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恶意》以作家日高邦彦遇害案为叙事核心，通过多重叙述视角，揭示了人性中“无端恶意”这一极具冲击力的心理现象。小说以凶手野野口修的手记为切入点，采用不可靠叙事策略构建悬疑框架。从日高邦彦家宠物猫离奇死亡的事件展开，逐步导向日高邦彦本人遭谋杀的刑事案件。警探加贺恭一郎利用物证勘验与走访调查，最终揭露野野口修的真凶身份。然而，案件的核心悖论在于，野野口修的犯罪动机呈现出非理性特征——“总之我就是看他不爽”，其恶意不仅体现为对日高邦彦肉体的消灭，更表现为对其社会名誉的摧毁。
相较于传统推理小说对犯罪手法的聚焦，《恶意》的颠覆性在于作者通过叙事诡计建构了一个“平庸之恶”的典型样本。野野口修的形象特质挑战了理性动机驱动的凶手范式，其行为逻辑植根于对受害者人格的彻底否定：即便以自我毁灭为代价，亦执着于将对方拖入道德地狱。这种“恨不知所起”的极端恶意，暴露出人性中潜藏的阴暗结构，亟待通过心理学与哲学理论进行系统性解构。
本文以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论为方法论指导[1]，结合黑暗三联征(Dark Triad)的人格心理学模型[2]，旨在揭示野野口修的主体异化机制。研究聚焦三重核心问题：其一，童年创伤如何导致其在镜像阶段陷入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断裂；其二，象征界秩序下主体性的崩解如何催化偏执型自恋与被害妄想症的双重人格；其三，黑暗三联征特质，即精神病态(Psychopathy)、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自恋人格等人格特征如何共同作用，使其恶意从心理幻象演变为现实暴力。最终，本文提出“穿越幻想”作为抵御人格异化的理论路径，强调通过重构主体与他者的辩证关系，打破自恋与自卑的恶性循环。
2. 主体分裂与象征秩序的冲突
2.1. 野野口修的主体性本质
《恶意》的核心叙事张力源于对野野口修主体性本质的追问：一个以“受害者”姿态自居的凶手，如何通过文本策略建构虚假自我？东野圭吾采用不可靠叙事与多重视角并置的叙述机制，将野野口修的手记与加贺恭一郎的侦查线索构成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对抗。这种叙事设计不仅解构了传统推理小说“真相–谎言”的二元框架，更通过文本裂隙揭示野野口修“自我意识”的深层矛盾：第一人称叙述始终在“被害者”的脆弱表象与“加害者”的偏执内核之间摇摆，形成拉康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主体分裂。
相较于本格推理对犯罪手法的物理性解谜，《恶意》将叙事重心转向心理动机的符号化重构。野野口修对日高的谋杀行为，本质上是他扭曲主体性的外化投射。他通过捏造代笔、剽窃等虚构叙事，试图将自我塑造为文学领域的殉道者，以此掩盖其因创作力匮乏而产生的存在性焦虑。这一过程精准契合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中“误认”——野野口修将日高邦彦投射为理想自我[3]，却因无法实现镜像认同而陷入自恋与自卑的认知撕裂，最终以暴力手段消除象征界中的“他者”镜像。
本文基于拉康主体三界理论，从三重维度解析野野口修的自我异化路径。一，实在界的创伤，童年校园暴力经历构成原始创伤，导致他在镜像阶段无法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二，想象界的扭曲，通过虚构受害者身份构建“自恋–受虐”的双重人格，将日高邦彦异化为承载其心理投射的“小他者”；三，象征界的崩解，在语言能指链中，野野口修陷入“作家”身份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他通过谋杀行为实施的符号性复仇，实际上是对象征界秩序的病态反抗。
此种分析框架表明，野野口修的“恶意”绝非偶然的情绪失控，而是主体性在象征秩序压迫下系统性异化的必然产物。野野口修犯罪行为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消灭“他者”镜像来维系破碎自我的幻觉完整性，这恰是拉康所谓“妄想性知识”在文学场域的病理学显影。
2.2. 野野口修主体分裂人格解析
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于“他者”对主体建构的决定性作用[1] [4]。欲解构野野口修的自我认同危机，需首先厘清拉康理论中“他者”的双重维度。小他者作为镜像阶段中自我投射的想象性客体，构成主体对“理想自我”的误认；大他者则指向象征界的语言秩序与符号系统，是主体进入社会文化结构时必须服从的能指网络[5] [6]。本文聚焦于大他者的运作机制，因其揭示了野野口修在身份塑造中病态人格的生成逻辑。他试图通过虚构叙事填补象征界能指链的断裂，却因无法调和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而陷入主体分裂。
