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长期以来，译者始终处于“隐性”的位置，直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后，其地位逐渐得到重视。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应在忠实表达原文意思的基础上，注入主观认知。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体现了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The Kite Runner》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该作品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处女作，围绕阿米尔和哈桑之间的友情、背叛和救赎的故事进行展开。该书自2003年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本文选取两种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译者分别来自中国台湾的李静宜以及中国大陆的李继宏。本文笔者将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旨在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对原作及其两个中译本在词汇选择、句子理解以及翻译策略选择三个方面的特点与差异进行深入剖析，以及分析译者是如何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希望对翻译主体性差异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此外，通过分析对比，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
2. 译者主体性
2.1. 译者主体性概述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传统的翻译观长期忽略译者的作用，将其“隐性化”及“边缘化”。造成译者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朱玉，魏立，2021) [1]。一方面，与文化传递的单向认知有关。在文化交流中，人们往往更加关注文化的输出，而对文化输入中的翻译环节不够重视，认为翻译只是将外部文化引入，没有像原创作品那样对本土文化有直接塑造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这也与社会历史有关。在社会发展早期，国际交流相对较少，对翻译的质量要求不高，翻译活动没有形成大规模产业，从而导致社会对译者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此外，长期以来，译者受到历史局限性影响，将原著和原作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定位为“仆人”，弱化了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这些关于译者形象的比喻，既在一定程度上喻指了翻译的特点和困难，同时也隐含了对翻译和译者的价值评判(查明建，田雨，2003) [2]。
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其地位有所变化，因此译者所发挥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更加强调译者的地位。译者不再是被动地传递信息，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意义的构建和文化的传递。另一方面，文化转向后出现的理论，如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会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文学素养等对原文进行改写，这无疑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让译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主体。
同时，随着译者的地位不断凸显，也促使了译者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翻译能力，积极主动地在翻译中促进文化交融与传播，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译者的觉醒：翻译时，应以不损害译文读者的接受主体地位，保证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得以顺利进行为前提(杨琴，2006) [3]。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考虑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仍然可以创造出佳作。
2.2.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体现得尤为突出。文学作品不免有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给译者提供了广阔的解释空间。文学作品翻译并非仅仅是忠实传达原文语义与作者意图，更是要追求更高层次的表达效果：既要呈现原作风格，传递文学价值，又需兼顾目标语言和文化差异。以《The Kite Runner》的两种中译本为例，译者便基于各自对文章的理解程度，展现出翻译主体性。译者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文本的习惯性把握(杨莉等人，2020) [4]。不同的把握程度，其展现出的译本自然也各不相同。
文学作品翻译涉及到作者、译者和读者等主体，然而其重点还是原作与译作之间的转换。文学翻译的主体并不限于译者，而是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译作不是译家创造的客观，而是为上述三者共同创造，只是翻译家在这三者中间处于中心的位置(许钧，2003) [5]。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在多方付诸实践后共同产生的结果，而译者在该过程占据主要地位。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译者应根据翻译目的对原文的理解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若想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和文化韵味，可采用异化策略；若想让译文更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译者则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此外，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考虑到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及情感意义等。不同译者会因性别、生存环境、认知和翻译水平等的差异，对原文会有不同的理解。
