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语“老师”和“姓 + 老师”的亲切度差异认知机制阐释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he Difference in Affectionate Degree between the Address Terms “lǎoshī” and “Surname + lǎoshī”
摘要: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突显观和构式理论出发,揭示汉语称呼语“老师”与“姓 + 老师”亲切度差异的认知机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直播场景语料等做定量分析,研究发现:“老师”作为独立范畴具有原型模糊性,倾向于表达平等亲近,亲切度高;“姓 + 老师”通过姓氏突显个体身份,形成距离感,亲切度相对前者较低。在范畴观层面,“老师”的原型特征泛化导致其称谓功能去职业化,而“姓 + 老师”通过姓氏限定维持职业范畴的典型性;在认知突显方面,“老师”突显关系属性,而“姓 + 老师”突显个体社会身份;在构式层面,“姓 + 老师”继承传统称谓构式的规约距离感,“老师”独立构式则衍生出新型互动语义。
Abstract: Drawing on Prototype Theory view, Prominence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grammar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ntimacy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Chinese address terms “lǎoshī” (teacher) and its modified form “surname + lǎoshī”.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BCC Corpus and live-streaming interaction data, the research reveals: As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lǎoshī” exhibits prototypical fuzziness that facilitates egalitarian closeness and higher intimacy; The “surname + lǎoshī” construction creates social distance through surname modification that highlights individual identity. The categorica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lǎoshī” undergoes de-professionalization via prototypical generalization, whereas “surname + lǎoshī” maintains professional typicality through surname restriction. Cognitively, “lǎoshī” foregrounds relational attributes while its modified counterpart emphasizes soc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ally, “surname + lǎoshī” inherits conventionalized distance from nominal constructions, whereas the independent “lǎoshī” develops emergent interactional semantics.
文章引用:庄萧萧. 称呼语“老师”和“姓 + 老师”的亲切度差异认知机制阐释[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6): 134-14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6574

1. 引言

“老师”和“姓 + 老师”是学生称呼老师的常见语言形式,二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以往的研究中二者往往捆绑作为称呼语的小类,重点研究称呼语的类型、语用特点和功能等,如郭继懋[1]、韩志刚[2]、储泽祥[3]。吴晓君最早将“姓 + 称呼语”作为一类结构单独分析研究[4]。近年来多位学者通过梳理“老师”的词义演变和发展脉络,着重探讨“老师”这一称呼语的泛化现象[5] [6]。武秀文敏锐地认识到,在师生交际中,学生对教师的称呼语“老师”和“姓 + 老师”的尊称意义在程度上有区别,分析两种称呼语的等同量、权势量和语用特点,总结制约两种称呼语选择的主要因素[7]。前人时贤的研究成绩斐然,笔者发现,“老师”和“姓 + 老师”的亲切度差异不仅体现在师生交际中,“老师”“姓 + 老师”在更多的交际场景中也有一定的使用规律,本文主要研究不同交际场景下“老师”和“姓 + 老师”的使用规律、亲切度差异以及二者的亲切度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在当代汉语交际中,“老师”的称谓泛化已成为显著的语言现象。据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统计,“老师”的非教育领域使用率已达43.7% [8],远超“先生”“师傅”等传统称谓。在日常交际中,单独使用的“老师”(如“老师,您看这样行吗”)与“姓 + 老师”(如“王老师,您看这样行吗”)也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差异。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设计“范畴–突显–构式”分析框架,结合语料分析,揭示其亲切度差异的认知机制。

2. “老师”和“姓 + 老师”亲切度差异

从BCC语料库、直播转写语料中抽取2020~2023年含“老师”的句子1000条,覆盖教育、直播、服务、日常交际四类场景,按照场景分类统计“老师”与“姓 + 老师”的出现频率。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lǎoshī” (Teacher) and “Surname + lǎoshī”

