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巴拉德的《空穴来风》是一部以生态为主题的自然灾害小说。小说讲述了科学家唐纳德·梅特兰博士在一场毁灭性飓风中试图逃生的冒险经历，故事最终以狂风的减弱和留下的致命伤亡告终。本文主要聚焦小说中具有力量且神秘的“物”、小说的去中心化叙事与非人类叙事以及小说中的代表性人物哈顿，旨在揭示巴拉德如何利用自然灾难、小说中的“物”和人物情节设置来批判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为构建地球共同体提供重要启示，以促进人类世下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存续。
Abstract: Ballard’s The Wind from Nowhere is a novel about natural disasters with an ecological theme. The novel follows the adventures of Dr. Donald Maitland, a scientist, as he tries to escape from a devastating hurricane, and the story ends with the weakening of the winds and the fatal casualties left behi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werful and mysterious “objects” in the novel, the novel’s decentered and non-human narrative, and the novel’s iconic character, Hartoon, with the aim of revealing how Ballard utilizes natural disasters, the novel’s “objects”, and the characters’ plot settings to criticize Western anthropocentrism and to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arth community for the healthy survival of the Earth’s ecosystem in the Anthropocene.
1. 引言
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1930~2009年)是“战后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Bell, 2020: 934)，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小说的先驱”[1]，其作品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他的小说《空穴来风》于1961年出版，是以生态为主题的自然灾害小说。正如书名所示，小说主要描写了一场巨大且起因不明的飓风。《空穴来风》讲述了科学家唐纳德·梅特兰博士在一场毁灭性飓风中试图逃生的冒险经历，故事最终以狂风的减弱和留下的致命伤亡告终。
故事的中心是狂风，它令数百万人伤亡，所到之处皆被摧毁。艾德里安·特雷(Adrian Tait)用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超物体理论来分析巴拉德的小说，他认为“《空穴来风》描绘了一个被不断增强的风淹没的世界，风就像一个超物的足迹”[2]。也有学者将这部小说重新解读为“气候小说”的典型实例，涉及全球变暖加剧及其对气候的影响。吉姆·克拉克(Jim Clarke)认为，巴拉德在其小说《空穴来风》中，运用了一种气候学视角来描绘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末日世界。英格维森(Ingwersen)运用热力学和复杂性理论的框架来解读巴拉德的《空穴来风》，他运用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复杂性理论的框架来分析小说中的风暴场景。他认为小说中的风暴场景反映了能量的耗散和秩序的解体，“这与系统的熵增过程相似”[3]。马哈维尔(Mahavir)则将《空穴来风》看作一部环境灾难性的反乌托邦小说，他认为“巴拉德以幻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生动地呈现了世界末日”[4]。尽管以上研究视角丰富了《空穴来风》的研究，但迄今为止，鲜有研究系统剖析小说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本文聚焦小说中具有力量且神秘的“物”、小说的去中心化叙事与非人类叙事以及小说对哈顿这个代表性人物的塑造等层面，旨在揭示巴拉德如何利用自然灾难、小说中的“物”和人物情节设置来颠覆西方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揭示其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性影响。
2. 有力量且神秘的“物”：物的本体地位
