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重要性。然而，当前乡村治理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一是资源分散，财政投入、社会慈善资源等未能有效整合，利用效率低下；二是主体缺位，基层党组织统筹能力不足，社会组织、专业社工等力量参与有限；三是社会参与不足，村民自治意识薄弱，志愿服务和公益慈善机制尚未健全。这些结构性矛盾制约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五社联动”机制(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作为一种创新治理模式，通过党建引领、资源整合与专业协作，有望破解上述难题。该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能够激活治理主体的协同效应，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探索“五社联动”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五社联动”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模式，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机制构建、实践路径和效能提升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一是机制构建与主体协同的研究。原珂等(2022)提出“五社联动”的核心在于“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强调基层党组织应发挥资源整合与政策引导作用，避免各主体“碎片化运作”[1]。徐家良等(2023)进一步指出，“五社联动”可通过政府公共服务项目采购的方式，引导专业社会组织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整合专业社工、社会慈善资源等多元要素，形成协同治理合力[2]。张敏(2023)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必须借助治理结构的优化重组、社会秩序的系统整合以及多元主体的价值协同创造，才能最终实现共同体的构建目标[3]。二是实践模式与地方经验的研究。卢瑾等(2024)基于昆明案例，基于“组织–利益–行动”逻辑，从组织重塑、利益聚合、行动协同三个层面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4]。王梓晨等(2024)通过对厦门田洋村案例分析，总结了场所创造治理环境，主体注入基层活力，联动汇聚多方力量的“物质–社会–文化”的“五社联动”三重空间框架[5]。三是效能评估与优化路径的探索。丁赛姮(2024)基于协同理论，提炼出“五社联动”主体协同嵌入的实现过程，进而提出优化路径[6]。邱国良等(2024)建议从政府层级体制、社会志愿参与、社区协商平台以及居民主体意识等多方面入手，推动完善基层治理“五社联动”机制[7]。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社区，对乡村场域的探讨相对不足，且缺乏对“五社联动”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拟突破既有城市社区研究的路径依赖，重点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相匹配的“五社联动”创新路径，并利用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方案。
2.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五社联动”的适配性
2.1. 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
2.1.1. 主体缺位：村两委“单打独斗”，社会组织参与不足
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主体缺位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8]。当前，村两委往往陷入“单打独斗”的困境，不仅承担着村务管理、政策落实的重任，还要兼顾乡村经济发展、矛盾调解等工作，有限的人力和资源难以应对复杂的治理需求。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程度明显不足，诸如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公益组织、行业协会等，因缺乏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合作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在资源整合、专业服务、技术赋能等方面的优势。部分社会组织对乡村实际需求了解不深，难以精准对接服务；一些乡村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存在沟通壁垒，导致双方难以形成合力。这种主体结构的失衡，使得乡村治理效率不高、创新不足，无法满足村民多元化的需求，也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9]。
2.1.2. 资源分散：财政资金、慈善资源与社区需求匹配度低
乡村治理进程中，资源分散问题严重掣肘发展，其中财政资金、慈善资源与社区需求间的低匹配度尤为突出[10]。财政资金在乡村治理使用中，常因条块分割、部门统筹不足，出现“撒胡椒面”式分配，难以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比如部分乡村道路修缮资金分散，导致工程进度缓慢、质量参差不齐。慈善资源方面，捐赠方往往基于自身意愿或认知确定帮扶方向，与乡村实际需求存在偏差，像一些偏远山区急需医疗设备，但收到的却是大量文体用品，造成资源闲置浪费。而社区需求由于缺乏科学调研与精准梳理，呈现零散无序状态，加之缺乏有效的需求反馈机制，使得财政资金和慈善资源无法及时、精准地匹配。这不仅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更削弱了乡村治理效能，影响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11]。
