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课程思政这一教育理念。强调各类课程应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从而形成协同效应[1]。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功能，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2]《纲要》中还明确指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必须结合各个专业特点”。翻译自古以来在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中起着桥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当下翻译的任务也发生了转变。正如黄友义教授指出：“翻译事业正经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使命”。[3]“翻译中国”必须要具备国际传播意识并力求表达精准，以便最大程度地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翻译专业更要注重对学生中译外能力的培养，并以“实践性、应用型”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国情与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从而培养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需的高水平翻译人才。
2. 翻译人才培养现状
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15所院校作为全国翻译硕士(MTI)试点教学单位，截止2025年，全国翻译硕士(MTI)培养单位总计已达316所，十几年间全国翻译硕士(MTI)蓬勃发展，这也反映出我国翻译硕士(MTI)人才培养体系已初具规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翻译人才培养已经踏上了专业化、成熟化的道路[4]。其一，翻译硕士就业大多以教师、外贸行业为主。其二，大部分毕业生翻译基础不过关，难以胜任口译、笔译工作。这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翻译硕士学位的初衷相背离，所培养的学生无法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当下的翻译硕士培养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其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点。
2.1. 人才培养不均衡
从翻译硕士院校的增长规模来看，这一专业成为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专业硕士学位。首先，从院校上来看，语言类院校，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每年招收大量的翻译专业学生，其次很多综合类、师范类院校也纷纷设立翻译硕士专业，这些院校往往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将翻译人才的培养与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划为等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类院校培养的翻译人才大多进去学校当教师，而没有从事翻译事业。大多数院校的翻译硕士仅仅简单地分为笔译和口译，就笔译而言，也可详细地分为传媒、医疗、法律、军事、科技等专用翻译类别，但国内很少有院校将笔译细分为更小的类别。从市场需求来看，法律、医疗、科技类翻译人才的需要较高，这也导致了高校培养的翻译人才大多进入不了翻译行业，其培养内容就与市场相脱离。其次，从设立翻译硕士的院校地域分布来看，呈现出东多西少的局面，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而西部欠发达的地方则较少。但西部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也拥有着重要的中华文化，同样需要大批的翻译人才来推动地方文化的外译，地方文化走出去。
2.2. 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实践经验不足
早在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设立翻译硕士专业之初，就曾发布《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该方案中对承担专业实践教学任务的教师明确提出要求，要求必须具有丰富的口译或笔译实践经验，其中规定笔译教师应承担30万字以上的正式笔译任务，口译教师应担任过20次以上的正式场合的交传或同传任务[5]。而实际上满足要求的，真正达到承担MTI教学的教师并不多，大部分专任教师缺乏翻译实践经验。而在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长期受到师资力量薄弱、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偏低的困扰。尽管各高校都十分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鼓励教师出国进行交流学习。但教师的实践经验有待丰富，高校教师往往主要的任务就是教学，市场上独立翻译者或专任翻译承担了大部分的会议口译、图书翻译等笔译工作，这也致使教师在课堂上重理论、轻实践，对翻译市场以及整个翻译行业的了解有限。高校翻译专任教师也应与当地政府、企业建立联系，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和加深对翻译行业的了解。
2.3. 人才培养体系特色不鲜明，学生实践机会较少
各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基本遵照国家以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要求，培养模式也与大部分院校别无二致，选用的教材绝大部分都是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地方特色，较少地涉及地方文化。首先，多数院校的专业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培养方式区别不够明显，都是“教学 + 实践”的模式，而在实际翻译教学中，理论是课堂授课的主要内容而非翻译实践。例如，以翻译专业的重要课程《传媒翻译》为例，课程的侧重点在传媒翻译的概念、发展历程和翻译技巧上的讲解。其次，在教学内容方面，要么基于教材提供的篇章，要么是经典的翻译名篇，学生训练的内容往往非本地化内容，更不必说取自真实翻译市场，这与社会完全脱节，难以满足市场需要。此外，许多优秀的自由译员，难以走进学生课堂，优秀的资源难以得到共享。
