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3年11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通过《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决定》中的指示精神。《决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1]。推进城乡融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既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又要发挥乡村优势。四川达州罗江镇，作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的区域，其开发不仅凸显红色底蕴，也契合红色旅游作为传承革命遗产和促进爱国主义教育重要途径的功能定位。红色旅游作为一种利好产业，能够有效促进红色资源丰富乡镇的城乡融合发展。
爬梳国内外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性、发展战略、规划与开发等方面。在红色旅游与乡镇经济协同发展方面，国外侧重互动机制和协同模式探讨，国内学者则从多维度分析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2]。当前针对罗江镇等红色文化厚重地区的系统性研究稍显薄弱。本文以罗江镇为对象，分析红色旅游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保持其文化政治属性的同时，如何促进与乡镇经济的互动和协同发展。旨在提出协同发展对策建议促进乡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以期本研究不仅对罗江镇红色旅游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其他红色旅游地区的乡镇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 红色旅游与乡镇经济协同发展的双向奔赴
协同发展是指通过协调和整合区域资源、社会、经济和环境等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实现同步发展的过程。它不仅是对“发展”概念的拓展和延伸，更是一个动态的、综合性的演进过程，旨在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3]。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众多子系统相互交织，只有当各子系统按照一定规则架构于一个整体中，才能实现协同发展的目标。乡村振兴中，红色旅游与乡镇经济正形成深度共生关系：前者以文化资本转化构建差异化路径，后者为红色资源活化提供要素支撑，探讨二者协同发展背景是研究的必然选择，也是研究的逻辑起点。
2.1. 红色旅游助力乡镇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红色旅游已成为革命老区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更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举措。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4]。这类以革命遗址、纪念场馆为核心的特色旅游，既赓续了红色精神血脉，又带动了乡村产业振兴。当前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关键在农业农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潜力在乡村，抵御风险挑战的根基在农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直面多重挑战，亟待探索突破路径。红色旅游通过盘活红色遗产资源，在促进物质富裕的同时，更能塑造新时代乡村文明新风尚。
红色旅游作为战略型产业，通过文旅融合破解旅游业同质化困境，推动城乡要素流动与产业升级[5]。其以游客流量整合商业资本和数字技术，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升级，培育乡村经济新动能。文化层面实现革命精神价值转化，通过红色记忆构建文化竞争力；产业层面形成“红色+”多产业联动，打造文教康养融合的生态型矩阵；民生层面依托智慧旅游建设与生态修复，重塑乡村发展空间。譬如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地区，以红色旅游为龙头，通过打造大型实景演出、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文创产品研发等方式，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增强乡镇经济的软文化竞争力[6]。韶山着力将身为主席家乡人的自豪感转化为建设主席家乡的责任感，坚持红色主基调，推进“红色旅游+”模式，形成基础配套上城景村一体化，产业发展上与工农教相结合的格局，独具特色的跨界叠加、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实现质效双增，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2.2. 乡镇经济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契机
乡村振兴战略自2017年提出后，历经政策深化(2018)、规划实施(2018~2022)、全面推进(2022)三阶段演进，构建起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框架。实践表明产业融合理论能够有效解释乡镇经济与红色旅游的协同机制。乡镇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它能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也能从红色旅游中释放发展动能。
在其实践路径上可以呈现四大协同效应。首先，产业支撑方面，通过特色农业集群与文旅园区建设，形成“红色IP + 农创产品”的供给体系，如福建苏家坡依托贵妃鸡养殖打造畲乡农旅综合体，实现了四季景观农业与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其次，人才驱动层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乡创人才引进工程并举。有研究指出专业技术人才占比提升15%可带来30%的旅游收入增长，所以亟需构建起涵盖运营管理、文化传播的专业服务梯队；再次，基建赋能领域，实施“交通 + 生态”双提升计划，如古田旅游区通过路网优化与荷田景观带建设，塑造全域旅游新空间；最后，文化融合维度，革命精神与地域特色文化深度互嵌，形成具有情感共鸣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这种“产–人–基–文”四维协同模式，可以重塑乡村经济生态，为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续动力。