在《空穴来风》中，巴拉德将“物”的概念置于显著的位置，尤其是“风”这一元素，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物”。巴拉德细致地呈现了一个世界，在其中，狂风的力量不断得到强化，它就像“坚固咆哮的黑色空气墙”[5]，颠覆了既有的社会秩序。风的描写不仅仅停留在环境的细节层面，更重要的是，作者赋予了风以神秘和力量的属性。小说开篇，巴拉德通过描述飓风的威力和影响——如飞机停飞、油轮淹没、远洋轮搁浅，以及人们在冷风中竖起衣领抵御寒风的场景，展现了飓风对世界秩序的破坏。巴拉德还通过目击者的视角，如梅特兰目睹苏珊被飓风卷走的一幕，运用“暗指”的叙述手法，凸显了飓风的强大力量和不可预测性。这种叙述方式不仅营造了一种恐怖的阅读体验，也促使读者探究“物”的深层实在性。同时，巴拉德的这种描写方式呼应了哲学家们对“物”的讨论，正如克拉克所指出，“我们日常经验中直接的生活世界，以及我们固有的熟悉感和责任感，这些表面上看似寻常的事物，现在可能与我们无法观测或几乎无法计算其破坏性场景相关联”[6]。哈曼在《新万物理论》中提出，“本体是我们永远无法直接经验的物自体，因为我们总是受到人类经验条件的限制”[7]。简·本尼特也强调了“物”的能动性和施事能力，指出“物”并非被动的客体，而是具有实施能力的主体，她用“物的力量”来概括“物”的施事能力，“物”有能动性，也能产生戏剧性的和微妙的效果[8]。
通过巴拉德的笔触，我们看到了“物”的力量和不确定性，这无疑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警示。在《空穴来风》中，当风不再为人类所用，人类开始正视风的本体性和能动性。这种对“物”的认识，挑战了传统的人与物的关系观念，促使我们从更平等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空穴来风》中的“物”不仅具有力量，而且神秘不可知。关于飓风的成因，巴拉德在书中仅给出一些模糊的解释：“最近，我们的监测器检测到了异常高水平的宇宙辐射。所有电磁波形式都有质量——也许在一个月前的日食期间，一股巨大的切向宇宙辐射从太阳中爆发出来，击中了地球上一个暴露在外的半球，它的引力阻力可能启动了此刻围绕地轴旋转的巨大气旋”[5]。巴拉德使用“也许”“可能”这类含糊的词来描述飓风的成因，以此来暗示不确定性。巴拉德将“也许”“可能”这类不确定性的词语置于一段“硬科学”的描述之中，也表明科学家们无法对飓风的来源及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人类通过科技改造地球，但面对席卷整个世界的大风时，科学家们却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解释，“人类试图用科学来证明自己在宇宙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徒劳无功”[4]。人类无法触及物本体的核心，原因在于我们的全部经验均被范畴的框架与时空的直观视角所束缚。人类的理性思考与经验积累固然宝贵，但它们终究存在着边界，使得我们难以企及那超越一切相对性的绝对知识。尽管物本体能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被反复思索与探讨，但无法以确切的知识加以把握。
在《空穴来风》中，无论是飓风、沙尘、还是被飓风扬起无所依托的物都游离于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之外，具有其自在性。思辨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格雷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认为，“物体本身远非人们想象中的平淡无奇的实物，而是具有模糊的色彩”[9]。小说中，在叙事者眼前一一闪过的物，无论是废弃的建筑物还是人类日常生活用品，都只有这些“物”的外显特征给叙事者一种朦胧的感受，而这些“物”相互交织从而隐藏自身，极具神秘感。例如，巴拉德在文中描绘了这样的混沌景象：“边界外是一片灰蒙蒙的浓雾，模糊不清，闪闪发光，这是一场巨大的地表沙尘暴，有两三百英尺高，直奔他们而来，然后从头顶掠过。抬头一看，他发现里面有成千上万的杂物——纸屑和垃圾、屋顶瓦片、树叶和玻璃碎片——都被巨大的尘潮卷起，飘向高空。”[5]风的存在让人物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应能力，小说中的“物”纵横交错或错综复杂地合在一起，房屋、纸屑、垃圾、树叶等都隐退在飓风中。如此朦胧的场景模糊了人物的意识，从而使人产生混沌感。这样，叙事者和这些“物”之间就有了距离，由此产生令人恐怖的对立关系。人与他物之间的“感应断裂”增添了人类在灾难中的绝望感，丰富了小说的科幻恐怖元素，使读者身处恐怖末世氛围的同时，反思灾难的根源，进而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哈曼认为，“大多数时候，我们与物相遇的方式都是来自外部的第三人称感知或描述”[7]，在巴拉德对风等“物”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人与“物”之间“彼此的晦暗状态”[7]。瑞安和唐伟胜指出，“事物的能动性原则与网络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许多新物哲学的支持者将世界(即万物的总和)视为由多个反馈环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不断生成新的网络并相互作用”[10]。