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中的粤语实践为中心，探讨了方言文学在突破语言权力结构与重构地方文化认同中的双重价值。本文聚焦《北流》对勾漏粤语的创造性运用，通过文本细读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其如何借助方言特有的表意系统与审美特征，实现语言等级制度的双重突破。在语言权力的层面，《北流》不仅突破了以普通话为主导的层级秩序，通过勾漏粤语的在地性表达重建南方的话语场域，还以勾漏粤语与广府粤语的混杂使用，尝试瓦解粤语内部的正宗的使用规范。在重构地方文化认同的方面，《北流》通过激活地方经验与集体记忆，构建出了超越地域局限的共同想象。小说中的粤语方言实践超越了文学技巧的范畴，它不仅是地域特色的展现，更是对文化自主诉求的深刻表达。
Abstract: Centered on the Cantonese practice in Lin Bai’s novel “Beiliu”,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ual value of dialect literature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language power structure and reconstructing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Goulou Cantonese in “Beiliu”. Through the method combining close text reading and cultural analysis, it reveals how it achieves a dual breakthrough in the language hierarchy system by leveraging the unique ideographic system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s. At the level of language power, “Beiliu” not only breaks 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order dominated by Mandarin, but also reconstructs the discourse field in the south by using the local expression of Goulou Cantonese. Moreover, it attempts to dismantle the authentic usage norms within Cantonese by using the mixed use of Goulou Cantonese and Guangfu Cantonese. In terms of reconstructing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Beiliu” has constructed a common imagination that transcends regional limitations by activating local experience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practice of the Cantonese dialect in the novel transcends the realm of literary techniques. It is not only a display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a profound expression of the demand for cultural autonomy.
1. 引言
方言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增加文学作品中的地域色彩。近年来，方言写作的风向逐渐明朗，金宇澄在《繁花》中打磨出了既能连接非沪语读者又凸显上海方言的语言风格、林棹的《潮汐图》熔炼粤普讲述独特的民间“古仔”、葛亮的《燕食记》杂糅多种方言，写出了当代小说难得的古雅韵味……学界张开双臂拥抱一股股新鲜的南方的空气，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书写系统内部语言权力结构也相应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林白的《北流》踏着讨论“新南方”写作的浪潮出版，因其创制了先锋性的语言和结构，时隔四年，仍然不断激起水花。《北流》中使用的粤语并非广府粤语，而是粤语中的一个更小的分支——勾漏粤语，这为作品的传播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用勾漏粤语写作的实践价值在哪里？这其中包含了双重意味。
2. 对语言层级的突破
