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在农村地区快速普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农村青少年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4.7%，与城镇差距缩窄至0.3个百分点。然而，技术普及背后潜藏的社会风险逐渐显现，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尤为突出。有研究数据显示，在移动终端拥有量方面，持农业户籍儿童拥有手机量占整个农业户籍儿童数量的44.9%；在使用时长方面，持农业户籍儿童日均“玩手机或电脑”1小时以上者占整个农业户籍儿童数的41.9%；在上网内容方面，主要从事“娱乐类”项目占比达到60.7%，其中“玩网络游戏”较于“网上聊天”“看小说和视频”等其他娱乐类项目而言比例最高，达到38.4%。农村学生在使用时长、上网内容方面与城市学生存在较大区别，游戏沉迷的比例达到38.4% (李涛，2020)。这一触目惊心的数据进一步说明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青少年群体面临更为复杂的网络使用情境：一方面，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导致的留守现象普遍，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家庭情感缺位与监管薄弱(张皓乙等，2023)，家庭教育功能趋于弱化；另一方面，农村青少年由于升学压力、经济条件限制以及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梅松丽等，2015)等综合因素导致其更易借助廉价、易获取的网络娱乐填补精神需求空白，加之青少年自身的低自控力、高情绪敏感性等心理特质，共同加剧了他们对虚拟世界的依赖。相比城市青少年，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风险更高，其背后心理机制及干预路径亟需系统性探讨。
2. 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
(一) 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内涵特征
网络成瘾作为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Huang et al., 2010; Yao et al., 2013；马洁等，2008)，吸引了众多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Ko et al., 2012)。网络成瘾是指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一种社会现象(梅松丽等，2010；张锦涛等，2011)。由网络本身特点、成瘾者个体特质及外部环境三者交互形成网络成瘾。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周围人群的使用会对他们产出无形的压力，以至于可能削弱他们的自控力，使他们被动接受频繁使用行为。研究表明，青少年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的重要动机是娱乐消遣、休闲和打发时间。面对虚拟网络世界的刺激和诱惑，高自我控制者能够理性控制自己使用网络，不会过度沉溺于网络所带来的愉悦。相反，缺乏不良情绪的管理和疏导能力的青少年，极易将沉溺网络作为逃避现实问题的途径。因此，低自我控制者易于网络成瘾(Khang et al., 2014)。
(二) 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表现
1) 娱乐主导：新媒介的使用使得青少年产生一系列社会化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网络游戏已经成为阻碍农村青少年发展的一大痼疾。诸多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的现象变得愈发严重并难以控制，他们在家中的网络行为以游戏娱乐为主，使用新技术的主要动机是游戏娱乐。由于他们缺少父母监管，在良莠不齐的网络泡沫浸淫中更容易陷入“娱乐至死”的境地。“躺在床上玩手机”似乎成了农村留守青少年生活的典型写照，饭后时间也是他们玩手机相对集中的时间。手机依赖的现象在周末与假期更为严重，手机几乎成了农村留守青少年整日形影不离的玩伴。而他们主要的手机活动包括玩手机游戏、刷抖音以及手机社交行为，“王者荣耀”“吃鸡”是他们日常玩得最多的手机游戏，他们甚至会采取一些小伎俩躲避家长的监管和约束。
2) 社交替代：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农村留守青少年生活中必须且必要的“机器保姆”(高雪莲，2015；李晓静，2019)，在他们的生活中无意识扮演着公共社交功能。现实农村青少年生活环境中，由于校园欺凌或是家庭矛盾，可能让他们产生社交焦虑或人际冲突。为了摆脱社交困扰、满足渴望得到社交认同的心理需求，他们往往会选择依赖网络社交，通过在线聊天、交友软件或虚拟角色扮演满足情感需求，减少现实中的面对面互动从而避免矛盾，而网络空间中快速轻松获得身份认同的体验又进一步加剧了成瘾现象。