这种观点强调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而不是将它们视为孤立的个体。小说中风和其他物的互动不仅仅是背景的描绘，而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影响着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这种网络化的视角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能动性，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物导向本体论”主张“一切物相互间都具有自主性”[7]，因而我们必须对一切物加以同等关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只会阻碍我们以平等的视角认识万物。
如上所述，《空穴来风》中有力量且神秘的“物”彰显了物的本体地位。具有自在性的狂风引发我们对物的地位和本质的思考。飓风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自然现象，在其沉默的本质中不断隐退，其物性之深邃，超出了人类认知的极限，无法被完全理解。这一事实促使读者深刻感受到巴拉德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讽刺意味。
3. 去中心叙事与非人类叙事：万物相异共生
去中心叙事摒弃了传统叙事中对单一中心点或权威视角的依赖，转而倡导在叙事构建中融入更加多元、灵活且充满活力的创作元素，以此展现更为丰富、复杂且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方式。非人类叙事则跨越了传统叙事框架中以人类为唯一焦点的界限，创新性地将非人类实体纳入叙事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叙事的维度与深度，开启了叙事艺术的新篇章。《空穴来风》中去中心叙事与非人类叙事的结合有利于引入多元视角，分散叙事权力，从而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瓦解，进而展现一个万物相异共生的世界。巴拉德在《空穴来风》中采用了去中心化的叙事手法，意在提醒读者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看待自然。首先，小说中的地理位置会发生持续而突然的变化。巴拉德的叙事以伦敦为起点，从本地范围开始，逐渐过渡到全球范围。随着章节的进展，背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其次，小说以不同人物的视角展开讲述，在许多叙事声音间反复跳跃。小说以梅特兰逃离伦敦前往蒙特利尔为开篇。然而，他的逃亡之路受到了飓风的阻挠。在下一章中，焦点转移到了美国指挥官兰恩，他在潜艇上试图与尼斯的将军建立联系。在这样的描述中，“地球环境被想象为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而又独立的整体，如同拼贴艺术一样”[11]。巴拉德通过不断变换故事发生地，巧妙地分散了叙事的焦点，同时有意淡化了主角在故事中的重要性，使得整个叙述更加丰富多元。他将一幅幅叙事片段拼接在一起，意在指出灾难是没有国界的。正如海斯所言：“作品中呈现的全球大崩溃——而非某地某国的局部崩溃，是作者的一个重要叙事策略，旨在表明我们正面临致命的全球危机。”[11]巴拉德在书中提到了东京、罗马、纽约、威尼斯、开普敦、新加坡、曼谷、哥本哈根等城市的名字，以显示这场大灾难的毁灭性影响。地点的持续变化和人物视角的不停转换让读者意识到人类与非人类处于同一个世界。“地球上的居住者，不论其民族和文化背景如何，都相互依存，共享一个全球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影响范围超越人类自行划分的国界。”[11]在巴拉德的《空穴来风》中，故事的焦点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个体或国家的困境，而是精心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视角。这个视角涵盖了多样化的社会、种族和民族，展现了世界主义全景。“读者的注意力无法集中于个体角色在有限时空的经历，而是被文本牵引，甚至被迫倾听诸多平等的声音各抒己见，从而还原出一个复杂多维的世界。”[12]《空穴来风》的去中心叙事超越了对个体的书写，转而呈现世界整体的广博，警醒着人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看待自然，从而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
