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召唤，文学经典的塑造也成为了文艺工作者们不可回避的一项任务。文学经典在当代的涵义应当涉及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侧重于文本本身，文学经典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二则侧重于接受与传播，文学经典应在长时间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以文学经典化的视角审视，《闲居赋》作为“魏晋赋首”潘岳知名度最高的一篇赋作，无论是从审美一极抑或是从接受一极都极具代表性。本文拟从历时的角度，贯以文本分析和接受研究，探析《闲居赋》的经典化过程。
2. 两晋南北朝时期：美文丽赋的激赏
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在自觉的道路上继续发展，各类文人对美文的追求也有具象的表达，曹丕提出“诗赋欲丽”，萧统主张“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 p. 2)，萧纲则言“文章且须放荡”，但最为全面的论述当属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的“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宮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 p. 770)一句，此句可视为两晋南北朝文学审美追求的高度浓缩。其中“绮縠纷披”指的是词采华美，“宮徵靡曼，唇吻遒会”指的是声韵和谐，“情灵摇荡”指的是感情充沛。《闲居赋》兼具这三点是其进入两晋南北朝文学视野的基本条件。
《闲居赋》作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这一年，五十岁的潘岳由长安令迁博士，但因母亲患病未去就任，故闲居洛阳。在序中，潘岳回望自己偃蹇的仕途，“八徙官而一进阶”，慨叹“拙者为政”之艰难，渐生出世之志。尽管所述之情淡泊出世，但《闲居赋》的整体描写依旧保有潘岳一贯的华美文风。如在描写居所环境时，其表述为：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樆，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溧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3], p. 79)。
由上可见，在其表述中，宅园里面菜蔬果木非常丰富，所种植的果子，无论是梨子、柿子还是枣子、李子，抑或是桃子、柰子都用夸饰手法描述为“一果难求”的奇珍。接着又用鲜明的色彩描述各类植物，如“青笋”、“紫姜”、“绿葵”、“白薤”等。整体描写细腻繁复，色彩清新。通观下来，又以四六句式为主，并杂以少量其他句式，整饬之下又带有错落之美。同时广用对偶，形成骈俪之貌，彰显出潘岳“轻绮”之风。
于声韵一道，西晋尚未形成严格的声韵系统，但《闲居赋》大多隔句押韵，甚至出现灵活转韵的现象。例如本段前半段隔句押“i”韵，而后转为“an”韵：
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背京溯伊，面郊后市。浮梁黝以迳度，灵台杰其高峙。窥天文之秘奥，睹人事之终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溪子巨黍，异絭同归，砲石雷骇，激矢虻飞，以先启行，耀我皇威。其东则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闲，环林萦映，圆海回泉，聿追孝以严父，宗文考以配天，祗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3], p. 79)。
就通篇来说，《闲居赋》使用的韵脚有“u”、“i”、“ui”、“ei”、“an”、“e”、“ang”等，大多换韵处为分段初或转变论述方向处，使得全赋音韵丰富和谐。也正因潘岳注重声韵，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对其表示称赞，曰：“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龠；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龠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龠之调也。”([4], p. 1235)此中之言，以瑟、龠以喻文之声韵，相较于瑟的时而乖逆，龠管有定，则没有不和谐的，潘岳赋正是和谐音韵的代表。
