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新文科建设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的时代语境下，高校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正面临从知识本位向价值引领的深层转型。这一变革的驱动力，既源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植根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政策维度看，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2020)明确提出“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1]的核心任务，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应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回应时代命题的知识生产体系。这一政策导向为语言学教育赋予了新的使命：语言学研究不仅需要揭示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更应成为解析文化密码、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工具。与此同时，教育部于2020年5月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该文件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出发，确立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有机统一的课程改革实施路径，为高等教育机构系统性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政策指引。课程思政建设经历着从“学科德育”到“价值共生”的范式转型。相较于早期将思政教育简单嫁接于专业教学的“贴标签”模式，当前改革更注重挖掘学科知识体系内生的价值基因，使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在认知结构中实现有机互嵌，改变过往专业课程“只教书不育德”[2]的现象。这种转型要求教师超越工具理性导向的教学设计，在知识传授中完成价值体系的建构性对话。
语言学课程在此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政潜能。作为兼具人文属性与科学特质的学科，语言既是文化的DNA载体——汉字构形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汉语语调系统折射的集体认知模式，无不铭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同时，语言也是思维的操作系统——从沃尔夫假说到概念隐喻理论，语言结构与认知方式的深度关联为价值观塑造提供了神经认知学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语言生活治理、人工智能语言伦理等现实议题中，语言问题已超越学术范畴，成为“人与智能机器沟通的桥梁”[3]，更是关涉文化安全、技术主权的重要战略领域。这种学科特性使得“语言学导论”课程天然具备三重思政势能：在文化维度上可解码语言中的文明基因，在认知维度上能重构思维的价值坐标，在实践维度上可培育解决语言治理问题的家国担当。
然而，当前教学实践仍存在显著张力。据笔者对5所高校的调研显示，78.6%的“语言学导论”课程尚未建立系统的思政教学目标，知识点讲授多停留在结构描写层面；65.4%的学生认为课程未能有效连接语言理论与现实关切。这种困境折射出深层矛盾：语言学知识的科学抽象性如何转化为价值观教育的具体载体？学科交叉的创新要求如何落实到课程设计的操作层面？解决这些问题，亟须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教学创新框架。
本研究立足于新文科建设的交叉性特征与课程思政的价值共生逻辑，试图通过语言学知识体系与思政要素的深度融合，探索专业课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可行路径。这不仅关乎语言学教育的范式革新，更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命题的学科化回应。
2. “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困境
在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与价值引领的双重驱动下，“语言学导论”课程的思政教学创新面临多维复合型困境。这些困境既源于语言学学科本体特征与思政教育属性的内在张力，也受到教学主体认知惯性与技术伦理挑战的外部制约，具体表征为四个向度的结构性矛盾。
2.1. 学科本体论层面的理论转译困境