3. 思政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困境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则是不同语言、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桥梁。长期以来，英语被视为一种语言、一种交流工具，而非是西方文化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载体。但西方主流媒体，如推特、脸书等，所宣传的价值观对部分青少年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而步入新时代，翻译面临着更为紧迫的任务，即向世界展示全面的、立体的、可爱的中国形象。这一任务任重而道远，不仅对翻译人才的专业本领提出了要求，也对翻译人才的政治素养以及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思政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1. 思政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重要性
为深刻把握思政教育和翻译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重要性，首先应明确的是课程思政的目标、根本任务。《纲要》中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由此，课程思政目标是立德树人，重点在于强调思政教育的育人功能和以学生为中心。结合翻译课程，课程思政就是要把思政元素融入翻译教学中，从而达到育人的效果。具体来看，“立德”是指翻译教学应当重视将德育与教学材料、教学方法、教学思想等融合在一起，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观，特别是翻译中的家国情怀；“树人”则是指翻译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提升个人翻译水平与翻译能力，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实现个人的发展目标。
相较于显性的思政课程，课程思政代表的是一种教学理念，将思政元素融入翻译教学应当是隐性的，更加灵活的。而从翻译这门学科来看，它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强国际话语权等密不可分。随着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加强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成为时代任务，思政要素融入翻译课堂极具重要性，且十分迫切。翻译教学不仅是简单的语言，更涉及到文化因素，课程思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翻译教学，确保所培养的翻译人才具有家国情怀，能够运用所学外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隐性的思政元素，能够做到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培养出符合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水平翻译人才，即具有家国情怀、洞悉中西方文化、自觉弘扬中国文化的翻译人才。
3.2. 思政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困境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提出以来逐渐深入人心，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让世界了解真实的、立体的中国也是当前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的目标之一。课程思政下，翻译人才的培养应以传播中华文化为教学目标之一，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翻译课堂教学，势必结合地方特色深入地开展本地化讨论。课堂教学应致力于构建中西文化间的动态平衡，引导学生深度剖析西方文化的内核，同时强化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度理解与高度认同，夯实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然而，在中华文化国际化传播过程中，文化内涵阐释难以精准到位，致使信息传递模糊不清，这个问题犹如“卡嗓子”般，严重阻碍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传播[1]。
3.2.1. 中华文化失语症较为普遍
2000年，“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中由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提出，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含量几乎为空白，进一步导致学生即便英语水平较高也无法用英语完整流畅地表达中国文化[6]。其具体体现为，当学生置身于运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的情境中，其有限的词汇量成为显著障碍，这一障碍严重影响了中华文化的输出，特别是遇到中国文化专有词汇时，难以彰显出作为文化大国学者理应具备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扎实专业素养。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例如，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河南省，在河南省外办的带领下，河南省内高校积极承担地方文化的外译工作，在2019年启动地方标准化术语库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地方文化走出去，但参与者主要以高校教师为主，学生参与的机会较少。而大多数省份并未主动去规范地方文化资源的外译，学生在翻译时，一是无标准化术语作为参考；二是浅薄的文化素养无法进一步对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作解释。例如，谈到中国白酒，学生也仅仅只能表达出其英文名，无法进一步作解释。这正是文化失语症的主要表现，而这一失语症会使学生在翻译时自动疏离包含新疆文化和价值观的内容，甚至可能产生排斥心理[7]。
3.2.2. 教师的思政素养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专业课教师只负责教授好自己的专业课，思政教育的内容由专任教师负责，这一思想阻碍着课程思政在各专业顺利开展。根据学者李小霞的研究，教师群体课程思政方面的素养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这直接导致其在外语课堂中无法挖掘出课程思政元素，进而无法融入教学中[8]。在翻译课堂教学实践中，大部分教师仍沿用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单向地传授翻译知识。部分教师的教学方式机械僵化，依照教材照本宣科，不注重知识的更新迭代，也不做任何延伸和拓展。这一固化的教学模式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难以满足当前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思政元素有效融入翻译教学过程。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开展有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教师自身政治素养不高，便很难发掘翻译中潜在的思政要素。