2.1.3. 服务能力薄弱：专业化服务供给不足
在乡村治理的推进过程中，服务能力薄弱成为横亘在前的一大阻碍，尤其是专业化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12]。以养老服务为例，乡村老龄化加剧，但缺乏专业养老护理人员，养老设施简陋且功能单一，难以满足老年人健康护理、精神慰藉等多样化需求；教育方面，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现代化教学设备匮乏，无法为学生提供优质且全面的教育服务，难以满足素质教育发展需求。矛盾调解领域同样不容乐观，乡村矛盾纠纷调解多依赖传统乡贤或村干部，他们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面对复杂的经济纠纷、邻里矛盾等，往往力不从心，调解效率和成功率较低。专业化服务供给的长期缺失，使得乡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质量的公共服务，严重影响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制约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13]。
3. “五社联动”与乡村“协调治理理论”的适配性
3.1. “协同治理理论”的概念与内涵
3.1.1. 概念
协同治理理论(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是一种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资源共享和协同行动，共同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治理模式。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单一主体(如政府)的垄断性治理结构，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形成伙伴关系，通过制度化合作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3.1.2. 核心内涵
一是多元主体参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民等共同构成治理网络，各主体地位平等、权责明晰。二是共同目标导向。围绕公共利益或具体问题，形成共识性目标，避免碎片化行动。三是互动协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协商对话、资源互补等方式建立动态协作关系。四是制度保障与适应性。需依托法律、政策或契约规范合作行为，同时保持灵活性以应对复杂问题。五是效能与可持续性。追求治理效率提升与成果的长期稳定，而非短期利益。
3.2. “五社联动”与乡村“协同治理”的适配性
3.2.1. 主体多元性匹配
协同治理理论要求多元主体参与，“五社联动”中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慈善资源分别对应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专业力量、公众参与和市场化资源，形成完整的治理主体网络。传统乡村治理依赖村委会单一主体，“五社联动”可引入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如养老、教育)、激活乡贤(志愿者)、链接外部慈善资源，弥补乡村治理能力短板。
3.2.2. 资源共享与互补
协同治理强调资源整合，“五社联动”机制中，社会组织凭借专业优势引入先进技术资源，推动服务创新升级；社工以专业知识和技能，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源；慈善资源则为项目注入资金活水。三方协同，构建起“政府政策引导、社会服务落地、市场资金支持”的互补结构，实现多方资源的高效协同与优势互补。
3.2.3. 动态协作机制构建
协同治理依赖制度化协作，“五社联动”通过社工的专业协调、社区平台的议事规则(如村民代表大会)、慈善资源的契约化使用，构建了从需求识别到行动落地的完整链条。乡村治理实践中“五社联动”可破解乡村“空心化”导致的组织松散问题，例如社工站作为固定枢纽，持续推动多方协作。
3.2.4. 治理效能提升
“五社联动”通过分工细化(如社工负责个案管理、慈善资源定向支持)提高服务精准度，契合协同治理对效率的追求。例如，在乡村振兴中，“五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可针对性对接产业振兴需求(如电商培训)，志愿者助力生态治理(如垃圾分类)，避免政府“大包大揽”的低效问题。
4. “五社联动”赋能乡村治理的实现路径
4.1. 党建引领：强化协同治理的核心枢纽
4.1.1. 统筹主题角色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基层党组织凭借政治引领与组织动员优势，成为“五社联动”的核心枢纽[14]。社区(村两委)作为“平台搭建者”，依托行政资源构建议事协商、项目落地的实体空间与数字化渠道，为多元主体协同提供制度性框架；社会组织以“专业服务者”身份，发挥灵活高效的服务供给能力，精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特殊群体关怀等差异化需求；社工凭借专业方法与网络资源，担任“资源链接者”，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要素，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志愿者作为“补充支持者”，以志愿精神填补服务盲区，扩大治理参与覆盖面；慈善资源则通过资金、物资的持续性投入，扮演“长效保障者”角色，为治理创新提供物质支撑。各主体分工明确、协同联动，共同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乡村治理网络。