1. “老师”与“姓 + 老师”的出现频率统计

场景分类

用例数

老师占比

+ 老师占比

教育场景

320

28%

72%

续表

直播场景

450

82%

18%

服务场景

150

65%

35%

日常交际

80

90%

10%

总计

1000

64.5%

35.5%

教育场景以学校、培训机构为主,“姓 + 老师”占比最高,多用于同行之间互称,“老师”称呼语则多出现在师生关系中。可见,在教育场景下,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带有姓氏的正式称呼,是因为需要明确身份和保持一定的权威距离。而学生称呼“老师”,模糊个体属性,降低权势量,增加亲切感。在直播场景中,独立“老师”占比82%,远高于“姓 + 老师”。直播强调即时互动与平等关系,独立使用“老师”通过范畴泛化弱化职业属性,突显[+可求助性] [+服务] [9],亲切度显著提升。服务行业需快速建立信任,使用“老师”的频率明显高于“姓 + 老师”,但部分场景(如医疗咨询)仍保留“姓 + 老师”以强化权威性。“老师”通过语义磨损(semantic bleaching)削弱职业边界,语义磨损,是指词汇因高频使用导致核心语义逐渐模糊的现象[9]。日常交际独立使用“老师”占比90%,多用于向陌生人求助(如问路、咨询),通过背景化身份[10],突显临时权威与平等关系,模糊职业属性,以实现高效沟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下面将用认知语言学的三个核心观点来阐释其亲切度差异的认知机制。“老师”作为一个范畴,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具有中心成员与边缘成员之分,中心成员是该范畴的典型代表[11]。而“姓 + 老师”提供姓氏限定“老师”这一范畴,并以此突出个体身份,构成双层突显结构。构式语法则认为每个语言结构都是一个构式,构式作为形式–意义配对体,具有独立于组构成分的整体意义[12]。“老师”因构式创新而提升了亲切度,“姓 + 老师”因构式压制,提升了距离感,降低了亲切度。

3. 范畴观分析:原型泛化与范畴限定

在称呼语中,“老师”作为一个职业范畴,其中心成员是教育工作者,但随着语义的泛化,其边界逐渐扩展,包含更多的职业和身份。而“姓 + 老师”通过姓氏限定了个体身份,限定范畴边界,维持职业典型性,形成距离感。

3.1. “老师”的语义泛化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老师”的语义扩展经历了“中心–边缘”的范畴重构过程。“老师”单独使用时范畴边界模糊,可指向教育工作者、专家、服务人员等[13],其原型意义特指“学校教育工作者”,是核心范畴,但在语言使用中,“老师”不单单指与教育行业有关的职业,不再是表示教师职业的专用称呼语,司机、修理工、领导、网络直播间的主播和观众等都可以称为“老师”。在语义上逐渐衍生出“知识传播者”“技能指导者”等边缘范畴(见图1)。

Figure 1. Prototype category model of “lǎoshī” (Teacher)

1. “老师”原型范畴模型

“老师”的语义特征[+知识权威] [+指导者] [+教育者]被弱化,产生了“去职业化”倾向,如美发师、司机、宠物医生等也可被称为“老师”。这种范畴的泛化导致其原型特征[+教育机构] [+固定师生关系] [+知识权威性]被弱化,转而强化[+可求助对象]的抽象特征。例如:

1) 原型用法:“李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好学。”钱塘小学的老师说。

(BCC语料库)

2) 泛化用法:“感谢爱好摄影、户外的各位老师和朋友们!”