西方语言学理论体系与本土语言文化话语的互文性缺失，构成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发性障碍。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等西方经典理论长期占据教材主体地位，而《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论等本土语言哲学资源却处于边缘化状态，加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特别是西化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的民族传统文化观念淡薄”[4]，这种理论生态导致课程难以构建中西对话的阐释框架。尽管恩格斯“劳动创造语言”学说为语言起源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但在语音演变、句法结构等具体章节中，仍缺乏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转化为教学话语的有效机制。更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的“价值中立”原则与思政教育要求的价值显性化存在根本冲突，致使教师在处理语言任意性等核心概念时易陷入“去意识形态化”的教学误区，部分教师存在“对课程思政重视不够，育人意识薄弱”[5]的问题。
2.2. 教学实践层面的主体间性困境
教师思政转化能力滞后与学习者认知图式变迁之间的鸿沟，形成教学实践的显性阻障。课程思政教学是指“任课教师将价值观引导寓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全过程”[5]，然而部分教师存在专业内容与思政元素逻辑关联建构困难，其根本症结在于未能把握语言作为社会实践产物的本质属性，将思政教育简化为表层文化对比。与此同时，Z世代学习者对“嵌入式批判反思”(如解构语言性别歧视)的接受度比传统说教模式高，但数字原住民惯用的碎片化认知模式，往往导致其对语言意识形态的认知停留于个案解构层面，难以形成系统化的价值判断体系。这种教学主体间的认知错位，实质上反映了语言学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尚未实现辩证统一。
2.3. 课程体系层面的结构适配困境
线性知识架构与立体思政诉求的结构性矛盾，制约课程系统的整体效能。现有教材普遍遵循“语音–形态–句法–语义–语用”的层级化编排逻辑，以语言知识为导线贯穿教材结构而“语言知识以离散的方式呈现在教材中”[6]，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等思政元素被迫割裂嵌入各单元。例如语义学章节虽涉及语言认知功能，却鲜少系统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语言表征机制；语用学部分讨论言语行为理论时，亦缺乏对网络空间话语伦理的批判性考察。在评价维度，传统量化测评体系与思政内化的质性特征存在本质冲突，难以捕捉学生价值认知的动态建构过程，暴露出形成性评价工具的方法论局限。
2.4. 技术哲学层面的价值遮蔽困境
数字技术渗透引发的教学伦理危机，构成新文科语境下的时代性挑战。语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新型意识形态风险：ChatGPT等生成式AI的底层语言模型存在技术主导性倾向，而现有课程未建立技术批判模块。慕课教学中普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倾向，过度关注语料库建设、语音识别等技术应用，却忽视对海德格尔“技术座架”理论的引入，导致学生难以辨识算法偏见对语言认知的隐性操控，从而“引发了所谓的‘认知外包’现象”[7]。这种技术哲学视角的缺失，使得跨学科融合陷入工具理性陷阱，最终消解新文科建设的人文内核。
3. 语言学课程的思政要素挖掘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语言学课程的思政要素挖掘需立足学科本体特征，外语教师应“从学科视角挖掘语言背后隐含的价值内容，引导学生客观对待并驾驭这些价值标准”[8]，通过知识体系重构与跨文化价值对话双轨并进，实现语言规律认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
3.1. 知识体系中的隐性思政资源挖掘
语言起源理论的哲学阐释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提供切入点。语言学理论体系中蕴含深刻的哲学命题，可成为思政教育的关键切入点。例如，在语言起源教学模块，通过对比恩格斯“劳动创造语言”学说与西方“神授论”“摹声说”等假说，引导学生理解语言产生的社会实践本质。例如，组织学生分析甲骨文“渔”(从水从鱼)、“耕”(从耒从井)等字符的象形结构，绘制《汉字构形与社会生产方式演化图谱》，实证语言符号系统与劳动实践的历史关联。
社会语言学的学科特性则为国家语言安全观教育开辟实践场域，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天然具有思政教育潜能。如，在语言接触与语言规划章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解析“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的辩证关系。讲解语言保护时，设计“多语生态治理模拟决策”项目，要求学生基于所在生源地(云南各州市)的语言实态数据，制定《区域语言资源保护实施方案》。引入“语言扶贫工程”中普通话培训对民族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学生深刻理解语言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在语言认知维度，批判话语分析框架的引入实现思辨能力培养的范式创新，将语言认知理论的教学转化为思辨能力训练场域。在语义网络分析环节，引入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分析框架，指导学生拆解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中话语表述的潜在意图与价值偏向。例如，使用AntConc软件统计“China”的搭配词频，撰写《西方媒体中国形象建构的认知偏差报告》，提升学生的媒体信息鉴别准确率，有效培育批判性思维。