3. 红色资源赋存与经济发展的优势研究
本部分聚焦于罗江镇地域红色文化遗存开展梳理与解析，为研究提供基础性前提条件。以深化对研究客体的认知纵深，为红色资源与经济协同发展优势分析构建学理支撑。
3.1. 罗江镇红色旅游资源赋存情况
达州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厚重的红色文化遗产。据文献记载，该市现存革命专题纪念馆5座、革命遗址遗存500余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7个，馆藏革命文物逾2200件套[7]。这片土地见证了1929年固军坝起义催生四川首支工农红军武装的历程[8]，留下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李先念等新中国200多位将帅和重要领导人的战斗足迹，以及王维舟、张爱萍、陈伯钧、向守志、魏传统等21位达州籍开国将军[9]。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指挥了关系红四方面军生死、川陕苏区存亡，影响整个工农红军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的“万源保卫战”，孕育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留下了众多红色旅游资源。惨烈的牺牲赋予了达州红色文化的悲壮底色，但达州深厚的红色文化远不止如此。罗江镇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成为重要节点。其核心景区主要由张爱萍故居、达州红军文化陈列馆、神剑馆、战史馆等组成，景区范围约3.29平方公里，构建了融合革命史迹、国防教育、科技文化的多维展示体系。其馆藏文物逾1200件套，是达州及周边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及青少年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形成“将帅故里–战役遗址–精神谱系”三位一体的教育矩阵。该园区不仅系统呈现徐向前、李先念等21位达州籍开国将领的军事思想，更通过数字化展陈技术活化红色记忆，成为川东北地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
3.2. 罗江镇红色旅游资源与其经济协同发展优势分析
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要求。中国革命发轫于乡村社会，乡村场域承载革命红色记忆，红色旅游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具有天然的基础。罗江镇在构建协同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结构性优势与当代性机遇。
一是制度创新优势。2019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构建“规划引领–要素整合–产品创新”的政策框架。2021年，达州市人民政府印发《达州市“十四五”文旅发展规划(2021~2025年)》[10]，确立了“川陕苏区主战场”的战略定位，以“川陕苏区主战场”为主题，打造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政策组合拳形成三重赋能：通过“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实现红色基因与非遗活化的空间耦合；依托“巴小虎”IP开发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建立“革命遗址–特色村落–生态农业”的协同保护机制。这种多层级政策集成，为罗江镇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实验场域。
二是资源禀赋优势。罗江镇作为川陕苏区核心遗存地，其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典型性和稀缺性特征。罗江镇的红色资源不仅数量多、品质高，而且涵盖川陕革命区的重要事件和历史人物，具有很强的历史代表性和文化吸引力。红色遗址遗迹是发展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在发展达州红色文化和促进达州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罗江镇的红色资源也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农业特色等形成互补和融合，可为红色旅游提供多元化和特色化的产品。亦能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的游客，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市场需求优势。消费升级背景下，文旅市场呈现巨大趋势，教育旅游需求年增长率达23.6% [11]，特别是对于具有教育意义和文化内涵旅游需求日益增强。罗江镇凭借距主城区15公里的区位优势，依托“四横三纵”交通网络，构建起“1小时文旅消费圈”。通过数字化营销矩阵建设，景区实现年均30%的游客增长率[12]。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这种路径既发挥红色文化的精神引领作用，又依托地方资源培育特色经济，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
4. 罗江镇红色旅游与乡镇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发展上的问题，本部分将对罗江镇地区协同发展的障碍和痛点进行深入分析和精准定位，探究目前发展能力不足的方面和原因，以便能精准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4.1. “一冷一热”不对称现象突出，市场反响平平
达州市斥重资打造神剑园红色景区，以“将军故里”为载体大手笔推进文旅基建，通过全媒体广告矩阵、“巴人故里”品牌塑造等多维营销攻势，力图铸就川东红色文化地标。然而，官方投入得如火如荼，市场反应却不尽人意。达州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现实，2023年全市国家4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922.89万人次。神剑园景区仅接待游客63.07万人次[13]。“政府搭台”未能催生“市场唱戏”。景区周边商户未能借势腾飞，罗江镇至今仍陷发展困局：农业根基薄弱、产业升级迟滞、服务配套残缺，在人均收入、环境治理等民生领域尤显窘迫。官方建设“更上一层楼”的热潮，终究难掩“事与愿违”的投入产出悖论。神剑园景区发展失衡的成因可归结为三重矛盾：其一，功能定位失衡，规划过度侧重红色文化宣教功能，旅游产品娱乐性、体验性开发不足，导致市场吸引力薄弱；其二，运营机制滞后，表现为服务质效低下、设施维护滞后、价格体系与市场需求脱节等系统性缺陷；其三，区位劣势凸显，景区地处交通末梢，叠加同质化竞争压力。最终导致财政资源空转与预期效益落空。
