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清代小说中存在大量“性别易位”文学现象。这些文学现象在民间发展过程中，将底层的市井生活更加大众化与市井化表现出来，更加直白描写物欲与肉欲，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封建礼教以及规范制度，从内部与时代对于性别认知的刻板印象分庭抗礼。新的历史条件的出现，使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下的两性认知与生物学上的两性认知形成了壁垒。虽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打破传统规范，但“两性更易”的现象已然出现，并在坊间被底层文人灵活地转变成小说中的“性别易位”写作倾向。本文以清代小说《红楼梦》为例，对“性别易位”现象进行探析，择取作者在《红楼梦》中对这一现象的主要写作内容展开论述，结合时代背景和作者人生经历，揭示小说中“性别易位”成因，以及它对当今时代性别平等化、个人性别发展多样化的进步启示。
2. “性别易位”现象概念界定及其在《红楼梦》中的成因
2.1. “性别易位”概念界定
虽然笔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尚未发现对“性别易位”这一概念的准确定义，但试图通过对与“性别易位”相关的文章与理论的剖析，结合西方的心理学研究和传统认知下的性别定位，给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出现的“性别易位”现象的相对合理的概念与解释。
“性别易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方面是指医学上的性别认知障碍，即“由于个体在胚胎期的性腺发育初期，缺乏相应的性别激素分泌，或个体在成长过程受到不当的语言引导、父母示范、社会强化等方面的影响，使得个体在心理上无法对自身生理性别产生认同，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错位症状”[1]。而根据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关于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相关研究：“性包括了个体不可改变的功能属性与形体结构，例如大脑机制、性激素等生理基础。”[2]而性别是受到个体认同的一种社会分类，对人类社会进行了两性划分，“性别”也就具有不同的心理成熟过程，而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实际是“与所处物质以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2]，故“性别”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群体甚至个体对于性别的具体划分，可以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家庭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同时，以有心理学研究者根据荣格心理学所得：“心理学家荣格曾提出‘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原型理论，揭示了人类‘性别错位’的人格特质，是分析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独有偶，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曹雪芹刻画了一系列具有‘性别错位’特质的人物形象，旨在探索并构建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以调和两性之间的差异与对立。”[3]故笔者认为“性别易位”广义的概念与上文提及的医学上由于个体患有性别认知障碍而产生的“性别错位”症状不同。该现象并不等于完全取代规定的社会特质，而是指“个体角色在属性期待及性别特征方面产生了部分‘宽松’与‘更易’，并在外部趋向和举止表达上有所感知(包含打扮偏好、名号称呼、行为举止、内在性格等方面)”[4]。综上所述，“性别易位”现象是个体在封建传统和伦理道德的性别定位下，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对冲的结果，具体可以划分为“男性人物在打扮偏好、名号称呼、行为举止、内在性格等方面与传统男性的性别定位与特征相背离，且具有女性特征倾向或与女性无异的女性化现象；以及女性角色偏离或背叛以上所列任何一个方面，并且具有男性特征倾向或与男性无异的男性化现象”[5]。这是作者根据自我在社会生存过程中，总结个人的生存经验后，基于封建传统和伦理道德的性别定位，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对冲的审美化生存理想，具有作者个人鲜明的性别文化倾向，以此可管窥《红楼梦》中“性别易位”现象的写作原因。
