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汉字汉语研究》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里较有学术价值的期刊，它始创于1985年，目前主要刊登汉字研究及出土文本研究方面的成果。《汉字汉语研究》认可度较高，能够体现学术界前沿研究动态，对我国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近十年《汉字汉语研究》的文字研究成果做了统计、梳理和分类。在2014年到2024年(截止到2024年第3期)这十年间，有关文字学研究的文章共有75篇，主要包括传世文献的文字考释、出土文献的文字考释和单个字的考释，其次还有一些文字学理论的研究及学者间的商榷。
2. 内容分类
2.1. 传世文献的文字考释
传世文献指世代相传至今的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是考释疑难俗字的重要素材，《汉字汉语研究》近十年发表的有关传世文献中文字考释的文章共24篇，所利用传世文献主要包括字书、佛经、文学作品、通俗类书、中医古籍等。
2.1.1. 字书
利用字书进行考释的文章可分为对疑难俗字的考释和对字书的考释两类。
利用字书考释疑难俗字的文章通常是从字的形、音、义三方面入手，利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和辞书学知识，依据汉字形体演变规律，结合具体文献用例，对疑难字进行考释。比如熊加全《〈新修玉篇〉疑难字拾遗》，文章对《新修玉篇》所收的51个疑难字进行了考释，其中认为“
”字与“邛”字是同字异体，音义并同。《新修玉篇》卷二《邑部》引《川篇》：“，音穹。地也”。《篇海》卷十三《邑部》引《川篇》：邛，音穹。地名”。《说文·邑部》：“邛，邛地，在济阴县。从邑，工声。”“邛”，《广韵》音“渠容切”。“”“邛”音义并同。”《龙龛》卷四《邑部》：“，俗；邛，正。渠容反。劳也；病也。”此即其证也。“”当即“邛”通过改换声符而形成的异体字[1]。同类文章还有熊加全《〈新修玉篇〉疑难字汇释》和吴小萱《大型辞书疑难字考释七则》。
在进行传世文献文字考释的研究中，有一类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字书本身的研究。《汉字汉语研究》在近十年发表这类文章共计10篇，其中7篇是有关《说文解字》的研究，所占比例最大，其余分别是对《汉语大字典》和《新撰字镜》的研究。《说文解字》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字书，也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因此有很多学者关注《说文解字》，研究内容包括《说文解字》的部首、六书及注音释义，其中关于部首的研究最多。如张晓明《〈说文解字〉部首文字学原则解析》，文章指出《说文解字》部首的文字学原则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为表意功能、层级属性、统领性能和字形结构[2]。张然《试析〈说文〉“尃”字形演变过程中的“让就”现象》也是关于部首研究的文章，认为“尃”字形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让就”现象未遵循偏旁类推原则，《说文》为保持其系统性，在选字时有意识地对字形进行了改造[3]。同样研究字书的文章还有张晓明《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张素凤《〈说文解字〉“象形”辨》，李晶晶《〈文选〉李善注所引〈字林〉与〈说文〉异同考察》等。
2.1.2. 佛经
我佛经也是传世文献文字研究的重要材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通过对佛经文字的研究，可以把握佛经词语书写形式的特性，考释佛经词语的含义，考辨词语的来源与产生时代，解释文献异文的成因，以及校订文本讹误。近十年，学者不断对佛经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和考释，如郑贤章《〈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同形字考辨》，《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佛经音义类书，文章对该书收录的“苹”“侄”“刊”等30条反映一形多字现象的注释进行辨析，并进一步探讨同形字问题，认为同形字的产生原因有多种，但本质上来讲属于用字范畴[4]。还有三篇同类文章，如张幼军《〈道行般若经〉中的“置”考察》，梁晓虹《日本〈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与异体字研究》和萧旭《佛典疑难俗字补考》。
2.1.3. 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也是用于文字研究的传世文献材料之一。学者通过考释文学作品中的文字，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作品内涵、探究语言与文字演变、挖掘文化与历史信息以及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汉字汉语研究》近十年所收录的考释传世文献的文章涉及的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诗集和宝卷。
其中3篇考释小说文字的文章都是以《金瓶梅词话》为材料，分别研究了其中的形误字和音借字，如杨琳在2018年发表了《〈金瓶梅词话〉形误字考辨》，文章校释了“可”“道”等23处形误字，又在2022年发表了《〈金瓶梅词话〉形误字通例》，进一步将《词话》形误字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误识行草书造成的形误，二是误分行草书造成的形误，三是误识异体字造成的形误[5]。其余一篇文章则是杨琳发表的《〈金瓶梅词话〉音借字考辨》，文章先界定了诶“音借字”这一术语，再对“点倒奉行”“作”“湃”等21处音借字进行了校释。