于情而言，潘岳先于序中真挚历数自弱冠至天命之年的曲折的仕途经历，将自己划入为政之“拙者”，“拙者”艰矣，于是退而闲居，而后沉醉于其居住环境的优美之中，以“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之为政也”表明其隐居之意，尾句“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再度抒发自己优游出世的情怀。作为抒情赋中的佳作，其情感表达真挚动人，颇能动人心弦。
此三点足以证明《闲居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且符合当时的审美环境。此外，《闲情赋》受到肯定也与其先序言叙事、后层层抒情的形式有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4], p. 283)刘勰在此处提出了为赋之法，他认为首先应该有序，以“序言”交代写作的背景，而后要用“总结”点明中心要旨，两者可以增强文章气势。潘岳赋大多循此法则，《闲居赋》正是典型代表之一。也正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予潘岳赋作较高的评价。
在文学创作上，潘岳之后，谢灵运创作的《山居赋》和沈约创作的《郊居赋》都是抒发隐逸之志的作品，从赋中的用词和谋篇布局的结构都明显可见模仿《闲居赋》的痕迹，如谢篇有“绿葵眷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5], p. 107)之句显然是对《闲居赋》中“绿葵含露，白薤负霜”的丰富。另有东晋庾阐进行了同题创作，也在句式和用词上借鉴了《闲居赋》。北魏贾思勰所著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亦引《闲居赋》“周文弱枝之枣”([6], p. 421)、“张公大谷之梨”([6], p. 464)、“梁侯乌椑之柿”([6], p. 489)等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也借有学问的太山羊肃将《闲居赋》中“周文弱枝之枣”读作为“杖策之杖”([7], p. 120)来告诫后辈不可闭门读书。此上种种，都表明《闲居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流传广泛。
此外，《闲居赋》的经典化还与潘岳在南北朝的地位息息相关，其时对《闲居赋》的接受大多立足于对潘岳其人其作的褒扬上。潘岳是《文选》所收录赋作最多的作家，可见萧统对其赋作之推重，后世对潘岳《闲居赋》的接受也大多得益于《文选》。潘岳善文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领域的共识。例如《世说新语·文学》引孙兴公语，赞“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8], p. 261)；《世说新语·文学》注引东晋孙盛《晋阳秋》，称潘文“清绮绝世，蔡邕未能过也”([8], p. 253)；傅亮在《续文章志》中亦言潘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8], p. 299)。同时，潘岳的诗歌在南北朝也广被重视，如《诗品》将其诗评为上品，又据史书《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记载，南朝齐太祖对他的第五个儿子武陵昭王晔有此言：“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9], p. 1081)潘岳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优秀作品，甚至是“深可宗尚”的代表，这奠定了潘岳较高的文学地位，也大大促进了《闲居赋》的经典化。更为特殊的是，魏晋南北朝盛行人物品评，重品貌，且较少注重道德品质，“貌比潘安”之赞正是从此时开始。另有以萧绎、萧纲为首创作的横吹曲辞《洛阳道》，中有多处运用潘岳貌美的典故，如“玉车争晓人，潘果溢高箱”、“潘郎车欲满，无奈掷花何”、“聚车看卫玠，连手望安仁”([10], p. 339-341)等句，这也让下层民众认识了潘岳。额外的颜值加成使得潘岳更具讨论度，加上其赋丽才高，使得潘岳成为后世才子形象的来源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其作的经典化接受进程。
