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朴素”是体现庄子美学基本特点的理论命题之一。庄子重视“朴素”的智慧，庄子美学推崇“白”的美学气质、“自然”的审美格调、“真”的审美境界。“朴素”一词最早见于《老子》，老子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无名之朴”等([1], p. 156, 195, 211, 225)。 “素”原指未经染色的白色丝帛，“朴”原指未经人力加工的木材，借以喻指人与事物天生自然的本性或状态。这里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观点，关涉到老子对于自然和人工关系的思考，老子认为“朴”与“器”是相对的，“器”是指受斤斧等加工后做成的器物，借以指代人为工巧的产物，老子崇尚自然本色而拒绝人工机巧，因而他主张“去彼取此”([1], p. 129)，“复归于朴”([1], p. 210)。“朴素”指无知、无私、无欲的精神状态，是“道”的本质属性，是老子追求的理想人性。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这一思想，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 p. 357)，认为“朴素”就是天下之最美，并赋予其幽微深邃的美学内涵。“朴素”二字，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指白色、本色，如《管子·水地》：“素也者，五色之质也。”二、指自然而然、纯素朴实、不加修饰，如《淮南子·本经训》：“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三、指原始、根本、本质，亦即真，如《列子》曰：“太素者，质之始也。”除此之外还有空、常规、诚心等含义，如《伐檀》毛传曰：“素，空也。”《汉博陵太守孔彪碑》：“无偏无党，遵王之素。”等。庄子的“朴素”这一天下之最美由“朴素”一词的基本原义生发拓展衍生而来，各个内涵层次都禀赋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哲学或美学意味。
2. “白”作为“朴素”的美学气质
白作为一种色彩，相比其他颜色最具包容性、变化性和突破性，是五色中的基底色。在视觉情感上，人天生青睐白色，在心理空间的刻画上，白色更是最具表达意义的高度凝练而富有潜在的色彩之一。经过时间长河积淀下来的色彩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白色成了纯洁、朴素、光明、自由、神圣、虔诚等象征。在庄子这里，“白”既是“朴素”外在洁素纯粹气质的彰显，也是内在纯净空明心灵状态的显化。这一点可以从庄子的文本中获得取证：
“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2], p. 329)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2], p. 392)
“虚室生白，吉祥止止。”([2], p. 124)
“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2], p. 866)
由此可以看出庄子追求的“纯白”是一种洁净空明至极的心灵状态，他指出了“机心”对于这种“纯白”心灵的危害。天鹅的白和乌鸦的黑是天生本来如此，并非因沐浴日光和月光而有所变化，这样的黑白在自然和不加修饰上就是美的。而人因为有“机心”，私欲膨胀，相互倾扎，破坏了人本来的“纯白”心灵，常常追求外在的华丽与修饰而遮掩了事物的本质，无法看到纯净素朴的美。庄子于是提出恢复“纯白”心灵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去除“机心”，使心灵保持单纯和清明，表现为不求外炫，而求内无机巧之心，不为外物所动，心神稳定；二是虚，去除“机心”是虚的前提，虚不是僵化的凝固的死寂，而是充满无限可能的活动状态，以虚空成就万物实质，是虚空而实有；三是静，做到去除“机心”和虚，心灵就如同一面纯白的镜子，万象皆在其中，但都不足以搅扰内心，与物相触无累，“白”之璀璨光芒自然就会照耀整个心室。