(三) 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
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引发学界争议。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过度用网显著降低学业水平(范方等，2006)，家庭拥有计算机或网络的农村青少年语数英成绩下降明显(方超，黄斌，2018)，这些研究结果都印证了“时间挤压效应”与“健康损失效应”(宁可等，2019)。但亦有研究指出，互联网通过数字化阅读支持与课程改革赋能(陈纯槿，郅庭瑾，2016；蔡建东等，2014)，可能提升学习效率。这种矛盾性凸显技术应用的情境依赖性——互联网既是突破资源壁垒的工具，也可能因使用失范沦为学业滑坡的推手。
1) 在学业表现上：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消解了传统教育的权威造成学习效率的降低。由于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和教师网络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学生对课堂内容的信任度下降。同时，沉迷网络游戏和碎片化娱乐挤占了学习时间，青少年更倾向于沉浸在“非连续性、非目的性”的网络体验中，造成时间管理失控，影响作业完成和系统性知识吸收。此外，网络信息的碎片化特征虽拓宽了知识获取渠道，却也分散了学生对学科深度学习的专注力，容易导致浅层化学习倾向，削弱传统教育体系的连贯性。
2) 在社会化发展上：网络成瘾重构了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关系与价值认知。虚拟空间中的“后喻文化”现象颠覆了传统师生权威，网络游戏中的角色逆袭逻辑和线上同辈社群的频繁互动，使现实中的差生标签被虚拟成就消解，催生出与现实评价体系割裂的双重身份认同。而线上自由空间的扩展挤占了线下社交机会，也加剧了青少年对虚拟社交的依赖，其社交模式逐渐趋向“去中心化”的自我表达，弱化了现实中的协作能力与规则意识。更深远的是，“社会游戏化”趋势将竞争排名、即时反馈等游戏机制代入现实生活，可能塑造功利化的行为模式，冲击传统社会信任结构与权力关系，使青少年在虚实交织的成长环境中面临价值观的扭曲与重构。
3. 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的成因分析
互联网作为青少年发展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凭借多元化资源和互动功能，在满足探索需求与提升生活便利性的同时，也潜藏生物钟紊乱、注意力分散等健康风险。更为严重的是，网络依赖引发的焦虑情绪与社交能力弱化(朱韦明等，2025)，往往与学业质量下滑形成负向循环，甚至导致价值观异化等深层社会问题。研究显示农村学生因自控力薄弱、家庭环境制约和社会支持不足，相较于城市学生表现出更严重的手机依赖、游戏成瘾及抗干扰能力缺陷，这种差异直接反映在学业表现的显著落差上(潘士美，2022)。
(一) 个人心理因素：
1) 低自控力与自我管理缺陷：自我控制是个体自我调节的基本手段，主要表现在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个体通常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适应外界的环境，而克制自己的情绪冲动、控制自己的行为等，并且高自我控制已被证明是应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一个保护因素(Kim et al., 2008; LaRose et al., 2003; Li et al., 2013)。青少年正处于知识能力获得与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网络世界所提供的即时便捷的社交方式、充满吸引力的游戏娱乐等对日常担负沉重学业压力、喜好新鲜事物的青少年充满吸引力，容易导致其沉迷网络世界难以自拔。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普遍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控制能力，难以合理安排网络使用时间，容易因网络过度使用而影响学习与生活。这种自控力缺失导致他们更易形成对网络的依赖性行为(梅松丽等，2015)。
2) 低自尊高敏感与情感代偿需求：低自尊者通过虚拟社交或游戏获取现实缺失的认同感(梅松丽等，2015；魏兰蕴，2016)，网络成为其逃避现实压力的主要途径。例如，部分青少年因学业受挫或人际疏离转向网络寻求补偿。过多的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沟通、社会交流的减少及压抑感、孤独感的增加有一定程度的相关(Kraut et al., 1998)。低自尊的青少年群体，通常表现出情绪化、高焦虑及依赖型人格特质以及较弱的自我管理能力。这类青少年在现实社交中易产生适应障碍，当面临生活压力时，更倾向通过互联网获取现实难以提供的心理补偿。由于其自身在情绪控制上存在缺陷，往往难以控制网络使用时长，最终形成过度依赖的网络行为模式。情绪敏感的青少年依赖网络释放负面情绪从而加剧成瘾行为(魏兰蕴，2016)。家长外出务工给农村留守青少年带来一定的心理失落，而手机娱乐功能则能够补偿、满足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不知道干啥，特别是晚上觉得无聊”“晚上玩玩游戏，刷刷视频，挺刺激”等心理倾向助推了农村留守儿童对手机的依赖。
