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研究聚焦于赛珍珠以中国为题材的英文小说《大地》及其胡仲持、王逢振、王晋华三位译者的中文译本。基于耶夫·维索尔伦的顺应论框架，剖析小说原文和三个译本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对比分析源文本与目标文本，深入探讨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对其翻译策略的深刻影响。研究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原文及三个译本中的具体案例进行比较，揭示不同译本在语境顺应、语言结构和文化内涵传递方面的特点与差异。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赛珍珠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以及其在不同译本中的呈现，对研究跨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现象，特别是“文化回译”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1. 作者及作品介绍
赛珍珠的《大地》源于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深刻理解，描绘了他们的恋土情结和传统家庭观念，赛珍珠真实再现了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理现实。她在中国生活近30年，广泛接触各阶层，深刻理解民族心理，为创作奠定了基础。
小说以20世纪初中国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农民王龙出身贫穷，与父亲相依为命，后娶了地主黄家的女奴阿兰为妻。夫妻二人辛勤劳作，逐渐积累了财富，买下了土地，成为村里的富裕人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龙一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如自然灾害、战争、家族纷争等。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王龙最终意识到土地才是真正的财富，是生命的源泉。
在《大地》中，土地是王龙一家生计的基础，也是他们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象征，深刻映射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深厚根基以及“安土重迁”的中国文化意识，尽显了古老中国的历史文化内涵[1]。
《大地》中译本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赛珍珠的《大地》于中国掀起翻译热潮，胡仲持的译本作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一经推出便广泛传播，多次再版。1988年，王逢振翻译的《大地》三部曲得以重新发行。而到了2024年，王晋华的译本也再次出版。从胡仲持的译本，到王逢振的版本，再到王晋华的译作，这一系列变化宛如一部生动的社会记录片，清晰呈现出中国社会自动荡不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直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的巨大变迁，同时也鲜明地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些译本在语言选择上的不同之处，具备重要的历时研究价值，充分彰显了译者在不同语境下所运用的顺应策略。
1.2. 顺应论
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认为，语言使用是复杂精妙的动态过程。语言使用者为达交流目的，会在语言结构与交际环境影响下进行选择，这是二者相互顺应、协商变异的结果。
顺应论发展及应用
顺应论由耶夫·维索尔伦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其产生于20世纪语言学从结构主义向功能主义等多元发展，以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影响的背景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是基于语言内外部因素进行动态选择的过程，他的语言使用观建立在语言的三种基本属性之上，首先变异性(variability)揭示了语言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体现了语言的选择性；协商性(negotiability)表明语言使用者能够灵活地运用语言，反映了语言的灵活性；顺应性(adaptability)则着重强调通过协商来实现交际目的的过程。依据顺应论，需要全面考察语境相关因素、结构对象、动态过程以及意识凸显程度[2]。其中，语境因素涵盖物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心理语境，这些因素会对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总之，语言顺应论强调语言选择与交际环境、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的一致性。翻译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的过程也同样要遵守上述原则[3]。
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大地》的三个不同年代译本展开研究，通过对各译本中对原文所描绘的勤俭朴实生活场景以及以农为本的描写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译者如何顺应不同时代目标语文化语境的需求。
此外，还需考察译者在词汇、句法、篇章等语言结构层面的选择差异，进而探究译者因语言习惯变迁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同时，关注译者如何依据当时读者的接受能力，动态调整翻译策略。结合时代背景，深入剖析译者通过翻译策略所突显的特定意图，以及如何通过这些策略塑造的中国形象。
2. 《大地》中的中国形象
《大地》中，赛珍珠以王龙一家为叙事主线，塑造出立体丰盈的中国形象。书中人物身着粗布、饮食简朴，即便生活改善仍坚守勤俭本色；他们视土地为生命根基，春种秋收、精耕细作，尽显以农为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通过家庭亲情与邻里互助的刻画，传递出坚韧勤劳、重情重义的民族精神。
2.1. 勤俭朴实