2.2. “性别易位”现象成因
在中国古代时期，社会规范下男女两性的关系以及地位大致包含了以下两层内容：第一层是“由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所规范的性别划分，包括男性是阳刚且承担责任与义务，具有‘君子行为’和‘丈夫气概’；女性作为‘淑女’则被排斥在社会与政治之外，且没有独立自主权”[6]。这些行为规范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且能够无意识地渗透各朝各代集体主流性别意识之中，为华夏的传统性别制度奠基。第二层则是“主流成文的性别规范生活化、大众化的体现，即不成文的性别规范，其中包括民俗、文化、舆论、观念等诸多方面内容”[6]。它是上文提到的古代典章制度所规范的性别划分市井化、社会化的体现与补充，并且从另一个角度影响与约束着两性之间的地位、行为和关系。
明清初期，饱受战乱的王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恢复，因此执政者为了政权的稳固和经济的发展，需要整肃的社会秩序来规范世俗道德。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逐渐稳定，小说这种新的文学体裁流行，世俗道德逐渐嬗变。社会思潮由起初的禁欲主义，转变为放纵人欲的享乐主义，程朱理学逐渐被王阳明的心学、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瓦解。物质与欲望无时不在冲击传统儒学规范下清心寡欲的文人，使得明清士人逐渐学会表达对物质和肉欲的渴望。作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逐渐脱离了对于道德的诉求，而变成了伪士伪儒获取功名利禄的仕途大道。清代儒家正统思想的变形以及被践踏和歪曲的“礼”，使得出身世家大族，但几经坎坷而落拓的曹雪芹的真儒抱负无法实现，他深刻感受到“有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要求，正在进入社会生活，但其力量还相当微弱，正痛苦地经受着传统势力的沉重压抑”[7]。故其“通过在《红楼梦》中塑造一系列与儒家性别传统相悖的小说人物，映射出自身对性别桎梏的深入思考，进而在‘礼’的基础上突破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追求和欲望表达”[8]。这种个人的思想倾向在性别关系上的投射，同步表达了作者个人的审美化生存倾向，将性别文化作为一种否定现实的力量来抗衡世俗的贪欲和名利，从而在审美化生存理想中获得精神上的美感。曹雪芹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熏陶，在塑造审美化生存理想的过程中，曹雪芹巧妙运用了道教阴阳五行论的建构方式并加以变通，混淆了男女社会性别，反叛了传统儒家阴阳理论下男尊女卑、阳重阴轻的两性地位，构建了一个阴阳平衡、动态转化、互补共生的红楼世界。如《道德经》所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9]
3. 《红楼梦》中男性角色的“性别易位”现象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男性角色“性别易位”现象的典型，另外作者在塑造北静王、秦钟、香怜、玉爱、贾蔷、蒋玉菡等角色时，亦存在“性别易位”创作倾向，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佐证。
3.1. “阴柔化”的形貌喜好
在阅读文本中可以发现，男主人公贾宝玉具有一些“阴柔化”的言行举止，比如喜吃胭脂，爱把玩“脂粉钗环”，经常给女子梳头装扮。贾宝玉在面对姑娘们时也常常“作小”“服低”，常像妇人一样唠唠叨叨。不仅如此，宝玉爱哭爱撒娇，多愁善感又容易害羞。据笔者粗略统计，在作品的前八十回中，有宝玉脸红害羞三回，撒娇打诨三回，为别人哭泣伤心十三回。