(BCC语料库)

3) 极端泛化:a) “滴滴老师,我到定位地点了。”

b) “欢迎加入写作训练营,本期由运营老师带您拆解爆款文案。”

(BCC语料库)

c) “狗狗行为纠正请咨询宠物老师。”

(大众点评用户评论,2022)

例(1)是“老师”的原型用法,指在学校工作的教师,职业身份明确,例(2)这里的“老师”不代表教师职业,而是有着摄影和户外爱好的一群人互称,是一种快速拉近双方距离的称呼语,同时表示尊敬,语义较抽象,职业身份模糊不确定。可见,“老师”语义逐渐泛化,由具体变抽象。例(3)中泛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师”表示服务提供者,成为服务行业的称谓语,不论是何种职业,只要能提供某种服务,都可以称为“老师”。“老师”在服务行业中的泛化使用削弱了其教育职业属性,使得单独使用的“老师”逐渐脱离具体职业指称,演变为表达尊重的情感标记[13]。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BCC)统计显示[8],“老师”的非教育领域使用占比从2000年的12.7%上升至2020年的41.3%,证实其范畴边界持续扩展。

“老师”一词随着语义泛化,其范畴边界相对宽泛,属于广义的职业类范畴,覆盖所有教师及部分受尊敬的非教师群体,不特指具体个体。在社会交际中,“老师”的范畴模糊,普遍性提高,权威性弱化,致使其尊称意义降低,亲切度提高。

3.2. 姓氏的范畴限定作用

单独使用“老师”时,范畴模糊,突出师生关系或其他关系的一致性,致使亲切度上升;使用“姓 + 老师”,通过姓氏激活并限定具体个体范畴,如“张老师”特指某位张姓教育者,范畴边界清晰,职业属性得到强化,形成正式化表达,使亲切度降低。如:

4) 学生:“老师,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范畴模糊,亲切度高)

5) 同事:“张老师,请审核这份教案。”(范畴明确,亲切度低)

“姓”作为家族与个人的专属符号,本质上是家族荣誉与个体身份的象征,体现血统识别与身份承认。称呼“姓 + 老师”,信息核心在于“姓”,既表明教师职业身份,更凸显个人身份的独特性与独立价值。

4. 突显观阐释:关系导向与身份导向

姓氏不仅具有范畴限定作用,还具有突显作用。从突显观来看,有姓氏和无姓氏的称呼语所突显的信息不同,导致其亲切度和距离感的差异。突显理论指出,语言表达本质上是认知焦点的选择性呈现。在称呼语系统中,形式差异直接导致被突显的语义要素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认知聚焦的转移构成了亲切度差异的核心机制[14]。语言表达通过突显(figure)与背景化(ground)实现信息编排。单独使用“老师”突显交际关系中的角色,而“姓 + 老师”突显个体身份。

4.1. “老师”的关系突显机制

当“老师”独立使用时,其认知焦点落在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上,即交际双方的功能性关系,而非被称呼者的具体身份。这种突显模式符合Talmy提出的“关系框架”(relational frame)原则,即通过背景化个体特征(背景化)来强化即时互动属性(图形化) [10]。例如:

6) 商场导购:“老师,这款护肤品适合您的肤质。”

(BCC语料库)

7) 路人问询:“老师,去地铁站怎么走?”

(BCC语料库)

在这些场景中,“老师”的指称对象并不具备职业教师身份,其突显的是[+可求助性] [+临时权威]的关系特征,而非职业身份。这种突显策略消解了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异,形成平等化的交际框架,迅速拉近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致使交际双方的亲切度大幅提升。

4.2. “姓 + 老师”的身份凸显功能

姓氏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认知聚焦的方向。添加姓氏后,认知焦点转向被称呼者的社会身份。按照Croft的突显层级理论,语言形式通过突显层级区分信息焦点[15]。“姓 + 老师”构成双重突显结构:姓氏作为首要突显要素,强制激活个体身份认知,职业称谓作为次要突显要素,确认职业角色。例如:

8) 学术会议:“陈老师的拓扑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BCC语料库)

9) 学校公示:“张老师荣获省级教学名师称号。”

(BCC语料库)

此类表达中,姓氏激活对特定个体的社会认知图式,包括职称、学术成就、人际关系等,而“老师”仅作为身份确认的补充标记。这种突显模式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正名”[16]的认知惯性(《论语·子路》),即通过精确命名确立社会角色的本体论地位。比较以下最小对立对:

10) a) “老师,这个实验数据有问题。”

b) “李老师,这个实验数据有问题。”

(自拟语料)

11) a) 路人:“老师,能帮我看下地图吗?”

b) 学生:“张老师,能帮我看下论文吗?”

