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是关键，要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三农问题”始终值得重点关注。2017年，中央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壮大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1]。强调引导企业等与农户实现紧密利益联结，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式，以实现农户依托产业发展实现增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资本下乡服务于乡村发展，在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一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求产业振兴，产业振兴需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为此需要资本下乡参与，引入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二是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乡村社会的治理有效是下一步关键所在[2]。资本下乡不仅为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带来资金资源，也通过将企业的先进管理方式融入村治实践，重塑乡村治理的秩序格局。
2. 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年度发文量是衡量某一学术领域研究热度的重要指标。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资本下乡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见图1。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Figure 1. Overall trend analysis
图1. 总体趋势分析
系统梳理近十年国内现有研究，明确研究进展与前沿趋向，有利于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系统思路。文献搜索以“资本下乡”、“乡村治理”等为检索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筛选其中相关性较高的文献223篇，并基于本文对223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是一种可对知识领域进行动态可视化分析的工具[3]，本文利用CitSpace 6.3.R1软件对资本下乡推动下乡村治理研究时间线图谱及关键词突现图谱进行分析。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chart
图2.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根据资本下乡推动下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见图2，该图显示了9个聚类伴随时间而变化的历史跨度，从图中可分析各类研究主题在时间维度上的研究进展，由图可得知，资本下乡推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主题集中在乡村振兴、土地流转、乡土社会、村企合作及利益相关者方面，集中探讨在资本下乡作用下，要实现乡村治理转型以推动乡村振兴，需要在村庄各治理主体间利益关系协调，以及村庄权力运行和公共秩序重构方面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突现词是关键词在时间维度突然增加或使用频次增多的关键性术语，根据资本下乡推动下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见图3，可以进一步确定资本下乡推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的前沿趋向。在Burstness中设置γ值为0.1时，出现10个关键词突现，可见在2014~2019年，该研究领域早期关注于资本下乡作用下的土地流转问题，其突现强度为2，后逐渐将研究重点转移向乡村社会中的利益主体关系问题上，开始探讨资本下乡作用下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2021~2024年，前沿热点关注于乡村产业振兴、优化路径及合作治理问题，其突现强度分别为0.82，0.75，0.67。
Figure 3. Keywords emergent map
图3. 关键词突现图
资本下乡是农业经济学领域较早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指城市工商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村地区流动，参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典型模式是“公司 + 农户”[4]。近年来，由于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资本参与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的现象日益增多，“资本下乡”的概念外延实现扩展。本文将“资本下乡”置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试探究“资本下乡”对村治转型的深远影响，分析其发生作用的动力机制。
在农业领域的资本下乡，其正面治理效应在于为村庄带来先进农业技术和设备，驱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通过土地流转和就业机会增加，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带动农村经济多元化；其负面治理效应在于，部分下乡资本面临经营风险，效率低下甚至亏损，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可能发生资本侵占农民利益，使得小农户利益受损，并且部分下乡资本并非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在非农业领域的资本下乡，其正面治理效应在于能够创造更多非农就业岗位，增加农户工资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性收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三产融合发展，产生产业集聚效应，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实现农业农村向现代化转型；其负面治理效应在于，可能导致农村资源分配差序化，造成村庄贫富差距，弱势农户群体被边缘化，农户与企业矛盾纠纷增多，影响乡村治理的秩序稳定，且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农村土地“非农化”风险。
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治困境与治理需求分析
本文结合对甘肃省原子化村庄J村进行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当前乡村治理困境及需求进行分析。问卷形式为自填式问卷，共发放220份，有效回收问卷数量204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3%，访谈为遵循田野调查原则所进行的非结构式访谈。
3.1. 我国当前乡村治理困境
一是村庄传统权威弱化。在乡村社会，掌握着优势资源和对乡村社会影响力的村庄精英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整合，形成村庄传统权威[5]。在20世纪50年代末“政社合一”体制下，乡村社会资源被重新划分整合，村庄传统权威走向衰弱。社队时期结束后确立起 “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加之市场经济的确立，缺少有力的村庄权威。在与J村村民王某的访谈中，王某表示，“在以前是社队的时候，有活动大家组织响应起来很快，现在村里连社火都很难组织起来，老一辈的人组织不起来，年轻人都进城去了。”可见，在传统权威弱化的原子化村庄，社队时期结束后，缺少有力的村庄权威将村民组织起来。