3. 译者主体性在译本中的体现
3.1. 词汇选择
本节将对原文进行详尽分析，并对两个中译本在词汇选择上的差异进行比较。通过这一过程，可以深入了解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如何理解并准确把握原文，进而形成各自独特的译文表达。
Example 1
原文：The Kite Runner [6]
译文1：《追风筝的人》(李继宏，2006) [7]
译文2：《追风筝的孩子》(李静宜，2006) [8]
分析：李继宏译“追风筝的人”，这里的“人”不仅仅指的是阿米尔、哈桑，还指的是阿富汗人民。毋庸置疑，“人”首先指的是主人公阿米尔。他是一个富家少爷，与仆人哈桑从小一起长大。然而，在一次风筝比赛中，阿米尔目睹了阿塞夫对哈桑的羞辱，但却因懦弱背叛了哈桑，而哈桑却依然忠诚于阿米尔。多年后，阿米尔知道哈桑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了救赎自己的过错，回到阿富汗寻找哈桑的儿子索拉博。在这个过程中，阿米尔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和成长，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人”也可以指代哈桑。哈桑是阿米尔的仆人，也是他的好朋友。哈桑勇敢、忠诚，为了阿米尔愿意付出一切。他的存在让阿米尔意识到了自己的懦弱和自私，也促使阿米尔踏上了救赎之路。此外，“人”还可以泛指所有的阿富汗人民。小说通过阿米尔的视角，展现了阿富汗人民在战争及塔利班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对和平、自由和尊严的渴望。
李静宜译“追风筝的孩子”，其中“孩子”主要指的是阿米尔和哈桑。他们在阿富汗度过了童年时光，一起放风筝、玩耍，相伴左右。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种种原因，阿米尔离开了阿富汗，而哈桑则遭遇了不幸，情同手足的两个人自此分道扬镳。“孩子”这个词象征着他们曾经的纯真和无忧无虑。同时，“孩子”也可以指代哈桑的儿子索拉博。索拉博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经历了许多苦难，最终在亲叔叔阿米尔的帮助下获得了救赎，与此同时，阿米尔在一定程度上，也救赎了自己。索拉博的经历反映了阿富汗儿童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对和平和幸福的向往。此外，“孩子”还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未来和希望。尽管阿富汗经历了许多苦难，但孩子们仍然充满活力和希望，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在书名翻译中，两位译者所选择的词汇各不相同。译者需要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感受，选择最合适的词汇来传达作品的主题和情感。经过上述分析，李继宏译成“人”字，强调了个体的身份和角色，突出了主人公阿米尔的自我追寻和成长；而李静宜译成“孩子”则更强调了故事中的童年生活，给读者一种纯真、质朴的感觉。
《追风筝的人》和《追风筝的孩子》这两个书名的翻译都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选择了最合适的词汇来传达作品的主题和情感。“人”和“孩子”这两个词不仅代表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还象征了人性、成长、救赎和希望。
Example 2
原文：One day last summer, my friend Rahim Khan called from Pakistan. (Hosseini, 2003: 2)
译文1：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李继宏，2006：1)
译文2：去年夏天，有一天，我的朋友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电话给我。(李静宜，2006：1)
分析：译文1将“last summer”译为“今年夏季”，这表面上看起来与原文“One day last summer”的意思不符，实则是译者精心处理。
小说第一章，作者已经交代了故事发生于2001年12月，此时阿米尔38岁，他回忆起自己12岁时与哈桑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接着，故事跳回到2001年，阿米尔接到了拉辛汗的电话，得知哈桑死讯和他儿子索拉博(阿米尔的亲侄子)的处境，这通电话让阿米尔决定回到阿富汗，踏上救赎之路。仔细阅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last summer”在此的意思并非为去年夏天，因为作者是以2001年12月，正值深冬时节的视角去回忆夏天的那通电话。由此可知，这里的“last”，应该取其另一含义即“最近的、刚过去的”才妥，该意义在剑桥英英词典中的解释为“(being) the most recent or the one before the present one”，也就是指“刚过去的夏季、最近的夏季”即2001年的夏季。所以译者李继宏将“One day last summer”译为“今年夏季的某天”是再合适不过了。
相较于译文2，译者李静宜在理解和把握原文方面尚显不足。按照常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去年夏天”显得较为刻板浅显，缺乏灵活性。这反映出译者在深入剖析原文内涵方面尚存欠缺，未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原作的精神实质。
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两位译者均有所展现，他们均对原文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在此基础上，两位译者进行了词汇选择，以完成译文的构建。尽管译文2存在错译现象，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然而，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尽可能避免消极层面的体现，以确保翻译质量和准确性。
3.2. 句子理解
Example 3
原文：Everyone agreed that my father, my Baba, had built the most beautiful house in the Wazir Akbar Khan district, a new and affluent neighborhoo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Kabul. (Hosseini, 2003: 3)