在《庄子·天地》篇中，有一段对“机心”深刻讨论的故事，讲述的是子贡到楚国游历回晋国途中，路过汉阴，看见一个老人挖沟渠通到水井，输水到菜园，自己抱着瓮装水来回浇灌菜地，十分劳累费力，效率低下。子贡就说：“有一种机械，一天可以灌溉好多地，用力少效率高，你怎么不用呢？”这个老翁说了一段看似愚笨实则意味深长饱含至理的话，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可见“机心”是一种功利性的、有目的的、带有欲望性质的、知识性的活动，它源自对功利、效率和控制的追求，是一种理性与计算的思维方式。若“机心”存于胸中，心灵便无法保持纯净的“纯白”状态。“纯白不备”意味着内心的清净、自然与无欲无法实现，进而影响精神的稳定和道的体现。机心使得心灵不稳定，就会导致无法承载真正的“道”。随着人类文明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工具的发达，技术的更新，方式的变革，让人越来越迷恋技术科技，这在提高生活品质和铸就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压抑了人的自然本性，破坏了原初纯洁空明的心灵，束缚了心灵的自由奔驰，阻碍了人们对“朴素”这种非知识、非逻辑、真实的、纯洁的美的欣赏，远离了庄子所推崇的“白”。这种“白”与外界的浮华、喧嚣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了一种自然朴素的生活态度。它不是通过人为雕琢和表面的光鲜来定义的，而是一种质朴和洁素的力量，是一种无需言说的美。这种美自然而然地呈现，体现人类与自然、与心灵之间最真实的连接，它代表了摆脱外界世俗的压力，回归自我本质。
简而言之，“机心”是知识的，“纯白”是非知识的；“机心”是欲望的，“纯白”是无欲无求的；“机心”是造作的，“纯白”是自然的；“机心”是破坏生命的，“纯白”是保养生命的。按照老人的话，应该罢机械免机事去机心，保持纯净空明的心灵状态，心神不外分，修养内心，做到外物无所动于内心，心灵自然而然就会“纯白”。
虚是指一种无物无我、无知无欲的双重否定的无意识心理状态，人的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情志(可以称之为“心之体”)，二是智能(可以称之为“心之用”)。而“虚”所指的，就是将这两者一扫而空，从而使精神保持“纯白不杂”的状态，最终实现精神世界的无限自由。庄子说“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2], p. 124)郭象注：“虚其心则至道而集于怀也”，成玄英疏：“白，道也。”虚室生白的原义是当一个房间内的物品过多时，光线被遮挡住了，室内显得昏暗，而当将这些物品清除后，房间便会充满明亮的光辉。此处的“虚”并非一种空洞、僵死、凝固的死寂，而是烦扰心灵的繁琐杂事杂物移除后，清明的虚空，是自然显现出的“白”——即“道”的光辉，自然显现。以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表达就说，阙，就是空间，但不是空的宇宙的、几何的、僵死的空，不是“顽空”，而是“创化万物的永恒运行的道”；白是“道”的吉祥之光，是人生意义的澄明([3], p. 70)。在这一层意义上，庄子所推崇的“虚”和“纯白”不仅是哲学上的思辨，更是一种自我的内在净化过程，在这种净化过程中，个体能够无限接近“道”的境界。但虚的实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水滴石穿，需要逐步的心灵修养来完成。庄子指出，要实现虚的心境，必须首先做到“一志”：“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 p. 124)“一志”是虚的前提，“一”指的是心灵的凝聚状态，安心于一，了无二念，万物因“分”而千姿百态，相互对立、分隔，迷惑着人的神志，很容易形似安定而心驰神往，意动神摇，“一志”的内敛状态可以克制和外物的相互缠绕，与外物的纠缠会让人逐渐失去本性，从而那些机械机事就像杂物一般堆满内心，不见光明，所以必须做到做到专心致志，一心一意。但仅是专注于内心的“志”是不够的，还需要保持持久的恒心和毅力。我们的五官很容易受外界干扰，所以五官应该向内探求而不是向外发散狂放，这一思想具有深刻意义，表明感官的力量应集中于内心，培养内在的宁静和满足，内就是“心”。“室”和“宅”都是心的象征，虚是自我的逐渐弱化和消失，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因此，心灵的虚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指一种开放的、无所执着、流动着的状态，能够容纳万象而不被其拘束、充满生命力的空间。