巴拉德还运用了非人类叙事，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物。唐伟胜指出，“调整叙事策略，消除其中隐含的人类概念范畴和人类判断，让人和物处于一种笔者称为‘互为聚焦’的关系中，可以营造出万物平等的叙事效果”[13]。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还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实体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在叙事中万物的平等地位和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尚必武通过对人物和叙述者非人类特征的深入分析，将非人类叙事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自然之物的叙事、超自然之物的叙事、人造物的叙事以及人造人的叙事。《空穴来风》中的风既属于自然之物的叙事又属于超自然之物的叙事。小说中飓风的出现和消失都有着未知的原因，由此赋予了飓风超自然之物的色彩。根据尚必武的分类，“在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主要存在于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分别承担叙述者、人物、聚焦者三种角色，相应地发挥三种叙述功能，即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14]。《空穴来风》中的风是行动者，它介入了人类世界，改变了人类世界，“外面的街道空无一人，红色的尘土厚厚地铺在广场的草地上，离最远端的墙壁有一英尺深。树木在风的冲击下摇摆颤抖，路边到处是小树枝和树杈……经过漫长的等待，他被告知所有航班都已无限期停飞。”[5]《空穴来风》中有大量类似的描述，飓风对人类世界的影响推动了作品的叙事进程与情节发展。巴拉德巧妙地赋予了物以生命力，使它们在读者(或故事角色)的预期之外展现出独特的行动，从而达到一种叙述上的陌生化效果。这种“灵性/行动者物”的设定，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物体作为被动存在的角色，转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反转：人类非但未能如常所愿地影响或控制这些物体，反而发现自己正被这些拥有灵性与力量的物体所影响乃至操控，展现了一种深刻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互动关系。苏珊看到了风的强大破坏力，“整个伦敦开始倒塌，很快一切都会被吹走”[5]，狂风让她感到绝望，她逐步走向窗边，随即被卷入风里。面对突如其来的狂风，哈顿则试图建造金字塔来宣示人类主权。由此可见，推动人物发生变化的正是“物”。非人类实体作为行动者极大程度地参与叙事，能引发读者有关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让读者对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等级划分的观点进行反思，同时让人类认识到世间万物相互影响，从而摒弃人类中心主义。
风在小说中既是物，同时又像具有神秘力量的魔鬼一样席卷世界，布莱克威尔认为“物与鬼似乎是对立的：前者全是物质的形式，后者全是非物质的灵魂。物隐喻着没有灵魂的身体，鬼隐喻着没有身体的灵魂，两者都表达了在精神与形式的联系中寻找自我的问题”[15]。巴拉德笔下的风具有超自然之物的色彩，显而易见的是风的物质形式与非物质灵魂都不是人类赋予的，而是其固有本质。这种叙事方式既提升了风的本体地位，又传达了对控制人类的无形力量的焦虑，继而使读者在风的“推动”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巴拉德通过去中心化叙事与非人类叙事的结合向我们展现出人与物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的现实。小说采用的去中心化叙事策略，提醒人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进行思考，并以一种更平等的视角来观察万物，这有助于我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小说中风这一非人类叙事，则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人和物相异共生的平衡关系。
4. 哈顿的命运：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失败
巴拉德通过哈顿的悲惨命运，不仅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同时也传达了一种超越传统人类视角的后人文生态思想。后人文主义强调人类与他物的同等性，“人类和那些同样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只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种，人不过是万物的一种，他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自然规律”[16]。哈顿没有意识到万物平等，他以为自己可以控制这个星球上的一切。
