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相关文献检索与分析
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概念最初由任东升在2012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中提出。但通过知网检索，2012年暂无相关论文发表。因此，笔者以2013年为起点，在CNKI中以“国家翻译实践”为主题词检索期刊论文，学科限定为“外国语言文学”，并对期刊作者的发文量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Figure 1. Publication number of authors in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2013~2014)
图1. “国家翻译实践”作者发文量(2013~2014)
从发文数量和研究的连续性来看，学者任东升发文量最多，对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具有持续性，成为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我国在“国家翻译实践”领域权威的研究机构是2021年5月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BFSU Research Centre for Country-spe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pacity，简称RECTIC)和2023年12月成立的中国海洋大学国家翻译协同创新中心(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State Translation·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缩写CICST·OUC)。依托这两个机构，国家翻译实践逐步发展，呈现出概念创生–理论体系构建–学科化发展脉络。笔者将从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与理论发展、实践与应用、人才培养与教育、译者伦理与价值、国际影响与传播五个层面对国家翻译实践研究进行综述。
2.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综述
2.1.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与理论发展综述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种原创理论，代表了我国翻译学界理论话语的新进展，它深深植根于我国的翻译历史与实践之中。这一理论的诞生不仅是当代对理论创新和自信需求的响应，而且为我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加贴近本土文化背景的分析工具和视角，增强了其适用性和解释力(许明武等，2024) [1]。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我国翻译研究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增强了翻译理论在本土实践中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然而，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探讨其在不同翻译实践场景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如何与其他国际翻译理论进行有效对话与融合。
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概念最初由任东升在2012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中提出；随后，任东升等(2015) [2]在《国家翻译实践初探》一文中，首次将“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个翻译学理论的正式名称，指出“国家翻译实践”的英文表达是“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简称NTP)，同时也探析国家翻译实践属性、特征、类型和形式。他们指出国家翻译实践具有四层含义：首先，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翻译，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自利性，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策划者、资助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其次，它是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常与其他国家行为如国际交流和国内文化建设相配合；第三，它不仅涉及语言转换，还包含了多重文化实践；最后，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翻译活动，其翻译质量的评价主要依赖于自身的标准，而非外部系统的评价。基于此构建了一个认知框架，包括：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多重责任、翻译作为国家行为的多方面功能、文化实践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核心和动力，以及国家翻译实践的自我评价标准。任东升(2019)提出构建“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体系”，探讨了其内涵、学科基础、必要构件、实践主体和内生性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横向和纵向的概念系统。[3]任东升和高玉霞(2020)探讨了“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分析了其英文翻译的优劣，最终确定采用“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作为其英译法，目的是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翻译实践的国际学术视野；[4]在2022年，任东升和高玉霞共同撰写了《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建构研究》，提出了“国家翻译学”的研究框架，包含“元理论”、“核心理论”和“支撑理论”，同时整合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资源，构建包含理论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工程监理体系在内的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5]。2023年，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已走过了十年历程，取得了丰硕成果。