4.1.2. 实现机制创新
以党组织为核心，通过“党建 + 社会组织孵化”和“党建 + 公益创投”模式，构建资源调配新机制[15]。党组织凭借强大的政治引领与组织动员能力，在社会组织孵化过程中，通过政策扶持、场地提供、专业指导，帮助社会组织精准对接乡村治理需求；在公益创投领域，党组织统筹政府、企业、社会资本，以项目化运作方式，将资金、人力等资源精准投向乡村振兴关键环节。这种将党组织深度嵌入资源调配链条的模式，既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又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打破以往资源分散、配置低效的困境，实现资源与乡村治理需求的高效匹配，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动能。
4.2. 资源整合：破解“碎片化”难题
4.2.1. 搭建资源枢纽平台
建设乡镇级“五社联动服务中心”作为枢纽平台，破解乡村治理中资源分散、供需错配的难题。通过中心建设，系统性梳理财政专项资金、慈善组织捐赠、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等资源，建立动态更新的“资源清单”；同时，依托村社调研、居民反馈形成“需求清单”，精准识别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特殊群体关怀等诉求。在此基础上，以“服务清单”为载体，通过项目化运作、跨主体协作，将资源与需求进行精准匹配，实现“需求发现–资源对接–服务落地”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这一机制既强化了资源统筹的效率，又提升了服务供给的精准度，推动五社联动从松散协作迈向深度融合，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与制度支撑。
4.2.2. 精准化资源分配
依托大数据技术搭建乡村治理资源库，是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关键路径[16]。该资源库通过整合财政拨款、慈善捐助、企业帮扶等多元资源，构建动态化、可视化数据平台，实时监测乡村人口结构变化、公共服务缺口等治理需求。基于数据分析生成的需求图谱，可精准识别治理痛点，如针对留守老人健康管理、生活照料等高频需求，定向引入专业社工机构设计“喘息服务”项目，为照料者提供临时替代服务；同时，通过资源库快速匹配慈善资金，针对性采购适老化改造设备，解决老人居家安全隐患。这种“数据驱动–需求定位–精准投放”的资源分配机制，有效避免资源错配，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服务的靶向性与实效性。
4.3. 专业赋能：以社工为纽带提升服务效能
4.3.1. 社工站全覆盖
为健全乡村治理服务体系，应全面推进社工服务站行政村全覆盖建设，将其打造成为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专业支撑平台。社工站建设需坚持“需求为本、服务为先”的工作理念，通过建立常态化需求调研机制，运用入户走访、焦点小组、问卷调查等专业方法，系统梳理辖区内留守儿童监护、空巢老人照护、残障人士帮扶等民生痛点。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针对不同群体需求设计“一老一小”关爱计划、“阳光助残”行动等特色服务项目，形成差异化、精准化的服务供给体系。同时，社工站应积极构建资源链接网络，通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对接机制、搭建基金会资助平台、引入企业公益支持等方式，有效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形成“需求发现–项目设计–资源对接–服务实施–效果评估”的完整闭环。
4.3.2. 培育本土社工力量
培育本土社工力量是破解乡村治理专业人才短缺的核心路径。“校地合作”模式通过搭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与乡村实践平台的桥梁，将课堂教学与乡村实际需求相结合，定向培养既掌握专业理论，又熟悉乡土文化、社会结构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实施“社工证培训补贴”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奖励机制，激励村干部、返乡青年、乡村教师等群体参与专业培训与资格考试，形成“本土人才 + 政策支持”的培育体系。这一机制有效解决“外来社工水土不服”的困境，确保社工队伍深入理解乡村语言、习俗与人际关系网络，以“熟人社会”优势提升服务精准度与认同感，为乡村治理注入持久内生动力。
4.4. 社区激活：激发内生动力与自治能力
4.4.1.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通过系统培育村民议事会、产业合作社、文化传承协会等本土化组织，能够有效盘活乡村社会资本，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这些组织具有鲜明的在地化特征：村民议事会依托“乡贤能人 + 普通村民”的组成结构，通过定期召开民主协商会议，就村庄规划、公共事务等重大事项达成共识；产业合作社以特色产业为纽带，采取“能人带头 + 农户参与”的运作模式，整合土地、技术、市场等资源，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文化传承协会则聚焦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领域，通过组建表演团队、开设传习所等方式，既保护了传统文化，又培育了乡村文旅新业态。这些组织通过建立章程规范、完善议事规则、健全监督机制，逐步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良性运行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4.4.2. 创新参与激励机制