4.2. 红色旅游内核上“皮相之掘”，文化效益不凸显
近年来，红色旅游与经济协同发展迅猛，神剑园景区作为585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300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打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旅游体系，然而，罗江镇对景区的打造还停留在走马观花的程度。“重场馆，轻讲解”问题突出，未能深入探究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和文化营养。
一是红色文化挖掘停留表层。作为国家级红色教育基地，神剑园景区的文化挖掘存在明显短板。展陈内容主要集中于将领个人事迹，而对川陕苏区军民协同、战略决策体系等深层历史要素呈现不足。以川陕革命根据地战史馆为例，虽运用多媒体技术还原战役场景，但缺乏对战略背景、战术演变的系统阐释，导致革命记忆呈现碎片化特征。这种“见物不见史”的展陈方式，使得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不足1小时，重游率低于同类景区平均水平。
二是红色文化传播面临脱节。其一，教育手段仍以单向灌输为主，学生群体中参与情景体验课程者不足三成，多数停留在“参观–拍照”的浅层接触；其二，数字化建设滞后，官方网站仅提供基本信息服务，未开发线上研学平台、虚拟展馆等新型载体。这种传统传播模式难以建立情感共鸣，导致爱国主义教育停留在形式化层面。
三是红色文化保护存在困境。神剑园景区的建设和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规划不合理、设施不完善、服务不规范、安全不保障等。此外，神剑园景区未能建立红色资源活化机制，保持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性。红色资源没有与时俱进，没有结合当前的社会热点和民众需求并进行创新和改进，这种静态化管理导致红色文化阐释与当代价值产生代际断裂，制约了精神遗产向经济动能的转化。
4.3. 人才队伍支撑上“捉襟见肘”，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由于达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层面是“欠发达”，导致旅游产业发展落后，原有的知识型人才“孔雀东南飞”，人才严重外流。又没有条件和能力引进人才，加剧了红色旅游产业的“一穷二白”[14]，使当地的红色旅游发展出现恶性循环。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人才瓶颈问题十分突出。具体而言，在地从业队伍呈现“浅层化服务”特征。解说人员多依赖程式化叙事模板，对革命历史的地方性知识掌握不足，难以建构起游客与历史现场的情感联结。更为严峻的是，基层文旅部门的激励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既缺乏专业晋升通道，又未建立产学研协同平台，导致人才培育陷入低水平循环。当文化阐释者自身成为体制性困局的承受者时，红色记忆的活态传承便难以避免地走向形式化。这种人才困境不仅削弱了红色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在深层消解着地方文化再生产的能力。
5. 罗江镇红色旅游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罗江镇身为红色旅游胜地，承载着独特的红色文化底蕴。寻求与当地经济模式契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是其当下的紧迫课题。这些发展路径将为乡镇经济的昌盛注入强劲的动力。
5.1. “五化三+”红旅态势做“大”乡镇经济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旅游形式，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可以与乡村的其他产业和业态相结合，形成“多处开花”的红色旅游模式，为乡镇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下，红色旅游通过五维创新突破传统发展桎梏。一是情景化重构，运用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域，使革命历史从静态展示转向动态叙事，游客在具身化实践中完成文化认知向情感认同的转化。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带动周边业态增收。二是业态融合化突破产业边界，形成“红色教育 + 现代农业 + 电商平台”的复合产业链条，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提升红色旅游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三是主题体系化，根据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人物、事件等，划分主题区域和主题线路，让游客深入了解革命历史的全貌和细节。四是旅游常态化突破传统的红色旅游季节和节日，拓展红色旅游的时间节点。五是红旅体系化建立健全红色旅游的规划、管理、服务体系，让红色旅游成为规范化、制度化的旅游形式。
“三+”协同机制，实质是城乡要素流动的新型通道。“红色旅游 + 休闲农业”通过文化符号植入重构农业价值链。实现“红色 + 绿色”的有机融合。如以红色故事为载体，传播农业知识。通过展板展示、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游客的农业认知和农业情感，增强游客的农业参与和农业保护意识。“红色旅游 + 乡村旅游”以文化记忆激活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可以满足城市居民对乡村的向往和探索，以红色活动为亮点，结合乡村的民俗文化，举办红色歌舞晚会、红色民间艺术展示等，为游客提供丰富的红色乡村旅游形式。“红色旅游 + 研学教育”通过校地协同增强学生红色情怀。根据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学科的学生的需求，设计红色研学教育课程，与学校的课程相衔接，与乡村的特色相契合，提升学生的红色研学教育质量。还可以利用红色旅游景区的实践资源，开展一系列有意义的红色研学教育活动，如红色志愿服务、红色社会调查、红色生态保护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红色研学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的红色研学教育效果。
“五化三+”红旅模式是一种符合乡村特点的创新发展模式，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动力，也可以为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新的支撑，实现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硬支撑。