另外作者在宝玉打扮和喜好的塑造方面也有“女性化”的特征。书中第三回写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眼如桃瓣，目若秋波”“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10]。可见是对女子相貌的书写方式。宝玉还爱红爱脂粉，外穿金色、红色、粉色等外套，有荷包大红汗巾等物品随身。在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这一节中，刘姥姥吃酒误入宝玉的“怡红院”，屋内摆设如小姐的绣房一样，还摆放着香饼、荷包、汗巾等带有女性色彩的物件。在《红楼梦》中，除宝玉之外，也有其他具有女性化的形貌言行的男性角色。比如书中写秦钟的长相粉面朱唇，身姿俊俏，且怯怯羞羞颇有女儿之姿；书中第十二回，作者借王熙凤之口写贾菌的形体如女性般单薄；第二十四回，写贾芸长相斯文清秀；香怜和玉爱，两个宝玉家塾里的小学生，长相如女性一样妩媚和风流；专唱小旦的蒋玉函极为妩媚动人，竟引得忠顺亲王和薛蟠青睐；书中写柳湘莲亦是年轻又美丽女子的容颜。以上角色，无论从容貌体态体型，还是语言动作，皆具有一定程度的女性化倾向，可见其他男性角色也存在“性别易位”现象。
3.2. 偏离男子“修身齐家治国”定位的性别塑造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对于男性的定位是“修身齐家治国”，男子的性别义务是专心仕途以及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这样的定义下，男性往往被认为是在能力、地位等方面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尊贵者。而细品《红楼梦》中大多数的男性形象，作者在塑造的过程中着重刻画了这些男性人物无克己修身、无治世才能的一部分，偏离了传统男性修身齐家治国定位下“阳刚”的性别塑造。
以主人公贾宝玉为例。贾宝玉的心理与性格有着女性化的一面，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反而觉得浊臭，作者在书中第二十回更是写道“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10]；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时，到达了“清净女儿之境”后，感觉自己作为男性“污秽不堪”[10]。这些描写正面反映了主人公宝玉虽然是作为尊者的男性，却自贬身份，厌恶自身的男性身份，对于女性的身份则十分渴望与倾慕。另外作者在书中也写到宝玉在和男性吟诗作对时总能推陈出新，但和身边的姐姐妹妹一起作诗时却显得能力不足、逊色几分，这是从侧面推翻了传统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宝玉的行事有着传统女性细腻体贴的特点，他作为男性却在姐姐妹妹和自己的侍女之间混迹，对她们百般呵护。看见睡觉不老实的湘云，会为她盖上被子；见刚用完饭弯腰的黛玉，会嘱咐她别空着头；勇晴雯病补雀金裘，宝玉则在一旁端茶递水、嘘寒问暖；断线风筝无人识时，宝玉都能认出风筝是哪位姑娘家的。因此在女儿堆中长大的宝玉对当时的仕途经济嗤之以鼻，认为是混账玩意儿，不仅不认为求取功名为要务，更是懒得与士大夫诸人交谈。比起激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子抱负，宝玉更倾向于与姐妹、侍女读书写字、作画吟诗、下棋弹琴、猜枚拆字这样宁静致远、淡然无争的价值追求。贾宝玉是这本书的重点人物，是作者审美化生存理想的抒情主体，其角色体现出的价值追求更是《红楼梦》核心思想的缩影，而作者不惜违背传统观念中男性的定位，对男主角的“性别易位”倾向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可见作者自身对于性别桎梏的深入思考，对阴阳两和的理想追求。
另外作者在进行贾府其他男性角色的性别塑造时，多数以有悖于传统男性角色的“反面例子”进行描写，存在偏离“修身齐家治国”定位的现象。宝玉是这本书的重点人物，其体现出的价值追求更是《红楼梦》核心思想的缩影，而作者不惜违背传统观念中男性的定位，对男主角的“性别易位”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可见作者自身对于性别桎梏的深入思考。如果说做官是仕途经济的标准，贾府中袭官的贾赦整天和小老婆吃酒厮混，而贾政是因皇上对贾府宠爱额外给的官职，他们的官职都不是靠自己得来的，就更不要说其他男性角色了。书中第二回，作者便借冷子兴说出贾家如今“一代不如一代”的事实；书中第七回，借焦大醉酒闹事，暗指如今的贾家子孙“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10]。贾府中贾敬一心炼丹求仙，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贾珍与道士“胡羼”，不爱读书；贾琏作为男性角色，也同样不喜读书，只是帮衬着贾政，处理些内府家务。可见在作者笔下，贾府的男性多是不读书不上进，也没有求取功名的能力。除了贾家子弟，其他男性角色也多是不爱正经事业。薛姨妈之子薛蟠移居到贾府梨香院，与贾府的子侄整日赏花吃酒，嫖娼赌博；刘姥姥的女婿狗儿面对家中窘迫借酒消愁，刘姥姥骂他不是个大丈夫、男子汉；荣国府一个叫“多官”的厨子既不成器而且无能懦弱。