总而言之，南北朝对潘岳其人其作评价颇高，为《闲居赋》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对《闲居赋》的欣赏是和潘岳诗文的接受大体上保持一致的，这都得益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审美追求与潘岳文学创作的相契合。
3. 隋唐时期：“仕隐”之争的初起
唐宋时期，潘岳《闲居赋》的经典化之路继续发展，但也将《闲居赋》中仕与隐、文品与人品的矛盾进一步暴露。
相对于战火纷飞的南北朝，大一统的唐朝在官方的文化输出中更具优势。诚所谓“盛世修书”，唐朝政局稳定后，官方组织了大规模的修书活动，而这些官修书籍对《闲居赋》的关注促进了《闲居赋》的经典化。如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于集部录有“晋黄门郎《潘岳集》十卷”；房玄龄等撰《晋书·潘岳传》引用了《闲居赋》全文；李善注《文选》；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选《闲居赋》；徐坚等撰《初学记》选《闲居赋》。这些选入《闲居赋》的文册在当时极具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编撰者的名气大、编撰的水平高，另一方面在于其为入朝为官的基础书目。《文选》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初学记》是唐玄宗诸子的教科书，这意味着无论是走科举抑或是走干谒，但凡入仕为官大抵都要阅读过《闲居赋》，方能有更大录取的可能。
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上，唐人对于《闲居赋》的吸收与化用俯拾皆是。有直接引用《闲居赋》篇名的，如王维《丁宇田家有赠》“时吟招隐诗，或制闲居赋”([11], p. 1248)、储光羲《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潘岳闲居赋，钟期流水琴”([11], p. 1415)、贾岛《易州过郝逸人居》“果见闲居赋，未曾流俗闻”([11], p. 6716)等。有化用《闲居赋》序言的，如张九龄《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既负潘生拙，俄从周任言”([11], p. 601)、杜甫《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之二》“官序潘生拙，才名贾傅多”([11], p. 2542)、韩琮《秋晚信州推院亲友或责无书即事寄答》“官信安仁拙，书非叔夜慵”([11], p. 6608)等。有化用《闲居赋》语句的，如宋之问《春日郑协律山亭陪宴饯郑卿同用楼字》“潘园枕郊郭，爰客坐相求”([11], p. 650)中化用“陪京泝伊，面郊后市”和“爰定我居，筑室穿池”、崔兴宗《和王维敕赐百官樱桃》“全胜晏子江南橘，莫比潘家大谷梨”([11], p. 1315)中化用“张公大谷之梨”、李贺《送秦光禄北征》“清苏和碎蚁，紫腻卷浮杯”([11], p. 4425)中化用“浮杯乐饮，绿竹骈罗”等。还由《闲居赋》生成了诸如“潘园”、“骑省作赋”、“舆奉潘慈”等相关典故，崔敦礼还进行了同题赋作。
对于《闲居赋》所表达的隐逸情趣，唐人是表示理解和向往的。最有力的表现就是众多文人将潘岳与陶渊明并举以抒发自己的退隐之心，如皇甫冉《寄刘方平》“潘郎作赋年，陶令辞官后”([11], p. 2797)、李益《兰陵僻居联句》“潘岳闲居赋，陶潜独酌谣”([12], p. 179)、刘禹锡《和乐天闲园独赏八韵前以蜂鹤拙句寄呈今辱蜗蚁妍词见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咍》“陶庐树可爱，潘宅雨新晴”([11], p. 4101)等句。甚至在充斥着奋发向上的唐朝，潘岳不纯粹的“隐”相较于陶渊明“复得返自然”的退隐，更能激发士大夫的共鸣。原因在于，其一，《闲居赋》可视为别样的“士不遇赋”，在《闲居赋》中的潘岳是仕途多舛又欲仕不得仕方退而闲居的文士形象，这一点契合了多数文人之心。其二，潘岳选择沉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母亲生病，赋中还有描写侍奉母亲的安乐情景，对待年迈的母亲，他“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也正因此篇，潘岳的孝子形象得以确立。但自古忠孝难两全，承欢膝下的背后是怀愧于仕途，而面对忠孝之择的在历史长河中远不止潘岳一人。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潘岳的隐逸方式更契合唐代文人的心态。