二是村庄公共资源配置的困境。在我国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发展存在差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99元，城乡收入比为2.34:1，根据对比，可见城乡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乡村要实现自主发展，其根基在于小农户在乡村场域中能够自主利用的要素、资源的范围和数量。在资本主导经济下，小农户处于弱势，乡村人、财、物外流，导致乡村社会的解体、人际关系的离散和社会资本的流失，形成农村空心化，乡村治理缺乏所需的内生动力。据J村调查数据，外出务工或经商为主的人口比例为54%，高于在家务农的比例12.7%，村民更加倾向于接收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更高的收入，22.7%的受访者认为，农村收入低是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据表1，可见村庄公共资源配置问题仍是村治重点难题。
Table 1. Main reasons for rural hollowing
表1. 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空心化的主要原因a |
回应 |
观察值百分比 |
N |
百分比 |
相关政策与当地实际有效结合问题 |
42 |
12.23% |
41.21% |
农村收入较低 |
78 |
22.75% |
76.51% |
人才引回和引进困难 |
45 |
13.12% |
44.17% |
城市有更好的资源和生活环境 |
34 |
9.94% |
33.32% |
城市有更好的教育 |
36 |
10.55% |
35.36% |
农村基础设施相对不足 |
72 |
21.02% |
70.61% |
城市娱乐交通便利 |
27 |
7.96% |
26.52% |
其他 |
9 |
2.33% |
8.60% |
总计 |
343 |
100.0% |
336.3% |
a.在值1处表格化的二分法群组。数据来源：问卷调查所得。
三是“乡政村治”的困境。21世纪以来，我国在乡镇行政体制下，实行村民自治，形成“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农业税费改革和市场经济影响下，原有的行政与自治二元格局在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发生失衡，出现乡政“悬浮化”和村治附属“行政化”[6]，一些惠民项目在推行中与实际需求脱节，且效果不佳。与J村村民访谈中，村民许某表示，“村广场落成很久了，虽然有配套的篮球场和运动设施，但是老人不会玩，年轻人不在，大家更需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在调查中，40~60岁受访者占比达49%，人口老龄化严重，40岁以下人口比例仅有35.3%，显然老龄人口需求更迫切需要得到满足，供需出现一定程度的错配。
3.2. 资本下乡带来的乡村治理需求
一是村治权威掌握分配资源的能力。在乡村治理中，村治权威掌握分配资源的能力是影响乡村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村治权威，如村书记、村主任等，往往掌握着村集体资源的分配权，包括资金、土地、项目机会等。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有力的村治权威，一方面可以为下乡资本提供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条件，与下乡资本形成有利的利益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有力的村治权威可以为下乡资本实现监督，以避免资本下乡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等问题，协调多元治理主体间矛盾，防止资本侵占村民利益。在J村调查过程中，40.2%的受访者表示有将土地承包他人种植，还有13.7%的受访者表示土地处于撂荒状态，村庄部分土地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而村民利益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资本与小农户很难有效衔接，常出现下乡资本亏损不再合作、承包过程中造成土地污染由村民承担后果的现象。
二是村庄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下乡不仅带来丰富的资金、资源，同时还为村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7]。但是同时资本下乡也为乡村治理带来挑战，可能会出现精英俘获现象造成利益分配不均，使得村庄公共资源被少数人所垄断。为此需要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理清企业、村集体及村民关系，构建紧密型利益联合体，使企业能够利用其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让下乡资本发挥正外部效应。J村村民中49.5%的受访者认为城市更好的资源环境使得村庄人、财、物流向城市，乡村需要通过资本下乡引进发展所必要的资金、资源，对村庄公共资源配置产生正外部效应。
三是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制度明晰是推动资本下乡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三权分置”下的土地制度，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及经营权相分离，对产权明晰提出了更完善的规定和要求。明细的产权制度能够明确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效保障各方权益。产权制度明晰要求完善土地确权登记，通过村集体进行清产核资，明确村集体资产归属，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加强监管力度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壮大村集体经济[8]。J村村民王某表示，“承包出去几年结果承包商跑了，钱还没付完，想要对方赔偿损失但是无处寻人，当初没有缔结有效合同，找到人对方也不认。”在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缺乏交易平台的情况下，单一小农户很难有效同下乡资本合作。
四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资本下乡使得村庄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原有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面临乡镇、村集体二元权力无法有效对接，多元主体间利益不平衡，关系难以协调等问题[9]。多元主体实现共治要求改善乡村公共行政环境，建立乡镇政府行政资源配置规范机制，实现事权财权相匹配；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构建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使得村民诉求可以得到有效沟通渠道；重构乡村治理绩效评估体系，完善多元主体之间的规范与激励机制。J村治理主体相对单一，村民L某表示，“一般都是村两委做决策，除非有需要村两委出面的事，很少与村干部沟通。”J村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缺少相应的治理环境，资本下乡受到阻碍，发展缺少足够动力。
4. 资本下乡驱动村治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本文结合对陕西省经济强村D村的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对资本下乡驱动村治转型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D村在资本下乡推动下，实现“村企合一，以企带村，共同发展”的创新治理模式，其发展过程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1. 宏观政策调整规范资本下乡参与村治行为
