2.1.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居风貌环境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生态环境在其文化观念、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古代彝族独特的火崇拜意识就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3]。传统的彝族聚居区主要分布于金沙江两岸的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高寒山区，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与外界沟通不畅。在此资源相对缺乏、对外沟通相对闭塞的生存环境下，火是彝族人民用以获取生活资源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彝族人民也因而产生了相较于其他民族更为强烈的对火的依恋。地理环境对节庆民俗的建构与演变有着极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个乡村特有的限定活动形式。由此可见，“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民俗模式建构的依托[4]。一种习俗的形成和存在必然受控于具有这种习俗的民众所在的栖息地人居风貌环境。
2.2. 凉山火把节的历史溯源
布迪厄认为，社会高度分化后产生的“社会小世界”即为场域，“社会小世界”是由不同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分布与争夺所构成的动态权力网络。凉山火把节的文化场域正是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与族群权力的交织中形成的。例如，彝族祖先崇拜赋予火把节以“神圣性”象征资本，而高寒山区的地理封闭性则强化了火把节作为族群身份认同的文化资本。在传统村寨中，火把节的主持权由毕摩掌握，他们通过诵经、祭祀等仪式垄断“神圣解释权”，形成文化资本的核心；而现代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如指定西昌为主办地注入经济资本，将火把节转化为文旅项目，由此引发传统场域(村寨)与官方场域(城市)的权力博弈。在文化场域，火把节这一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岁时节日民俗，其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彝族的祖宗崇拜，在历史长河中，火把节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结构形式、存在形态等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而构成了对这一民俗的历史溯源。在参与火把节时，人们挥舞火把在不断地念词，这些词语的意思其实就是火把节的目的，如希望五谷丰登，希望疾疫远离，火把烧死害虫，烧掉不好的东西等等。尽管由于时代的变迁，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演变，火把节的渊源会增添或者丧失某种要素，但这些传说都是人们原始崇拜的一种反映[5]。
3. 体验：场域视角下的凉山火把节
3.1. 凉山火把节的发展演变
经过不断地转型与重构，凉山火把节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迁，而火把节主场域的转移(村寨→城市→乡村)实质上是不同主体争夺场域主导权的结果。时间上，过去火把节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相沿成习，具有历法功能，故彝族先民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火过岁或祈岁的记载见诸各种史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的时间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历法属性逐渐减弱。政府统一办节后，指定州府西昌作为过节地点，有时将火把节的时间提前或推后[2]。空间上，火把节空间维度的改变主要是主场域发生了改变。1994~2016年是政府主导期，政府通过经济资本(旅游投资)与行政资本(政策规划)重构火把节空间，传统仪式被标准化为“文化展演”，村寨的“神圣性”让位于城市的“消费性”。2017年是乡村回流期，昭觉县等地的乡村以“原生态”符号吸引游客，试图通过文化资本(传统仪式)与经济资本(旅游收入)的置换重获话语权，但部分仪式因商业需求被简化(如缩短祭祀流程)，导致象征资本流失。内容上，如今的火把节内容更为多元，体现出了传统节日内容与现代生活元素互相交融的趋势。比如以往都在乡镇举办，而如今村上也开始举办，很多大学生都参与了进来，在选美活动中，以往的服饰就是传统文化的展现，而如今的服饰不仅包含了传统文化，也增添了符合现代审美，追求现代潮流的新改良。
3.2. 凉山火把节的传播现场
“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僵硬的现象，而是一个流畅变化、内外关联的现象，文化的表现取决于它所处的形势语境和种种与此伴随的条件和可能性[6]。”彝族人民对于火把节的记忆构建是场所与口语传统的结合，彝语歌曲《火把节之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人们身处于火把节这个固定场域时，此时文化空间已经被构建起来，当《火把节之歌》响起，在旁人的口头传播下，人们便能直观想象到火把节的现场画面，实现了固定场所与口语传统的契合。即便不在场，歌曲响起，那时的场景也能浮现，这是一种故乡生存经验下的感官记忆返乡。
