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39年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创作的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不同于其以往创作的恐怖、科幻、侦探三类小说，以主人公的外在行为和内在道德冲突为线索，着重刻画人物心理。学界对《威廉·威尔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主人公威廉的身份、威廉人格分裂的成因和表现、作品中所涉及的道德、罪恶等主题的分析。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多数评论者认为，坚持至善原则的同名者对威廉的恶行数次善意规劝1，威廉却专横固执，不但不知悔改，反而恩将仇报，杀死超我。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超我惩戒的道德维度，却相对忽视了本我冲动在人格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被压抑的本我层面，便会发现威廉悲剧的深层动因——其先天携带的病态基因在寄宿学校规训空间的催化下，不断挑战超我对本我的压制，最终导致本我欲望的扭曲爆发与人格系统的彻底坍塌。
2. 威廉·威尔逊悲剧的三重压抑机制
《威廉·威尔逊》是爱伦·坡对人物心理与道德探索的一次成功尝试[1]，尽管《威廉·威尔逊》看上去通篇都是主人公忏悔的话语，似乎是主人公良心的谴责，但细读文本，笔者发现，叙述者威廉认为自己备受煎熬的真正原因并不在自身。艾瑞克·卡尔森就认为威廉根本没有做下什么凶残的罪孽：“他是某种奇异不幸无助的牺牲品。”[2]笔者看来，威廉并非专横跋扈，冷血残忍的施暴者，而是先天遗传因素、外界环境刺激与超我的严惩压迫合力下的受害者。本文将从本我的先天压抑、空间叙事中的本我异化和人格结构的终极崩解三个方面解读威廉·威尔逊走向悲剧的过程。
2.1. 快乐原则的失效与本我的退行性防御
追溯小说主人公与同名者的复杂冲突历程，能够发现，威廉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本我人格先天压抑的必然结果，这一悲剧与主人公先天的性格特质、早期家庭教养的缺失和同名者的压制息息相关。自述者威廉具有受先天遗传的暴躁乖戾的性格特质，在缺乏家庭教养的成长环境中，威廉本我人格中的欲望冲动被不断被激发。然而，在同名者如影随形的重压之下，本我的欲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终于威廉不堪重负，奋起抗争。最终的决战是主人公的本我与超我的人格的决斗。
本我作为人先天遗传下来的原始本能欲望，被弗洛伊德称之为“一个充满沸腾的兴奋之大釜”[3]，是“力比多”的大量存储器，受快乐原则支配，不考虑任何现实要求或道德标准，只追求本能的快乐和欲望的满足。小说中威廉的本我人格，受遗传本能的驱使，遵循快乐原则，一意孤行。适度满足原始的本能快乐是实现人格结构平衡的重要路径，然而，威廉在追求本能快乐的道路上却四处碰壁。外部环境在催生威廉本能冲动的同时又压抑其释放欲望，坚持道德至上的同名者对威廉严加看管，一旦威廉不顾一切地释放本能欲望，同名者便对其实施严格惩罚。同名者象征着超我，超我坚持道德至上的原则，时刻压制本我的欲望，促使本我向理想化的最高道德标准发展，然而，象征超我的同名者在举起道德大棒向威廉的本我的冲动欲望挥舞的时候，丝毫不考虑威廉这一个体内在的遗传条件和客观的成长环境。事实上，所有的行为都既受遗传因素又受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条件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明确提出，本我作为心理能量的源泉，是人格结构中唯一与生俱来的部分，其运作完全遵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追求本能欲望的即时满足。