3.2. 跨文化对比中的价值引导路径
通过汉字文化基因解码与语言政策比较研究双重路径，系统深化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知与制度认同。汉字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为本土文化价值培育提供符号学进路，例如在形态学维度，引入“汉字哲学思维”虚拟仿真实验，通过拆解“和”(禾 + 口)、“信”(人 + 言)等字的构形逻辑，实现从字形分析到价值传承的沉浸式学习。针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理论局限，开展中英责任观语义网络对比研究，分析“responsible”与“责任”的语义场差异(英语侧重个人问责，汉语强调关系义务)，组织跨文化价值协商辩论。
语言学课程的思政要素挖掘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教师在新文科建设的广阔视野下，深入挖掘语言学知识体系中的隐性思政资源，并通过知识体系重构与跨文化价值对话，同时“把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有机融合，把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结合”[9]，实现语言规律认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通过对比中西语言理论、解析语言背后的文化基因与哲学思维，我们不仅能够引导学生客观对待并驾驭多元价值标准，还能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结合社会语言学特性与语言认知理论，我们能够为国家语言安全观教育、本土文化价值培育以及思辨能力培养提供丰富的实践场域和理论支撑。总之，语言学课程的思政要素挖掘，不仅是学科交叉与价值引领的必然要求，更是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时代人才的重要途径。
4.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
在新文科建设的宏观背景与战略导向下，“语言学导论”课程的思政教学创新设计应紧密围绕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深度融合这一核心目标来精心布局，通过构建“双轴三阶”融合模式、实施模块化知识体系与本土化阐释等策略，借助问题驱动、工具赋能、价值生成等跨学科方法论，实现语言学本体规律教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辩证结合。
4.1. 设计理念与目标体系的学理建构
新文科建设要求打破学科壁垒，“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体现并遵循价值引领性、协同性、系统性三条基本原则”[10]，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深度融合。基于此，“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应围绕“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即认知解码力、文化批判力和价值建构力，破解传统教学中“理论悬浮化”“价值碎片化”“评价模糊化”三大困境。通过构建“双轴三阶”融合模式——以语言知识体系为横轴，以“语言与社会治理”“语言技术伦理”等8个思政模块为纵轴，依托“认知–解构–重构”三阶递进机制，实现语言学本体规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辩证统一。例如，在语言符号学模块中，学生通过对比索绪尔“能指/所指”理论与《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论，完成从西方理论认知到中国话语重构的思维跃迁。
4.2. 理论架构的多维解析与范式整合
“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认知解码力、文化批判力、价值建构力)作为语言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核心框架，其内涵需植根于语言学学科特性与新文科的跨学科导向。
认知解码力指向学生对语言符号系统中隐性价值观的发现与阐释能力。基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并非价值中立，而是承载特定文化编码。例如，汉语“家”字(宀 + 豕)的象形构字逻辑体现了农耕文明“家畜共居”的集体生存智慧，其符号系统本身即蕴含“家国同构”的传统伦理观。教学中，可借助“汉字文化基因解码”虚拟仿真实验，引导学生拆解汉字构形与劳动实践的关系(如“耕”从耒从井)，揭示语言符号背后的唯物史观逻辑。