乡村治理转型要求宏观政策环境衔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本下乡虽然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资本的逐利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可能会带来“政府职能工具化”现象，从而推动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资本在下乡过程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通过项目申请、招商引资等行为，资本能够影响政府决策，资本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资本不仅向政府争取项目机会和优惠政策，还帮助政府完成招商引资和乡村振兴指标，因而影响宏观政策调整。由于资本逐利行为，使得应对此种情况，政府政策也需要做出适当转变，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以明确资本下乡的规则和边界，使资本行为符合乡村振兴整体规划和公共利益，防止资本逐利侵害农民权益[10]。D村村企员工K某表示，“政府希望D集团来做城市东大门一块的拆迁改造，包括现在的城市综合体建设，都是D集团地产和政府合作在做的。”通过项目机会，政府与村庄实现有效互动。同时于D社区工作人员Y某处了解到，镇上有抓包干部，区和市也会下派驻村书记，监督村集体发展，并从政策方面给予一些指导帮助，实现了对村庄的有效监督和合作。
4.2. 村治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经营模式转型
乡村治理转型要求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模式转型。资本下乡推动农村全要素优化配置，为农村带来大量资金，缓解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引入，提高了农业现代化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农民增收，同时吸引更多高质量人才流向农村，促进农村人才培养和就业结构优化，并通过土地流转，推动了土地要素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经营模式转型，从而在农村生产生活领域引发质的变化，资本成为农村公共秩序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村庄治理模式的转变。从D村村委K某处了解到，“D村实行‘一套人马，三套班子’，形成了‘集团公司、村、社区’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实现村庄生产生活领域的质变，村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生产经营模式向现代化转型。
4.3. 多元治理主体间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Table 2. Economic income structure of villagers in D village
表2. D村村民经济收入结构表
收入类型 |
运营机制 |
覆盖人群 |
金额范围 |
股份分红 |
村集体控股企业(25.29%)
按20%比例分配集体经济利润 |
全体村民 |
户均分红约8万~12万元 |
薪资报酬 |
村办企业就业 |
95%的村民 |
年薪4万~15万元 |
集体利益分红 |
集体收益共享机制 |
全体村民 |
每人每年固定分红3000~5000元 |
集资红利 |
投资入股村企，
按10%年化收益率分配利润 |
累计3000户 |
单户年红利5000~2万元 |
出租收入 |
高层公寓、临街商铺出租 |
部分村民 |
户均租金收入2万~5万元 |
数据来源：D村村委会。
乡村治理转型要求多元主体共治。资本下乡通过“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等模式，与村庄构建起紧密型利益联合体，企业通过土地租赁、订单农业、入股分红等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让小农户更多地分享到产业增值收益。资本下乡项目一般需要与村集体合作，资本下乡参与使得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提升了村集体在村治中的经济基础和话语权。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持，与资本形成合作过程中，政府不仅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还通过税收、就业等途径获得了更多的经济社会效益。资本下乡促成多元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农户在传统土地收益和劳动收益外，通过参与合作社、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得经营收入，同时也带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形成村民、村集体、企业、政府等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赢共治的村庄治理现代化转型。D村村民经济收入结构如表2所示。D村“村企合一”的治理模式，村民通过村企入股、村集体分红、集资红利和出租房屋等多种方式获得收入，形成现代产业同小农户的有效衔接。
4.4. 村民自治的参与积极性提升
乡村治理转型要求村民自治活力。资本下乡通过多种方式满足了农户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认同需要[11]，增加了农户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在满足利益诉求方面，资本下乡通过产业收益共享，使农户以土地入股、劳动参与等多种方式融入现代化产业链，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和项目承接，为农户带来更多就业岗位和渠道，同时在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中，使土地价值增值，实现农户增收。在满足价值认同需要方面，资本下乡在与村集体构建紧密利益联合的过程中，为村庄自治提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支持，使得村民自治组织得以强化，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资本参与下发展壮大，村民在参与生产经营中形成凝聚力，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下，村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建设委员会等方式，直接参与村庄建设，提高了村民主体性认知。D村村民L某表示，“大家对村里的事谈论积极性很高，有活动很容易号召起来，平时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村委，都能很快解决。”D村通过以企带村，形成“公司经营利润–公共服务–土地资源供给–村民支持”的带动模式，实现了公司业务扩张和村庄发展进步，村民主体性增强，参与基层自治积极性显著提高。
5. 结论与展望
资本下乡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于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和农户稳定增收，资本下乡通过参与农业生产、土地流转、人才培养和农村建设等方式，以资本化运作方式经营治理村庄[12]，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资本下乡，在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助力的同时，也在社会公共秩序重塑上产生深远影响，使得农户在村庄中的收入不再局限于农业产出，丰富农户的收入来源，延长农业产业链，加速农民的社会分工与分化，产生以经济精英为代表的新的有力的村庄权威，使得农村生产生活得到质变，重塑村治格局。在资本下乡与村庄形成良性互动的前提下，企业可以通过参与村治获得政策指导和帮助，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营收；同时村民可以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实现增收，通过利益联结形成村庄价值文化认同，借助资本力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多元主体共赢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基础保障，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激发村庄内生活力，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