5.2. 构建红色旅游良性产业生态做“强”乡镇经济
红色旅游产业生态作为文旅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其建构需遵循资源活化、业态创新、系统治理的协同发展逻辑。本研究基于文旅产业生态理论框架，从资源开发、产品供给、市场培育、管理机制和综合效益五个维度，探讨红色旅游助推乡镇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旨在形成兼具文化传承与经济振兴功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是资源开发面，需系统挖掘与保护革命遗址遗迹，突破同质化开发模式。同时注重红色资源的活态化利用，加强红色旅游资源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通过构建“数字孪生 + 场景还原”技术体系，运用VR、AR、全息投影等智能技术实现革命文物的多维呈现。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和立体的红色旅游体验，提高红色旅游的体验度和感染力。
二是产品供给面，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特征，构建“红色+”复合型产品矩阵。通过开发“红色研学 + 生态康养”“红色文创 + 非遗体验”等融合业态，形成差异化产品谱系，丰富红色旅游的内涵和外延。同时注重红色旅游产品的品质提升，提供优质的服务和设施，增强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三是市场培育面，市场是红色旅游的需求和动力，构建精准营销体系，特别是针对Z世代群体实施分众传播策略。运用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机制，打造“红色IP + 网红经济”传播模式。参与网络热点话题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是管理机制面，建立健全红色旅游的规划、建设、运营、监管等管理体制和机制，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多元化管理主体，实现红色旅游的协同治理和共享发展。提高红色旅游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保障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是红色旅游效益，效益是目的和价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红色旅游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让红色旅游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充分利用红色旅游的带动作用，推动红色旅游与乡镇经济的融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5.3.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做“稳”乡镇经济
人才是红色旅游与乡镇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强劲的人才队伍做支撑才能使乡镇经济稳步发展。通过采用“本地造血、异地引才”策略，在加强人才引进的同时，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力度，以提高红色旅游与乡镇经济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在地化人才培养方面，首先激活本土人才资源库，将革命亲历者后代、非遗传承人等群体纳入红色记忆讲述人培养计划，通过口述史工作坊提升其叙事传播能力。其次实施“校地协同育人”工程，如创新推出“红培导师制”，由高校教师指导中小学生开展红色微剧创编，在研学实践中实现知识传授与文化生产的双向互动。最后构建职业发展通道，将红色讲解员纳入乡村振兴职称评审序列，形成专业人才成长闭环。
创新人才引进和使用方式。设立红色文旅专项研究课题，建立“课题驻地研究–成果在地转化”的产学研融合模式。加强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的合作，通过配置课题，让研究生等高素质人才进驻乡村，一方面完成课题，就地成果转化，一方面为乡村就地培养人才，全面提升乡村人才素质。建立红色旅游课题库吸引学生的参与，定期到红色旅游区开展调研和实践，解决红色旅游的实际问题。同时构建课题成果转化机制，将课题成果应用于红色旅游的规划、开发等方面。二是建立红色文旅创业项目库与人才需求清单，配套设立返乡人才创业基金，吸引资本与人才的双重回归。
6. 结语
本研究聚焦红色旅游与乡镇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以罗江镇为例，解码红色文化基因，探索如何通过现代形式诠释与传承红色历史底蕴。研究发现，实施红色文化创新创业工程，借助红色创意产业与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驱动，能够有效促进红色资源的创新性转换，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活力。同时，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赋能，以及算法迭代与科技融合的深度应用，为新兴红色文化形式注入现代化内涵，为传统文化景观注入新的生命力。然而，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案例地域特征显著，研究数据的时效性受政策周期影响较大，且未深入探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适配机制。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方向：一是构建多案例比较框架，系统分析红色旅游在不同区域的实践差异；二是开展红色旅游长期经济影响的追踪评估，量化其对乡镇经济的可持续贡献；三是探索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为红色旅游的规模化推广提供政策支撑。
红色旅游对乡村振兴及民族精神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红色旅游不仅是提升罗江镇发展的重要抓手，也为全国乡村进步提供了参考实践路径。本研究期望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洞见，同时期待红色旅游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成为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的新引擎，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独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