对诗集文字的考释较少，以柳建钰《〈全元诗〉未编码疑难字考辨十五则》为例。《全元诗》是我国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该书规模宏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全元诗》在排印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未编码的疑难字，对诗句意义的准确理解造成了一定障碍。柳文从中择取了十五则，从形、音、义三方面进行考证，供该书今后修订再版时参考[6]。
此外，宝卷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因为宝卷是一种通过说唱形式来宣传教化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文字的使用上多俗写，所以学者将目光投于宝卷上，进行俗字的研究，如蒋世凤《宝卷俗字考释五则》，文章通过对“泼”“放”“颤”“樵”“硬壳壳”等词的俗写进行讨论，发现“泼”“拨”经常混用，“板”“搜”和“颉”分别是“放”“槍”和“颤”的俗字，“硬壳壳”是“硬确确”的俗写。“极”“搜”在字形的讹变中有迹可播。“颂”与“颤”是声旁换用。“确”与“壳”是音问义通[7]。
2.1.4. 通俗类书
通俗类书是我国古代宝贵的反映底层社会生活的文献资源，其内容多与百姓生活联系紧密，其中保留了许多稀有甚至独见的语言材料。在通俗类书某些写刻本中，俗字更是充斥其中，宋刻本《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便是其中代表。闫艳《宋刻本〈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俗字考释十则》以《截江网》为材料，对其中的“
”“
”“
”等俗字进行探析，梳理其演变规律，解构其组成原理，以期能为通俗文献的整理和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帮助和参照[8]。通俗类书是俗字俗语词植根的丰沃土壤，是研究俗字俗语的珍贵宝库，但目前关注此类文献资源的学者不多，因此该领域成果较少，深耕细作之下，我们一定会发现其多方面的价值。
2.1.5. 中医古籍
中医古籍是中医药学“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根脉，但存在于中医古籍中的大量疑难俗字，特别是历代大型字书失收的疑难俗字，是中医古籍阅读、理解和整理的难点，从中医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全面清理中医古籍中的疑难俗字。同时全面搜集和整理中医古籍中的疑难俗字，明确其字形来源和音义信息，认清其与相关汉字的字际关系，也是汉字整理的重要工作，将有助于大型字书的修订与完善，有助于汉字计算机编码工作的推进。
中医古籍相对于其他的文字考释材料具有特殊性与专业性，当文献材料具有较强专业性时，除了利用上述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等知识，还会依据与该专业相关的知识及古籍。如周艳红《中医古籍“疒”部俗字考辨举隅》，文章在考释俗字时，不仅利用形音义互求、文献比勘的方法，还借助了中医学知识。如在考释“
”字时，该字现代大型字书未收，古代字书仅《洪武正韵补笺》《五侯鲭字海》收录。明杨时伟《洪武正韵补笺·先韵逸字》“痃”字下曰：“痃，病也，小腹下痈也。”但“”的音义信息何谓，杨时伟并未涉及。《五侯鲭字海》卷六《疒部》：“，音宏。重病也。”此处有注音，但释义过于笼统。《薛氏医案》《赤水玄珠》“痃”下自注曰：“一名便痈，一名便毒，俗名㾦子。”根据其别名、病因、病症、治法等信息可知“痃”即“横痃”。《广韵》中“横”字两收，一在《庚韵》“户盲切”，一在《唐韵》“古黄切”；“”字音“宏”，“宏”字在《广韵·耕韵》“户萌切”，与“横”读音相近。从音义关系的角度，可以确定“”为记录“横痃”义的新造字[9]。
2.2. 出土文献的文字考释
出土文献指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是考释疑难俗字的另一重要材料。《汉字汉语研究》近十年发表的有关出土文献中文字考释的文章共18篇，所利用出土文献的文字类型可分为甲骨文、金文、玉石文、简帛文和玺印文等。
2.2.1. 甲骨文
甲骨文是指契刻在一般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大多出现在商代后期及西周初期。自甲骨文发现至今八十年间，殷墟出土的有字甲骨估计在十万片以上，周原出土的有字甲骨也有近三百片，与庞大的甲骨文总量相比，已确定的甲骨文却很少，因此近十年仍有许多研究甲骨文的文章。如王子杨《甲骨释字四则》，文章利用清晰的甲骨拓片和出土甲骨的照片材料，对四个甲骨文字进行了简单考释。一是把《合集》5902中从“食”、“
”省声之字释作“馔”(饡)；二是把《合集》24379中过去隶定作“
”的字释作“號”；三是将《合集》28167中过去释作“温”的形体改释作“盆”；四是把《美藏》490中从“火”从“鬲”从“㠭”之字释作“饘”[10]。同类文章还有黄锡全《甲骨文“祸”字新证》，黄天树《释甲骨文“朕”字的一种异体写法》，单育辰《说甲骨文中的“贝”》。
2.2.2. 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迄今所知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而以西周、春秋时期最为兴盛。因大多青铜器距今时间较远，部分金文在考释方面存在问题，有些已考释出的文字在学界也存在分歧，所以金文中有较多疑难字。很多学者以青铜器上的铭文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疑难字进行考释研究。以鞠焕文的《气盉“某”字献疑》为例，该类文章主要研究思路是先列出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再将学界的不同学者的见解逐类列举，如气盉中的