译文1：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李继宏，2006：4)
译文2：瓦吉·阿卡巴汗区是新兴繁荣地带，位于喀布尔北区。每个人都说我父亲，我的爸爸，盖了这个地区最美丽的一幢房子。(李静宜，2006：2)
分析：原文“my father, my Baba”，原作者在此重复“我的父亲”这一人物，是想要强调父亲这一角色的重要性。阿米尔的母亲因生产失血过多而死，阿米尔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父亲希望阿米尔能够成为一个勇敢、有责任和担当的人，但事与愿违，阿米尔的性格懦弱，这让父亲感到些许失望，导致父亲对阿米尔的态度比较严厉，在此重复是想表达父亲这一角色在阿米尔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希望父亲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此外，作者在此还将“Baba”大写，从文学角度来看，这种写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手法。通过将“Baba”大写，作者赋予了这个词特殊的意义，阿富汗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在其社会结构中，父亲扮演着权威和力量的角色，孩子往往被视为父亲的附属，而女性则不幸地被置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即“他者”。所以，这里的“Baba”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称呼，更成为了一个代表着权威和力量的父亲的象征。同时，“Baba”作为重叠式合成词，通常在日常口语中出现，并带有一定的亲昵色彩，这些文字是作者以现在回忆过去的视角而写成，体现出成年后的阿米尔陷入幼年的回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阿米尔内心深处对父爱的深切渴望与敬畏之情。
对于译文1，译者没有重复译出“my Baba”，只是以“我父亲”三个字简单带过，而译文2，译者不仅更忠实于原文，将“my father, my Baba”译为“我父亲，我的爸爸”，也传达了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同时，由于两位译者的性别不同，对原作的理解角度和把握程度也不同，导致所译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作为男性的大陆译者李继宏，可能没有来自中国台湾女性译者李静宜译的细腻。
Example 4
原文：“This is a husband?” she would sneer. “I have seen old donkeys better suited to be a husband.” (Hosseini, 2003: 6)
译文1:“这是个丈夫吗？”，她会冷笑着说，“我看嫁头老驴子都比嫁给他好。”(李继宏，2006：10)
译文2：“这是个丈夫吗？我看过比他还像个丈夫的老驴子呢。”她会这样冷笑说着。(李静宜，2006：7)
分析：这句话是哈桑母亲莎娜芭嘲笑阿里相貌所说的话。莎娜芭是一个美丽但放荡不羁的女人。表面来看，莎娜芭是嫌弃哈桑的兔唇和阿里的外貌而离开，但实际上，她可能是无法选择，唯有离开。莎娜芭是在阿米尔母亲死后的两个月里怀的哈桑，而这两个月恰好是阿米尔父亲最孤独无助的日子，就是这样一段痛苦的生活，让阿米尔父亲犯下了无法原谅的错误。阿米尔父亲和阿里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阿米尔父亲不想破坏这段兄弟情，最好的办法是让莎娜芭离开。作为身份低贱的哈扎拉人，莎娜芭没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从Example 4，我们可以看出，李继宏在翻译时会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接受能力，译本整体语言更加简练，译文更显流畅，贴近中文的日常表达习惯，翻译策略偏归化。比如“我看嫁头老驴子都比嫁给他好。”这样的表述通俗易懂，更符合中文的语言逻辑和说话方式，将译文处理得更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李静宜译“我看过比他还像个丈夫的老驴子呢”，这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语义，但相对而言，在语言的自然流畅度上可能稍欠一些。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李静宜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选择，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结构和表述顺序，体现出异化的翻译策略，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给读者在理解上带来一定的挑战，但也能激发读者对文本的深入思考。
总的来说，两个中译本都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二者都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深入理解和分析的建树。原文，并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进行了再创造，为读者呈现了两个具有不同特色的译本，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译文的传达效果。
Example 5
原文：They said Ali had married his cousin to help restore some honor to his uncle’s blemished name, even though Ali, who had been orphaned at the age of five, had no worldly possessions or inheritance to speak of. (Hosseini, 2003: 6)
译文1：他们说阿里娶他的表妹，是为了给声明受辱的叔叔恢复一点荣誉，尽管阿里五岁痛失怙恃，也并无值得一提的财务或遗产。(李继宏，2006：10)
译文2：他们说，阿里娶堂妹是为了帮叔叔洗刷被玷污的名声，虽然阿里五岁就成了孤儿，也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财产或遗产的东西。(李静宜，2006：7)
分析：在这两个中译本中，译文1使用了“声明受辱”、“痛失怙恃”、“值得一提”四字格的表达，在中文里这些是很常见的说法。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更加符合中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表达。同时，“怙恃”一词的运用，体现了译者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了解，同时也体现译者对中国古雅词汇的偏好，展现出一定的文学性，但可能对一些读者来说理解上稍有难度。