任东升和高玉霞提出“国家翻译学”的概念，并且从客观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三个维度剖析了国家翻译学建构的学理基础。客观必然性体现在翻译与国家之间的天然联系，国家的翻译性和翻译的国家性是构建国家翻译学的客观基础。现实必要性则体现在国家建设的多个方面。逻辑合理性则是指国家翻译学的构建顺应了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并且符合超学科知识生产范式。同时还讨论了国家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强调了其跨学科的特性，以及在解决复杂翻译问题中的重要性。构建国家翻译学是一个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家的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任东升、高玉霞，2023) [6]。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对相关现象的分析入手，逐步发展到概念的构建，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向着学科化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体现了学术界对国家翻译实践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韩淑芹、任东升，2024) [7]。“国家翻译实践”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翻译实践论”，到现在的“国家翻译学”(潘艳艳，2023) [8]，其发展路径逐渐明晰，许多学者继续沿此路径进行拓展。王治国(2024)提出，空间区域史研究和时间专题史研究是构建宏观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体系的可行路径[9]。尽管已有研究为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体系提供了初步框架，但仍需在案例资源拓展、相关理论深挖和研究路径探索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通过构建这一研究体系，可以为未来的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研究提供体系支撑，并促进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发展和完善(杨立学，2024) [10]。
2.2. 国家翻译实践的实践与应用研究综述
随着“国家翻译实践”不断深化，“国家翻译学”逐步建立，“国家翻译实践”的“实践”本质逐渐凸显。诸多学者把“国家翻译实践”理论运用于实践当中。
任东升和高玉霞(2014)提出国家翻译实践的分类，包括“对内型”和“对外型”“国内语际型”和“跨国语际型”以及“输入型”和“输出型”。探讨了作为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代表，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翻译活动。文章从中国民族语文政策和相关翻译政策出发，分析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翻译事务[11]。
任东升和高玉霞(2015)根据翻译活动的社会实践复杂度，将翻译实践划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导向的劳务型翻译、机构驱动的任务型翻译以及国家层面的使命型翻译。这种分类方法提升了人们对翻译活动在国家层面重要性的认识，为翻译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为探讨翻译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3]。
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完善推动了我国外事翻译工作取得了新进展。首次邀请外籍专家参与相关政策文件的封闭翻译工作。这一做法在提升翻译文本的润色、优化关键术语的翻译方法以及增强翻译对目标受众的吸引力等方面显示出积极成效。杨雪冬(2018)等提到，外籍专家如Holly Snape在翻译的最终阶段专注于词汇选择、语气调整和表达方式等语言细节的处理，中国专家专注于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准确传达给国际读者，双方的合作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实现了协同效应[12]。蓝红军(2020)探讨了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理论建构及其在促进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13]。黄昱绮和蓝红军(2023)通过分析21世纪以来国家翻译实践中态度资源的历时变化，揭示了在国家翻译实践的“忠实观”指导下，相关话语翻译策略如何从意义对等逐步转向非对等翻译[14]。周俊博(2024)概括国家翻译实践的包含以下内容：元理论构建、价值体系、经典文本翻译、外来译家、对外话语实践、民族翻译、翻译治理、翻译安全[15]。
2024年，在第八届《翻译界》高端论坛暨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变革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任东升教授发表题为《国家翻译学应用研究前瞻》的主旨报告，结合国家翻译学的研究现状和新时代国家翻译实践的现实需求与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翻译学应用研究本体、国家翻译治理和国家翻译价值，前瞻十个研究议题，旨在推动国家翻译研究的应用研究体系建设。2025年6月将在青岛举办第四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暨纪念沙博理诞辰110周年论坛。通过数智化时代的国家翻译实践，我国国家翻译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我国翻译学者积极探讨建构国家翻译研究知识体系的方法和路径，优化中国话语对外译传模式。
2.3. 国家翻译实践人才培养与教育研究综述
国家翻译实践的人才与培养早已有之，梁启超设立翻译学院，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强调，为了培育翻译人才，首先应该建立翻译学院，建立官方翻译机构(高玉霞、任东升，2021) [16]。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培养多语种的外语人才(廉正保，2005) [17]。