拉康的主体分裂理论根植于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主体观的批判性重构。弗洛伊德率先瓦解了主体的同一性神话，指出“自我”并非意识的主宰者，而是本我、超我与外部现实妥协的产物[7]。这一发现颠覆了将主体视为自足实体的传统认知，正如拉康所言：“弗洛伊德的革命性在于揭示了主体本质上是分裂的”[8]。在拉康的理论框架中，主体分裂具有双重维度，即个体层面的自我与他者欲望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社会层面的象征界对主体的结构性切割。
弗洛伊德对“集体主体”的批判同样深刻。他认为，群体心理学中的共同体幻觉本质上是将个体自我投射到集体能指的过程，这种投射非但没有消弭主体的分裂，反而通过符号暴力加剧了异化[9]。拉康进一步将这一观点推向极致，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主体的所谓“同一性”始终是语言能指链强加的想象性缝合[10]。在象征界中，主体被迫通过他者的欲望来定义自身，其存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划杠的主体”——永远无法与自身完全重合。野野口修的案例为此提供了文学注脚。他对日高邦彦的病态仇恨，实为对自身主体分裂的转嫁。通过将日高建构为“窃取人生”的他者，野野口修试图掩盖其创作力匮乏导致的符号性阉割。
本文将主体分裂引入《恶意》中对于野野口修的自我身份解构之中，东野圭吾实际上将野野口修刻画为一个陷入身份危机的现代主体形象，本质上是现代性语境下主体分裂的文学具象。通过拉康精神分析视角可见，野野口修的自我解构过程呈现出三重叙事策略。第一，不可靠叙事与主体性裂隙的共谋，小说以野野口修的第一人称手记为表层叙事框架，但其自述文本充斥着逻辑悖论与事实篡改，例如对代笔事件的虚构。这种叙事设计并非简单的诡辩，而是拉康所谓“想象界”的典型表现：主体通过语言能指链建构的自我叙事，本质是对实在界创伤的符号性遮蔽[11]。第二，凝视权力的倒置与主体异化，当读者沉浸于野野口修的“受害者”叙事时，实则落入作者预设的认知陷阱。叙事者以伪装的被动姿态实施对他者的符号操控。这种旁观者视角的建构，恰恰暴露了野野口修的主体困境。他无法在象征界中获得稳定的身份坐标，唯有通过将他者客体化来维系破碎自我的幻觉完整性。第三，创伤叙事与身份危机的互文性，野野口修对童年校园暴力的反复言说，构成拉康意义上的创伤性内核[12]。这些记忆碎片并非对实在的忠实记录，而是主体为缝合自我分裂所建构的事后性叙事。通过将日高邦彦重塑为施害者镜像，野野口修试图将自身创伤转译为象征界的合法性控诉，却最终陷入能指游戏的恶性循环。
野野口修的手记中展现的主体正是他幻想中的自我。在他的自我认知中，自己生活在贫穷而又充满暴力的街区，饱受外人的欺凌，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姿态，而日高邦彦则被描绘成为一个虚伪刻薄的小人，不断压榨野野口修，甚至讽刺他的文学水平。在野野口修看来，他对于日高邦彦的怨恨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策划谋杀也是可以被理解的。野野口修将自己的身份构建为一个长期遭受折磨与霸凌的弱小者，为了迎合外部环境，或者说他者的要求，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杀人案件之中。以上有关野野口修自我认知的解析符合拉康有关自我概念的阐述。拉康指出，人类自从出生便开始追寻自我，在镜像阶段进行想象性认同，产生有关自我的概念，并维持了在自我与成像之间异化的关系[5]。在婴儿期，野野口修对自我产生了错误认知，同时为了获得他人和周围环境的认可，建立自我身份，以此来试图寻找模糊的主体。
因此，在追寻主体和迎合他者的过程中，野野口修产生了第一次身份认知的分裂，他所坚持认知的自我必须得到他者的承认，即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实体行为都必须借由他者的目光或需求，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在此种心理状态下运转的个体，既要依赖于确认自己自身存在的他者，又要对这一外在的他者展开复仇式的斗争。
