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走出去”的底气所在。《诗经》的内容丰富、语言优美、音韵和谐。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中华文明早期诗歌艺术的典范，《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研究中具有经典地位。其文本中的自然意象不仅是周代先民认知世界的诗意表达，更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从诗歌创作角度看，意象通过比兴手法的运用，在具体物象与抽象情感之间建立起隐喻联系，其中蕴含着众多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无独有偶，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实质上是地方性知识走向世界化的过程，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跨文明的知识空间，推动人类共同体的认知边界不断拓展与融合。这种理论建构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工具论窠臼，将翻译实践与行为知识互联互通相结合[1]。译者将《诗经》翻译为英文，就是将其中的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行为。目前，国内外关于《诗经》英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与传播研究，关于自然意象传递的研究较少。
本文运用知识翻译学理论成果，从“以真求知、以善立意、以美行文”角度，对许渊冲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中的自然意象进行赏析。以期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外译实践提供新视角。
2. 理雅各与许渊冲的《诗经》英译
在诗经的众多译本中，理雅各与许渊冲的译本尤其出彩，两人的译本各具特色。
迄今为止，对于汉译《诗经》，国内外已有专门性研究论著10数部篇。理雅各(James Legge)于1871年完成的《诗经》散体英译本，是西方学术界首次呈现的完整英译版本。该译本的前言部分共计182页，其中包含附录，并附有详尽的注释与明确的文献来源，同时辅以汉字对照。自出版以来，该译本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赞誉，并持续被视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经典译作[2]。
理雅各对《诗经》的解读“原则上就像对待《圣经》一样，严格、彻底地服从权威版本的解释，即使在产生怀疑的地方也不例外”[3]。
在许渊冲的翻译生涯中，《诗经》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深刻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智慧和情感世界。许渊冲凭借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精湛的翻译技巧，将《诗经》中的经典篇章翻译成英文，使得这些古老而美丽的诗歌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与世界各地的读者产生共鸣。
许渊冲作为中国本土诗人翻译家，以“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为指导，主张通过“创译”实现古典诗歌的跨文化重生。他致力于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深邃含义与诗意境界，同时严格遵循诗歌的韵律与节奏，精心规划诗行与字数，以维系译文的和谐与统一。在语义层面，他通过意象淬炼(如“杨柳依依”化译为“willows shed tear”)激活原诗的意境；在形式层面恪守音步结构与韵式规制，以缜密推敲的诗行维系原诗的格律(如四音步对仗工整，AABB韵式循环复现)，使译文兼具抒情张力与听觉和谐。相较之下，理雅各则更侧重于对原文的忠实传达，他倾向于直译与意译并用，力求精准表达诗人的真挚情感。他受其低语境文化背景影响，更注重通过明晰的语言进行信息传递：译文刻意强化逻辑衔接词(添加“therefore”，“however”等)，并运用维多利亚时期典雅英语(如“thee”，“thou”等)，体现了其严谨与细致的翻译态度。
3.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诗经》英译
知识翻译是促进知识传播的手段之一，其致力于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从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1]
为了确保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效度，知识翻译学从“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语言符号转换的局限，将翻译视为知识真实性、伦理价值与审美体验的系统性建构与传递过程，为跨文化知识传播提供了实践指引。
作为框架的认知根基，“以真求知”要求译者译出真义，展现知识本身，以恰当的目标语言进行知识传递，确保知识的客观性与完整性不受语言差异影响，避免因语义偏差导致的意义损耗[4]。这种对“真”的追求，构成了知识翻译的本质性基础。
在伦理维度上，“以善立意”强调翻译活动的价值导向性。译者需在忠实解读原文意图的同时，兼顾目标文化的价值诉求，传递符合文明发展规律的思想观念。这一标准要求译者既避免机械直译导致的文化冲突，也防止过度归化引发的意义失真，而是通过伦理层面的审慎考量，推动不同文明在知识共享中达成认知与价值共识，为跨文化对话奠定良性互动的基础。
在审美层面，“以美行文”关注知识传播的语言艺术维度。译者需在忠实于原文精神内核的前提下，贴合目标语言的审美习惯与表达规范，通过精妙的修辞策略、和谐的韵律节奏与恰当的文本结构，让知识以生动优美的语言形态得以呈现。这种审美建构并非对形式的片面追求，而是通过提升译文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增强知识的感染力与接受度，实现内容价值与形式美感的有机统一。