此外，语言相对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认知解码提供了跨文化视角。例如，汉语“青”涵盖蓝绿光谱的语义泛化，与英语中“blue/green”的精确区分形成对比，反映出汉语文化对自然色彩的模糊感知倾向。通过对比中西语言范畴差异，学生可理解语言如何塑造认知范式，进而解码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取向。
文化批判力聚焦于语言使用中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CDA)理论为这一维度提供方法论支撑。例如，在“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中，西方媒体高频使用“debt-trap”(债务陷阱)等隐喻性表述，通过语料库工具(如AntConc)统计其搭配词频，可揭示话语背后的霸权逻辑。教学中设计“媒体话语偏见诊断”项目，要求学生结合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撰写《西方涉华报道的认知偏差报告》，培养其解构隐性意识形态的能力。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接触理论亦可用于文化批判。例如，通过分析汉语借词“咖啡”(源自阿拉伯语qahwa)的音系适应过程，探讨语言接触如何反映文化交融与权力博弈，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发展议题。
价值建构力强调通过语言学习强化学生的国家认同与责任担当。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为此提供实践路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与实施，既是语言规范化的工具，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教学中可设计“多语生态治理沙盒模拟”，基于云南多民族语言使用数据(如彝语、傣语)，要求学生平衡“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目标，制定区域语言资源保护方案，理解语言政策在强化国家凝聚力和民族文化协同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技术哲学视角下的语言伦理问题同样关键。例如，ChatGPT等生成式AI的算法偏见可能导致“认知外包”风险。教学中引入“算法语言偏见治理”项目，要求学生使用Python爬取社交媒体语料，通过情感分析(VADER算法)揭示中西方话语差异(如“一带一路”相关负面评价占比)，进而从技术伦理角度提出治理方案，强化学生的数字主权意识。
4.3. 教学内容的重构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的内容重构，应遵循“模块化整合”与“本土化阐释”的双重逻辑，突破以国外理论为主体的知识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教学体系。
(1) 模块化知识体系的思政映射逻辑
传统层级化知识结构被解构重组为“语言本质论”“语言与社会治理”等8个主题模块，每个模块设置“理论阐释–案例解析–价值升华”三阶教学链。在语音学模块中，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方言纪录片为语料，通过Praat软件分析粤语、吴语的音系特征(如粤语九声调与岭南文化认同的关联)，组织“方言保护与普通话推广的治理平衡”模拟听证会。语义学模块则聚焦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泛化现象，借助AntConc软件追踪“内卷”一词在2019~2023年微博语料库中的语义演变轨迹，如负面评价占比从82%降至57%，引导学生从“语言经济性原则”视角撰写青年亚文化话语治理路径分析。
(2) 中西理论对话的本土化实践路径
通过建设含50组对比案例的“中西语言哲学对话库”，实现理论资源的批判性转化。在语言符号学领域，将索绪尔“能指/所指”二元论与《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说并置分析，要求学生对比“tree”的英语符号链与汉字“木”的象形表意逻辑，完成《语言符号文化编码差异研究报告》。语言起源章节创新增设“甲骨文劳动智慧解码”专题，依托VR技术拆解“铸”(从金从寿)、“渔”(从水从鱼)等字符的构形逻辑，结合《考工记》“烁金以为刃”的历史记载，论证劳动实践对语言符号系统的塑造作用。此外，在语言认知模块引入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与《周易》“言不尽意”论的跨时空对话，通过“中英母语者颜色范畴认知差异实验”(如汉语“青”涵盖蓝绿光谱的独特性)，揭示语言相对论的文化制约性，推动学生理解“中国语言学理论的主体性建构”命题。
(3) 技术伦理维度的价值渗透机制
在“语言技术伦理”模块中，设计“算法语言偏见治理”实践项目。学生使用Python爬取Twitter、微博平台的10万条“一带一路”相关语料，通过NLTK库进行情感分析(VADER算法)，发现西方媒体话语中“debt-trap”(债务陷阱)的出现频率为中文媒体的6.8倍。基于此数据，组织“数字时代话语探讨与理念碰撞”跨洋辩论赛，要求围绕“算法推荐是否加剧文化偏见”议题，从技术哲学视角提出治理方案。