火把节诞生于特定族群在某一空间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与周围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实际上，节日仪式是有具身性的，亲历者以身体作为连接的桥梁，以“面对面交流”将时间、空间和记忆联系在一起，以此实现场域的平衡性。可见，在同一时间与空间中，人们只有亲身参与才能在脑海中构建记忆。对于直接参与者而言，面对面交谈就可以进行传播。对于间接参与者而言，传播需要将实景和情境相结合，如可以通过搭建数字场景，采用VR、AR等技术使参与者融入文化空间，共同参与仪式，使间接参与者也成为参与的一员，即具身化确保身心时空同在，实现集体记忆构建[7]。
4. 实践：场域记忆视角下凉山火把节的传承与困境
4.1. 场域记忆的文化传承
凉山火把节在民间世代相传，无论是歌谣还是仪式，都在重塑着人们的场域记忆。在火把节中，民间火把节家庭祭祀场域传承功能性极强。民间的火把节家庭祭祀是半封闭的，这是彝族神圣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仪式过程中有很多传统规定的行为，如祭祀牲品绕家人头顶转圈驱邪、毕摩蹲坐门口诵读经语等[8]。这些祭祀活动都不是我们常见的表演，因为这些活动需要在特定的场域之中进行，因此这是一种具有传承性、功能性的仪式行为。
4.2. 火把节文化现代传承的困境
4.2.1. 场景缺失：技术理性与节庆感性冲突，空间建构不足
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展现出双重属性，一方面，其创新应用构建了文化传播的数字化载体，为文明延续提供了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可能导致人文情感纽带产生解构风险，形成技术赋能与文化本体间的价值博弈。当数字场景被搭建，参与者们对于节庆的感情就会变得淡薄，无法真实地置身于现场中，仅仅依靠虚拟场景搭建，会不断降低参与者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情感的认同。如当地居民对于数字信息和数字产品的依赖加大，数字依赖性的增强使得技术中介逐渐掌控文化阐释的话语权，可能会导致文化记忆的符号化重构，这对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来说是不利的。
4.2.2. 转化困难：技术惯性与社会惯性桎梏，创新转化困难
数字技术的持续演进正在重构文化传承形式，其多维延伸的应用场景促使数字场域与文化生态形成深度融合。聚焦彝族传统社区可发现，老年人是当前传统彝族社区的常住居民，他们受制于技术素养壁垒，技术采纳意愿偏低，并且数字化工具的适老化设计缺位加剧了代际数字鸿沟。而火把节的关键传承方式之一正是代际传播，因此当老年传承主体固守的仪式化交往模式与数字化技术相冲突，可能会导致文化实践本体与数字技术载体间的价值断裂。数字场景的搭建大大便利了其文旅融合，而技术依赖症也冲击着既有的社会惯性，在技术与情感上可能导致村民主体性的侵蚀和价值关怀的缺失[9]。
4.2.3. 运营不足：技术效能与平台初衷阻隔，用户体验缺乏
搭建数字场景本意是使火把节的文化传承更加便捷化和可持续化，但是当地政府急于求成，忽略了平台与网民的联系性，导致数字平台“重建设、轻应用”，在数字场景搭建上过度追求技术化的形式包装。各类平台、图文的设计复杂，但实质上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都更愿意通过直接交流而不是看这些繁杂的信息去了解火把节。可见当下数字场景的搭建应用程度较低，平台应用的适配性不足。并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火把节的推广渐渐难以满足年轻一代的精神需求，被动地“口传心授”也只会让非遗保护停留在表层。非遗新媒体与互联网受众之间的互动较少，传播与传承出现了脱节的现象。作为传播主体的非遗传承人出现断层，难以充分参与数字化进程之中，往往处于失语状态，难以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这些都不利于非遗信息的有效传播[10]。
5. 现实：数字场景搭建下火把节文化传承的构建
5.1. 场域记忆的创新诠释
如今，各种不同的媒介传播让火把节展现在更多人面前。如电视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将“迎火”“赞火”“送火”等仪式场景通过镜头呈现给大众，比起空洞的文字与静态的图片，这种形式更具有冲击力，易于传播火把节的仪式文化。在火把节期间，人们通过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展现出团结、奋进、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体现了当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火把节还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火把节的庆祝活动中，人们通过唱歌、跳舞、斗牛、赛马等方式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符合社会正能量，这是对时代精神的全新诠释。
5.2. 数字场景搭建在火把节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5.2.1. 创新技术运用，构建“全景式”数字传播场景