3.2.3. 翻译教学的思政功能发挥不充分
翻译思政功能的有效发挥受限于学生普遍的中国文化失语症，即学生在翻译实践中难以精准且流畅地传达中国文化精髓。其次是受限于英语教师的思政素养，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系统且深入地挖掘翻译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此外，翻译教材中思政内容含量较少，教师授课内容侧重于英译汉。例如，以翻译专业选修课程新闻翻译为例，教师以讲授新闻翻译理论与技巧为主，课下布置练习，而练习材料往往为英语新闻，来源主要为西方几大主流媒体，与中国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的材料相对而言较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翻译教学都曾深陷一种认知误区，认为只有大力学习英美文化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能力[9]。事实证明，学生如果不重视中华文化的学习，在英汉互译时仍会处于“思维空、文化浅”的状态，难以展示出文化大国译者应具备的文化素养[10]。
4. 翻译人才培养与思政融合模式的构建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将目光放在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路与路径上，致力于从教学的各个维度挖掘思政元素，并试图将其融入翻译教学。根据知网检索可知，现阶段有关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主要侧重在：一是聚焦于英语类专业课程思政在教育教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针对某一门外语课程，深入剖析适配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三是从教材、思政元素挖掘、教学活动设计等方面入手，开展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案例研究[11]。尽管与课程思政相关的研究不少，但鲜有学者研究聚焦于某一地区的高校大学生中华文化汉英翻译研究，因此本地化仍然值得探讨。
学者赵璧和王欣指出，当前所施行的模块式外语课程设置，在思政衔接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而言，同级课程之间以及同类课程之间缺乏紧密且有效的思政关联，应通过“课程链”的构建工作，强化同级以及同类课程之间的“同频共振”[11]。为有效地将思政元素融入英语翻译教学，课题组以“对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思政主题为主线，以汉英笔译课程为核心课程，通过自制小型双语平行语料库着力打造“讲好中国故事”课程思政的“课程链”。借助这一“课程链”，帮助学生讲好中国故事，在翻译传播中树立正面的中国形象。此外，课题组进一步拓展教学路径，将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以及创新创业项目有机整合至这一课程链，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进一步提高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性和实践性[12]。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4.1. 语料收集
语料收集阶段是第一环节。课题组收集的汉英翻译思政语料库包括新疆本土文化和中华文化两个小型语料库，所收集的语料应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高校英语思政课改革创新研究，应该与党中央的政策方略、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阶段，基于自建语料库，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每周聚焦一个学术前沿热点，并提供10到15篇相关学术论文指导学生进行阅读，并结合论文学术热点内容进行语料搜集工作。此外，语料的来源还包括百度百科、国务院发布的各类官方双语文件，以及本土的官方媒体、主流媒体、图书等，其内容涵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4.2. 思政挖掘
思政分析是第二环节。这一阶段，教师给学生再次布置新的作业，作业结合翻译实践内容和语料库进行思政分析与思考及写作，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以特色美食——馕为例[13]：
译文一：Nan
译文二：a kind of crusty pancake (staple food of the Uyghur and Kazak nationalities)
对于馕的翻译，现有的翻译主要来自于字典释义，译文一出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该词进一步释义为“a type of soft flat Indian bread”(即一种松软扁平的印度面包)，很明显将馕与印度飞饼弄混淆了，并不能准确地表明“馕”是新疆的特色美食。今天的外国友人将其译为“nan”，是因为维吾尔人将馕发音为“nan”，直接采用音译的方法。尽管这种做法容易记忆，但却未能体现出新疆异域文化。译文二出自《新时代汉英大辞典》，尽管解释了“馕”的来源，但将其同“pancake”画等号并不恰当。国外并没有煎饼(pancake)这一文化意象，所以不易于读者的理解。在经过上述分析之后，课题组发现现有的译法都不能准确地传达出“馕”这一新疆特色美食，探讨后将其译为“Nan-Uyghur bread”，保留了“馕”的发音又标记了来源，点明了这一美食源自新疆维吾尔族。
4.3. 建库
建立术语库是最后环节。在这一阶段中，教师给学生布置第三阶段的作业，作业内容聚焦学术前沿动态与翻译技巧的巧妙结合，制作成语料库。在语料收集与思政分析之后，此步骤实为升华阶段，既将政府白皮书、官方网站、论文、图书等的英译筛选入库，又能够针对现有译法进行一些思政背景下的改正，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传达出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既有地方的特色，又有中华文明的共性特征。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独立进行翻译实践与科学研究，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各类政策，真正在翻译中传播中华文化。
5. 翻译人才培养与思政融合模式研究
基于语料库将思政元素融入人才培养这一融合模式，本研究设计以下模型。