4.4. 教学方法的跨学科创新设计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的思政教学创新，需依托“问题驱动–工具赋能–价值生成”的跨学科方法论体系，突破传统单一讲授模式的局限，实现知识获取与价值内化的协同增效。
(1) PBL + 思政双驱动模式的迭代建构
基于项目式学习(PBL)框架，构建“问题链–工具链–价值链”三链协同机制。问题链设计以“ChatGPT语言模型的意识形态偏见治理”为核心命题，衍生“算法语料库的片面性话语遗留”“生成文本的价值敏感性设计”等子问题。例如，针对“developing country”的污名化搭配现象(西方语料库中与“poverty”共现率达67%)，要求学生使用Python爬取Reddit、微博等平台的10万条语料，通过NLTK库进行情感极性分析(VADER算法)，分析“一带一路”相关话语在中、西方平台的负面评价占比。工具链应用体现为多模态分析技术的整合，利用PowerBI可视化呈现情感分布差异，结合Gephi构建“话语偏见传播网络图谱”，精准识别关键传播节点(如“debt-trap diplomacy”在Twitter中的级联转发率达83%)。价值链升华阶段，通过角色扮演，如“联合国语言伦理审查官”，要求学生基于数据证据起草生成式AI语言治理条约。
(2) 数字人文工具的深度介入路径
利用“语言政策沙盒模拟系统”，实现技术赋能与伦理反思的深度融合。创设三类典型决策情境，如基于云南田野调查数据(含12种民族语言使用率图谱)，要求学生平衡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双重目标，制定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采用哈佛大学语言安全评估矩阵，如技术依赖度、文化敏感性等指标，模拟处理方言语音数据库跨境共享的伦理争议，评估跨境语言数据流动风险；调用COVID-19多国防控话语语料库，训练学生识别“群体免疫”等术语的意识形态编码差异，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话语管理。
(3) 虚实融合的场景化学习生态
构建“虚拟仿真–现实实践”双向联通机制，深化价值认知向行为转化的教学闭环。在汉字文化基因解码实验中，学生通过VR技术拆解“和”(禾 + 口)、“信”(人 + 言)等字的构形逻辑，系统自动生成“汉字伦理符号学分析报告”，并关联“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提取核心价值表述，如“和而不同”的当代阐释。
4.5. 评价体系的革新与验证机制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革新，以“多维量化–质性循证–动态反馈”为核心理念，通过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评价模型，破解传统考核中“重知识轻价值”“重结果轻过程”的实践困境，实现价值内化成效的可视化验证与教学策略的动态优化。
(1) 三维动态评价矩阵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
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创新设计“知识–能力–价值”三维评价框架。在知识维度中，增设“理论转化度”指标，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阐释语言现象。例如，在语言接触章节，学生需结合恩格斯“劳动创造语言”学说，分析汉语借词“咖啡”(源自阿拉伯语qahwa)的音系适应机制。能力维度侧重批判性思维考核，通过“媒体话语偏见诊断测试”任务，要求学生识别BBC报道中“China”与“assertive”的异常共现现象，并利用Python的TextBlob库验证其论断的科学性。价值维度采用改良Likert量表，测试学生的“汉字智慧认同”均值，印证价值观内化的有效性。
(2) 质性成长档案的循证追踪与深度解析
建立“电子档案袋”系统，通过证据链追踪价值认知的演进轨迹。首先构建过程性证据，整合课堂辩论录像(如“方言保护听证会”发言的逻辑性评分)与虚拟实验日志(如“汉字拆解VR操作路径热力图”)，采用ELAN多媒体标注工具分析非言语行为的情感倾向(如手势频率与本土文化价值度的正相关)。其次依托成果性证据，对《生成式AI语言治理白皮书》《语言政策风险评估报告》等实践成果进行主题编码(NVivo12)，识别“文化主权意识”“算法批判思维”等核心素养的发展脉络。最后形成反思性证据，基于Gibbs反思循环模型，要求学生标注周记中的“认知冲突点”(如“普遍语法假说与汉语孤立语特征的矛盾”)及“价值判断依据”(如引用《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论证语言规范的必要性)。
(3) 动态反馈机制的系统优化与成效验证
构建“评价–诊断–优化”闭环系统，实现教学策略的精准调控。例如：通过Tableau可视化仪表盘动态呈现三维指标(如“技术伦理敏感度”班级均值曲线)，识别教学薄弱环节(如“跨文化价值协商力”达标率)。同时基于短板分析推送定制化资源，如“一带一路”多语种话语对比案例库，提升目标能力达标率。
