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环境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企业环境治理方面的监管力度显著加大，一方面，持续修订、更新核心法律，将绿色发展理念嵌入法律条文中；另一方面，综合运用环保处罚、信用惩戒等手段督促企业履行环保责任。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例，国家规定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淘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或者转移、使用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彰显出零容忍的监管决心。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外界展示自身环保行动、塑造良好企业形象、吸引外部投资的重要途径，正日益成为资本市场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环保处罚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环保处罚既可能倒逼企业主动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以重塑形象，也可能因增加企业合规成本而引发短视行为。深入研究环保处罚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对于优化环境监管政策设计、引导企业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相关概念分析
2.1. 环保处罚
环保处罚，即环境行政处罚，指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依照环境保护法规，对犯有一般环境违法行为的个人或组织作出的具体的行政制裁措施，具体形式包括罚款、停产整治、吊销许可证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修订了九部环境领域法律及二十余部行政法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多方面大幅提高了处罚标准。
环保处罚是政府对企业环境违规的一种事后惩罚措施，如罚款、赔偿、责令停业停产等，目的是形成威慑效应，以警示其他企业避免环境违规。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激励，首先，受到处罚后企业发生经济利益直接流出，例如罚款及其他相关负债；同时，环保处罚导致企业经济利益间接流出，如声誉受损后消费者吸引力下降、限产停产引起的成本增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信任程度降低等。其次，企业为挽回损失，重塑形象，可能会采取例如加强绿色创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优化内部管理等措施。
2.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通过一系列途径，将其环境会计信息传递给政府、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过程。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主要通过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书等途径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1]。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从披露程度看，存在披露不充分现象。许多企业只披露最基本的环境信息，而对利益相关者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至关重要的环境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缺失。一些上市公司，尤其是重污染企业披露碳信息时倾向于仅披露对企业有利的信息，如节能减排取得的成果，对于罚款或者重大事故等负面信息很少披露或者不披露[2]。从披露质量看，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采取“自愿披露为主，强制披露为辅”的模式，部分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缺乏真实性、可靠性和准确性，甚至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上市公司会采取将非绿色项目打造成绿色项目，或将绿色项目筹集的资金后续再流入到非绿色领域等低成本的“漂绿”策略，以迎合绿色信贷政策，获取信贷资金的支持[3]，最终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深入剖析环境信息披露的现存问题，构建更完善的披露监管机制，已成为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议题。
3. 环保处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直接影响
3.1. 环保处罚与披露程度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受到环境处罚之后，其社会声誉受损，可能导致投资者信任程度下降，融资成本上升，其面临的社会压力和经济损失加大。为了挽回企业声誉形象、保障可持续发展，企业通常会选择加强环境信息管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研究表明，企业面临环境处罚时，每一次严厉处罚均可通过社会网络发出“威慑信号”，环境规制产生的威慑效应增加了环境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会增加企业环保投资或增强环境信息披露[4]。因此，高强度环保处罚不仅通过直接威慑迫使违规企业提升披露水平，还可能通过行业示范效应带动同行业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
3.2. 处罚频率与披露及时性
处罚频率越高，不仅表明企业环境问题越严重，还会使得利益相关者关注度提升，对企业信心与信任降低。企业需要及时披露环境信息，以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避免舆情进一步发酵。根据危机管理理论，频繁受到环保处罚的企业，若未能及时向外界传达其整改情况和改进措施信息，可能被视为缺乏治理诚意，进而导致利益相关者信任度急剧下降。因此，企业会加快环境信息披露速度，及时发布最新环境动态，通过向利益相关者表明其积极解决环境问题的态度，努力改善环境表现。
4. 环保处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间接影响
4.1. 基于声誉机制的影响机理
企业声誉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反映了企业在其利益相关者(如顾客、投资者、员工及关键影响者)心中的形象和评价。企业声誉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它体现了企业在竞争环境中的突出地位，以及与企业未来业绩相关的信息。声誉对企业具有重要意义，环境表现良好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声誉[5]。好的声誉可以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拓宽企业资源来源，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坏的声誉会使企业品牌形象受损、资源获取受阻、法律风险增加。例如山西三维集团曾是一家大型化工类上市公司，其在未经审批和采取防渗措施的情况下，擅自倾倒大量电石渣及粉煤灰，是典型的环保“老赖”。这一违法行为被报道后，*ST三维股价连续下跌，累计跌幅达19%。而在数字化信息时代，环保处罚对企业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深更远。在投资者层面，环保处罚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的投资价值，导致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下降，可能会减少对企业的投资或者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合作伙伴层面，环保处罚可能会使合作伙伴对企业的可靠性产生疑虑，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甚至可能导致部分合作伙伴终止合作。
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除公司内部人员外的利益相关者，多依赖企业发布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决策。企业声誉能传递多维信息，包括会计信息质量，为外部契约方提供全面评估信号。基于行为主体的自律性和社群性特质，投资者倾向于关注ESG表现优秀的上市公司，此关注构成了对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市场驱动这一外部监督机制[6]。在负面事件发生后，企业为了应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监督，获得媒体正面报道，重要手段之一为加强环境信息披露。企业通过详细披露对环保问题的认识、采取的整改措施以及取得的环保成效等信息，向利益相关者展示其积极改进的态度和决心，以重塑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形象。即环保处罚给企业声誉带来负面效应，进而驱动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
4.2. 基于市场机制的影响机理