语言权力理论起源于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深入思考。从历史发展来看，语言权力作为法律概念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主要分为两种意义：承认个人的语言自由的语言权利，以及基于民族国家官方语言使用的规定[1]。在现代语境下，语言权力的概念已扩展至更广泛的领域，例如语言权力通过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国内的文化体系。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在政治与文化等许多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相应地，文学作家在创作时的语言选择也倾向使用普通话，那意味着自己的作品起码在语言层面上，更贴近主流。“运用普通话进行写作，其间虽有反复与退却，但其合法性不容怀疑。普通话写作在文学创作上也逐渐变强变大，趋于一元、正统的位置。文学语言力求规范，符合普通话标准，在思想内容上符合上层建筑需要，关联到作家政治立场、思想规训等要求，这也是普通话写作的基本内核。”[2]这充分体现了语言权力对文化话语权的控制，也表明《北流》使用粤语方言进行创作是对主流文学语言层级的一种突破。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强调，粤语对普通话并非单纯地依附，而是显示出了复杂的互动关系。普通话和粤语作为中国两大主要汉语方言，长期以来在语言学研究中常被简单地视为“中心”“边缘”的对立关系，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将普通话视为标准语，粤语则被定位为需要向普通话靠拢的“边缘”方言。然而，这种简化视角忽略了两种语言之间复杂而丰富的互动关系。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香港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移居香港，英语成为香港的重要语言，粤英双语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1997年香港回归，与内地及华人社区的联系更趋密切，普通话成为重要语言之一，香港人开始重视学习普通话，形成了两文三语的局面[3]。上世纪的香港娱乐产业兴盛，香港电影、港乐等港产文化对内地的流行文化进行反向塑造，还体现出国内的文化资源是流动的。若将当下普通话占据官方地位的现状理解为普通话的霸权，就过分强化了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权力关系更多存在国与国的文化之间，粤语与普通话共存于同一个主权国家之内，两者的关系根本源于国内的语言政策。由于普通话在出版、教育等领域长期占据主导的地位，这种差异性的资源分配令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确实存在等级结构。
2.1. 突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层级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语言政策与方言保护的关系已成为语言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受建构主义影响，社会语言学中的“认同”概念实指语言身份认同，与语言态度、语言偏好等关系密切但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4]。这种理论视角强调，语言认同不仅仅是对语言本身的认同，更是对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身份的认同。
《北流》一开始就展现了普通话对方言的强大冲击力：跃豆参加“作家返乡”活动时去听了当地音乐人的歌会，一句“主持人整晚标准普通话，已无本地口音。早已认定普通话代表至高水平，圭宁话上不了台面”([5]：p. 3)赤裸裸地摊开了小方言的处境。自1950年代普通话推广，方言被长期视为“落后”或“非标准化”的符号，粤语因语音、词汇与官话差异极大，成为语言治理的重点对象。即使后期政策调整，推进方言保护工作，但方言的使用人群仍然不断缩减，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方言面临的困局或更加难以逆转。小说中的跃豆发现现在南宁的姑娘都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南宁普通话不是这样的，浓厚的地方口音，是米粉和菠萝的混杂，怯场、自惭形秽。”([5]：p. 9)“怯场”与“自惭形秽”的表达，暴露了方言群体在正统的普通话面前的自我矮化，这种语言的焦虑实质上是文化等级的投射。从社会认同理论来看，语言与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语言参与当地民众集体身份认同建构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充满复杂性、异质性与流动性的特质[6]。跃豆从小就认为普通话“高级”，喜欢用书面语谈论理想，这反映了她对语言的评价标准已经内化了社会对语言的等级划分。同时，语言与地区高度关联，语言往往象征了一个地区以及背后的经济、身份等诸多因素，所以才令跃豆无端生出了“英敏全家讲标准普通话，故我认为，剥青蛙皮再炒来食是文明的举动”([5]：p. 49)的看法。这种将语言使用与特定行为、文明程度联系起来的现象，反映了语言在社会评价中的重要性。跃豆喜欢用书面语谈论理想，最终却发现自己依然无法真正地和普通话融为一体：“粤语演讲，语速会明显慢下来，用普通话发言，她的语速是飞快的，快得模糊，总得防备唤起不及呛着自己，有时快到可笑，像窜过街的老鼠要赶紧藏起身。”([5]：p. 101)这种语言使用上的矛盾反映了她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长大后的跃豆最终融入了国家主流话语体系，却在语言改造中不断经历着文化身份的割裂。当南宁当地的特色口音消失，当跃豆使用普通话演讲的时候，几代人用声音搭建的记忆被抹平了，本土文化基因不断稀释了，留给人们的，是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根基被遗忘而产生的焦虑感。