“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本身就是对人才培养与课程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11]，因此，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以“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认知解码力–文化批判力–价值建构力)为核心框架，通过“双轴三阶”融合模式(知识轴 + 价值轴；认知–解构–重构)，系统破解了传统教学中以国外理论为主体、价值引导碎片化及评价模糊化等核心困境。教学内容重构方面，打破线性知识结构，构建“语言本质论”“语言技术伦理”等8个思政主题模块，通过甲骨文劳动智慧解码、中西语言政策比较等本土化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与学科知识的深度结合。教学方法创新上，采用“PBL + 思政双驱动”模式与数字人文工具赋能，设计“语言政策沙盒模拟系统”“汉字文化基因解码实验”等虚实融合场景，显著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媒体信息鉴别准确率78%)与技术伦理决策力(提升36%)。评价体系革新以“三维动态矩阵”与“质性成长档案”为核心，通过量化指标(如本土文化价值指数提升28%)与LDA主题模型分析(语言意识形态论述频次增长280%)，实证价值内化的动态轨迹。
5. 教学实践与成效评估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的实践成效，通过“量化分析–质性追踪–应用验证”三维评估框架得以系统验证。依托云南某高校的试点数据，本设计在本土文化价值培育、批判思维提升、技术伦理决策力发展等方面展现出显著成效。
5.1. 实施过程与数据采集
实践周期为2022~2023学年，采用“对照组(传统教学) vs实验组(创新教学)”双盲实验设计，数据来源包括课堂观察记录、学生反思日志、测试成绩和问卷调查(详见表1)。
Table 1.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nd data collection form
表1. 教学实践与数据采集表
数据来源 |
实验组数据 |
对照组数据 |
工具/方法 |
课堂观察记录 |
思政讨论时长占比42% |
思政讨论时长占比19% |
Flanders互动分析系统 |
学生反思日志 |
文化认同覆盖率28% |
文化认同覆盖率12% |
Nvivo12主题编码 |
测试成绩 |
平均分87.6 |
平均分73.2 |
思政情境语言分析题 |
问卷调查 |
价值观认同均值4.3 |
价值观认同均值3.1 |
Likert五级量表(α = 0.89) |
实验采用Flanders互动分析系统，统计实验组课堂中思政讨论时长占比(42% vs对照组19%)。此外，通过Nvivo12对320份文本进行主题编码，提取“文化认同”(编码覆盖率28%)、“技术批判”(21%)等核心素养指标。同时，设计含思政情境的语言分析题(如“解析‘一带一路’报道中的隐喻机制”)，实验组平均分达87.6 (对照组73.2)。另外，采用Likert五级量表(α = 0.89)，测量学生价值观认同度(实验组均值4.3 vs对照组3.1)。
5.2. 量化分析结果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实践基于云南5所高校的试点数据(N = 230，2022~2023学年)，通过“双盲对照实验”(实验组vs对照组)系统检验教学改革成效，聚焦本土文化价值指数与批判性思维发展两大核心维度，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ANOVA、效应量分析(Cohen’s d/f)及置信区间估计等统计方法，揭示思政教学创新对学生价值观内化与能力提升的显著影响(详见表2)。
Table 2. Data Sheet for double-blind controlled experiments
表2. 双盲对照实验数据表
评估维度 |
关键指标 |
实验组结果 |
显著性/应用成效 |
本土文化价值指数 |
汉字智慧认同度均值 |
2.8→4.1 (提升46.4%) |
p < 0.01 (云南工商学院试点93%) |
批判性思维发展 |
Watson-Glaser测试得分提升 |
23% vs对照组7% |
媒体话语偏见识别准确率78% |
为系统评估学生对本土语言文化的认同程度，研究设计“本土文化价值指数”，由汉字智慧认同度(40%)、方言保护意识(30%)及语言政策认同(30%)三个子指标构成。实验结果显示，学生本土文化价值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实验组学生“汉字智慧认同度”均值从2.8升至4.1 (p < 0.01)，云南工商学院试点中，93%的学生能运用唯物史观阐释甲骨文构形逻辑。其中，汉字智慧认同度通过Likert量表(1~5分)测量学生对汉字构形中文化内涵的认可(如“耕”体现劳动智慧)；方言保护意识以情境选择题(如“是否支持方言纳入学校教育”)量化支持率；语言政策认同则通过案例分析题(如“平衡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由教师评分(满分10分)。通过加权计算，实验组学生指数均值达80.8分(对照组62.3分)，差异显著(p < 0.01)。
在“汉字文化基因解码实验”中，学生通过VR技术拆解“和”(禾 + 口)、“信”(人 + 言)等汉字构形，系统自动生成符号学分析报告并关联“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例如，对“和”字的拆解热力图显示，65%的操作时长集中于“禾”部(农耕文化符号)，且热力集中度与文化认同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71)。这一沉浸式学习场景不仅验证了汉字构形与价值观的深层关联，也为量化指标提供了可视化证据。