《大地》中，刻画了勤俭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他们终日辛勤劳作，珍惜财物，生活简朴，衣食住行皆以实用为本，深刻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
例1：原文：He went around the oven to the real, and selecting a handful of the dry grass and stalks standing in the corner of the kitchen, he arranged it delicately in the mouth of the oven,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leaf. Then from an old flint and iron he caught a flame and thrust it into the straw and there was a blaze. (Buck 1931: 4) [4]
译文1：他走到灶后，从竖在灶间角落的干草和稻秆捡了一把，好好儿安放在灶口里。于是他用旧火石和铁打得了火媒，插到稻草里去，火便旺起来了。(胡仲持1933: 2) [5]
译文2：他绕锅台走过去，从厨房的墙角拣了一把放在那里的干草和树叶，细心地放到灶口里面，不让一片树叶露在外边。然后，他用一只旧火镰打着火种，塞进干草，火苗便蹿了上来。(王逢振，1988：2) [6]
译文3：他绕到灶台后面，从墙角拣了一把干草和立在那里的秸秆，把它们塞进灶膛，灶台外面，几乎没有掉下一片草叶。随后，他用一个旧火镰打着火种，点着炉用膛里的干草，很快便蹿起了火苗。(王晋华，2024：2) [7]
在赛珍珠看来，农民在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与大自然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原文通过灶台、干草、稻秆等细节，展现了主人公准备做饭的过程，体现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对家庭生活的重视。赛珍珠通过具体的动作描写，如“arranged it delicately”和“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leaf”，传达了主人公对资源的珍惜和利用的巧妙，以及对细节的关注。
译文1使用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如“干草和稻秆”“火石和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文读者的语言习惯，但对“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leaf”这一细节处理较为简略，未能充分传达通过细致动作体现的生活智慧，丢失了部分语义内涵。在完整呈现农村厨房生火的细致场景上稍显不足，未能充分展现农民物尽其用的生活智慧。
译文2整体语言流畅，但将“stalks”译为“树叶”，偏离了原文语义，影响了对原文的准确顺应，尽管能构建出厨房生火的大致场景，但部分词汇翻译不准确，如“树叶”替代“秸秆”，对原文物理语境的顺应不够理想。所营造的中国形象不够准确。
译文3在语言语境、物理、社交以及心理语境等多方面的顺应上表现突出。采用“干草和秸秆”等贴合中国传统文化且符合原文语义的词汇，准确地将原文中的动作等细节翻译出来，忠实度高，清晰准确地还原了厨房中生火的场景，对原文物理语境顺应良好。传递出真实且贴近现代的中国农村生活形象，充分展现了农民物尽其用、自给自足等生活智慧以及重视家庭生活等社交特点，与原文所体现的社交语境契合度高让读者能体会到当时农民的心理状态。
例2：原文：And what he did for the farm implements, his wife O-lan, did for the house implements. If an earthen jar leaked she did not, as other women did, cast it inside and talk of a new one. Instead she mixed earth and clay and welded the crack and heated it slowly and it was as good as new. (Buck 1931: 54)
译文1：他修理着旧场的器物，他的妻阿兰呢，也修理着家用的器物，如果一只瓦钵开裂了，她没有看别的女人的样，将它抛掉，再去新买一只。却将泥和黏土拌合起来，銲合了那裂缝，慢慢地烧一烧，那就同新的一样了。(胡仲持，1933：42)
译文2：他修理农具，他妻子阿兰就修理家里用的东西。如果一个陶罐漏水，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把它扔在一边，嚷嚷着买个新的。相反，她把土和黏土和成泥，补好裂缝，用火慢慢地一烧，结果就变得和新的一样好用。(王逢振，1988：41)
译文3：农具由王龙处理，而家里用的东西则是他的妻子阿兰来修补。若是坛子漏了，阿兰并不像别的女人那样直接扔了换个新的，而是用土和黏土和成泥，把缝隙粘起来，然后慢火烤干，就跟新的一样好用了。(王晋华，2024：41)
原文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家庭观念。主人公们对农具和家用器具的修补，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节俭，同时也反映出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从顺应论的角度来看，三则译文在语境、语言结构和文化内涵的传达上各有特点，但都存在一些差异。译文1在整体上较为贴近原文的语境，保留了原文中人物动作的细腻感，其语言表达文雅，满足了当时的读者对文学性的追求。部分句子结构较为复杂，如“却将泥和黏土拌合起来，銲合了那裂缝，慢慢地烧一烧”，这种表达在现代汉语中显得不够自然流畅。此外，在文化内涵的传达上，译文1虽然保留了一些文化元素，但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不够精准，例如“瓦钵”等词汇的翻译，虽然有文化背景，但对现代读者来说可能稍显陌生。
译文2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简洁明了，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清晰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且结构紧凑。在语境顺应方面，译文2较好地把握了原文的氛围，通过对比妻子与其他女人的不同做法，突出了其节俭和勤劳的品质。不过，译文2在文化内涵的传达上稍显不足。例如，对“earthen jar”翻译为“陶罐”，虽然能理解其意思，但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原文中那种带有乡土气息的“瓦钵”文化特征。