粤语作为一种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的汉语方言，具有独特的语言系统和表达美感。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粤语书写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表达形式，尤其是在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中，粤语的运用不仅体现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更成为一种文化抵抗和主体性建构的表达方式。粤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汉语方言，拥有自己独特的语法系统。与普通话相比，粤语在表意精确性和文化承载功能上展现出显著差异。以时态为例，小说中跃豆入住香港酒店时，大声用广东话和保安打招呼说“食咗饭未”。粤语中的“咗”是一个专门表示完成的语法标记，强调动作在某一时间点已经结束的状态。例如“食咗饭未”，其中“咗”明确表示“吃饭”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体现了粤语在时间层次感和动作完成度上的精确表达。在普通话中，虽然也有“了”这个虚词表示动作的完成，但其功能并不单一，不仅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还可以表示状态的变化或新的状态出现，例如“下雨了”表示从“没下雨”到“下雨”的状态变化，而“我明白了”则表示从“不明白”到“明白”的状态转化。这种多功能性使得普通话在表达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状态变化时，不如粤语那样精确和清晰，导致时间层次感与动作完成度在转译过程中发生了耗损。粤语中诸如“咩”、“噉”等语气助词系统，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特有的生活节奏、情感表达方式形成密切的关系，这种语言形式与文化记忆紧密嵌合，哪怕只是转换成普通话，都难免会造成地域文化基因的断裂。“咗”这样的粤语用字对于官方来说是不规范的用词，但方言写作恢复了这样的字词，挑战了规范的书写系统。《北流》使用粤语书写大量的角色对话，贴近民间的生活气息，在文字中透出声词的韵味，比如米豆记忆中的粤语童谣“头辨尾，垌垌企，担水夫娘碰着你，喊你冇哭就冇哭，俾条咸鱼你送粥。”([5]: p. 284)“垌垌企”的叠词生动地写出了小孩一动不动如木头杵在地上的僵立状，音乐性强且押韵，口语节奏明快活泼，“冇”这样的特殊词是粤语方言的特色，末句“俾条咸鱼你送粥”则写出了北流的风物与饮食习惯，短短一首粤语童谣塑造了独特的地域氛围，一下子便能勾起当地人的童年回忆。这种语言符号与感官经验的连结，恰是通用语在审美维度难以企及的。林白选择粤语书写，实质是对单一叙事的反抗，同时暗含了文化自治的诉求。北流以及它所属的广西，属于边缘省市，边缘地域的人或者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往往会带着某种失落感，寻求身份认同的意欲特别强烈，由此就会凸显独属于他们的地域或群体特色。林白特意在《北流》中安排了“粤语研究成果”一节，里面有许多有关粤语古语留存的趣味例子，比如文友说“苏东坡讲呢，‘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食’字和‘肥’字，亦系圭宁话的，‘食嘢’‘好好食’‘肥仔’‘肥佬’‘肥腾腾’。普通话讲胖，我们圭宁从来不讲胖字的。”([5]: p. 75)粤语里这种古语留存的现象体现着对于主流文化的疏离，这些难以驯服的方言有独特的意象与比喻、市井的鲜活感与张力。林白尝试用粤语打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层级，重建南方的话语场域与主体性。《北流》的粤语写作是对汉语写作的充分在场与生机的注入。而方言有别于普通话，方言写作营造的是另一个景象奇崛的世界。可以说林白在“语言”上超越了“地方性”，创造了“新南方写作”的表达方式。粤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不仅具有丰富的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也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在林白的《北流》中，粤语的运用不仅体现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更成为一种文化抵抗和主体性建构的表达方式。通过呈现粤语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特征，彰显地方经验，强调方言价值，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启示，这种方言写作不仅是一种语言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的表现。
2.2. 突破粤语内部的层级