此外，通过批判性思维通过Watson-Glaser评估工具(WGCTA)测量，实验组得分提升23% (对照组3%)，媒体话语偏见识别准确率(78% vs 52%)进一步佐证其成效。教学中设计“算法语言偏见治理”项目，要求学生爬取Twitter和微博的“一带一路”相关语料(10万条)，使用NLTK库的VADER算法进行情感分析。数据显示，西方语料中“debt-trap”出现频率为中文的6.8倍，负面评价占比72% (中文仅12%)。学生据此提出“多语言语料库共建”方案，并通过角色扮演(如“联合国语言伦理审查官”)完成《生成式AI语言治理白皮书》，方案综合评分达89.3分。
批判性思维提升与项目实践直接相关。例如，学生在分析“debt-trap”的语义泛化时，需结合批判话语分析框架(CDA)解构西方媒体的霸权逻辑，其标注准确率(78%)与WGCTA得分(提升23%)共同验证了方法论的有效性。
媒体偏见识别准确率通过对比学生标注结果与标准计算。实验组准确率达78% (对照组52%)，卡方检验(χ2 = 28.6, p < 0.001)显示显著差异。教学中设计“跨文化价值协商辩论”，如针对中英“责任”语义差异(英语侧重个人问责，汉语强调关系义务)，学生需结合语义网络工具(Gephi)分析语料库中的搭配模式，并撰写《中英责任观对比研究报告》。在“一带一路”报道分析中，学生使用AntConc统计“China”与“assertive”的异常共现频率(西方语料中占比38%)，结合Python的TextBlob库验证其情感极性偏差，最终提出“建立多语种媒体话语监测平台”的治理建议。此类实践不仅提升技术工具的应用能力，更强化了价值判断的客观性。
这些量化结果不仅验证了“双轴三阶”教学模式的有效性，更为课程思政的跨校推广提供了实证支持，凸显新文科建设中价值引领与学科知识深度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5.3. 质性研究发现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的质性研究发现，通过电子档案袋分析(N = 230)、教学日志文本挖掘及虚拟实验日志解析，深度揭示学生价值认知转型与教师教学范式革新的动态过程(详见表3)。
Table 3.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form
表3. 质性研究分析表
研究主题 |
关键发现 |
数据支撑 |
学生认知转型 |
“语言意识形态”论述频次增长280% |
LDA主题模型分析 |
教师教学范式革新 |
83%教师突破“知识本位”思维，课堂参与度提升65% |
教学日志文本分析 |
技术赋能效应 |
VR汉字拆解热力与文化认同度正相关(r = 0.71) |
虚拟实验日志分析 |
从表3看出，学生认知出现转型。电子档案袋分析显示，学生对“语言意识形态”的论述频次增长280% (LDA主题模型)，如：“通过解构‘债务陷阱’话语，理解了国际传播中的符号权力博弈”(某学生反思日志)。
此外，教师教学范式实现突破。教学日志表明，83%的教师突破“知识本位”思维，如“从IPA音标教学转向方言保护政策辩论，学生参与度提升65%”。
另外，虚拟仿真实验日志分析发现，VR拆解汉字操作的热力集中区域与文化认同度呈正相关(r = 0.71)，证实沉浸式学习对价值内化的促进作用。
这些质性证据不仅印证量化数据的有效性，更从认知机制、行为转化与技术赋能三重视角，解构思政教学创新的内在逻辑，为优化教学设计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践启示。
6. 结论
“语言学导论”课程“要重视‘立德树人’的教育，这是每一个教师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12]，因此，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研究，通过构建“双轴三阶”融合模式，即知识轴 + 价值轴、认知–解构–重构，与“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认知解码力–文化批判力–价值建构力)，系统破解了以国外理论为主体、价值碎片化及评价模糊化等核心困境。研究表明，语言学课程在解码文明基因(如甲骨文劳动智慧分析)、重构思维范式(如中西语言政策对比)及应对技术伦理挑战(如算法偏见治理)中展现出独特思政潜能。实证数据显示，实验组学生本土文化价值指数和批判性思维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教师思政教学能力达标率显著上升，印证了“知识传授锚定价值坐标、能力培养服务国家战略”的育人效能。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元宇宙、语言大模型等新兴技术场景中的价值引导机制，持续完善语言学教育“解码文明–赋能治理–引领创新”的立德树人功能体系，为新文科建设提供可复制的学科范式。
基金项目
江西虔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3年外语教学科研项目“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JXTW-2404G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