对于初盛唐文人而言，“隐逸”是其失落时的慰藉但并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对于中晚唐文人来说，尽管积极用世和隐逸度世成为他们摇摆的选择，但儒家“立登要路津”的济世志依旧占据上风，二者调和之下，“吏隐”应运而生，“大隐隐于市”的说法逐渐流行。实际上，不仅在唐朝，在后世绝大多数文人都很难贯彻伯夷、叔齐那种“刀耕火种”式的岩穴隐居，隐逸的闲适是建立在物质基础条件之上的，至少，从内心出发，他们追求的隐居还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这在本质上和“吏隐”的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潘岳在《闲居赋》中所展现的隐逸方式正完美契合这两点。其居住环境优美而又靠近皇城中心，教育资源和奇珍异宝，一应俱全，既享受山水之情又不负人间烟火，既收获了隐逸之士的美称又安抚了蠢蠢欲动的世俗心。
但相对于两晋南北朝对潘岳作品的极力推崇，唐代已开启了对潘岳的全方位审视。唐朝官修史书《晋书》一方面对潘岳的文学建树表示肯定，称其“美姿仪，辞藻绝丽”([13], p. 1507)，一方面又对其道德品质加以批判，认为其“趋世利”、“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训”。事实上，立于史书所记载的事件，晋书的评价是相对公允的，但这使得潘岳在南北朝时期被才情掩盖的道德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也成为后世“因人废文”的导火索。
4. 宋元时期：“闲情”之疑的爆发
值得肯定的是，宋元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相比前代更为丰富，但是，理学的兴盛使文人评价的天平逐渐倾向道德一边，在历史上以“拜路尘”形象出现的潘岳成为理学家攻讦的对象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导致《闲居赋》的接受进程放缓。
宋朝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御览》收录了《闲居赋》，但《文苑英华》《古文苑》中不见其影。在选本方面，《闲居赋》的接受在宋朝很大程度依靠《文选》的流行。宋朝有“《文选》烂，秀才半”([14], p. 100)的说法，甚至在王安石变法废除诗赋进士科之后，《文选》依旧受到各类文人的认可。比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曾引《瑶溪集》曰：“今人不为诗则矣，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15], p. 56)将《文选》的典范意义从科举上升到文学创作。而元朝整体的文学活动比较消沉，对潘岳的关注偏重于其诗歌，主流的赋选如祝尧的《古赋辨体》也未选入潘岳的《闲居赋》。
在文学批评方面，葛立方和元好问的论述影响较大且能代表宋元对待《闲居赋》的态度。葛立方以潘岳《闲居赋》为据鄙薄潘岳为人，在《韵语阳秋》中，他认为潘岳“巧诚有之，拙亦宜然”之语实际上是“尚恨巧未至邪”，虽自称“拙者”，言“虽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但如果潘岳真的拙于为政，“岂肯遽下贾谧之拜哉？”([16], p. 570)认为《闲居赋》存在矫饰，潘岳自诩“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标榜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但其实际行迹却是依附权贵贾谧，甚至“望尘而拜”。葛立方通过《闲居赋》文本与史实的对照，揭示潘岳的文学表达与道德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批判其人格虚伪性。金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17], p. 269)一首诗敲定了对潘岳的评价，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诗也让《闲居赋》成为后世诟病潘岳文品与人品不符的主要论据。此外，曹伯启也在《君山宴集用韩学正韵》以“安仁解作闲居赋，栖鹘危巢也自攀”([18], p. 89)表达了类似看法。当然也有肯定《闲居赋》隐逸之情的，如吾丘衍《秋晚》“浮生易飘忽，且欲赋闲居”([19], p. 29)、许有壬《沁园春》“归去成辞，闲居留赋，梁父安能抱膝吟”([20], p. 1599)、杨维桢《览古四十二首其二十三》“感已赋闲居，犹以拙自悲”([21], p. 110)等诗句正面感慨潘岳闲居高情。但终究因为声势太小而淹没在讨伐潘岳文品和人品不符的浪潮中。