书中第七十五回更见诸人丑态，在贾珍居丧时为了解闷，便以较射为理由请来各家的弟兄亲友，实际却是整日“宰猪割羊，屠鹅戮鸭”，后面更是“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10]，这些描写不仅偏离传统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的男性性别定位，更是一种没有礼义廉洁、罔顾人伦八端的行为体现。封建传统规范下的男性“君子”“阳刚”“大丈夫”的“标签”在《红楼梦》的作者的塑造下成为社会结构与人性欲望的共谋，以女性阴柔举止舔舐自身脆弱的一面或逃避自己作为男性的责任，批判了僵化的阳权，由此概括为《红楼梦》男性角色的“性别易位”审美特征。
4. 《红楼梦》中女性角色的“性别易位”现象
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作者曾写到要使“闺阁昭传”，可见对于《红楼梦》来说女性角色的重要性。这些女性角色偏离封建传统中对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定位的性别塑造，而在名号装扮、文采言行方面等方面具有男子气概。这是对儒家性别礼仪规制下“阴”的反驳，具有了男子“阳”的热情、光明、主动的一面，同样作者也用极为爱怜的笔触去描写了反拨传统阴阳地位的红楼女子的悲惨命运。
4.1. “阳刚化”的名号装扮
《红楼梦》的女性角色中，王熙凤是典型的具有男性特征的美人，作者在塑造她时巧妙采用了男性化的“名号”来体现这种男性特征的美。“名号”包括了一个人的姓名、别号，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体现被取名者的气质与性情。作品中介绍王熙凤从小就被当作是男儿来教养，学名叫“王熙凤”，别号“凤哥”。在古代“凤”为雄鸟，书中第五十四回引了故事《凤求鸾》，而《凤求鸾》男主人公也叫“王熙凤”，这个细节提示王熙凤具有男性特征。除此之外，作品中也多次提到王熙凤的其他名号，例如在第三回，贾母称王熙凤是“泼皮破落户”“凤辣子”[10]，前者指的是流氓、无赖，后者则比喻王熙凤的泼辣作风，由此可见这些名号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王熙凤这一女子名号的男性特征，也是对王熙凤这一角色具有男性化色彩的暗示。《红楼梦》中有号的人物并不多，贾雨村有号，三个和尚道士有号，贾宝玉有号，其他有号且叫得出名的便是诗社诸位女子的雅号，如蘅芜君、稻香老农、枕霞旧友、蕉下客。“君”“友”“客”“老农”，这些带有男性化称呼的雅号也或多或少抹去了这些女性的性别色彩。另外一些次要女性角色的名号也带有一些男性色彩。如第六十三回，宝玉说芳官的名字改了男名才好，于是芳官便改名“雄奴”，很是满意说：“既如此，你出门也带我出去。有人问，只说我和茗烟一样的小厮就是了”[10]。后芳官又作男子装扮，本为女子却男名、男相，亦可见其“性别易位”之处。
除名号之外，个别女性角色的衣着打扮、屋舍装扮也具有男性化色彩。例如史湘云在小说中不仅多次穿上男装，还能够以假乱真。书中第三十一回，宝钗笑湘云“爱穿别人的衣裳”，曾经“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额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宝兄弟”[10]，连老太太把湘云误认为宝玉，连夸女扮男装的湘云好看，说明史湘云男性装扮与她本身女子的体态能相适合，女扮男装的湘云也可以如男子一样英姿勃发。林黛玉虽然是闺阁女子，但自身却具有高贵优雅的品位与自由澄明的追求，这一点从外在上可以以书中对于其居室潇湘馆中所陈设的代表高洁隐士的男性化装饰为例。作者在书中借刘姥姥之眼写潇湘馆“设着笔砚”“书架上垒着满满的书”“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10]，且潇湘馆是大观园中唯一有竹丛的居室，而竹在中国古代正是君子的象征，黛玉选择竹而非胭脂水粉，可见其具有男性化特征的名士风范。
4.2. 偏离女子“无才便是德”定位的性别塑造