这种原始驱力在《威廉·威尔逊》的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具象化呈现。受家族遗传影响，威廉一出生就具有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特质，“早在襁褓中，我便乖乖地承袭了家族的秉性——性格乖戾，富于想象”(138)2。可以说，威廉所代表的本我具有先天性的善于幻想、易于冲动的个性，随着年龄增长，这种个性愈加凸显，渐渐地威廉变得一意孤行，“除了名字是爹妈给的，什么事儿都有我自己做主”(138)。由于自身的遗传特质，主人公威廉的本我强度远超常人。这一遗传的性格缺陷是威廉无力改变的事实，在弗洛伊德看来，遗传下来的本能是一种先天无意识，它的根本特点是自发性，不用考虑是否与客观外界相一致，只是一种内心的体验[4]。在遗传因素的强大影响下，加之早期家庭教养的缺失导致威廉的人格结构不受控制地失衡。弗洛伊德指出，早期教养缺失将固化人格结构的病理化倾向。优柔寡断的父母非但没能给主人公正确的教育与指导，反而在无形中纵容他人格失衡的行为——威廉在牛津读书时父母给了他放纵的资本，威廉本我人格中遗传下来的本能欲望便扶摇而起，不受控制地发展，向外表现为“固执任性、喜怒无常、我行我素”(142)。父母的放纵构成“现实原则”的缺失，使本我彻底摆脱自我调节，直接暴露于超我的道德审判。威廉在布兰斯比书院称霸、在伊顿书院纵酒享乐、在牛津大学赌博诈骗，这一系列行为严重违背了同名者所坚持的道德至上的原则，因此这个同名者在与威廉同一天入校之后对威廉实施无时不在的监管。在同名者“那缠死人的监督下”(146)，威廉暴躁乖戾的遗传个性被激化。在布兰斯比书院时期，威廉试图通过“称霸班级”的支配行为释放攻击本能，这本质上是对快乐原则的遵循。然而，同名者(超我化身)的即时干预——以低语警醒的方式实施道德压制——造成了本我满足机制的断裂。弗洛伊德指出，当本我冲动无法通过次级过程思维(如升华机制)实现转化时，个体将启动退行性防御(Regression)。这一理论完美解释了威廉后期的行为异变：其在牛津大学的赌博诈骗行为，表面上是道德沦丧，实则是攻击欲望从现实原则向初级过程思维的病理性退行。在本我与超我的冲突过程中，威廉对同名者的反抗情绪逐步升级，最终杀死同名者，与之同归于尽。因此，溯源威廉·威尔逊的悲剧，来源于主人公特殊的遗传性格在早期家庭教养的缺失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同名者无处不在的压迫，本我所遵循的快乐原则逐渐失效，进而激化出对超我的一种极端的反抗。威廉·威尔逊与同名者共同毁灭的结局是人格结构中本我与超我在冲突进程中无法实现折中平衡而产生的一种极端结果。因此，小说主人公威廉的悲剧源于本我冲动的失控与超我的非理性压制。其遗传的暴躁性格产生了本我强化，父母的放纵带来现实原则缺失，导致本我带来的冲动欲以赌博、纵酒等退行方式释放。作为超我化身的同名者的持续干预非但未能调节冲突，反而加剧了主人公的焦虑，最终迫使威廉通过杀死超我实现短暂解脱。
2.2. 环境的双重压迫与本我冲动的代偿性释放
外界环境是催化威廉的人格进一步扭曲的强效催化剂，自述者威廉开头就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人力无法控制的环境的奴隶。”(139)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框架中，外界环境不仅是人格塑造的客观背景，更是潜意识冲突的物质投射。见证威廉·威尔逊童年成长的布兰斯比书院，呈现空间叙事的心理隐喻，通过其空间结构与制度规训的双重压迫，成为其人格扭曲的核心场域。童年是孩子性格塑造的黄金时期，在父母教育无望的境况下，学校本应担起塑造威廉健全人格，引导其向善发展的重任。可是，布兰斯比书院非但没能为威廉的人格塑造提供有益的指导，反而是引诱威廉恶的欲望滋长、促使其人格进一步扭曲的催化剂，使他心灵最初的发展期存在着许多异样的甚至出轨的东西[5]，这正是威廉的本我冲动在无序空间刺激下的病态萌芽。