在探讨粤语这一汉语方言大家族时，我们往往将粤语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其中存在的地域差异和文化分层。《北流》作为一部展现广西粤语地区文化的作品，特别使用了粤西方言勾漏粤语进行创作。通过对勾漏粤语的语言学特征、文化地位以及在《北流》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可以揭示方言内部权力结构的复杂性。除了上述的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方言的内部亦有层级。广州作为广府文化核心区域，自明清以来长期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香港在殖民时期至回归后，凭借国际化和发达的影视媒体产业，粤语的影响力辐射至全球。两地粤语较为相似，地区的话语权优势使得两地方言被默认为粤语的代表，而其他地区的方言因为缺乏影响力和文化体系的支持而显得无足轻重。跃豆在回忆萧继父的时候经常谈到萧继父的口音：“萧继父曾在湛江的南海舰队当过几年后勤兵，识讲几句广东话，口音堪称纯正，有广州的气息。方言内部也有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粤语以广州和香港话为正宗。几句正经的粤语托着，萧继父就更威严了。”([5]: p. 271)这段话生动呈现了方言系统内部的权力结构，方言使用者的语音标准、文化资本与社会认同始终受制于地域经济地位与话语权分配，当广州和香港依托历史积淀与媒介传播筑起了粤语的标准范式时，方言的“纯正性”便成为权力关系的具象表达，语言的差异就这样被转化为等级的秩序。
过去的研究经常将粤语视为整体，以对抗文学表达的同质化，而《北流》的特殊性在于其中使用的是粤语里面的勾漏粤语，它的受众比粤语小得多。从地域分布看，勾漏粤语主要分布在广西南宁、玉林等地，受到客家话和普通话的影响较大，有时同样的表达与用词，说出来的音调与广府粤语差距较远。从语言的角度看，“广东的粤语可以分为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勾漏片、吴化片等五片。画分广东粤语的片，首先是看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的送气情况。勾漏片一般都不送气。吴化片一般都送气。广府、四邑、高阳三片一般今读阳平阳上的字送气，今读阳去阳入的字不送气。”[7]可见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送气是勾漏片粤语的一个突出特点。比如“食”字，广府是“sik6”(/sɪk˨/)，勾漏片读“sek2”(/sɛ:k˧/)，声调和韵母都有变化。小说中有一个字经常出现，就是“渠”。北流话“第一、二、三人称代词分别为‘我、你、渠’，复数形式分别为‘我哋、你哋、渠哋’，与大多数粤语点相同。‘渠’，来源于中古汉语，或记作‘佢’。与广州话‘渠’与‘我’、‘你’同调不同，北流话的‘渠’仍读阳平调。”[8]两个语言地区的人在交谈时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区别，甚至沟通阻滞，但两种语言有相似的用语，在文字呈现上差别较小。小说呈现的是文字而非物理上的声音，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北流话和广府话的语音差距，但在小说中还是可以看出北流话在用词表达上的一些特点。小说提到好几次“眨令”，指闪电，但在广府粤语里一般说“行雷闪电”。还有“爽逗”，指有趣、舒适、愉悦，这样的独特的用词则是勾漏粤语独有的。再如，红中和米豆说“现时你系日工，做一日是一日，喊阿姐帮你搵只正式工作，睇大门都得。”([5]: p. 292)“现时”表示“现在”，“睇”表示“看”，都是广府粤语和勾漏粤语都会使用的说法，但广府粤语几乎不说“喊”，说“叫”，而且量词“只”的使用范围没有北流话那么广，搭配“工作”时一般用“份”或者“个”。《北流》中的语言兼有广府粤语与勾漏粤语的成分，从语音上看，两者差距较大，但从用词的角度看，两者又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倾偈”、“叹”、“烂仔”、“晏昼”等词，都是广府粤语和勾漏粤语共有的，这构成了《北流》用语的混杂性。这种混杂的方言变体穿透了“正统”的粤语的权威，有利于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方言网络，拒绝单一的粤语规范，形成流动的语言地貌。勾漏粤语在历史上一直被广府粤语边缘化，《北流》中的语言混杂进一步模糊了两种语言的边界，使人们心中对于“粤语”印象从粤港澳大湾区向广西拓展。林白在《北流》中尝试将粤语变得更为精准化，即何时何事何人何物应该用粤语还是北流口音表现，《北流》因此变得更有层次感，人物也有了更生动形象的展现方式。不过这是一场冒险。语言是联结人们的重要方式，也是设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的门槛。熟悉粤语文化的读者，或许不会认为《北流》难以入口，反之，则难，但林白作了大胆的尝试，《北流》被认为是新南方写作的先锋实验之作。“新的南方的主体建立在地理的区隔和分层之中。这并非是一种以某个中心一正如大多数时候我们所潜意识认为的一为原点向外的扩散，而是一种建立在本土性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他们与北方或者其他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的关系一而不仅仅是‘对峙’。”[9]《北流》的语言实践进一步构建了“泛南方”的认同，同时保留了南方内部的异质性，带来了风格不同的审美。
3. 重建地方认同