(二) 家庭结构与环境因素
家庭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客观的学习环境，也塑造着学生的数字行为惯习，我国农村地区的留守现象较为普遍，隔代抚养，代际疏离等情况显著增加青少年网络依赖风险(吕行等，2021)。可见，家庭结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密切相关。
1) 监管效能的缺陷。农村家长普遍受限于数字素养薄弱，难以实施科学有效的网络行为引导。其数字技术应用呈现显著工具性偏向，相较于利用互联网提升职业能力，他们更倾向将数字设备定位于社交娱乐载体。这种家庭数字行为偏好通过日常互动潜移默化地强化子代的娱乐导向型网络使用模式。当家庭受经济条件与认知水平制约无法提供数字教育资源时，青少年既缺乏外部支持也难以建立技术探索的自我效能感，客观上加剧了娱乐型网络使用模式的固化。
2) 监管策略的困境。部分家长虽能识别子女网络成瘾倾向，却普遍采取简单化的限制型干预，诸如强制没收电子设备等粗暴管控手段。这样不仅难以实现行为矫正的预期效果，反而可能诱发青少年的心理抗拒机制，他们会使用各种策略来规避父母对其使用平板电脑的限制。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家庭教育陷入“监管失效–亲子冲突”的恶性循环。另外，部分留守儿童群体还面临代际传导的叠加风险。父母外出务工形成的隔代抚养结构，使青少年同时遭遇祖辈监管者数字素养薄弱与情感陪伴缺失的双重困境。当现实中代际沟通的观念冲突与情感疏离等问题遭遇虚拟空间的即时满足特性时，网络依赖往往演变为填补情感真空与实现自我认同的替代性选择。
3) 学习支持系统的代际断层。农村家长受限于教育水平与经济资本，难以提供有效学业指导与课外辅导。在数字化教育转型背景下，这种传统教育支持的缺失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在线学习作为基础教育延伸场景时，农村家庭普遍暴露出现代教育技术适配能力断层。家长既缺乏引导数字学习策略的认知框架，也不具备监督网络学习质量的必要素养，导致技术赋能出现悖论——网络教育平台本应突破地域限制实现知识普惠，但在监管缺失情境下，其开放性界面反而为自律薄弱学生创造行为失范空间。
这种结构性困境在数字设备的功能冲突中尤为凸显：当作为学习载体的工具属性与娱乐属性产生价值张力时，缺乏引导的青少年往往沉溺于即时满足，将数字空间异化为逃避学业压力的避风港。部分家长甚至通过默许手机承担“电子保姆”功能(安涛，2021)，这种饮鸩止渴的应对方式虽暂时缓解亲子陪伴缺失与教育责任焦虑，却加速了网络依赖的心理固着。家庭教养功能的结构性缺位与数字监管能力的代际衰减，共同构成了农村学生网络依赖问题滋生的社会土壤。
(三) 同伴效应与社交替代
在青少年发展阶段，同辈群体影响力具有关键作用。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同伴影响力实质上是青少年对周围群体行为模仿的结果(周密等，2023)。由于该阶段个体具有较强探索欲望但自我调控能力较弱，易受环境影响，因而更易形成模仿性行为模式。研究普遍证实青春期是受同伴效应作用最为突出的阶段。依据媒介依存理论，青少年通过移动终端获取信息时，会逐步形成社会认知层面的依赖倾向。近年来农村青少年群体呈现出显著的行为模式转变：户外活动频率降低、移动设备使用时长增加、人际互动方式从线下实体接触转向线上虚拟交流，“数字优先”的社交特征日益凸显，手机已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工具。
1) 同伴模仿：班杜拉指出，“很多社会学习是通过观察他人的实际表现及带来的相应后果而获得的”。当前，农村青少年同伴之间“逆向社交”逐渐增多，手机依赖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之间会形成一些相对稳定的游戏群体，他们不仅通过观察和模仿等社会学习方式产生手机行为，而且同辈之间存在一定的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比如，有些儿童看到其他同辈都会玩“王者荣耀”，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这款游戏。他们之间也存在“看谁的游戏玩得好”的攀比心理，从而助长了手机游戏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扩散(安涛，王劲松，2024)。这种同伴互动通过模仿与沟通两种途径显著促进了农村青少年群体的手机使用行为。青少年与同龄人互动越频繁，越容易形成手机依赖的同群效应。关系要好的同伴在使用手机时，学生个体更会做出相应的模仿，受同伴效应的影响也更大。相反，社交能力较弱的学生由于归属感缺失与群体融入不足，其手机使用受同伴行为的影响相对有限。一些随机分班的研究显示，班级同伴手机使用比例每提高1%，个体使用概率增加46%。青少年通过模仿同伴行为获取群体归属感(周密等，2023)。