对照上文而谈，王熙凤作为作品中最有男性特征的美人，作者在塑造她时除了采用男性化的“名号”，更多是通过言谈举止、内心性格等方面来表现她争强好胜、铁石心肠的男性化心理，同时这一角色塑造也偏离了封建传统对于女性温和驯顺、慈悲心肠的定位。在言语方面，传统的女性形象是善解人意、谈吐温和，但对王熙凤来说，她的言语习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像市侩野夫一样耍贫嘴和骂脏字，例如第十六回的“别放你娘的屁”[10]，第二十九回的“野牛肏的”[1]，第三十三回的“糊涂东西”[10]等等，粗野程度可与地痞流氓相比。但是单单用粗野形容王熙凤的嘴上功夫是过于片面的，伶牙俐齿、聪明机敏更为合适。例如书中第六回，作者借周瑞家的侧面写王熙凤的伶牙俐齿，“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10]；正面描写方面，例如书中“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誓绝鸳鸯侣”一回，王熙凤在和老太太谈话间提到鸳鸯：“谁教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得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贾母笑让其将鸳鸯带回去，王熙凤又道：“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罢。”贾母笑着让她给贾琏，王熙凤道：“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10]，引着众人笑了起来。这段看似平常的话，一来赞美了鸳鸯的样貌，二来老太太的能耐，三来表现自己愿是男儿的心志，四来又婉拒老太太的心意，且整个过程都圆滑灵巧地避开了对公公的评价，可谓是“一箭五雕”。如此的性格谈吐下，是王熙凤强干多力、智才多谋的治家领袖风范的体现，以男子之号、男子之行、男子之心、男子之功于贾府中呼风唤雨。书中第十三回，秦可卿病逝与王熙凤托梦，赞王熙凤是“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10]；而当贾珍请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时候，面对王夫人对她不能胜任的疑虑，王熙凤却是自信满满说没什么不可能的，可见她心气之高。王熙凤如同军队里叱咤风云的将军，即便立于风口依旧可以指挥着千军万马，这是她作为女子却具有男性统筹全局的领导能力和争强好胜的竞争意识的体现。作者将王熙凤的性格中的“男性阳刚之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等女性角色，或博学多才、能写会作，如林黛玉下笔琳琅、倚马可待，有着傲然的风骨与争胜的自信；或能屈能伸、谦和儒雅，如薛宝钗既有着处为名儒的教养，又有出为王佐的才能；或侠肝义胆、无所畏惧，如湘云好打抱不平，颇有侠士风采。除了这些主要的女性角色，书中塑造出的侍女也是丰富多彩。有的勤学而能诗，如香菱痴迷于作诗而废寝忘食，好学程度堪比孔子、颜渊；有的忠心且赤诚，如紫鹃为黛玉探试宝玉情谊，无处不体现自己对黛玉的良苦用心；有的刚烈而不畏生死，如鸳鸯面对贾赦的讨要，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在曹雪芹的笔下，《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象征着以阴制阳的调和，与封建传统与儒家规制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阴柔”的定位的性别塑造相背离，虽然大多数的女性角色因逾越传统、阴阳失衡而悲剧收场，大观园内女性才情被男性边缘化，但红楼女子的才情能耐、心性智慧，因具有了“阳”的特质而使本身的“阴”得到升华，称得上一句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
5. 《红楼梦》中“性别易位”现象的现实价值与启示
《红楼梦》中大量的角色“性别易位”描写是小说矛盾性与复杂性的集中表现之一，也是作者的理想中所期求平衡、和谐的性别状态。清代儒家正统思想的变形以及被践踏和歪曲的“礼”，使得出身世家大族，但几经坎坷的曹雪芹的真儒抱负无法实现，故其“通过在《红楼梦》中塑造一系列与儒家性别传统相悖的小说人物，映射出自身对性别桎梏的深入思考，进而在‘礼’的基础上突破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追求和欲望表达，试图将个人的理想追求，寄寓在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中加以实现，折射出对当时伪儒文化的强烈批判”[8]。这种状态不是武断地将男人写成女人，女人写成男人，而是在努力将两性融合在一起，阳可柔，阴可刚。作者对于“性别易位”现象的描写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男性与女性相对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塑造出的人物丰富了人类文化长廊，更是凸显出人类性别的复杂性，因此《红楼梦》“性别易位”描写具有丰富的现实价值与启示。主要表现在时代性别解放的进步性和个人性别发展的多元化两方面。
5.1. 时代性别解放的进步性