学校气氛忧郁沉闷——凌乱的伊丽莎白式府邸，低矮、狭窄的哥特式教室里杂乱无章地放着漆黑破旧的长凳、书桌。发黑的书本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睡房的布局如同迷宫，“一间套一间的无限循环，套来套去没个完。我在那住了五年，可我从没弄清楚其他二十来个学生到底住在哪”(140)。弗洛伊德将潜意识比作“充满沸腾兴奋的大釜”，而意识仅仅是“前房的接待室”，认为：潜意识系统可比作一个大前房，在这个前房内，各种精神兴奋像许多个体，拥挤在一起。和前房相毗连的，有一个较小的房间，像一个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6]。在一定程度上，布兰斯比书院是主人公威廉潜意识的外化形象，黑暗，混乱，不断刺激着本我大油锅各种欲望的沸腾。正如弗洛伊德冰山理论中冰山底层阴暗的环境刺激潜意识的发展，学院凌乱无秩序的环境激起威廉人格中本我的潜意识的混乱，与潜意识中无序冲动的“精神兴奋个体”形成镜像。弗洛伊德指出，混乱环境会加剧潜意识的躁动，隐藏在潜意识之中的冲动欲望也趁机迸发。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冲动欲望一定会一股脑地宣泄而出。因此，本我威廉在布兰斯比书院如鱼得水，热情奔放而又性情专横，很快便成了学校人尽皆知的人物，“在所有与我一般大的学生中，我自然而然地一步步占了上风”(142)，全班除了那个同名者，没有人不服从威廉的专制。“一间套一间的无限循环”的睡房布局，暗喻潜意识的无意识流动与防御机制的失效。弗洛伊德强调，迷路梦境常象征个体对本能冲动的失控恐惧。威廉五年间始终无法弄清其他学生的住所，暗示其自我调节能力的崩溃——本我欲望在迷宫般的压抑环境中失去方向，最终以暴力形式爆发。
此外，布兰斯比书院的环境具有矛盾的压抑特质：既通过混乱空间激发本我欲望，又通过森严制度阻断其释放。这一悖论性结构印证了弗洛伊德对“文明压抑”的批判。环境不仅仅从正面刺激威廉人格中本我欲望的滋长，作为引诱者，它更多的是反向引诱威廉人格极端变异，催生威廉本我人格中恶的欲望。布兰斯比书院管理森严，道貌岸然的牧师是学校的校长，“总是板着一张脸，执行严格校规”(139)。学校四周围着插着玻璃渣的高墙，高大笨重的门被订满铁钉子，顶尖参差不齐地冒出。广阔的运动场总是严禁学生涉足，一星期只允许学生出去三次，两次是去教堂做礼拜，唯一一次去田野还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规规矩矩地列队。此时，布兰斯比书院摇身一变，从一个催生潜意识欲望沸腾的神秘的激励者变成一个严苛限制个体自由活动的严厉的监管者。在布兰斯比书院这样一个类似于人类潜意识的封闭的、黑暗的空间里，人的欲望——尤其是被书院环境所激起的欲望——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层，本我的冲动很难得到释放，这无疑违背了本我追求快乐的原则。然而，压抑的终将回归。书院外围“插满玻璃渣的高墙”与“钉满铁钉的大门”，构成物理边界的暴力象征，激发威廉的攻击本能。运动场的长期禁入与严苛外出限制，制造了力比多能量的蓄积。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冲动在受阻时会转化为破坏性驱力[7]，这解释了威廉后期在伊顿与牛津的放荡行为——被压抑欲望的延迟性释放。牧师校长作为超我权威的外部具象，其道德规训通过“每周三次外出”等制度，将本我冲动压制于潜意识深层。然而，超我的过度压抑必然引发本我的反向暴动。威廉在书院期间“逐步占据上风”(142)，正是本我通过“转移”(Displacement)机制，将攻击欲从超我压迫转向同辈支配的病理性代偿。威廉离开布兰斯比书院后产生诸多行为异变。在伊顿中学纵酒狂欢，以酒精作为“去抑制化媒介”，暂时瓦解超我的道德监控，使被书院压抑的生本能通过退行方式释放。在牛津大学赌博诈骗，实现攻击本能与性本能(风险快感)的双重满足，实为书院时期“称霸班级”的升级版。弗洛伊德将此类行为归因于次级防御机制的崩溃：当自我无法通过升华转化本能时，冲动将退行至初级过程思维。因此，离开布兰斯比书院，威廉在伊顿中学、牛津无视校规，放荡堕落的行为正是他在布兰斯比书院五年期间被压抑的欲望的代偿性释放，而这些释放行为则加剧了其悲剧的发展进程。