从信号传递理论来看，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环保处罚作为强烈的负面信号，会引发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企业环境风险的担忧，进而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生存发展依赖于投资者、消费者、监管机构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环保处罚会通过提高成本、市场信任损耗等路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据已有研究，企业市场竞争力受到客户集中度、数字化变革、企业创新决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企业面临环境行政处罚时，可能会对其行业地位及竞争力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环保处罚可能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重污染行业发生处罚的频率相较于其他产业偏高，当某一企业因为环保违规而被责令停产整顿，则这期间企业生产停滞，产生停产损失；为了达到整改要求，企业需要投入资金购置环保设备或改进生产工艺等，以上举措均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环保处罚可能会使企业丧失部分市场份额。环境处罚事件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企业仍存在负向累计平均异常收益，并且环境处罚事件显著提高了股价波动率[7]，市场中的消费者接收到这一信号，极有可能转向其他竞争对手，购买环保形象更良好企业的产品。
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会通过加强环境信息披露提升竞争力。市场压力，如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投资者的可持续投资需求，亦推动了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8]。通过积极披露环境信息，企业可以向市场传递其重视环保、积极改进的信号，与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优势，吸引更多注重环保的消费者。同时，良好的环境披露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市场机会，如提高企业中标几率，以缓解环保处罚带来的竞争压力。此外，加强披露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公司美誉度。即环保处罚削弱企业市场竞争力，促使企业通过加强环境信息披露重塑竞争优势。
4.3. 基于内部管理机制的影响机理
内部管理机制是企业为实现其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行效率而建立的管理系统，是防范与遏制非我与损我、保护与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9]。环境行政处罚作为外部监管压力，会促使企业反思内部管理漏洞。从风险控制层面，环保处罚作为环境风险失控的显性表征，揭示出企业在环境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机制上的缺陷；在内部监督环节，环保处罚为企业敲响了警钟，揭示出企业环境管理内部监督机制的缺陷，促使企业加强对环境管理活动的监督与评价，倒逼内部监督体系的完善。为了解决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企业有必要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如提升风险管控透明度、优化风险控制体系、改进内部监督体系，以降低未来环境违规风险。
内部管理机制完善，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披露漂绿”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以增强决策透明性和合规性，防止信息失真，可以有效约束公司行为[10]。一方面，内控制度完善为环境信息披露构建了标准化流程与规范框架，推动环境信息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内控制度优化打破了部门间信息壁垒，促进环境信息的高效整合。因此环保处罚后，企业在完善内控制度时，会加强生产、环保、财务、法务等多部门协作，各部门基于统一的环境管理目标，共同参与环境信息的采集与分析。最后，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强化了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风险的管控能力，促使企业主动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实现环境信息披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管理的转变。即环保处罚暴露企业内部管理漏洞，倒逼企业完善优化管理机制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5. 环保处罚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权变因素
5.1. 企业规模：资源禀赋与外部监督
环保处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可能因企业规模而异。大企业通常拥有更丰富的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及技术储备，受到处罚后，可凭借其雄厚资源获取实力，迅速启动内部管理机制改革，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如大量投入资金进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开展绿色技术研发等。同时，大企业在其行业中影响力较大，往往面临更高的社会关注度与监管透明度要求，媒体、公众、政府对其环境行为监管更为严格，这迫使企业通过环境信息披露修复企业形象。小规模企业由于资源限制和较低的利益相关者监督压力，其在受到处罚后更有可能采取短视策略，而非通过信息披露来解决问题。
5.2. 行业竞争程度：企业替代与声誉打造
高竞争行业中，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份额争夺与品牌竞争压力，行业激烈竞争意味着上下游企业的转换成本较低[11]，表现为上下游企业可以轻易地转向其他企业进行替代，环境处罚可能直接影响消费者选择和投资者信心。因此，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企业更偏向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打造“环境负责”形象，获取竞争优势。其次，高竞争环境对企业信息透明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会对环境信息披露产生促进作用。低竞争行业中，企业地位相对稳定，环保处罚所带来的压力较小，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可能停留在仅满足最低合规要求层面。此外，低竞争行业中的企业可能存在较高的行业壁垒，导致环保处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驱动效应减弱。
5.3. 企业所有制性质：制度逻辑与代理成本
企业所有制性质反映了不同的治理目标和制度约束。国有企业不仅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职能，还承担着多方面社会责任，其环境管理行为受到更强的政策引导与行政监管。首先，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是环保部门重点监测对象，环境违规被发现的概率高，违规成本更大，不仅包括罚款等经济成本，还包括管理层的政治成本[12]。同时，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特征使得管理层更倾向于通过规范的信息披露降低政治风险，避免因环境问题引发监管介入。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以市场效率为治理导向，环保处罚对其影响多在经济效益和声誉方面，缺乏如国有企业一般的行政监管硬性压力，管理层可能仅在处罚后进行暂时性信息补充披露。
6.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环保处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环境处罚对企业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促使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环保处罚削弱企业市场竞争力，迫使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重塑竞争优势；环保处罚暴露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倒逼企业完善优化管理机制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越大、行业竞争程度越高、国有企业在环境行政处罚压力下更倾向于主动加大环境信息披露。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强化监管政策，构建差异化环境治理体系。对大规模企业，强化环保处罚后的跟踪审计与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推动发挥示范作用，对高竞争行业实行更严格的披露准则，强化国有企业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感。第二，完善多元监督赋能体系。强化第三方机构与公众参与，引导其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信息披露辅导，放大环保处罚的声誉风险传导效应。第三，优化内部管理与披露战略，将披露质量考核纳入内部监督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