葛、元等人对潘岳及其《闲居赋》的批评是时代的产物，本质上是对“文人如何安身立命”这一永恒命题的回应，他们的观点差异折射出不同时代对文学功能的理解。南宋时期，理学兴盛，朱熹“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占据主流。文人需以“修身”为本，强调言行一致、内外如一。葛立方对潘岳的批评，正是理学道德观在文学批评中的投射：文学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人格的镜像。潘岳的“文行割裂”被视为对儒家伦理的根本背离，其作品因此被贬低为“伪饰之文”。元好问身处金元易代之际，亲历国破家亡的巨变，对士人操守尤为敏感。他在《论诗三十首》中反复强调“诗中自合爱苍生”“乱后玄都失故基”，主张诗歌应承载社会责任与历史反思。对潘岳及其《闲居赋》的批判实为借古讽今：通过鞭挞西晋士人的媚权行为，警示乱世文人须以气节自守，指出若行为不端，哪怕利用文字巧言令色，也难以逃脱历史的审判。这种批评带有鲜明的遗民心态与道德救赎意识。也正因受到时代思潮影响，葛、元二人的论述都先入为主，尤其是葛立方主张潘岳若真认为仕途有命，不应依附贾谧实在是未真正走入西晋时代所下的结论。诚如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所说：“晋初的政失准的，导致西晋后期士人的士无特操。”([22], p. 80)西晋时代的政局派系林立，当政者采取平衡术，政权的凝聚力消失，整个时代的文人都如飘荡的风筝，控制他们的只有利益，道德操守早已被置之脑后。细看元好问之诗，他实际上肯定了《闲居赋》的文学价值，认为其“高情千古”，但将作者潘岳直接拉到了“高情”的对面，潘岳的确称不上什么高洁之士，但持据其人品质疑其文字失真，也是有失偏颇。本质来看，潘岳所述之情更偏向于一种自适，其对居住环境的描写实际上是夸张到失实的，在政治失意的背景下，汲汲营营之人流露出对远离劳心费神的政局之心未必不是真情，更何况其所表达的隐逸思想还是充满功利性的。
尽管对潘岳多方否定，但在文学创作方面，亦有不少文人从《闲居赋》中吸收养分。有引用篇名的，如晁说之《朱郎元章以予不得宫观与诸侄有唱和见寄揽之欣喜五更枕上赋四首其四》“白头吏役徒多犯，黄帽闲居政寡缘”([23], p. 623)、史达祖《湘江静》“潘郎渐老，风流顿减，《闲居》未赋”([24], p. 1782)。有化用其中语句的，如钱惟演《宣曲二十二韵》“素脸分丹柰，香津滴紫梨”([25], p. 93)和杨亿《樱桃》“三桃聊并列，百果独先春”([25], p. 259)之句都是化用“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标曜丹白之色”。也有化用潘岳闲居形象的，如元人马谦斋散曲《柳营曲·太平即事》有“傲河阳潘岳栽花，郊东门邵平种瓜”([26], p. 407)之句，将潘岳视作隐逸闲适的化身。宋人王令在童子启蒙书《十七史蒙求》中以“安仁八徙”为事类论及《闲居赋》。北宋李之仪和南宋崔敦礼还进行了同题创作以表达自我的闲适向往。此外，在艺术领域，元朝书画名家赵孟頫也有行楷《闲居赋》帖，成为后世临摹其书法的重要参考。
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文化高压和理学的道德评价下，宋元时期对《闲居赋》的接受度和接受情况都不甚乐观，但元好问脍炙人口的发言将《闲居赋》推向了“闲情”之争的浪潮高峰，成为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争论之一，也深刻影响了明清文人对潘岳及其《闲居赋》的评价，甚至出现了“因人废文”的主张。
5. 明清时期：经典之路的潜行
明清时期是文学批评的鼎盛期，各类文评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更为学术化，既注重考辨源流又深入文本进行细致分析，在质上和量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此时对《闲居赋》的接受也呈现出在考究文本上对《闲居赋》的“文本肯定”与对潘岳的历史形象中的“人格否定”的双重性：一方面，其文学成就被奉为科举典范，作为隐逸文学的象征又进一步影响到园林文化；另一方面，潘岳的现实行为成为道德批判的靶心，成为“文品与人品分离”的经典案例，甚至出现了“以人废文”的论调。这种评价既反映了明清文人对文学独立价值的认可，也凸显了儒家“文以载道”传统下对作者德行的苛求。