三大标准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以真求知”奠定知识传播的本质基础，确保知识内核的真实可靠；“以善立意”确立价值导向，赋予传播过程伦理深度；“以美行文”构建审美维度，提升知识传递的接受效能。它们共同统摄于跨文化知识建构的动态过程中。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诗经》的海外译介与研究已跨越一个半世纪。然而，这部承载中华古代知识的经典著作，其蕴含的文化知识体系长期受制于文化隔阂的桎梏，在跨文化传播中逐渐异化为具有边界局限的“地方性知识”，始终未能真正实现与海外读者的深度对话。针对这一痼疾，知识翻译学理论构建的“真、善、美”三维翻译准则——“以真求知”的认知维度、“以善立义”的伦理向度与“以美行文”的审美维度，为突破文化壁垒提供了系统性的方法论支撑。这一创新理论框架既保持了对翻译本质规律的科学把握，又开创了文化外译实践的新范式，或可成为破解典籍外译困境的有效路径。下文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入手，从以真求知、以善立意、以美行文三个角度探究许渊冲与里雅各《诗经》英译本中的自然意象传递策略。
3.1. 以真求知
在知识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中，“以真求知”是框架的根基所在。知识翻译学认为，译者要从主观上理解和认可所译的知识，同时，也要求译者译出真意。“忠实”对于译者而言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虽然理想性的忠实原则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极难实现，随着主体性的提升，学界也意识到这种忠实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将知识在另一语言环境中尽可能地还原仍然是译者的首要任务[5]。
理雅各翻译《诗经》时，以忠实原文为宗旨，注重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力求准确传达诗人情感，同时辅以详尽注释，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既保持了诗歌的原始韵味，又便于读者理解诗歌背后的深厚历史文化。
例1
《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Muh kwa
There was presented to me a papaya,
And I returned for it a beautiful keu-gem
Not as a return for it
But that our friendship might be lasting
(理雅各 译)
Gifts
She throws a quince to me,
I give her a green jade
Not in return, you see,
But to show acquaintance made.
(许渊冲 译)
《诗经·木瓜》出自《诗经·国风·卫风》，为现今传颂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理雅各译本在文化传真与诗学重构层面展现出多维度的翻译智慧。原诗中“木瓜”是核心意象，代表对方馈赠的普通礼物。理雅各译为“papaya”(木瓜)，虽现代汉语中“木瓜”与西方“papaya”(番木瓜)在植物学上略有差异(中国木瓜属蔷薇科，西方papaya属番木瓜科)，但他选择以目标语言中最接近的对应词直译，而非意译或省略，保留了“以果实为礼”的文化场景。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因语言转换导致的物象模糊，让西方读者能直观感知“投桃报李”的互动模式——用日常果实(木瓜)与贵重玉器(琼琚)形成对比，凸显“礼轻情意重”的核心内涵。“琼琚”作为美玉，是回报的象征，理雅各译为“beautiful keu-gem”。其中“keu”是“琚”的音译，“gem”(宝石)则补充说明其贵重属性。这种“音译 + 意译”的结合，既保留了原诗中“琼琚”作为特定玉器名称的文化符号(避免笼统译为“jade”)，又通过“beautiful”强调其美学价值，确保“以珍贵器物象征深厚情谊”的逻辑链条在译文中完整呈现，未因语言差异丢失“礼物等级对比”的关键信息。就译诗而言，要给人原诗的生动逼真的印象，需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风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诗译诗”[6]。整体而言，理雅各通过物象对应与逻辑复现，让“投木瓜–报琼琚–结永好”的行为链条在译文中清晰可辨，实现了知识翻译学“以真求知”的基本要求——在跨文化传播中守住原诗的意义内核，让西方读者能通过语言符号感知中国古代“以物寄情、以礼定交”的文化逻辑，避免因过度归化或随意改写导致的知识失真。
许渊冲教授的译文以简洁流畅的语言精准传递了《卫风·木瓜》的核心意蕴，通过“quince”与“jade”的意象对位，生动再现了古代礼尚往来的互动场景。译者创造性地采用“acquaintance made”阐释“永以为好”的深层情感诉求，既保留了原诗含蓄隽永的特质，又以口语化的“you see”增强叙事的对话感。全篇采用ABAB韵式，通过“jade”与“made”、“me”与“see”的音韵呼应，在英语语境中成功复现了《诗经》特有的韵律美。译本在忠实与创造之间取得平衡，既准确传达了“匪报也”的转折深意，又以现代英语的诗性表达使两千年前的东方情感跨越时空产生共鸣，实现了古典诗歌翻译中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的双重转码。许渊冲对《木瓜》的英译以“求真”为准则，在物象选择上追求植物学与文化功能的双重适配(如“quince”对应“木瓜”)，在情感逻辑上清晰复现“重情轻利”的核心内涵，既避免了因直译导致的理解障碍，又守住了原诗的意义内核。尽管受限于中英文化差异，部分细节(如“永以为好”的“长久”)未能完全对等，但“以普通果实象征平凡心意，以美玉象征情谊厚重”的核心知识要素被准确传递，为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古代“以物寄情、以礼传谊”的文化逻辑提供了真实且易读的载体，符合知识翻译学“以真求知”的本质要求——让跨文化传播中的知识既不失其“真”，又能在目标语境中自然“落地”。
3.2. 以善立意
“以善立义”，要求译者怀抱善意。译者之善核心在于平等，这种平等既体现在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平等性，也体现在“去中心化”以及各种地方性知识的平等性[7]。这里的“善”，指的是翻译时要秉持善意，考虑目标文化的接受度和价值观，让译文不仅准确，还要有积极的导向。比如，译者在翻译涉及文化差异的内容时，不能只机械地直译，也不能为了迎合目标文化而随意改变原意，而是要在尊重原文核心思想的基础上，调整表达方式，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善意和共通的价值。例如，翻译带有伦理观念、道德准则或人文精神的内容时，要确保这些价值观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被误解或扭曲。
例2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who’s the man coming forth,
Like a whirlwind which roar.