静是由虚进入之后审美感知中最静的一刹那，一个富于包孕的片刻和观照永恒的瞬间([4], p. 288)。心灵的“纯白”不是只有一片白芒和寂寥，通过对自我和物的双重否定的矛盾运动来协和我与物的关系，双方得到超越，实现和谐共存，各自回复本性的状态，就能够荣千景万象。庄子说“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2], p. 365)又说“圣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2], p. 227)可见，静的境界如同一面水镜，明澈至极，能清晰明亮地容纳万象，却不受物象的干扰，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清明。“有象”和“无象”皆统一于静这面水镜，水镜无波无澜，内外一体，万象自如流转。此镜具备极大的包容性，能反射万物，却始终保持清澈与平静。庄子认为，真正的静是通过去除外界干扰和内心杂念达到的一种无为的平和状态。正如苏轼《送参寥诗歌》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静”不是单纯的空洞或无动于衷，而是一种能从表象深入事物本质的状态，它通过静默与空灵让我们超越表面，直抵事物的内核。庄子也主张：“静而动，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真正的静是具备内在活力的，它不会让人陷入僵化或死水，而是在静中孕育着变化与生命力。通过这一方式，人们能够在保持内心平和的同时，顺应万象流转而不被其束缚，达到“自得其乐”的境界。“纯白”并非如同一潭死水、一片枯竭的沙漠、一颗枯瘪的槁木，而是像天地一样空明清澈，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在这种“纯白”的心境中，而是在“虚”与“静”中达到了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境界。它表现的是一种从容自适、充满智慧与美的力量。
总而言之，庄子认为“机心”是保持“纯白”心灵的首要障碍，因为“机心”是人对物的控制，物反过来对人也会造成困扰和压制，物自身存在的意义被人的实用性功利性目的剥夺的同时，“纯白”的人心自身膨胀成了欲望，丧失天性和淳朴。所以去除“机心”才能通虚达静，涤荡精神，从而进入虚空澄澈、纯净旷大的“纯白”心境。
3. “自然”作为“朴素”的美学骨骼
“自然”可谓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也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是“天地之大美”的根本原因，人要使自己“备于天地之美”，就要“观于天地”，“原天地之美”，“判天地之美”。在老子看来，宇宙的本体是“道”，“道”的本质是“自然”。在《老子》中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 p. 184)，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又以自然为法则，由此可见自然的本质是与“道”是不可分割的。自然既是“道”的表现，也体现了“道”的无为性质。“自然”是“时间”与“空间”交错而成的“宇宙”，它不由人为干预，是一种自我展开的存在。庄子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2], p. 286)时，强调了自然的无为并非消极放弃，表面上的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做，而是一种积极顺应宇宙本性、与“道”合一的行动方式。庄子也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体则虚，……虚则静”([2], p. 348)，“无为”之心并非行动的无所作为，而是以“天地无为”为本，心中“无为”，而无所不为。对“自然”的含义注解得比较精确的是王弼，注释为：“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这诠释了自然的三层基本含义：一是“道”之“本性”的“自然”，是“道”运行贯穿始终的最高原理法则；二是个体生命应该遵循的规律，法其“方”，“圆”其“圆”，是可以灵活运用的“自然原理”；三指人性修养合乎自然，其主要内容是人的主观精神对社会关系、功名利禄、世俗欲望的超脱，旨在打破人与大道之间的阻隔，最终回归到纯朴自然的本真状态。总而观之，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与人为的虚伪和伪作相对的“无为”状态。通过“无为”，人跟随“道”行的脚步，顺应自然法则的方式，与世界和谐相处，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将“自然”融入自己的存在，可以不被外物干扰、不受世俗牵累，最终达到“不为而自为”的境地。