字学者皆将其释为“某”，对此字的训读意见则大别为五，之后，作者对他们的说法进行评价、指出问题并逐一讨论这些问题。在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作者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如在讨论“该字是否就是‘某’字？先秦出土文献中的誓辞是否出现了双重否定表肯定的成分？”等问题时，作者通过《殷商金文集成》《说文解字》等典籍重新考释该字的字形，再加之辞例的佐证，指出“苟……则”是表假设的固定格式，证明该字释为“
”，读为“苟”，读连词，表假设，相当于“若”“如果”[11]。还有两篇同类文章，如谢明文《西周金文车器“鞎”补释》和林竹《簋“
”字及相关诸字新释》。
2.2.3. 简帛文
简帛文是指书写在竹简和丝帛上的文字。甲骨文中已出现“册”字，象编简册之形，说明商代已有简册，但由于考古条件的限制，现今发现的简帛文实物材料，最早的属战国初期。其中，简帛文的专造字的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尤其是楚系简帛，学者多有讨论。其实，秦简牍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专造字，这些字形既未见于传世文献又未见于六国文字，是秦系文字的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如翁明鹏《秦简牍专造字释例》，文章通过对比秦简牍与六国文字、传世文献的用字差异，认为秦简牍中记录倾塌之{倾}的“
”、记录掩盖之{掩}的“
”、记录箭羽之{羽}的“
”、记录四食之{四}的“
”均属于专造字[12]。除专造字外，还有学者利用简帛文研究古今字、同词异字及疑难俗字，如张青松《古今字研究应该重视出土文献——以颜师古〈汉书注〉古今字研究为例》和张喆《战国楚竹书〈周易〉同词异字例释》等。
2.2.4. 玺印文
玺印文是指铸刻在玺印上的文字，大约兴起于春秋之际，以战国时期较为常见。战国玺印材料丰富，著录、考释玺印文的书籍、文章也不在少数，其中有很多字已经被考释出来，但是尚有部分玺印文字需要进行重新考释，因此近十年仍有较多玺印文的研究成果，如纪帅《释三晋古玺中的“卬”字》，文章将三晋古玺中旧释“色”的字改释为“卬”，主要依据是先秦两汉典籍和出土材料中，常见以“卬”字作为人名者，而罕有名“色”者。此外，该文还释读了三晋古玺中从“卬”的“迎”和“
”字[13]。同类文章还有麦茵茵《战国玺印陶文释读七则》，吴良宝《古玺考释三则》等。
2.3. 单个字的考释
在搜集的文章中，对单个字进行考释的文章最多，共25篇。这类文章通常都是从文字的形、音、义入手，有的只针对其中一或两个方面对某个字进行考释。如谭生力《说“内”》，文章指出古籍中入、内二字较为常见，两者经常互训。对于典籍中入、内二字的训释，及两者之间的同源关系，学界的认识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关于入、内二字的构形问题尚存一定的争议，经过对“入”与“内”的构形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认为内字所从宀形部件表示锐端之形“入”的“所入之处”，并非从宀[14]。同类文章还有张素凤《释“贤”》，陈陶然《释古文字中出现的“觅”》，纪凌云《“常”字本用辨》等。
2.4. 文字学理论的研究
文字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但目前的文字研究，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仅从搜集到的文章数量来看，大多学者致力于文字整理与考释，往往忽视了文字学理论研究，只有6篇文章与文字学理论相关，研究角度包括术语界定、汉字构形等。以温敏《“古今字”内涵异解的学史梳理和学理阐释》为例，文章从学史上“古今字”“分别文”“后出字”“后起字”的术语关系中，梳理其内涵义产生异解的过程，同时从学理逻辑学角度，说明产生这种异解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不同视角下同一材料具多维属性不等于概念的同一或对立[15]。同类文章还有温敏《从学术史角度看“古今字”术语的核心指向义》，黄德宽《文字学与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王贵元《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与六书“转注”》等。
2.5. 学者间的商榷
对于文字的考释，不同学者难免会有不同的见解，《汉字汉语研究》中有很多学者间相互商榷补充的文章，比如刘钊《再谈“一沐三捉发”的“捉”》提到，“近来汪维辉先生在其论文《训诂基本原则例说》和著作《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中均对《捉》文进行了批评。”[16]但他在该文中对其曾经发表于《复旦学报》2013年第6期上的《谈“一沐三捉发”的“捉”》的观点和结论并未改变和放弃，而是结合先秦典籍、信阳楚简、马王堆帛书和历代医术中的实际用例以及与“捉”相关的同源词，通过早期语义和情理两方面的考察，推阐勾稽出了“捉”字早期的词义内涵，并梳理出“捉”字词义的演变过程，再次论证了“一沐三捉发”的“捉”是“紧攥”之义。
汪维辉在2019年第1期发表了《再论“捉”的词义及相关问题》一文，对2018年第3期刘钊《再谈“一沐三捉发”的“捉”》的三个要点展开讨论：1. “捉”在先秦至六朝的上古和中古汉语阶段，存在两个义项：① 握持；② 揉捏，挤压。两者词义不同，不能看作一个义项。2. 随文释义是有界限的，不能超出一个词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范围，在“捉发”这个语境中，不能把省略的情节所包含的意思归到“捉”的词义之下，因为“捉”本身并没有“拧干”的意思。3. 握发见客在特殊的情况下并非失礼[17]。
这些讨论是学术界需要的，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促进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从而为研究中的某一问题最终达成共识奠定基础。
3. 研究特点
3.1. 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日益扩大