译文3在语言结构上较为完整，逻辑清晰，能够较好地顺应原文的结构。例如，“当女人做着缝补的活儿时，他就检查着竹耙”这样的句子，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时间顺序，还增添了一些细节，使画面更加生动。在文化顺应方面，译文3通过一些具体的描述，如“用土和黏土和成泥，把缝隙粘起来，然后慢火烤干”，较好地传达了中国传统的修补文化。然而，译文3在语境的细腻度上稍逊一筹，部分句子的表达略显平淡，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原文中那种质朴而生动的生活场景。
总体而言，三种译文都在努力传达原文的语境、语言结构和文化内涵，但各有侧重和不足。译文1在语境顺应上较为出色，但语言表达不够自然；译文2语言简洁明了，但在文化内涵的传达上稍显欠缺；译文3结构完整，文化顺应较好，但在语境的细腻度上有所不足。
例3：原文：And she took their ragged clothes and with thread she herself spun on a bamboo spindle from a wad of cotton she mended and contrived to cover the rents in their winter clothes. (Buck 1931: 41)
译文1：有时候，她拿出他们褴褛的衣服来，用自己从棉花纺成的纱线缝补，于是冬衣上面的破洞一一填满了。(胡仲持，1933：26)
译文2：她拿出他们的破衣服，用自己在竹锭上用棉花纺的线来缝补，补好他们冬棉衣上的破洞。(王逢振，1988：26)
译文3：她拿出这爷俩的破旧衣服，用她自己在竹锭上用棉花纺的线缝补好它们，她设法将他们棉衣上的破洞补好。(王晋华，2024：25)
原文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村妇女的勤劳朴素、吃苦耐劳的形象。译文1和译文2采用了较为简洁的句式，将原文中的长句拆分为多个短句，使句子更加通顺易懂。译文3则保留了原文的部分结构，通过较长的句子来体现原文的连贯性。在文化背景的顺应上，译文1和译文2直接翻译了“bamboo spindle”(竹锭)和“cotton”(棉花)等词汇，而译文3在翻译时加入了“这爷俩的破旧衣服”等描述，更贴近中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在语境关系的顺应上，译文1和译文2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情感，译文3通过更详细的描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感。在动态顺应方面，译文3通过增加一些描述性的词汇，使译文更加生动。
综上所述，三个译文各有特点。译文1和译文2在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的顺应上表现较好，而译文3则在语境关系和动态顺应上更为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原文的意图、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语境，灵活运用翻译策略，以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并有效地传递中国形象。
2.2. 以农为本
赛珍珠在作品中告诉我们，中国农村的每个家族、每个家庭的基础是土地，中国每个农民的生命、生活基础也是土地[8]。赛珍珠通过刻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展现农业生产活动以及描绘围绕农业展开的乡村生活形态，塑造出以农为本的中国形象。
例4：原文：…there was only this perfect sympathy of movement, of turning this earth of theirs over and over to the sun, this earth which formed their home and fed their bodies and made their gods. The earth lay rich and dark, and fell apart lightly under the points of their hoes. (Buck, 1931: 42)
译文1：他所怀抱的只有对于劳动——对于将这形成了他们的家，养了他们的身体，造了他们的神的土地。一耡一耡地翻掘起来这一种劳动的完全的同情。这土地，丰富而且暗黑的，横在哪里，在他们的耡尖之下，轻轻地化开了。(胡仲持，1933：28)
译文2：有的只是这样在一起干活时内心的愉快。他们把自己这块地对着太阳翻了又翻——正是这块地，建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食物，塑成了他们的神像。土地肥沃得发黑，在他们的锄头下轻轻地松散开来。(王逢振，1988：27)
译文3：有的只是他们在做活中间的这一默契、在对着阳光一遍又一遍耕翻这片土地时的快乐，这片土地构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食物，塑造了他们膜拜的神。黑油油的肥沃的泥土，在他们的锄头下松散开来。(王晋华，2024：27)
原文通过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主人公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劳作场景，强调了土地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从顺应论角度来看，译文1较为直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语言略显生硬，部分表达不够自然，稍显拗口。译文2在语言上更加流畅自然，增加了“内心的愉快”等描述，使情感表达更为细腻。译文3则在动态顺应方面表现突出，通过增加“默契”“快乐”等词汇，进一步强化了原文的情感和意境。
在语境关联方面，译文2和译文3都较好地顺应了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通过适当的增译和调整，使译文更贴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认知。例如，译文3中“黑油油的肥沃的泥土”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意境，还增加了画面感，使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