2.3. 超我的暴政与死本能的觉醒
主人公威廉的人格本我与超我在斗争过程中，超我持续过度发展，为本我施压，不断刺激本我的反抗，直至激起本我的死本能的觉醒，最终导致主人公威廉·威尔逊的悲剧。弗洛伊德指出，超我作为内化的道德权威，其功能本应通过内疚感调节本我冲动。然而，当超我过度发展时，它将异化为“内在暴君”，以非理性手段实施精神专制。作为等级和道德的至高代表，超我实际是站在“居高临下”的立场之上与“本我”进行抗辩[8]。同名者一直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同名者干涉威廉时，总是没礼貌地劝告一番，并不直截了当，而是暗示或讽刺。此外，同名者对付自述者威廉有百般花招，且各种招数向来行之有效。逐渐地，甚至只用悄悄话就能达到目的。与威廉相比，同名者强势的地位不言而喻。同名者从未以正面劝导介入威廉的行为，而是通过“暗示或讽刺”(143)施加压力。这种间接干预的本质并非引导，而是强迫性控制。
最初本我对超我的独断控制是在痛苦中勉强接受，“威尔和我较量，使我坐立不安，他的对抗精神叫我实在难以忍受”(143)。但因为威廉察觉到本我的一丝亲昵感，“我俩性格和情趣上的许多相同之处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感情”(143)。也正是作为同一个人格构成整体的子系的天生的联系，本我没有与超我完全对立起来，而且接受了超我的控制，这也就是面对自高自大的同名者，威廉虽然心有怨气，但并不仇恨他的原因。尽管威廉最初因性格和情趣的相似性对同名者产生亲昵感，但这种表面和谐实为结构性欺骗。当同名者的监管从“偶然干预”升级为无处不在的控制，本我被推入持续性焦虑状态，其反抗冲动从量变积累至质变。随着超我对本我如影随形、变本加厉地监管、惩罚，本我与超我的矛盾逐步尖锐并升级。“在他那缠死人的监督下，我自然变得桀骜不驯到了极点”(146)。为躲开同名者，威廉离开了布兰斯卡书院。但他仍未能摆脱同名者的控制，三年的伊顿中学生活中，威廉一次狂饮作乐到黎明，同名者出其不意地赶来用低语警醒威廉清醒；在牛津同名者直言不讳地当众揭发威廉的赌博骗局，从那以后，无论威廉逃往何处，同名者都像幽灵一样追随其后，对威廉的生活横加干涉。威廉感叹“逃到世界的尽头也是白搭”(153)，正是这种权力压制的绝望写照。
从布兰斯比书院的监督、伊顿中学的低语，到牛津大学的当众揭发骗局，超我对本我的压迫强度逐级递增，极端的权力压制激发威廉的本我人格的反抗，杀死同名者是其死本能在极端压抑下的病理性爆发。弗洛伊德提出，死本能(Thanatos)作为破坏性驱力，当生本能(Eros)受阻时，将转向外部攻击或自我毁灭。探讨威廉杀死同名者的全过程可以发现，最初威廉对同名者的控制是在痛苦中勉强接受，这是出于自我生存保护的本能，本我人格中死的本能并未苏醒。但随着同名者对威廉的控制愈发严厉，如同一个时刻隐藏在角落的阴影，不知什么时候就过来给本我以重创。有着遗传坏脾气的威廉本我人格中第二个本能——死的本能被激发，遵循快乐原则，追求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威廉强烈地希望复仇。弗洛伊德晚年把本我的本能分为性或爱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两种。前者既是冲动的本能，也是自我生存自我保护的本能。后者是破坏、恨的力量，是把生命倒回到无机状态的本能。死的本能主要表现为求生的欲望，当它向外表现的时候，它是仇恨的动机，成为破坏、侵犯、征服的动力[9]。如果说之前威廉对同名者的报复还停留在同处一个人格系统而产生的复杂情绪上，改变这一切的正是在罗马的假面狂欢舞会上超我对本我的再次干预。事实上，同名者最后一次的悄悄话正是压死威廉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在离开布兰斯比书院以后，同名者一直遮掩着面容对威廉的恶行阻挠约束，威廉却早已看穿其特殊身份——“难道他以为我认不出小学时的威廉，这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不可能！”