(自拟语料)

在例(10a)中,称呼者将对方置于临时指导者位置,亲切度较高,此时的交际重心在于传达后面的信息,称呼仅是一种即时的认知;而在例(10b)中,则通过姓氏突显唤起被称呼者的制度性身份,“姓 + 老师”通过词汇手段强制建立个体认知框架,将个体学术性身份作为突显对象。从而致使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权势量增加,亲切度降低[7]。例(11a)是问路求助的场景,“老师”作为背景信息,其重点在于后面提出的问路请求,通过背景化个体身份,构建平等交际的框架,求助者一般要刻意放低姿态,抬高对方,突显的差距性和权威性是暂时的,稳定性很弱。因此,使用“老师”来称呼提供帮助者即可达到以表尊敬和亲近的效果,亲切度高。例(11b)通过姓氏强化了职业属性,突显求助者和提供帮助者是教师和学生的身份,强化垂直的权势关系,这种上下位的关系是长久且稳定性强的,亲切度低。

5. “老师”和“姓 + 老师”的构式义

“姓 + 老师”因姓氏突显个体身份,而拉开了交际双方的距离,降低了亲切度。“老师”和“姓 + 老师”作为语言结构,根据构式的定义,“老师”和“姓 + 老师”都具有无法从其组成成分直接推知的意义和语用特点,因此二者都是构式。

5.1. “姓 + 老师”的传统构式继承

“姓氏 + 职业”构式在汉语中具有千年历史,从“孔夫子”“鲁班”到现代“王医生”“李律师”,始终承载[+正式] [+尊重]的构式义[17]。这种历时积淀使“姓 + 老师”自带制度性和距离感,平等感低,亲切度较低。

众多学者针对“姓 + 称呼语”这一语言构式的结构特征展开了深入探讨,参考郭继懋[1]、韩志刚[2]、储泽祥[3]等的研究。该构式中称谓成分的选用并非任意,而是呈现出显著的社会规约性特征。具体而言,社会地位与权力关系等社会层级要素对该构式中的称谓选择具有重要制约作用,社会地位较高的称谓更容易进入该构式。因此“姓 + 老师”作为构式,其“姓氏 + 职称”结构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姓 + 身份”称谓模式[4],如“王先生”“李经理”,承载着社会规约化的尊重意味。

“我和陈老师”“我和老师”从符号层面上看,前者我和这位老师之间的物理距离更大,比后者多了一个姓氏“陈”的字符距离。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距离象似性原理,在功能上、概念上或认知上更接近的事物在语言符号层面上也更接近。因此,在使用“姓 + 老师”时,说话人在认知上承认并肯定对方的专业权威性,刻意拉大与对方的交际距离以突出敬意。这也是所谓的“敬而远之”。

“姓 + 老师”作为形义配对体,其整体意义不等于“姓氏”与“老师”的简单相加,承载着汉语称谓系统的历史规约。而构式压制效应使得即便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姓 + 老师”,仍会激活规约化尊重意义,如年轻同事称“陈老师”时,仍保持适度距离。

5.2. “老师”的构式创新

“老师”独立构式发展出独特的语义框架,在当代汉语中呈现出显著的语义重构。根据Goldberg [18]的构式语法理论,当词汇的用法突破传统限制时,可能催生新的形义配对体。在电商直播、线上服务等新兴领域,“老师”已演变为具有[+即时服务] [+平等互动]特征的专用构式。

这种创新首先体现在句法组合的突破上。传统“老师”称呼语通常独立使用或置于姓氏之后,而在直播带货场景中,其常与第一人称代词、机构名称构成新型组合。例如:

12) 淘宝客服:“亲,老师这边为您查询订单。”(BCC语料库)

13) “我们老师团队已经验过货,绝对正品!”(薇娅直播间,2022)

14) “老师们家人们,今天价格绝对史低。”(李佳琦直播间,2021年)

15) “抖音老师们手把手教剪辑。”(《新京报》2022年12月报道)

16) “欧莱雅老师们亲自调配这款精华配方,效果看得见!”(小红书品牌专场直播,2022)

例(12)中“亲”用来称呼对方,“老师”与“这边”并列,是客服称呼自己的方式。例(13)第一人称代词“我们”与“老师”组合,提高亲切感和可靠感。例(14)中“老师们”与“家人们”并置,模糊权威边界,突显群体归属感,消解了个体身份差异性,表达一种平等与亲近,构成新型关系构式,彻底重构了该称谓语的语义内涵。此类用法消解了传统师生关系的垂直权力结构,转为强调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平等关系。在语义层面,“老师”的[+知识传授]核心特征被重新诠释为[+信息提供],如网络技术指导场景中:

17) “遇到系统问题可以随时找老师。”(BCC语料库)

这种构式创新在直播带货领域达到极致,表明构式创新不仅依赖形式重组,更需通过高频使用重构认知图式,最终完成从“职业权威”到“服务互动”的语义迁移。值得注意的是,其创新边界仍受汉语称谓系统制约——未见“名 + 老师”(如“小明老师”)的非教育场景用法,说明构式的创新存在选择性。

6. 结语

本文通过认知语言学三重视角系统阐释了“老师”与“姓 + 老师”的亲切度差异:通过原型范畴理论有效解释了原型泛化与语义限定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独立称谓“老师”通过职业范畴的边界扩展实现了语义革新和泛化。突显观的认知配置分析表明,“姓 + 老师”结构中姓氏标记的显著性特征激活了身份导向的认知模式,与独立称谓的关系导向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构式理论的历时–共时双维考察揭示独立称谓的构式化创新源于服务经济对平等化交际的需求,而传统“姓氏 + 职衔”构式则通过压制机制维持其正式性特征。研究结果对汉语称谓教学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可在二语教学中区分不同语境下称谓形式的语用功能差异。未来研究可将该分析框架应用于其他称谓系统(如网络称谓、新生职业称谓)的变异研究,验证该理论模型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 郭继懋. 常用面称及其特点[J]. 中国语文, 1995(2): 90-99.
[2] 韩志刚. 现代汉语社会面称语的组合规则及其功能[J]. 汉语学习, 2001(1): 71-74.
[3] 储泽祥. “老小∙姓 + 称谓性指人名词”格式的使用情况考察[J]. 语言文字应用, 2003(3): 29-33.
[4] 吴晓君. “姓 + 称呼语”一类结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5] 周慧芸. 对“老师”称谓语泛化的语用解读[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4, 32(2): 5-7.
[6] 孟悦. 称谓语“老师”泛化探因[J]. 汉字文化, 2020(6): 79-80.
[7] 武秀文. 称呼语“老师”和“姓 + 老师”的等同量、权势量及语用特点分析[J]. 汉字文化, 2025(1): 194-198.
[8] 荀恩东, 饶高琦, 肖晓悦, 臧娇娇. 大数据背景下BCC语料库的研制[J]. 语料库语言学, 2016, 3(1): 93-109+118.
[9] Bybee, J.L. (200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rammaticalization: The Role of Frequency. In: Joseph, B.D. and Janda, R.D.,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lackwell, 33-35.
[10]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IT Press.
[11]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
[12]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 刘永厚. 汉语社会称谓语的语义演变[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
[14] Langacker, R.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Croft, W. (2012)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248582.001.0001
[16] 孔子. 论语[M]. 张燕婴,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7]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8] Goldberg, A.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