地方认同是个人认同的组成部分，是根据特定地方的独特要素、人地互动的本质而发展出来的[10]。地方的方言作为地方的独特要素，承载着地域性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使用者将会在语言实践中完成对地方文化基因的传承，这种历时性的沉淀使方言成为区别于他者的符号标识，是构成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主流文学的创作中，对于岭南的想象经常受制于某种比较简单与固定的叙事范式，由于作家往往并非岭南人，所以在书写岭南的时候只能靠描绘，而未能直接使用岭南的方言。比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把香港被描绘成一个充满奇异色彩的欲望都市。尽管张爱玲曾在香港读过几年书，曾经有过在地的经验，但她笔下香港是不够分明的，只是作为烘托人物的一个背景和舞台，在文字之间渗透着对香港混杂性的暧昧书写。“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查看香港的。”[11]除此以外，还有金庸小说对岭南的神秘书写、当代影视中成为岭南符号的骑楼与凉茶，这些刻板印象的本质是主流文化的修辞暴力。《北流》使用粤语方言的在场性书写，嵌入大量的粤语方言的方式，书写更具有真实地方感的岭南，同时对抗文学的同质化，力求打破单一的表述困境。《北流》中也有写到香港的部分，书中的香港有国际化的大都市的一面，也有贩卖各种各样生滚粥的充满烟火气的一面，当跃豆站在档口暖黄的灯笼下说“唔该，我想食一碗生滚鸡粥”，对方却说：“鸡粥卖晒啦”的时候，市井的香港就这样跃然纸上了，带给跃豆以及所有岭南读者熟悉亲切的感受。这是方言激活了特定情感的反映，触发了读者对于香港大都市既繁华又有烟火气的情感体验，这是非本地作家的创作难以达到的。
方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在地特质，特定区域的人群能够感受到方言细微的音韵差异与丰富的内涵，对于非粤语读者来说，就需要借普通话的翻译协助理解，但两者并不完全可译，犹如无法修补的裂痕。《北流》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跃豆担心米豆工作辛苦，提出“即使要陪夜，千祈无得两日连着，千祈千祈。”([5]: p. 296)“千祈”在普通话中相当于“千万要……”“必须”，通常与否定词连用，表示强烈的劝诫和警告，如“你千祈唔好空肚食早餐”(你千万别空腹吃早餐)。岭南地区的古人常常通过祈祷来寻求庇佑，久而久之，“千祈”便成为了表达强烈祈愿和警告词语，但普通话中的“必须”却难以反映这种心理状态。又比如书中写到跃豆幼时懒得做饭经历：“十岁的我，以清水洗净两根咸卜，放入碗，开水一烫就大吉利是。”([5]: p. 48)“大吉利是”在旧时用于占卜和祝福，传递着人们对吉祥、顺遂的渴望，若翻译成普通话里的“万事俱备”就显得单薄了。再如写到远照“睡了晏昼觉起身，她又开了电视，边择菜边睇。”([5]: p. 43)“睡晏昼觉”和普通话里的“睡午觉”表面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背后折射出的是珠江三角洲商贸文化中，“晏昼”形成弹性时段概念(约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由于岭南气候湿热，“晏昼觉”还藏着南方人避暑的智慧。《北流》中单独开了一个“倾偈”的部分，记录玉葵等人的只言片语，富有生活气息。“倾偈”这个词是“闲聊”的意思，“倾”是古汉语词，“偈”来自梵语音译词，因此“倾偈”这个词是吸收了外来词形成的本土新词，同样的还有小说中说到的“冷衫”(毛衣)，“冷”来自法文laine (毛线)。对这些词语的接纳与改造，反映了岭南人宽容平和的特点，展现了一种求实又含蓄的风格。类似的例子在《北流》中还有很多。方言中包含诸多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背景，如果强行将它们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就丧失了地区文化最真实的面貌。《北流》中粤语实践最灵动的部分，就是充满人情与市井气息的生活对话，这些对话看起来琐碎平常，但恰恰是因为写自方言，才得以保留了真实的岭南风貌，小说中梁远照出街买菜的对话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有时闷了，远照就出楼同隔篱邻舍搭话。又买豆角啦，望望睇，几多银纸一斤？两文九角，贵。有算贵啦，早两日更贵，今日算系抵手(便宜)的。夜饭吃嚼？牛肉煲萝卜，打散了我一张大纸(百元大钞)买了粒尾骨(脊椎骨)。好咽哪，几多银纸？二十几文，好甜味咽喔。”([5]: p. 52)“隔篱邻舍”是物理上的距离感，指向的是岭南骑楼建筑的紧密邻里关系，“抵手”隐含了粵商“以物易物”的历史记忆，“咽哪”的喉部闭合音，背后暗含着岭南湿热气候下的饮食急促特性，“冇得顶”“衰咗”等词语则带有情绪的张力，突破普通话规训的女性语言空间。如果换作普通话，这些复杂的关系就会被稀释。因此，粤语一方面承担了对抗现代化对传统文化侵蚀的重任，另一方面保留了对北流这个小镇的记忆，其中的方言实践意在还原更加真实的南方经验，拒绝为岭南地区打上抽象的地域标签。
4. 结语
《北流》使用勾漏粤语进行创作，突破了双重的语言层级。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方言文学也成为了保存记忆，确认身份的重要方式。《北流》的粤语书写实践是方言逐渐消亡语境下的一个试图重建地方认同的样本，当标准化的语言试图抹平方言的地方特质时，方言通过语音、词汇的坚守，维系着所在地区的文化。这种实践超越了普通的文化保护工作，以更具有切身性的实践比如市井对话中的语音记忆、北流镇的水埠商贸传统、湿热气候下的身体感受、邻里空间的人际关系等唤醒地方认同感，为被普通话叙事遮蔽的南方经验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