从搜集到的文章来看，近十年《汉字汉语研究》的文字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典文献，而是将研究对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一方面，传世文献如《金瓶梅词话》《全元诗》等大型文献集中的疑难字、形误字、音借字等得到了细致的考辨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文字本身，还深入探讨了文字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楚竹书、秦简牍等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通过对这些古老文字的研究，不断揭示出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和文化内涵。此外，单个字的考释也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如对“征、伐、侵、袭、讨、攻”等古代军事用词的辨析，以及对“宠辱不惊”的“宠”等常见字词的深入探讨，都显示了研究范围的扩大。
3.2. 研究成果相当丰硕
近十年《汉字汉语研究》的文字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传世文献方面，学者们对《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新修玉篇》等大型辞书中的疑难字进行了系统的考释和释义，为汉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出土文献方面，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楚竹书等古老文字的新证、新释层出不穷，为古代历史文化的解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单个字的考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对“知”“智”关系的补说、对“伐”字的再探讨等，都深化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文字学的理论体系，也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3. 研究不断深化
近十年，文字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文字本身的简单描述和分类，而是更加注重对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的挖掘。例如，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学者们不仅能够解读出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信息，还能够揭示出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数字化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在文字学研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这些深化的研究不仅推动了文字学学科的不断发展，也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4. 未来展望
从近十年《汉字汉语研究》中的文字学研究来看，汉字研究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有关的论文、著作日见其多，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文字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今后文字学研究将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必将获得空前的发展。
通过阅读上述75篇文章，大致总结了三个有助于文字学研究发展的方向。
一是理字书。许多学者曾讲到字典编纂的意义，现在最为权威和收字最多的《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袁涛《〈汉语大字典〉“人名用字”考误举隅》，文章提到《汉语大字典》在处理“人名用字”时存在许多问题，大量仅仅被释作“人名用字”的字其实是通用字的讹俗[18]。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源在历代的旧字书，由于字书编纂存在重贮存轻整理、重编纂轻考辨的风气，加上传抄失误或编写失误，导致收入的部分汉字形音义不全或彼此矛盾，而后来编字典的人据以收字，却没有认真甄别考证，于是以讹传讹，出现各种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传世的重要字书，如《字汇》《说文解字》《字镜》等，进行全面地考辨与整理，从源头上清除存在的疏误。
二是考难字。大多传世文献都收录了一些音义不详或存有疑问的疑难字，出土文献更是存有不少需要辨认的疑难字词，这两类疑难字的辨认考释是近代汉字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汉字研究价值的最直接的体现。
三是建体系。从搜集的文章来看，近十年的汉字研究微观研究着力较多，系统性的关照和理论建构较少，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汉字的字体、构形、职用，探讨文字学领域的术语界定，进而构建文字学理论体系，使汉字研究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借以指导今后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