哈顿企图建造一座在飓风中屹立不倒的金字塔，他在金字塔周围建造挡风玻璃，“巨大的塔架扎入黑土，然后用数百根钢缆支撑。在塔架之间的间隙中，竖立着巨大的钢板，焊接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的一百英尺高的挡风玻璃”[5]。他还在金字塔的底部建造厚达十英尺的城墙，“城墙从金字塔的主体延伸出来，就像一些无头狮身人面像的前肢”[5]。然而，尽管这些保护金字塔的挡风建筑看似坚不可摧，它们却在飓风那巨大的压力面前显得脆弱无比，轻易地被击碎，碎片随即在狂风中旋转着飞向黑暗的天空。哈顿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他试图向风宣示人类驾驭自然的勇气和决心：“面对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只有我有勇气去尝试超越自然。这就是我建造这座塔的唯一原因。在地球表面，我以自己的方式，在大自然选择的舞台上与它相遇。如果我失败了，人类就无权宣称自己天生优于自然界。”[5]哈顿将风视为对手，将自己视为人类的代表，并将与自然斗争的神圣使命加诸于己身。哈顿的行为与言辞都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作为一个傲慢的资本家，他声称自己至高无上，拥有挑战无所不能的大自然的能力。然而，“风”很快就提醒哈顿，人类是脆弱的，人类并不拥有掌控一切的能力。小说对困于即将倒塌的金字塔中的哈顿进行了描述：“这位百万富翁就像被围困在瓦尔哈拉殿堂的瓦格纳式超级英雄一样，仰望着天空。”[5]瓦尔哈拉(Valhalla)是北欧神话中宏伟的大厅，而瓦格纳(Wagnerian)的音乐以其宏大的气势著称。哈顿最后一次出现的场景充满了讽刺意味：他宛如一位即将在战场上献出生命的英雄，然而现实却是金字塔的崩塌，哈顿被困在了废墟之中。“梅特兰往上看，试图找到最高处的观察窗，但它被隐藏在爆炸砂砾造成的乌云后面。”[5]哈顿所处的位置已经看不见，“然后，随着最后一次突然的倾斜，它从悬崖边上掉了下来，在灰尘和飞石的爆炸声中，它侧向掉进了峡谷中……然后风开始把它覆盖起来，把它完全埋在一大堆灰尘下面”[5]。哈顿为了彰显人类的至高无上而建造的金字塔最终崩塌，被无情的风沙所吞噬。这一系列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行为，最终以失败告终。巴拉德通过这一情节，暗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巴拉德通过塑造哈顿这一角色，提醒人类不应自视过高，需要放弃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观。如邓肯·贝尔所言，“巴拉德认为人类是一个危险的物种，能够进行宏伟的创造，但也容易产生侵略性、暴力和残忍，他宣称人类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自我毁灭的本能”[17]。人类的自大和自傲最终会使人类走向灭亡。在小说的终章，这场无从知晓起源的飓风在横扫全球之后，缓缓地消散了。这种描写凸显了物的本体性，“‘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生命及活性，在本体论上与人类完全平等”[18]。哈顿的命运、未知的风的出现与消失“无情地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使人类从高雅的神殿又返回到自然万物中”[16]。
5. 结语
在《空穴来风》中，巴拉德利用小说中神秘而强大的“物”、去中心化的叙事手法和非人类的视角，以及哈顿的命运，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全球性飓风的肆虐凸显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自然力量的绝对威严之下，人类的存在显得微不足道。哈顿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试图把人类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来统治自然，但具有力量且神秘的风让我们看到人类和万物彼此平等，不存在等级划分。在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增多的当下，我们更需要意识到万物平等，正如萨尔蒙斯所说：“如果我们希望解决人为气候变化问题，就必须质疑人类中心主义。”[19]自然灾害是一种警示，它提醒人类时刻铭记我们究竟是谁，并将自然置于宇宙的中心。巴拉德的《空穴来风》通过对物的本体地位的描述让读者认识到人类在星球上没有处于独特的地位，通过运用去中心叙事与非人类叙事让读者以更平等的视角看待万物，通过对哈顿悲惨命运的书写来提醒人类不要试图将人类置于宇宙中心。要实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必须培养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认识到自己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巴拉德的著作《空穴来风》中，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剖析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人类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并为人类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实现更和谐的共存提供了关键的思考框架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