“场景可以视作移动传播中一种新的时空描述维度，它也是移动媒体的一个新的构成要素[11]。”数字技术建构了新的时空内涵，延伸了感官功能。这种更丰富、更多元的感知体验在数字场景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互动和参与。可以通过AR技术增强用户参与感，通过VR技术使节日情绪感染、交互体验、沉浸式观看效果大幅度提升[12]。可以采用虚实联动分层设计，如在基础层可通过3D扫描技术对火把节核心场景如祭祀场、火把巡游路线进行数字化建模，建立高精度虚拟空间数据库。在交互层可开发AR导览系统，游客通过手机扫描实体场景如村寨图腾触发虚拟毕摩诵经动画，实现“虚实共生”。在沉浸层搭建VR火把节元宇宙，用户可自定义数字分身参与“点火仪式”，并与线下活动实时互动如虚拟火把点燃率影响实体灯光秀强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火把节地域界限非常强，如果不是身处整个空间范围内，是很难获得普遍情感共鸣的，而“全景式”数字传播场景构建，使现场的具身化体验得以深化。因此，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空间来推动文化创新，实现虚实联动，构建“全景式”数字传播场景。
5.2.2. 完善共创体系，构筑“立体化”数字传播场景
在非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只有更多的人主动参与进来成为传播者，才能真正实现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3]。如在学校开设非遗课程，邀请传承人进校园讲述火把节的历史、文化和技艺，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兴趣。建立传承人培养机制，在学校选拔有潜力的年轻人进行传统技艺及文化知识的系统培训。进行青年参与激励，设立“火把节数字创客营”，培训彝族青年担任虚拟场景设计师，将传统纹样如彝族八角符可以转化为元宇宙皮肤、NFT数字藏品，鼓励和吸引年轻一代自觉学习和传承火把节的文化习俗，确保火把节代际传承的生命活力与存续能力。另外，要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在数字传承中的中心地位，可以开发语音交互式VR设备，简化操作流程如“语音指令点火”，保留“面对面”仪式感。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手段，制作并传播关于火把节的有趣内容，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在数字赋能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需要树立系统思维，可以借助跨领域合作，在媒体融合趋势的助力下，构筑“立体化”的数字传播场景，利用不同文化的特点，进行融合发展创新，将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5.2.3. 搭建数智化平台，建设“体验型”数字传播场景
要找到火把节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符号并加以突出，使带有标签的信息在众多的信息平台中得以传播。作为数字场景的交互中枢，微信、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平台正演化为情感基础设施。因此，关注受众的情感体验，找到受众与文化之间的情感联结点，从而激发受众的情绪，这些情绪可以产生消费行为，最终推动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大众的情感唤醒。将非遗融入大众的数字文化生活，还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实现在有形的空间体验场景中进行无形的数字文化消费[[14]。文化企业还可以与互联网平台深度合作，推动网络电影、短视频、互联网音频、动漫手游等互动互联网文娱产业的发展，全力打造火把节新时代媒体场域，催生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15]。数字技术驱动的文化保护方式革新就是让受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从单向传播的接受者转变为数字公共领域的价值共创者，这种双向赋能的传播生态能够提升大众的非遗认知、保护意识和文化自信。
6. 结语
自1994年以来凉山火把节发生了重大转型，原本只存在于大凉山深处的民间节日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不断发挥着自己独有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本文以场域理论为视角，深度挖掘火把节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发现文化空间的重塑与传播对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揭示出当前文化传承面临的记忆丧失和文化遗失的现实困境，提出了重构文化空间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数字场景搭建在火把节文化传承中的应用，包括创新技术运用、完善共创体系、搭建数智化平台等。这些举措为火把节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促进了非遗文化的传承，愿本文对于各位读者在理解文化空间的重塑与传播和文化传承、推进火把节等各类岁时节令类项目的建设和发展等方面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