《红楼梦》的创作背景是清代高度集中的“父权制”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带上“父权制”的特征。然而有趣的是，作者在发现一些不对等的性别现象后，并没有因为受到所处历史环境与社会习俗的影响而习以为常，而是试图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希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种基于个人的感受与经验而创作出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性别异位”现象，更多针对的是两性思想上的解放，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可想而知这种公然与主流意识对抗的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程甲本《红楼梦》程伟元序中写道：“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11]如此昂贵的书却在当时供不应求，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虽然《红楼梦》所包含的两性解放思想并不能彻底摆脱传统父权的束缚，作者也并没有真正认为两性应当在各种方面处于平等的地位，但《红楼梦》是在为传统社会禁锢下逐渐变态的两性关系发声是不可否认的。
《红楼梦》中的“性别易位”现象具有时代意义，是对父权的控诉与谴责，是对男性解放、女性觉醒的呼唤。《红楼梦》让我们看到了被“阉割”的男性角色，这说明传统的“男性是阳刚且承担责任与义务的”且具有“君子行为”和“丈夫气概”的男性定位已经松动。传统中男性是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存在，但所谓“高处不胜寒”，社会对男性的桎梏不仅影响了性格的发展，更有可能扭曲其正确的人格，如果压抑被逼迫到临界，其下场不外乎是反抗、变态与死亡。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伤心时不必遮遮掩掩，放声痛哭便是；高兴时也可以叫姐姐妹妹，办诗社逛园子。男人可以不必追求进取，平淡且快乐地过完一生，且不应该受到他人的异样眼光以及口诛笔伐。
而对父权持久压迫下的还在挣扎的女性，也同样需要得到解放。“宗法与父权将女性完全排除在社会工作之外，单纯作为生育的工具进行宗法血脉的传承，一妻多妾制更使女性沦为玩物，强制性隔离在从属于男性的狭小内室之中。”[12]《红楼梦》启示女性不应该是如菟丝子一样的低能性别，而是可以与男性同台切磋，于天地之间纵横驰骋。如果将红楼女子比作是水，那么愤怒之水便是杀伐果断的王熙凤，安详之水便是超然物外的贾探春；水满则溢，如林黛玉的文采般泉涌；水跃则欢，如史湘云的性情般爽朗。水可冲天而上九万里，亦可飞流直下三千尺。男女平权(政治上和现实意义上的)并不是指女性的地位到达封建时期的男性位置，成为下一个“母权制”。从黛玉之殇到迎春受虐，女性悲剧直指礼教压迫，而非单纯“阴盛阳衰”的宿命；贾珍、贾琏等男性的欲望沉溺，贾政固守礼教的迂腐固执，宝玉“叛逆”中的清醒，都在无声批判阳权的教化。社会想要进步，就要依赖于两种性别之间的支持与认同，认清思想的褊狭，放下规训的包袱，打破性别的框架，走出个体的困境。
5.2. 个人性别发展的多元化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下，情爱似乎仅存在于两性之间，并且也只有两性之间才能存在建构情爱的价值与意义。所以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与情爱观念下，同性爱恋与“情爱”毫无关联，甚至等同于低俗与变态。然而明清时期的世人对于程朱理学和禁欲主义的反抗愈发强烈，对于自身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欲望的抒发越来越渴求，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男风文化也愈发浓厚，“同性爱恋”也就成为明清时期文人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红楼梦》中具有同性爱恋倾向的角色甚多，例如宝王、北静王、秦钟、薛蟠、邢全德、柳湘莲等。但与同时期表达同性爱恋的其他作者惯用的直截了当的肉欲抒发不同的是，曹雪芹选择用“略显朦胧的轻描勾画与冷静客观地审视叙述，让这种看似另类与畸形的现象远离了传统文化道德语境与框架的压制”[13]，从而表现出该有的常态化情爱的特征。《红楼梦》并未否定阴阳互济的哲学，但拒绝将其简化为性别标签，曹公揭示：性别的本质在于人性本身的多元，而非社会规训的刻板划分。这种对阴阳观的辩证思考，使其成为超越时代的性别哲学文本。