(理雅各 译)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
(许渊冲 译)
理雅各的译文保留了“杨柳”“雨雪”的核心意象(“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如实呈现了季节对比的画面感。同时，他添加了原文未明写的情感句“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将原诗隐含在景物中的哀婉情绪直接点明。这一处理考虑到西方诗歌传统中“直抒胸臆”的表达习惯——中文诗歌擅长“借景抒情”，而西方读者可能更需要明确的情感引导才能捕捉到景物背后的沧桑感。通过这种“适度显化”，译者避免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情感断裂，让西方读者能直观理解“以景寄情”的东方审美逻辑，体现了“善”的伦理导向：在尊重原文含蓄特质的同时，主动为目标读者铺设理解的台阶，促进“时光流逝与人生感慨”这一普世主题的跨文化共鸣。
许渊冲的译文更注重意象的生动性与情感的直观传递：“Willows shed tear.”(杨柳流泪)将“依依”拟人化为“流泪”，赋予柳树以人的悲伤情感，直接呼应离别之愁；“Snow bends the bough.”(雪压枝条)用“bends”(压弯)强化大雪纷飞的沉重感，暗合归乡时的艰辛。这种处理舍弃了直译的机械性，转而用英语中常见的拟人化修辞(“shed tear”)和动态描写(“bends”)，让景物意象更贴近西方读者的情感认知习惯。同时，四句诗采用对仗工整的“ABAB”韵式(here/tear; now/bough)，重现了原诗的韵律美，增强了译文的感染力。许渊冲的“善”体现在：通过符合目标语言审美习惯的创造性转化，让东方诗歌的情感内核以更易接受的方式“落地”，既保留了“情景交融”的诗意，又打破了文化隔阂，使“离别与归乡”的人类共同体验跨越语言障碍产生共鸣。
理雅各偏向“忠实显化”：通过直译意象 + 补充情感，确保文化符号(如“杨柳”作为离别象征)的原生性，同时弥补中西抒情方式的差异，让译文成为“理解之桥”。而许渊冲偏向“活化共鸣”：通过意象改写 + 诗性表达，弱化文化特异性(如不纠结“杨柳”与西方柳树的象征差异)，强化情感共通性(如用“流泪”直接传递悲伤)，让译文成为“情感之桥”。
两者的共同“善”意在于：均以促进跨文化理解为出发点，避免因直译导致的晦涩或因过度归化导致的意义流失。理雅各更注重“文化传真”中的伦理责任(不扭曲原文逻辑)，许渊冲更注重“接受效度”中的伦理关怀(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但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诗经》的人文精神在异文化语境中实现良性传播，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善意纽带。
理雅各与许渊冲的翻译策略虽路径不同，但都在“以善立意”的框架下完成了伦理使命：前者通过“显化”守护文化特质，后者通过“活化”拥抱普世情感，共同让两千年前的东方哲思在跨文化交流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推动人类对“时光、离别与生命体验”的共同思考。
3.3. 以美行文
从知识翻译学中的“以美行文”，强调翻译不仅要准确传递内容，还要让译文在语言表达上具有美感，符合目标语言的审美习惯，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与原文相近的艺术体验。这里的“美”，不是刻意追求华丽辞藻，而是指译文要在语言形式、韵律节奏、修辞效果等方面贴合目标文化的审美标准，让知识以生动、流畅、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呈现。
根据翻译美学，译者是审美活动的主体，原文为审美活动的客体。许渊冲认为，“译诗要以‘美’为出发点，将原诗的意境、音韵和形式统一起来，尽可能地译出古诗的独特韵味，以飨读者”[8]。
“以美行文”在《诗经》翻译中，就是让译文既保留原诗的意象(如杨柳、雨雪等具体景物)、韵律(节奏与押韵)和情感(借景抒情的内涵)，又用目标语言中自然流畅的表达呈现出来，让西方读者不仅“看懂”意思，还能“感受到”原诗的画面美、节奏美和情感美，使古老的中国诗歌在跨文化传播中依然充满感染力，实现“意美、音美、形美”的统一。
例3
《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There he is gathering the dolichos! Is like three seasons!