2) 社交替代：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中，文体基础设施匮乏与娱乐资源短缺，手机有助于促进青少年与外界的交往，因而加速了青少年社交场域的数字化迁徙。共同游戏或短视频互动作为他们的主要社交方式以填补现实的社交空白。青少年正处在成长时期，好奇心强，自我控制力较弱，极易对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产生兴趣。而手机使用的低门槛和强随意性的网络游戏、视频等极易侵入他们的生活。一方面，实体空间交往频率的降低削弱了现实社交能力，促使青少年依赖低门槛的虚拟互动；另一方面，碎片化的线上交流模式重塑了社交习惯，导致深度沟通能力退化，甚至出现“线上活跃–线下失语”的行为割裂。留守青少年群体受此影响尤为突出。由于父母情感支持的长期缺位，部分青少年将虚拟社交视为情感寄托，通过游戏战绩的即时反馈或短视频合拍的伪亲密关系替代现实成就与情感需求。这种补偿机制催生了畸形的社交依赖。然而虚拟社交建构的关系链具有高度脆弱性，多数线上友谊因缺乏持续互动而快速消解，这种速朽性连接反而加剧了社交焦虑与孤独感，形成“越依赖越孤独”的悖论。手机依赖者更倾向通过虚拟互动维持关系，因而又加剧了成瘾循环。
4. 应对策略
(一) 优化家庭教养方式，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家庭是预防网络成瘾的关键防线，但是父母不恰当的干预方式往往适得其反。父母与子女的双向有效沟通是抵制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第一步，因此，父母在教养方式上应当要学会尊重倾听，平等对话，以情感关怀替代简单管控，用温情陪伴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另外，针对农村家长普遍缺乏网络管理能力的问题，家长也要增强自身学习能力和学习意识，学会使用基础监管工具，比如设置手机使用时长、识别游戏充值陷阱等。同时，改变“一刀切”断网的方式，与子女一起共同制定网络使用规定并陪同子女共同遵守，让青少年对于网络使用有一定的规则意识，比如学习时段禁用娱乐软件、完成任务奖励游戏时间等，这种通过让孩子参与决策的方式，可以有效培养他们的自律意识。对于留守青少年，政府可推广一些公益性讲座，指导父母通过云端远程等互联网科技弥补青少年的情感缺失并引导家庭用现实互动替代“手机带娃”。
(二) 加强信息素养教育，助力青少年自控力养成
学校需将网络素养融入日常教育。一方面，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让学生直观感受沉迷网络的危害，比如用短视频展示长期熬夜游戏的健康影响；另一方面，设计实践课程，比如教学生用手机拍摄农业科普视频、参与在线学习小组，把娱乐工具转化为学习助手。对已出现成瘾倾向的学生，可开展小组互助活动，通过同伴监督、多样化的兴趣社团转移注意力。农村学校可结合本地资源，开设“非遗传承课”“智慧农活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成就感，减少虚拟依赖。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购置简易网络行为监测设备，实施动态监测和调整管理策略。
(三) 共筑立体防护体系，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治理需多方联动，充分借助社会资源，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共同防范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技术层面，对游戏、短视频平台在农村地区设定“限时模式”，并与学校合作，根据学生成绩动态调整娱乐时长；政策层面，推动乡镇文化站加强监管，严查小卖部、网吧向未成年人提供手机租赁，同时要求宽带服务商在首页优先推送免费教育资源。文化层面，利用现有资源“接地气”改造：比如将农家书屋升级为“学习驿站”，完成作业或阅读后可兑换少量上网时间；将农业与科技结合，组织乡村、自然主题的短视频大赛，把网络技能融入生产生活。政府还可以协调运营商为贫困家庭提供低价教育流量包，鼓励企业开发学习类App，引导农村青少年网络使用偏好从娱乐型转向学习型，提升他们对于网络功能的认知和自我管理的意识。通过逐步优化农村网络内容生态，将科技转化为青少年身边的学习资源。
5. 结语
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是环境与个体心理交互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共同努力，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更需要青少年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心理韧性，加强对网络的认知，增强目标感并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另外结合劳动教育让青少年在实践中获得现实成就感和充实的体验，从而在增强自尊心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化发展，进而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