明清印刷出版技术不断精进，大量的集子和选本涌现，尽管潘岳的风评在明清时期循着宋元一代的道德质疑一落千丈，但整个市场的繁荣让潘岳作品的评点辑录也焕发出新的光芒。(此处删除了一句话)经过宋元战火，宋前流行的《潘岳集》十卷失传，万历年间，吕兆禧重辑《潘黄门集》，汇成六卷。后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收录吕本辑集，进一步扩大了潘岳作品的传播度。明清时期还出现了较多聚焦于赋体的选本，不少选本也选录了《闲居赋》，如明代陈山毓《赋略》、王三余、袁宏道《精镌古今丽赋》、李鸿《赋苑》、清代张惠言《七十家赋钞》、陈元龙《历代赋汇》等，此外还有潘士达《古文世编》、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库全书》等文册也收录了《闲居赋》，凡此种种都促进了《闲居赋》的经典化。
此时，文人对潘岳的道德评价影响到对潘岳作品的接受，甚至出现了“因人废文”的趋势，这也是《闲居赋》在明清时期的经典化之路走得坎坷的原因之一。如叶燮《原诗》曰：“六朝诗家，……最下者潘岳，沈约，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诸如其人之品也。”([27], p. 602)沈德潜《古诗源》云：“安仁党与贾后，谋杀太子遹与有力焉。人品如此，诗安得佳？”([28], p. 138)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中谈到选诗则说“故予欲世人选诗、读诗者，如曹操、阮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诸乱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29], p. 2045)另有都穆《南濠诗话》、叶矫然《龙性唐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都表示了这种看法。此类说法大抵是受到了孔孟传统诗教和《毛诗序》的影响，比较重视文学对人的教化作用，加上明清时期是封建专制压迫最深的时候，对文化的控制较严，故将“道”凌驾于“文”之上成为较为主流的选择。但如今回望，文学的本质是求“美”而非求“善”，这种评价标准显然难以服众。
除了聚焦于道德评价，《闲居赋》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有新的发展。有考辨典故源流及影响的，如杨慎《升庵诗话》中认为杜甫《龙门奉先寺》“天窥象纬逼”之“天窥”应当出自《文选》中的《闲居赋》“窥天文之秘奥”，因为“杜子美精熟《文选》者也。其用天窥字，正文此，况天文即象纬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义矣。”并提到当时的《文选》于《闲居赋》此句下注引陆贾《新语》“楚王作乾之台窥天文”之句，大抵认为《闲居赋》中的用法应源于陆贾此句([30], p. 256)。有进行评点的，如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闲居一赋，板舆轻轩，浮杯高歌，天伦乐事，足起爱慕。孰知其仕官情重，方思热客，慈母拳拳，非所念也。”([31], p. 161)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潘岳传》载《闲居赋》，见其迹恬静而心躁竞也。”([32], p. 153)金圣叹也曾慨叹《闲居赋》“并不多费笔墨，而陋手皆起层折。名士风流，固无虚日矣。”([33], p. 572)
在文学创作上，《闲居赋》依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于诗词方面，有直接引用篇名的，如何景明《还家口号》“闲居拟著潘安赋，高卧宁知谢傅心”([35], p. 18)、王世贞《初葺省中西亭其一》“仲长慕清旷，潘岳赋闲居”([34], p. 18)、钱谦益《言树堂诗为金坛于季銮作》“我思潘安仁，奉母赋闲居”([36], p. 297)、赵翼《杂书所见其三》“君不见潘安仁，恬退赋闲居，难掩拜路尘”([37], p. 1132)等。有化用相关典故的，如于慎行《上外祖母麻王二太夫人七十偕寿二首其一》“几看莱服连鸠杖，时过潘园并板舆”、张英《忆家山诗十首其九》“老亲绣佛吟诗暇，日日输君奉板舆”等，前者聚焦潘园，后者强调闲情。在其他体裁方面，冯梦龙评纂《太平广记钞》于花木部中引《闲居赋》“房陵朱神之李”之句来解释金李、朱李([38], p. 1015)。这都有助于《闲居赋》的广泛传播。