例如在《红楼梦》第五十八回中，宝玉在大观园发现了悄悄烧纸的藕官，后询问芳官得知纸是为死去的菂官所烧。藕官与菂官原在戏中就常扮演夫妻，便产生同性间的情爱。然而菂官不幸去世，于是悲痛的藕官每到清明便在园子祭奠。后补了蕊官，藕官也是温柔体贴，于是有人嘲笑藕官喜新厌旧。可藕官却自有一番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去不提，便是情深义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10]曹公笔下这种同性爱恋间至死不忘的情深义重的本质，是将情爱的外延扩大至男女两性之外的同性之间超越肉体的心灵契合，进而建构出一种更贴近人性的情爱观，那么这种灵魂上的般配便可得到肯定，这便是曹公对于同性爱恋的超前性。
通过对曹公所塑造出的这种更贴近人性的情爱观的多维审视与关照，面对如今开放与多样化的时代，会发现“同性恋”已不再稀奇，“第四爱”(即一方生理性别为男、社会性别为女、性向为女，另一方生理性别为女、社会性别为男、性向为男，两方之间所发生的爱恋关系)以及“ABO”(即Alpha、Beta、Omega三个单词的缩写，是欧美同人圈常见三大设定之一，是在同人创作中经常出现的虚构世界观)设定的流行也在暗示两性的二维连接也出现了多维发展的趋向，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宽容理解的心态以及保持自我情爱选择的勇气。社会给予了个体性别规范和学习的标准，所以当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得与社会规范的性别认知不一样时，往往会被纠正、嘲笑，甚至被孤立。例如非二元性别者，比起“直人”，他们的就业歧视风险更高，更加孤立和不快乐，并且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更多。对于许多性别多元化或者非二元性别的人来说，必须选择以男性或女性的身份来表达自己实际是一种约束，同时也在渴望着拥有可以从一种性别转换到另一种性别的自由，希望能够公开挑战所谓“正常”的性别概念，希望向世界展示了一些更真实的东西。就像《红楼梦》中各具特色的人物一样，贾宝玉就是喜欢胭脂水粉，王熙凤就爱爷儿们事业。千人千面而非千人一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有的健康心态。
6. 结语
综述全文，笔者班门弄斧，对于《红楼梦》中“性别易位”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性别易位”不是简单的性别换位或者是扭曲，也不是将男人写作女人，女人写作男人，而是个体在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对冲下，在打扮偏好、名号称呼、行为举止、内在性格等方面与传统的性别定位与特征相背离的现象。具体阐述为《红楼梦》中部分男性角色“阴柔化”的形貌喜好与偏离男子“修身齐家治国”定位的性别塑造，以及部分女性角色“阳刚化”的名号装扮与偏离女子“无才便是德”定位的性别塑造。
莫砺锋教授曾言：“生物学意义的性别(Sex)也许是不可逾越的，而社会学意义的性别(Gender)则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关注的性别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就应该承认性别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仅仅具有文化属性而并无自然属性。人类既然创造了它，人类也有能力来克服它，而且这种克服完全可以双向进行。”[14]同时站在过去与现在的多维角度来看，曹公笔下的《红楼梦》所体现的“性别易位”的超前思想与当今社会对于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的提倡相合，但不等同于完全取代或者混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而是在尊重与包容的基础上，扬弃传统的偏见与陋习，尽可能完善与发展健全的人格。男性不只是阳刚，女性也不只是阴柔，两性的特征永远在不断地转化与融合。人类的文明社会发展至今，对于性别差异以及性别多元化的文化诠释，早已超越男女性别之间的天然差异。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拥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伦理性格和道德气质，性别议题将在现代化冲击下长期进行，未来或许也会有更多关于性别伦理的解构和建构。许多矛盾本身并不是性别矛盾，更不是追求外在形式的“绝对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