国家翻译实践的过程体现了国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实践展现了一个国家的翻译能力。杨学义和刘雪卉(2017)指出，我国在整体翻译实力上，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因此，翻译行业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从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和翻译终身教育三个维度出发，创新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18]。
任文教授等(2022)认为，要注重翻译人才培养的方向，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满足社会的需求[19]。国际化的翻译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坚实的语言专业技能，还应该培养出一种乐于学习、能够吃苦耐劳的专业精神。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推动了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翻译人才短缺的问题，为我国的国家翻译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任东升和周忠良(2023)提出，需要培养和建立一支具备多语种能力、实践经验和专业水平的“国家队”[20]。任东升等(2024)在翻译教育服务于现实需求的时代背景下，编写“国家翻译研究”硕博共选课的配套教材《国家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以前沿理论话语关照翻译实践、以融学科知识剖析翻译案例、以鲜活实践语料提升翻译能力，培养具有国家翻译实践领域高端翻译人才[21]。
2.4. 国家翻译实践中译者伦理与价值研究综述
在国家翻译机构中，任职的翻译人员作为“制度化译者”，除了译者身份，还有“公务员”身份。这一角色要求制度化译者严格遵守国家翻译机构的规定和目标。这表明，制度化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国家的监督，并遵循一种“服从伦理”。
任东升和张玉凌(2016)探讨了国家翻译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分析了忠实、差异和合作等伦理维度，并讨论了国家、国家级翻译机构和制度化翻译群落之间的伦理关系[22]；蓝红军(2020)从学术视野考察，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成为翻译学界“理论自信”的具体体现，在解决国家授权的翻译行为所涉及的伦理、规范和传播领域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融通中外翻译理论的原创性译学理论[13]。刘嫦(2021)从价值学视角探讨了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的价值实现体系，提出了以“源语国家价值目标”和“译语读者阅读审美规律”为两把标尺，以“自评”和“他评”为动态极，以价值实现度为动态指标的理论框架[23]。在唐代，皇权赋予翻译人员制度化译者的身份，确保翻译作品与国家意志、价值观和需求保持一致(任东升、王子涵，2023) [24]。田野(2022)借用《礼记·大学》中对于修养和道德的讨论，以“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为依托，构筑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机构、国家和国际的同心圆结构，建构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译者伦理体系，探讨国家翻译活动的伦理准则[25]。
如今国家翻译实践在译者伦理层面的研究略显不足，大多依托于中国古代制度化翻译或古典哲学，讨论译者的伦理问题。依托管理学、传播学、价值学等跨学科视角进行国家翻译实践译者伦理层面的探讨也不够深入。因此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可以沿“译者伦理”路径继续探索，探讨国家翻译实践低位主体——主体译者如何服务于中位主体(政府)和高位主体(国家)，在此过程中主体译者应该遵从何种形式的翻译伦理。
2.5. 国家翻译实践的国际影响与传播研究综述
任东升(2015)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分析了沙博理的翻译工作，强调其在文化传播和翻译学科发展中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沙博理的文化翻译模式、译本语料中的“中国英语”价值，以及《大中华文库》选录沙译《水浒传》的传播价值[26]。李允等(2023)认为，虽然已经有中央文献译成各国语言传至全球，但中国声音仍需从影视、艺术、科技等不同领域传播，体现国家翻译实践价值[27]。任文和赵田园(2023)在翻译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这一概念，影响深远[28]。
国家翻译实践有必要融合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体系，综合分析语言、心理、社会、文化过程，描绘国家翻译实践译介与传播的整体图景，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
3.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前景展望
追溯国家翻译实践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其研究大致呈现出概念化–理论化–学科化的发展特征。“国家翻译实践”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翻译实践论”，到现在的“国家翻译学”，得益于其主要采取“界面研究”的研究方法(任东升，2024) [21]。“界面”就是中介系统，既可以是可见的实体，也可以是不可视的系统、学科等。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可以继续采取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研究范式，融合多学科领域进行探究。同时，由于国家翻译实践具有“权威性”这一特征，对于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翻译批评与译者主体性、伦理性的研究有所不足，国家翻译实践可以沿此路径进行探索，从而丰富国家翻译实践内涵。最后，随着“数字化”掀起新一轮浪潮，国家翻译实践可以依托数字化与算法化技术，探究国家治理研究中的国家翻译规划、算法化等议题。从上述方面深化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必将促进国家翻译学的建立和国家翻译实践论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本土译学话语体系的建立。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强涉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AZD005)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