此外，《闲居赋》的影响还在科考与隐逸文化中进一步发展。明清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士子多从《文选》中学习骈偶技巧。《闲居赋》因对仗工整、用典精巧，被收入当时的《古文析义》等科考辅导书，成为“应试修辞学”的参考范本。苏州园林冠绝天下，其中拙政园始建于明代正德四年，由御史王献臣在仕途失意后修建，其名取自《闲居赋》中“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一句。王献臣借此表达对官场失意的释然，将“拙政”视为归隐田园的“为政”之道，暗含对潘岳“退隐治园”理念的认同。这都极大地促进了《闲居赋》的接受。
总之，在明清时期，《闲居赋》虽然受到潘岳主流评价较低的大背景影响而备受争议，但是也吃到了时代红利，在总集、选本、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上都泛起涟漪，《闲居赋》的经典之路也在缓慢发展。
6. 近代以来：经典之音的定调
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反思的浪潮逐渐蔓延到文学领域。当回望过去一锤定音的潘岳评价，众多文学研究者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呼唤，重评潘岳其人其作的文学活动逐渐让《闲居赋》稳固了经典文学的地位。
1917年，刘师培撰《中古文学史讲义》，梳理了潘岳作品题材、艺术形式、作品风格等的源流及影响，此时已开始对潘岳进行更为全面理性的评价。而后的文学史也将潘岳视为西晋的代表文人，并在对其的介绍中论及《闲居赋》，如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等。此外还有各类文学选本如罗宗强、陈洪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曹余章《历代文学名篇辞典》、周振甫编选的《骈文精萃》等都将《闲居赋》视作经典名篇。以上行动进一步提高了潘岳《闲居赋》在文学研究者中的认可度。
在文学史逐渐发力的同时，众多前辈学者也开启了对潘岳的重新考证。如何融《潘岳年谱》、傅璇琮《潘岳系年考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等为潘岳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秉持着求全面、求理性的目的，发表文章为潘岳鸣不平，在对其人品情况进行分析后，主张正视潘岳的文学成就。代表作有凌迅《潘岳文学刍议》、张国星的《潘岳其人其文》、高国藩《对西晋诗人潘岳的重新评价》等。这些文章极大地丰富了潘岳研究的视角，也为目前学术界对《闲居赋》的关注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闲居赋》的海外研究也在逐步开展中。德国学者萨克、美国汉学家华滋生都翻译了《闲居赋》。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兴膳宏《潘岳年谱稿》、松本幸男《潘岳的<秋兴赋>和<闲居赋>》等。
其他形式上，值得一提的是明人王献臣解官回乡后，改大弘寺建造宅园，取潘岳《闲居赋》“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题名拙政园。苏州园林作为江南园林的重要代表和闻名全球的旅游胜地，《闲居赋》与其的渊源也有助于《闲居赋》经典化的发展。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在各类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潘岳《闲居赋》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逐渐成为潘岳的经典作品。
7. 小结
纵观《闲居赋》的经典化之路，各个时期的接受效果各不相同，这是时代背景、文学审美风尚、读者解读侧重点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南北朝对潘岳的高度赞赏为《闲居赋》的经典化导夫先路，还是隋唐时代对于赋中“仕”与“隐”的关注，抑或是宋元明清时期着力于对赋中“高情”与潘岳卑俗人品的相悖的批评，或者是拨乱反正后对潘岳的全面再评价时给予《闲居赋》的认可，都是立足于所处时代而言。经典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何为经典，何成经典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及时从过往接受史中汲取向前的力量，才能让经典之路走得更为持续。《闲居赋》的经典化如此，其余的文学作品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