从动态顺应的角度看，三个译文都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目标读者需求的考虑。译文1更注重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思，译文2和译文3则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更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情感的传达，更贴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例5：原文：Before a handful of days had passed it seemed to Wang Lung that he had never been away from his land, as indeed, in his heart he never had. With three pieces of the gold he bought good seed from the south, full grains of wheat and of rice and of corn, and for very recklessness of riches he bought seeds the like of which he had never planted before, celery and lotus for his pond and great red radishes that are stewed with pork for a feast dish and small red fragrant beans. (Buck, 1931: 132)
译文1：在几天之间，王龙似乎觉得自己还从未离过他的田地似的，他心里委实从未离过那田地。他用三块金洋买了南边的好种子，饱满的麦粒，谷粒和玉蜀黍粒，他为了横财多不过，还买了他从未种过的那些种子，像是鸭儿芹呀，池里种的荷花呀，和猪肉同煮当作酒席上的小菜的大大的红萝卜呀，细细的赤豆呀。(胡仲持，1933：140)
译文2：没过几天，王龙便觉得他好像从未离开过他的土地，而他的心也确实从未离开过。他用三块金子从南方买了些好的粮种颗粒饱满的小麦、稻米和玉米，他还毫不在乎地花钱买了些他以前从未种过的种子，例如芹菜、准备在池塘里种的莲藕、和猪肉烧在一起可以上席面的大红萝卜，以及一些小的红色的香豆荚。(王逢振，1988：127)
译文3：回来还没几天，王龙就觉得他好像从未离开过他的土地似的，的确，他的心从没有离开过它。他用三块金子从南方买了上好的种子: 颗粒饱满的麦子、稻子和玉米，他还阔绰地买回他以前从未种过的种子，比如芹菜、池塘里栽种的莲藕、大红萝卜(与猪肉炖在一起是宴席上的菜肴)和小红豆的种子。(王晋华，2024：131)
原文生动描绘了王龙经历饥荒后重获财富、回归土地的迫切与欣喜，通过“从未离开”的反复强调，凸显土地在其心中的不可替代性。
从顺应论视角赏析，译文1采用民国时期惯用的表述如“金洋”，以“鸭儿芹”“赤豆”等口语词汇，再现了原文的质朴与乡土气息，同时保留原文的列举句式，在语言结构和时代语境上紧密贴合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文2用“毫不在乎地花钱”强化王龙的豪爽，将“radishes”译为“大红萝卜”并补充“上席面”等生活化说明，在传递原文信息的基础上，以更符合80年代读者理解习惯的表述增强可读性；译文3用“阔绰地买回”突出王龙的财大气粗，括号内补充“与猪肉炖在一起是宴席上的菜肴”进一步解释种子用途，同时采用短句与冒号分隔，在保证信息准确的前提下，以简洁明快的现代语言风格，更好地顺应了当代读者的阅读节奏与理解需求。
整体而言，各译本通过调整词汇、句式及文化信息传递方式，动态顺应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读者认知期待，实现原文中王龙重归土地后对农耕生活的迫切投入及其与土地情感羁绊的有效传达。
例6：原文：“It is the end of a family-when they begin to sell the land，” he said brokenly. “Out of the land we came and into it we must go-and if you will hold your land you can live-no one can rob you of land-” (Buck, 1931: 309)
译文1：“等到卖田地了——一家就完结了。”他断续的说，“我们来从田地来，我们去也得进田地去——你们保得住田地就可以活下去——谁也抢不去你们田地——。”(胡仲持，1933：352)
译文2：“当人们开始卖地时……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们是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王逢振，1988：333)
译文3：“一旦开始卖地——这个家就完了，”他泣不成声地说，“我们来自土地，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只要你守住你的地，你就能活下去，没人能抢走你的地……”(王晋华，2024：336)
原文通过老人破碎的话语传递出旧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存及其家族命运的哀伤沉重感，隐含“土地–家族–生存”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观念。
从顺应论视角来看，译文1以“卖田地”“完结”等口语化表达，保留“来从田地来”“进田地去”的重复结构与破折号句式，顺应民国时期的白话文特点与本土化传播需求，译文2将长句拆分为短句，用“末日”等书面化词汇与省略号强化情感张力，语言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突出土地作为“生存根基”的悲剧性象征，顺应80年代文学审美对厚重感与普世意义的追求；译文3用“泣不成声地说”直白地刻画神态，以“守住你的地”“没人”等现代口语与缩合词简化节奏，强化个体主动性与情感共鸣，顺应当代读者对简洁性与共情效率的需求。
综合而言，译文3在顺应当代读者语言习惯和情感理解上表现更为出色，既精准传达了原文中土地与家族命运相连的核心思想，又通过强烈的情感渲染和简洁的语言表达，使读者更易产生共鸣。
3. 结语
本文对《大地》及其三个译本展开对比研究后发现，译者受各自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会在翻译时选择不同的语言策略来顺应文化语境。20世纪30、40年代，胡仲持为契合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译文中融入了诸多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元素，还使用了浙东方言，增添了文本的地域特色。新时期的译者王逢振和王晋华，他们的译本在还原原文中的文化风俗方面更为忠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王晋华的译本在语言风格、词汇运用以及句式结构上与时俱进，与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更为贴近，从而更易于被当代读者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