创新参与激励机制是提升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度的有效路径。“积分制治理”“志愿时间兑换”等模式，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公共事务的行为进行量化赋分，把无形的奉献转化为可感知的激励。通过建立标准化积分体系，村民可凭借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享受公共服务优惠，形成“参与–激励–再参与”的良性循环。以“环保积分”为例，村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河道维护等环保行动即可累积积分，这种物质与精神双重激励方式，有效激发村民的责任感与积极性，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推动村民从乡村治理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切实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4.5. 慈善助力：构建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
4.5.1. 慈善资源定向化
依据公共管理中的资源靶向配置理论，慈善资源定向化是提升乡村振兴效能的重要路径。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鼓励企业、基金会设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将分散的社会慈善资源集中投向乡村发展的关键领域。专项基金聚焦产业孵化与教育支持等长期性需求，一方面，针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技术研发、品牌推广、市场拓展等资金支持，助力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教育领域，通过设立奖学金、改善教学设施、开展教师培训等方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种定向投入机制，既发挥了慈善资源的杠杆效应，又确保资源精准对接乡村发展的深层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持久的动力支撑，推动乡村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4.5.2. 发展“公益 + 商业”模式
从混合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公益 + 商业”模式通过跨界融合，为乡村振兴开辟新路径。该模式以慈善资源为启动引擎，以商业逻辑为运作框架，将公益属性与市场机制深度结合。一方面，慈善资金可投入乡村产业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与人才培训，降低产业发展门槛；另一方面，引入商业主体参与产品设计、品牌打造与市场推广，提升乡村产业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例如，慈善机构资助农产品加工技术升级，商业企业则负责包装营销，将乡村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市场，实现公益目标与商业价值双赢。这种模式既弥补了乡村产业发展初期资金与资源短板，又通过市场化运作保障产业长效发展，助力乡村经济实现内生增长与可持续繁荣。
4.6. 数字赋能：技术驱动治理精细化
4.6.1. 智慧治理平台建设
通过建立“五社联动”数字化管理系统以技术赋能乡村治理革新。该系统能够打破传统治理模式的时空壁垒，构建起“需求–资源–服务”线上闭环体系。村民通过移动端便捷上报养老帮扶、设施修缮等需求，系统运用大数据算法分析需求特征，自动匹配财政资金、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志愿者专长等资源，生成最优解决方案。服务实施过程中，系统实时追踪进度、收集反馈，确保服务精准落地。以“乡村微心愿”平台为例，村民可在线发布个性化需求，社工、志愿者、慈善组织通过平台快速“认领”，实现需求与资源的精准对接。这种数字化实践，不仅提升了治理效率，更激发了多元主体参与热情，推动乡村治理从粗放型向精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4.6.2. 数据共享与决策支持
GIS地图与区块链技术的融合应用，能够为乡村治理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解决方案。GIS地图以可视化形式呈现资源分布、需求热点等信息，帮助管理者精准定位资源投放区域；区块链技术凭借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对财政资金拨付、慈善捐赠流向进行全流程记录，每一笔资源的分配、使用都形成可追溯的“数字账本”。两者协同运作，不仅能实时追踪资源流向，确保每一份资源都精准抵达需求端，还能有效规避资源挪用、分配不均等问题，提升资源使用的透明度与公信力。例如，借助区块链技术记录慈善物资从采购、运输到分发的完整路径，公众可随时查验，既保障资源高效利用，也增强社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信任与支持。
4.7. 多元保障：实现“五社联动”可持续发展