“无为”，是“卫生之经”。《庄子·庚桑楚》中说：“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是卫生之经已。”“卫生之经”即护养生命的道理，其关键首先在于消释执滞之心，行动时自由自在，居住时无牵无挂，顺物自然，不以物为心中桎梏。其次，不以利益与得失为心中的干扰，与天地之间的互动应是自然流畅的，而非强行追逐或迎合，无拘无束而去，纯真自然无知而来。最后，庄子通过提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揭示了护养生命的最终境界。这里的“形如槁木”并非指生命的枯竭，而是一种超越了常规内心极度收敛与宁静的精神状态，以至于不再被物质世界的纷扰所影响。“心如死灰”，不是死气沉沉，阴郁沉闷，而是指心灵达到一种空放灵动的状态，荡涤了所以的欲望和烦忧，进入了“无心”的境地。这一状态并非身体的麻木或精神的消沉，而是一种内在完全自由、超越二元对立的境界，达到了与天地万物和谐一体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如同婴儿一般，行动无意、无识、无忧、无虑，无人我之分、物我之分，无分为一体，各自遵循各自的本性而不相互违背，达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之生命亦是天地之生命，在大化流行中同波共振。
“无为”，是“忘”。人最擅长的是忘，最不擅长的也是忘，怎么“忘”是“无为”的关键。护养生命不仅包括使形体保持健康，更重要的是保养心灵，庄子在其中更强调心灵的修养，因为在庄子看来，内在的精神内涵比外在随时变化着的形体更重要，应该“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在《大宗师》中，庄子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颜回的“坐忘”是“忘”的至高境界，其修行有三个阶段，分别是礼乐、仁义、身心。通过这三个阶段的不断深化，颜回能够最终达到与“大道”合一的境界。这里的“忘”分为“忘身”与“忘心”。身作为心的载体，与物质世界联结，人的一切困扰和烦恼，往往来源于对身体和物质的依赖，忘身首先要从肉体感知的世界跳脱出来，摆脱个体感官的限制，向内探求而不是向外扩张。在庄子这里，“忘身”常常以跨越身份和肉体的想象来体现，天马行空的想象，同频共振的感受，能够暂时脱离天地所给予的这个肉体躯壳，和万物融为一体。“忘心”要消除现实欲望对自我的奴役，然后解除对知识的迷念和追求，跳脱情感和思维的局限，最后使精神得到解放。在《庄子·养生主》篇中，庄子还通过讲述“大宗师”与“小道”之间的差别，进一步阐释了“忘心”的重要性：“大宗师之行，物我两忘；小道者，物忘而不能忘其心。”“大宗师”与“小道者”的区别就在于小道者虽然能抛弃外物，却无法忘却内心的烦念杂思，大宗师能身心两忘，无私无欲，无偏无爱，与道合一。庄子的“忘”并非单纯的忘却，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无意识”状态的内化。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心灵逐步从对外界的依赖与执着中解脱出来，最终达到无为而自得、自然流畅的精神境界。
“无为”，是“明”。庄子说：“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2], p. 56)，“以明”有三，以道明之、以道心明之、以事物明之，三者相互联系，无法分割。为了认识外物，外物本身必须向我们显现其真相。然而，如果我们的道心不够明净，外物便无法真实地显现。因此，拥有明净的道心是认识世界的前提，而这明净的道心依赖于对“终极大道”的领悟——天地万物都是“道”的显现。整而一观，“以明”就是破除物我对立，抵达事物本身，获得宇宙大道和澄明之心，进而合乎道枢就像是进入了道环的中心，与无穷流变和谐共鸣。庄子认为，所有的差别、对立和纷争其实都是源自人的主观认知，并非事物的本质。通过将对立的两端统一，便能够洞察到“道”的本质，这就是“道”的核心。庄子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谓之道。”([2], p. 73) “一”就是从共同的焦点整体的去看，而不是相对的分散的去看。在庄子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最终根源，是抽象的绝对精神本体，在无目的、无意识的运动中创造万物，客观现实是虚幻的，所有事物都处在流行变化之中，有美有恶，有分有合，有成有毁，最终都会复归于一个整体，所以从物的分、成、毁的变化来看是无法看到物的本质的，而只从物之“用”的这一方面来看物，则物各有所用，各有所往，一律皆归于平等。庄子多次提及“无用之用”。惠子说自己所得的大瓠、大樗都是大而无用，庄子说他拙于用大，有蓬之心即心灵阻塞不通，当然无法看到大瓠、大樗的作用。