A day without seeing him There he is gathering the mugwort!
Is like three months! A day without seeing him
There he is gathering the oxtail-southerwood! Is like three years!
A day without seeing him.
(理雅各 译)
One Day when I See Her Not When her I do not see,
To gather vine goes she One day seems long as seasons three.
When her I do not see, To gather herbs goes she.
One day seems longer than months three. When her I do not see,
To gather reed goes she. One day seems longer than years three.
(许渊冲 译)
《王风・采葛》中“葛”“萧”“艾”既是劳动场景的具象化，也是思念情感的载体。理雅各采用直译策略，将其译为“dolichos”(葛)、“mugwort”(萧)、“oxtail-southerwood”(艾)，虽精准对应原诗的植物名称，却因词汇专业性较强，可能让普通英语读者感到陌生，削弱意象的亲切感。许渊冲则选择更贴近英语日常认知的“vine”(藤)、“herbs”(草)、“reed”(苇)，虽未严格对应原植物种类，却通过简洁通俗的词汇，让“采藤–采草–采苇”的劳动画面更易被感知，为译文的韵律美让步，实现了意象的“去专业化”与场景的生动性。
此外，理雅各的译文偏向散文化表达，如重复使用“There he is gathering…”强调劳动场景，句式较长且结构松散，虽准确传递了“采葛–思念”的逻辑链条，却因缺乏诗歌应有的节奏感，更贴近“以真求知”的知识传递，而在“以美行文”的形式层面稍显逊色。许渊冲的译文则更符合英语诗歌的审美习惯，采用简短对称的句式(如“When her I do not see, One day seems long as seasons three”)，通过押韵和重复结构形成紧凑的韵律，既保留了原诗“一日不见，如隔X秋”的感叹语气，又让情感在流畅的语言节奏中自然流露，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理雅各与许渊冲在《采葛》英译中展现了“以美行文”的不同路径：前者如“文化传真者”，通过直译植物名称和精准对应时间词，守住原诗意象的“形”与“真”，却在通俗性和韵律上有所取舍；后者如“诗意再造者”，通过简化意象、强化韵律，让译文更贴近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赋予古老诗歌新的语言生命力。二者虽侧重点不同，却共同致力于在跨文化传播中保留《诗经》的意象之美——理雅各以“物象准确”为基，许渊冲以“韵律生动”为翼，让“一日不见”的深切思念跨越语言界限，既成为可被理解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能被感受的诗意表达，体现了知识翻译学“以美行文”中内容与形式、忠实与创造的辩证统一。
4. 结语
意象，作为诗人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交织的产物，对于诗歌情感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诗经》中，大量自然意象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诗歌的文化内涵，也赋予了其深厚的情感意蕴。《诗经》中的隐喻意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翻译的优劣关系到能否再现作者的审美追求和作品的艺术效果以及能否唤起译入语读者阅读时的共鸣[9]。知识翻译学从知识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出发，对翻译的本质和价值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同时深入探讨了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以及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复杂关系。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以译入语为媒介，对源语文化知识进行重构和传播的过程。
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诗经》中的自然意象翻译体现了译者对“以真求知、以善立意、以美行文”的多维实践。理雅各与许渊冲在处理“木瓜”“杨柳”“雨雪”“葛萧艾”等自然意象时，展现出不同的翻译策略与美学追求。理雅各偏向直译与文化传真，许渊冲则侧重意译与诗意再造，二者虽路径不同——理雅各以“物象准确”守护文化特质，许渊冲以“韵律生动”促进情感共振——却共同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了自然意象的双重转码：既保留《诗经》“以自然意象承载伦理与审美”的本质特征，又通过目标语言的适配性转化，让草木、雨雪、藤苇等意象成为连接中西的文化桥梁，使古代中国的自然哲学与人文精神在异文化语境中既不失其“真”，又富有接受之“善”与行文之“美”，最终达成知识翻译学所追求的内容、伦理与形式的辩证统一。
通过对《诗经》进行翻译和传播，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而推动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此过程中，译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接收者，更是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在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转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诗经》的英译工作，正是将璀璨的中国诗歌文化带入西方视野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