构建长效机制是实现“五社联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首先要完善制度设计，制定《“五社联动”实施细则》，明确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和慈善资源各方的权责边界和协作流程，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共享和联合决策的工作机制。其次要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整合社区需求与服务资源，实现精准匹配和动态监测。同时要培育社区内生动力，通过居民议事会、邻里互助小组等形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文化，确保治理模式的长效运行。
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是推动"五社联动"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激励机制方面，可设立“五社联动”专项奖励基金，对表现突出的社会组织、社工和志愿者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并建立服务积分兑换制度。在保障机制方面，要构建多元筹资渠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捐赠、公益创投等方式保障资金供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社工继续教育体系和志愿者培训制度；完善监督评估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考核项目成效，确保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通过制度、资金、人才和监督的全方位保障，推动“五社联动”从短期试点转向常态化运作。
5. 实践案例：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移民安置区“五社联动”的乡村治理模式
5.1. 案例背景
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移民安置区是生态搬迁与灾后重建形成的新型社区，居民多由偏远山区分散村民集中安置而来，社区内老年人口占比超35%，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社区呈现显著的“空心化”与“老龄化”特征。同时，由于居民来源复杂、生活习惯差异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邻里矛盾纠纷频发，社会组织与志愿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传统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型社区的治理要求，亟需通过“五社联动”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激活社区内生动力，破解治理难题。
5.2. 数据来源
5.2.1. 一手资料
实地访谈记录：对徐家坪镇社区干部、社会组织负责人、社工及移民群众的深度访谈(2024年7~8月)，聚焦联动机制运行、资源整合成效与挑战。
参与式观察报告：研究团队在安置区驻点3个月的观察日志，记录社区议事会、志愿者活动及慈善项目落地过程。
内部文件：略阳县民政局提供的《徐家坪镇“五社联动”实施方案》、社工站服务台账及慈善捐赠协议等原始文本。
5.2.2. 二手资料
政策文件：《略阳县乡村振兴规划(2021~2025)》《汉中市“五社联动”试点工作报告》等政府公开文件。
媒体报道：陕西日报《徐家坪：五社联动激活移民社区治理》(2023)、汉中市乡村振兴局官网案例库数据。
5.3. 实践模式分析
5.3.1. 社会组织引入：本地社工机构与外部公益组织合作
在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移民安置区，针对社区治理资源分散、服务专业化不足等问题，社会组织引入采取“内外联动”策略。本地社工机构立足熟悉本土文化、人际关系的优势，深入开展需求调研，精准识别留守老人关怀、青少年教育辅导等服务需求；外部公益组织则凭借成熟的项目运作经验与资源网络，带来资金、技术与专业人才支持。双方通过联合设计“银龄陪伴计划”“移民子女成长营”等服务项目，由本地社工机构负责落地执行与关系协调，外部公益组织提供督导培训与资源对接，形成优势互补的协作机制。这种模式既避免了外部组织“水土不服”的困境，又弥补了本土力量专业性短板，推动社会组织服务精准对接社区治理需求，有效提升了移民安置区的治理效能。
5.3.2. 志愿者动员：村民志愿队与高校志愿联盟联动
在徐家坪镇移民安置区，为破解人力资源短缺难题，当地创新开展“村民志愿队 + 高校志愿联盟”联动模式。村民志愿队由本地热心居民、乡贤骨干组成，凭借对社区情况熟、沟通成本低的优势，承担日常巡查、邻里调解、环境整治等工作，成为社区治理的“毛细血管”；高校志愿联盟则依托大学生群体的知识与活力，定期开展支教助学、文化宣讲、科技助农等特色服务，为社区注入新鲜血液。双方通过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在寒暑假联合开展“留守儿童夏令营”，在农忙季组织“助农抢收行动”，实现服务时间、专业技能的互补。这种“本土力量 + 外部支援”的志愿联动，既激发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又引入外部资源反哺社区，有效缓解了移民安置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
5.3.3. 资源整合：政府资金 + 企业捐赠 + 慈善项目支持