“无用”是对于人自身而言，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凡能用者皆为我用，能为者皆为我为，功名利禄熏瞎了双眼，玷污了心灵，看不到其他事物自身的独特性。“用”则是万物本身的自然体现，它并不局限于人类如何利用这些事物，而是从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功能出发去理解它们。当我们从事物的“用”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万物时，便不再局限于相对的判断与功利的视角，而是能够以无偏无私的心境，承认每个事物的独特性和存在的意义。“明”就是从“用”的层面“齐看”万物，博爱万物。庄子所强调的“无用之用”，正是提醒我们要超越对物的功利和操作性利用，回归到物自身的自然属性，看到它们在宇宙和“道”中的真实价值。道本身就是“无用”的，它没有明确的实用功能，却能支配宇宙的运行，维持一切事物的和谐。因此，“无用”不是对事物的否定，而是一种对万物本真价值的尊重与理解，我们就能够避免“分”的局限，从而回归自然，达到物我和谐共存。
4. “真”作为“朴素”的美学境界
“朴素”是达“真”之途径，“真”是“朴素”的内核和追求的最高境界，庄子的美学可以说是“尚真”美学。在庄子看来，“真”是“美”的根基，而“美”则是“真”的展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但“真”并不就是“美”，“真”本身是无所谓美丑的。这是因为庄子强调美是在“道”的自然无为的运动中获得自由的，“道”作为宇宙的根本本体，它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是最真实、最纯粹、最自然的存在。而与“道”相通的“美”，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它不是人为做作的装饰，而是一种符合自然法则、内敛纯粹的美。因此，庄子竭力维护“美”与“真”的一致性，并推崇以朴素自然、真质纯粹为核心的美学观念。他深恶那些人为虚伪做作、脱离自然的美。又由于“道”是无所不在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的，所以源于“道”的美是无限的，最高的美囊括了整个无比广大的宇宙，庄子称之为“大美”。“大美”作为美之本体，其“大”一指无限性，二指完美完善，区别于小美和一般的美。庄子在《秋水》一篇中，用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展现了美的无穷广阔。河伯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自己，却在与北海若的交流中，深刻意识到无限之“美”远超自己所理解的有限之美。河伯所看到的美只是局限于自己的视角，而北海若的眼光则是跨越了时空、洞察宇宙的。真正的美不止存在于个人的狭隘认知中，而是宇宙万物共同流动的和谐美。
在先秦诸子中，“真”这个字并没有得到过多的讨论，甚至在《春秋》《论语》《孟子》《左传》和《尚书》等经典中都未曾出现。而在《庄子》中，“真”字的使用非常频繁，成为了庄子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老子》中“真”字也出现过三次，但更多是强调“道”和“质”的自然本性，而并非直接讨论“真”作为审美的意义。是庄子将“真”赋予了哲学和美学的深刻涵义，在《庄子》中共出现了65次“真”字，其中大部分是作为名词或形容词使用，如“而已反其真”([2], p. 175)，“极物之真”([2], p. 824)，“真者，精诚之至也”、“法天贵真”([2], p. 824)等，由此可见，“真”确为庄子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
“真”往往与“假、伪”相对，只有在意识到“假、伪”之后，人们才会去探求“真”。庄子正是对那个时代美者不真、真者不美的普遍现象极为不满，才会提出求“真”。“真”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道”的真；二是本真、真性；三是真实。庄子所说的“真实”并非仅指事实或表面上存在的物体，而是指事物的内在真实。这种真实是自然赋予的，需要通过摒除伪装、回归自然的心态来实现。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是所以贵真也。”([2], p. 850)真正的“真”是一种内在的纯净和诚实，是极致的精诚，表面的虚作不过自欺欺人，需要以“诚”待己，以“诚”待物，以“诚”葆“真”。而庄子所言真性指的是事物本来应有的状态和品质，而不是被人为压抑或扭曲后的表现。