5.1. 翻译人才培养与思政融合模式的应用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该模型(见图1)更加注重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将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和思政教育紧密联系起来，挖掘新疆文化、中国文化中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积极向外传播中国文化。通过不同译本之间的分析，结合思政元素，学生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发现现有译本的不足之处，基于本土文化，给出一个更加合理准确的译文。教师除了引导学生进行思政挖掘分析后，也应当注重课堂效果，将学生外语专业基础课程融入时事、新疆政策文化等重要内容。在教材层面，以“一个为主，多个为辅”的原则，例如，新疆大学翻译课堂以《理解当代中国》这本教材为主，又结合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新疆地方文化的内容等。
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l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1. 翻译人才培养与思政融合模型图
例如，教师给定主题为服饰文化，学生通过查找资料，按照不同时代进行梳理，并查找其相关翻译，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更需要在当地政府或媒体网站上进行查找。以维吾尔族特色服饰“艾德莱斯”为例：
原文：艾德莱斯
译文一：Atlas Yipek (来源：“我从新疆来”官方媒体)
译文二：Atlas Silk (来源：《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
学生从当地官方媒体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收集到以上两种译文，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译文一和译文二都只是根据维吾尔语，进行音译，并未展示出其他信息。译文二在译文一的基础上，采用了Silk，点明了艾德莱斯的属性。在译文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尽管艾德莱斯是一种服饰，但其中体现了中国南方的丝绸文化通过“一带一路”传播至西域的历程，并与当地的服饰融合，形成了维吾尔族人的特色服饰。因此，团队成员对艾德莱斯的英译本进行优化翻译，将其译为“Atlas Silk or Adras Silk, a traditional handicraft of the Uyghur ethnic group in Xinjiang, which embodies the wisdom and unique ethnic culture of the Uyghur people”，从思政角度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以及中国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理念。
基于此，教师应在优化翻译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详细地带领学生梳理丝绸文化的起源，以及如何传入西域，并流行于当代，重点在于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形成与地方特色服饰文化的结合。结合国家方针政策，让学生在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深刻地领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以及深刻把握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内涵，从而加强对学生的思政教育，进一步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中华文化的高水平翻译人才。
5.2. 翻译人才培养与思政融合模式的效果
自建语料库初步建成后，为准确获得本次中华文化汉英翻译思政语料库建设研究真实客观的信息，课题组设计了自媒体公众号，定期发布关于中华文化汉英翻译思政语料库建设研究的内容，设置了“人文研究”、“成果展示”、“互动交流”等板块。其中，“人文研究”板块用于发布语料库相关的研究成果与优化翻译见解、“成果展示”板块展示团队在项目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如非公开的相关资源与图片资料等；“互动交流”板块则为读者提供了与团队互动的渠道，如留言、提问等功能。
截至目前，已经实现了文章、图片、音频等多种形式的内容发布，在公众号上发布了9篇与项目相关的原创文章，内容涵盖了项目研究过程中搜集的语料分析、对中华文化元素的个人见解以及对一些经典人物事迹的收集等。这些文章的发布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关注者，初步建立了项目的线上传播渠道。目前，公众号的关注人数已经达到200人，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关注者的活跃度较高，留言互动数量也较为可观。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进一步得到了加深，并能够在博览会、博物馆等大型场合以及活动中，运用英语向留学生们、外国游客们介绍中华文化。
团队成员也定期举行讨论，以圆桌会议形式讨论翻译质量以及思政热点。同时，这也是引导学生通过第二课堂产出思政教育的关键性举措，一方面，学生需要自行对公众号内容进行内容排版，为公众号的思政、翻译质量负责；另一方面，学生需要收集读者的反馈，进一步促进自建语料库的完善，以期该自建语料库能够不断扩容成为大型语料库，并大规模地应用于各个高校大学生的翻译课堂中。
6. 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翻译教学不能只谈语言，而忽视文化。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是要深入理解中国文化，更要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才能最大程度地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将思政元素融入翻译教学，能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培养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需的高层次翻译人才。针对以往思政元素和翻译教学联系不够紧密这一不足之处，本文利用语料库这一工具，打造翻译教学的“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做到了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积极培养各高校大学生的家国情怀，使其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自觉做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基金项目
课题：2024年新疆大学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新疆高校大学生中华文化汉英翻译思政语料库建设研究”(编号S202410755162)。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