在徐家坪镇移民安置区“五社联动”实践中，资源整合采取多元协同策略。政府资金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社区建设补贴等形式，保障基础设施修缮、公共服务站点建设等基础性需求；企业捐赠则聚焦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如本地龙头企业捐资建设社区藤编工坊，助力居民就近就业，外地企业捐赠生活物资、教学设备，直接惠及困难群体；慈善项目以精准化、专业化服务为导向，针对留守老人健康管理、移民子女教育帮扶等需求，引入“银龄健康计划”“希望助学项目”，链接专业社工资源与医疗教育资源。三类资源通过“五社联动”平台统筹调配，政府资金“打底”、企业捐赠“添砖”、慈善项目“增效”，构建起覆盖社区治理全领域的资源保障体系，为移民安置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4. 成效与不足
通过“五社联动”实践模式，徐家坪镇移民安置区治理成效显著。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推动矛盾化解率提升至92%。社会组织与村民志愿队主动介入邻里纠纷、土地分配等矛盾，通过专业调解与熟人关系协调，将问题化解在社区内部；社工运用专业方法开展心理疏导与情绪干预，有效预防矛盾激化。同时，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大幅跃升，社区依托整合的资源，新增养老服务站、儿童之家等设施，开展助老送餐、课后托管等特色服务，公共服务满意度从65%提升至89%。此外，“五社联动”激发社区活力，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显著增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切实提升了移民安置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新型社区治理提供了成功范例。
尽管取得阶段性成效，徐家坪镇移民安置区“五社联动”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资源依赖外部输入导致可持续性不足，慈善项目多为短期性帮扶，企业捐赠缺乏长效机制，财政资金投入有限，一旦外部支持减弱，部分服务项目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村民参与呈现明显分化，年轻群体因外出务工参与度低，留守老人受制于文化水平与信息接收能力，难以深度融入治理；部分居民存在“等靠要”思想，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薄弱。此外，社会组织与社工队伍专业化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常态化培训机制，在复杂问题处理上能力不足，制约了服务质量提升，亟需构建多方协同的长效保障与激励机制，推动“五社联动”模式向更深层次发展。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五社联动”通过资源整合与主体协同，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创新路径。其打破了传统治理中主体缺位、资源分散、服务薄弱的困局，通过链接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源，激活社会组织与志愿者力量，以专业化服务提升治理效能，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移民安置区的实践表明，“五社联动”能够有效提升矛盾化解率与公共服务满意度，激发社区内生动力。
实现“五社联动”赋能乡村治理，需从多维发力构建长效机制。政策层面，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设计，明确服务标准与流程，优化资金拨付机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出台乡村慈善资源激励政策，如对企业捐赠实施税收优惠，对个人慈善行为给予荣誉表彰，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能力建设方面，强化乡村社工人才培育体系，依托高校、职业院校开展定向培养，建立薪酬保障与职业晋升通道，推动社工队伍职业化发展；同时，通过专题培训、经验交流等方式，提升村民自治组织议事协商、项目管理等治理能力。机制创新上，建立科学的“五社联动”绩效评估体系，从资源整合、服务成效等维度量化考核，并依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策略；推广“积分制”管理，将村民参与行为转化为可量化激励，增强其治理主体意识。此外，需立足乡村实际，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培育特色治理模式，避免“一刀切”式的模式照搬，确保“五社联动”精准适配乡村需求。
6.2. 研究展望
在未来研究中，“五社联动”赋能乡村治理应聚焦新场景拓展与机制深化。一方面，紧扣共同富裕目标，探索“五社联动”在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中的作用路径；顺应数字乡村建设趋势，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提升治理精准度与效率。另一方面，着力构建跨区域资源联动机制，打破地域壁垒，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共享；完善长效运行机制，通过立法保障、政策优化与制度创新，确保“五社联动”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基金项目
2025年陕西省社会工作重大课题：“五社联动”机制的作用场景与实现路径研究(2025HZ0735)；陕西理工大学校级项目：汉中市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SLGSKXM2414)；新常态下陕南旅游经济增长潜力研究(20JK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