(154)舞会上，威廉所代表的本我人格中死的本能被唤醒， 威廉下定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是同时毁灭，也要与同名者决一死战，彻底消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语，还本我以自由。个体的冲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外界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外界的助力还是内在的鼓动，都是为了赋予个体勇气以达到瞬间的冲动，这一冲动对于“本我”与“超我”的转换至关重要[10]。在酒精的外在刺激下，已经忍耐到极限的威廉对同名者的报复冲动达到高潮。酒精作为“去抑制化媒介”，瓦解了自我的现实调节功能，使蓄积的死本能彻底爆发。新仇旧恨使“我”极为恼怒，“以野兽般的凶残，一次次将利剑刺入他的胸口”(155)，至此，本我超我双方力量扭转，本我战胜超我。剑刺入同名者胸膛的瞬间，象征本我对超我暴政的暴力解构。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的释放常伴随对压抑源的彻底消灭，威廉的行为实为试图通过消灭超我实体来恢复本能自由。然而，正如同名者临死之际所说：“你胜利了，我输了，但从此以后你也死了。”(156)失衡的人格结构是悲剧的，单一要素的霸权化将导致人格的彻底异化。威廉杀死同名者最终导致本我与超我同时毁灭，这一抗争是本我对生存权的绝望捍卫，也是主人公威廉扭曲的自我救赎。
3. 结语
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通过主人公与同名者之间激烈的冲突，深刻揭示了人格结构中本我与超我的动态博弈及其悲剧性后果。本文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重新审视了威廉的复杂形象，指出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恶人”，而是先天遗传缺陷、环境压迫与超我暴政共同作用下的受害者。威廉的悲剧源于本我冲动的失控与超我非理性压制的双重失衡：遗传的暴躁性格与家庭教养的缺失导致本我欲望无法通过正常途径释放；布兰斯比书院混乱与压抑并存的环境催化了本我的病态代偿行为；而象征超我的同名者以道德规训之名实施的持续压迫，最终激化了死本能的觉醒，使本我以极端暴力方式反抗，导致人格结构的彻底崩解。弗洛伊德理论为本我正名：作为人格能量的源泉，本我遵循快乐原则并非罪恶，而是个体生命力的原始驱动力。威廉的沉沦恰恰印证了超我的过度霸权对人格健康的致命威胁——当道德规训异化为精神专制时，本我冲动将被迫以退行或破坏性方式释放。然而，本我与超我的关系绝非对立，而是动态平衡的共生体。威廉的毁灭性结局警示我们，人格的和谐发展既需承认本我欲望的正当性，也需依赖超我的理性引导。唯有在二者间建立适度的张力，避免任一力量的极端化，才能实现心理结构的稳定与个体的精神自由。《威廉·威尔逊》的深层意义不仅在于展现人格分裂的悲剧，更在于为现代人提供了反思的镜鉴：正视本我的原始冲动、警惕超我的道德暴力、重视环境对心理的塑造作用，是构建健康人格不可或缺的维度。爱伦·坡以哥特式的叙事外壳包裹的，实则是关于人性本质的永恒追问——如何在欲望与道德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平衡，仍是每个个体必须直面的命题。
NOTES
1书中与叙述者威廉同名人物，为方便起见，下文均称其为“同名者”。
2文中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爱伦·坡：《威廉·威尔逊》，唐荫荪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