李静宜的译文“帮叔叔洗刷被玷污的名声”则采用了更加直接的表达方式，使用了“洗刷”和“玷污”的词汇，这些词汇在中文中同样能够传达名誉受损的含义。而“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财产或遗产的东西”则是对“no worldly possessions or inheritance to speak of”的直译，这种译法虽更加贴近原文的结构，但在情感表达上可能不如译文1强烈。
在处理文化差异时，两个译文都考虑到了中文读者的接受度。例如，“cousin”在中文中通常指的是“表亲”，而“堂妹”则更加具体地指明了是“叔叔的女儿”，这可能更符合中文读者的期待。
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方面，两个译文都做到了忠实原文。但在表达方式上，译文1更加文绉绉，使用了较多的成语和四字短语，而译文2则更加简洁直白。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译文1可能更加符合喜欢文学性较强、情感丰富的读者的口味，而译文2则可能更适合那些喜欢直接、简洁表达的读者。
此外，与中国文化相比，英语国家在亲属称谓上相对分得没有那么细致。例如，在英语中，像“uncle”可以指代叔叔、伯伯、舅舅等多种亲属关系，同样，“cousin”也可以涵盖堂兄妹(姊妹)、表兄妹(姊妹)等；而对于表亲、堂亲等的区分也不像中文那样明确。从普遍情况看，英语在亲属称谓的细分程度上相对较为简单。在Example 4中，两位译者将“uncle”都译成“叔叔”，但在“cousin”的译法上却不尽相同，“叔叔”是父亲的亲弟弟，也就是说，莎娜芭是阿里亲哥哥的女儿，也是阿里的堂妹，这样一来，在对比两个中译本，可以发现，李静宜对原文的细节把握更加精准，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在称谓上的博大精深。
两个译文各有千秋，李继宏的译文在情感表达和文化适应性方面做得更好，而李静宜的译文则在忠实原文和细节方面有所优势。
3.3. 翻译策略选择
Example 6
原文：“I’m going to the baker to buy ‘naan’,” he said from the other sid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if you wanted to come along.” (Hosseini, 2003: 6)
译文1：“我要去烤馕店买馕饼，”他在门外说，“我来……问问要不要一起去。”(李继宏，2006：86)
译文2：“我要去烘焙坊买南饼，我在想……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他在门外说。(李静宜，2006：7)
分析：在译文1中，译者将“naan”翻译为“馕饼”，将“baker”翻译为“烤馕店”。“馕饼”一词虽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但在中文语境中并非全然陌生，中国亦存在与之相似的食品。“馕”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一就是“维吾尔族创造说”，大部分人都认为馕是维吾尔族人民创造并特有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维吾尔族祖先回鹘时期。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名为“馕”的主食颇为常见，烤馕店更是遍布各地。由此可见，译文1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使源语文化元素向目的语文化靠近，让读者更容易从自身熟悉的概念去理解，使译文流畅自然，同时也减少了文化隔阂，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译文2将“naan”翻译为“南饼”，在中文里，这是一种不太常见的且生硬的表达，从而凸显了异域特性，强调对源语文化特色的保留；将“baker”翻译为“烘焙坊”，相对来说没有译文1的“烤馕店”那样进行了更多向目的语文化的归化处理，保留原作的独特性，是很常见的异化的翻译策略，这样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读者的思考与想象，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窗口。
4. 结语
本文章以《The Kite Runner》两个中译本为例，主要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从词汇选择、句子理解和翻译策略选择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李继宏和李静宜两位译者的中译本。
在词汇选择上，分别以两版中译本的书名和对原作理解和词汇选择为例。在书名的翻译上，二位译者各有千秋，在翻译过程中，都有着自己的考量和目的；在深入剖析原作精髓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对于同一部作品的翻译，不同的译者往往会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理解方式与翻译风格。由此可见，译者李继宏翻译功底扎实，对原文的理解到位，相比之下，中国台湾译者李静宜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这种偏颇在译文的重现过程中，有时会导致一些错译和误译的情况出现，进而可能引发读者对原作理解的偏差。
在句子理解上，李继宏在某些方面没有李静宜细腻，比如在称谓上，尽管英语分的没有那么细致，但目的语为分得比较清楚的中文，所以在翻译成中文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这样能够让目标读者能更清晰地缕清人物关系，了解故事梗概。
在翻译策略选择上，我们不难看出，李继宏的译文更注重归化，语言简练流畅，更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使得译文更具有可读性。而李静宜的译文更多地采用了异化，忠实于原文的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作的独特性，但可能在理解上更具挑战性。
综上，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活泼的角色，其主体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译者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应该鼓励译者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创造出更佳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