如“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2], p. 256)马的真性是在旷野上自由的奔跑，吃自然生长的绿草，喝山川的流水和露珠，而不是在人造的马厩里吃着饲料而作为工具套上缰绳供人骑乘。而人的真性也同马一样，无限亲近于自然和“道”之真，而不是被礼教尊卑虚作束缚得死死的。庄子所言“道”之真是“大美”的本质，“大美”是“道”之真的体现，通往“道”真之“大美”要以“游”方式才能前往，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2], p. 432)又说“逍遥，无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2], p. 388)，无为而无不为，顺无自然，才能游于“道”真之大美。
在《庄子》中，“游”字出现的频率高达108次，除人名外多作动词和名词，庄子所谓“游”有“游身”与“游心”二义。诸多学者认为庄子之游重在游心，即主体精神以一种超功利、无目的、非思辨的态度与物自由交往，忽略了游身即游历，身体修养的重要性。庄子本人则认为二者同样重要，讲求“乘物以游心”([2], p.131)，在自由的身体状态下，心灵也得以自由游动，超越了任何外界的约束。游身的作用就是让身体从具体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与天地自然相融，使个体达到身心的和谐与统一。它不仅是生理上的自由，更是心理上的自在。庄子在游身和游心之间偏重游心，因为身是有限的，而心是无限的。如“游乎天地之一气”([2], p.192)“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2], p.859)“吾游心于物之初”([2], p. 546)等等。游心的“游”首先是摈弃一切情感欲望和知识思维观念；其次是不包含任何人所特有的功利要求与价值目的；然后是自然而然的心灵感应，达到“物化”的最终审美境界。总言之“游心”的本质是通过虚心感物、无人为性、无意识性的心理活动，达到“人貌而天”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将外在的规律规定转化为内在的自然天性，回归本真。“游心”分为两个层次，“有待之游”和“无待之游”，二者的区分在于游的对象不同，内心呈现的状态就不同，庄子推崇“无待之游”，表现为对待物的态度。从有待到无待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心理历程。庄子说：“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2], p. 522)形体因顺，情感率真，就不受离失劳累之苦，就不会固执于内，阻塞不行，无需求待于外物。此关键就在“正己”，分为“正形”与“正心”，“正心”重于“正形”，形体善加保养，而心神重在磨练，消除外物对自己的影响，主宰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奴役，即“物物而不物于物”([2], p. 301)。心神任随外物的变化而遨游，任物自为自化，从而拥有自己的内在人格世界，在精神上能特立独行，在自己的生命宇宙里做精神的主宰，就能够“无待”，打破时空局限，物我对立，消除封界，顺其真性之自然，使物我都能回归各自的坦途，进而能够物我一体，接近“道”之真美。
5. 结语
在庄子的美学中，朴素之“白”、“自然”与“真”是相互交织的核心概念。“白”指一种内心的纯净与宁静，是超越世俗欲望与功利追求后的心灵自由。它并非静止无为的死水，而是心灵如澄明之镜，容纳万象而不为所动。“自然”则是这一切的根基，是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真实运作方式。庄子提倡的“无为”并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回归事物的本质。只有在遵循自然法则、放下人为的束缚时，个体才能与天地、与万物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真”，作为庄子美学的核心，是所有美的内在本质。它超越了外在的假象与虚伪，指向事物的原始、纯粹和真实。庄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仅在于外在的形态和表现，而是来源于内在的“真”与“自然”。当个体摒弃虚伪的面具，回归纯净、自然、真诚的本性时，心灵便能够获得自由、和谐与永恒的安宁。在这一境界中，“朴素”不再是简单的简约，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状态，它是与宇宙共生的智慧与力量，是每一个个体与万物真性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