然而，真正令人感到寒意的当属加贺恭一郎的调查，在他的搜查结果中，野野口修与日高邦彦的真实人物写照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野野口修所有的手记以及策划的杀人案件都是他自己设想的阴谋，没有代笔、婚外情、讽刺挖苦等，他费尽心机，为的不仅仅是杀死日高邦彦，并且还要夺走他的名誉。在野野口修的内心深处，他所认为的受害者主体永远无法掩饰自己真实而又暴戾的加害者主体，他无法接受同为贫苦街区出身的日高邦彦是如此的正直善良，即便日高邦彦曾帮助自己对抗校园欺凌，但野野口修也只是将这种帮助视为施舍，这又使得他产生了极度自卑。不停的对比让野野口修自卑而又偏执的心理状态逐渐发生扭曲，促使他最终杀人。通过细读加贺恭一郎的笔记，《恶意》中野野口修的异化焦虑正是他发生第二次身份认知危机的体现。拉康认为，主体会产生二次认知分裂，即主体在进入语言体系时就意味着主体性的确立。主体性会形成三个秩序，即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而象征界中的秩序决定着世界框架[10]。自我如果想要作为人类主体而存在，就必须接受象征界中的种种秩序，即普遍意义上的语言秩序。人类如果开始进入象征界，就会要求主体对社会能指体系服从，而象征界中秩序恰好对应一种能指链，也就是话语体系[13]。因此，当个人主体进入到社会大他者的话语体系中，也就表示个体开始打造了限制自己的牢笼。
野野口修的主体异化过程可依据拉康理论拆解为三重递进机制。首先，镜像阶段的误认与初次分裂。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主体通过他者镜像建构自我认同，但这一过程本质上是误认的产物[14]。野野口修对日高邦彦的初始认同即根植于此：他将日高投射为理想自我，却因创作力匮乏无法实现镜像统一，导致第一次身份认知危机。这种分裂在文本中具象化为其手记的自我矛盾，他既宣称日高剽窃其作品，又无法提供原创手稿的实证。其次，象征界的符号暴力与二次异化。当野野口修试图通过手记重构自我认同时，其叙事反而暴露了象征界的能指链断裂。拉康指出，主体进入象征界即意味着屈从于大他者的语言秩序[15]。野野口修捏造“代笔事件”的行为，实为对“作家”身份能指的绝望争夺。他通过虚构文本将日高建构为符号性他者，以此掩饰自身在象征界中的符号性阉割——即无法通过创作获得社会承认的根本性缺失。最后，实在界的创伤与主体性崩解。加贺恭一郎的侦查逻辑构成了对野野口修幻想叙事的实在界入侵。当物证链条揭穿其谎言时，野野口修并未产生忏悔意识，反而陷入拉康所谓“妄想性知识”的闭环。他坚持将自我定位为“受害者”，甚至以癌症晚期为筹码强化叙事的悲情合法性。这种病态执念揭示了主体异化的终极形态，通过消灭他者镜像(日高)来维系自我幻象，却因彻底脱离象征界秩序而沦为空洞能指。
拉康认为，自我的分裂，根本就在于自我的本质就是他人[1]。主体的无意识就是具体话语中超越个人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他人的话语[16]。在这一层意义上，他人实际上表示的是自我内心世界的投射，属于想象界；他者更为复杂，主要是指言语构成的秩序场所，属于象征界。在加贺恭一郎所代表的真实世界中，野野口修内心的幻想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时开始异化，他的手记中所表现出的社会异化焦虑也就是对真相，或者说真实世界秩序的排斥。当野野口修憎恶的内心被暴露、邪恶的诡计被拆穿之时，他内心的幻想自我犹如一面破碎的镜子，被囚禁在自己设置的想象界中。
结合拉康式的主体精神分析学说来看野野口修的主体分裂，《恶意》致力于探寻人物的内心处境。小说文本世界中，野野口修在镜像阶段就开始遭遇自我身份的分裂危机，源于内心深处的嫉妒使得他将自我设定为弱小者，在这种无法脱离的想象界中，野野口修异化自我以此来对抗外部真实的象征界秩序。
3. 野野口修的二重身份解构
3.1. 精神侵略性人格分裂
对人类自我的虚幻性以及妄想狂结构的揭示，是拉康主体解构战略中的重要节点[17]。自我的虚幻性在拉康哲学体系中源自于自恋，而这种自恋认同模式会引发自我的侵略性，自恋与侵略性之间形成的两极张力构成了自我的妄想狂结构。本部分将基于拉康对自恋的本质论述，将野野口修的二重身份解构为自恋狂与自卑者，以求获得对其精神侵略性的解析。
第一个阶段是对镜像阶段的误认，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揭示，婴儿通过将支离破碎的躯体感受与镜中完整形象进行想象性认同，形成自我原型的核心机制。这一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将镜像视为他者、辨识镜像的虚幻性、将镜像误认为真实自我。在此过程中，母亲作为他者凝视的媒介，通过语言与情感反馈强化了这种误认，使主体将外在的完整形象内化为理想自我，而真实的躯体经验则被压抑为无意识的创伤性剩余。这种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本体论双重误认”，既误将外在形象视为内在本质，又将社会赋予的符号性身份当作自主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构性误认导致主体永远处于自我与他者的张力中，形成拉康所谓偏执狂知识的认知基础——即通过强制性的符号系统将混乱的实在界经验组织为可理解的秩序[18]。
第二阶段是主体异化的制度化进程。当主体进入象征界(语言系统)，其身份建构便陷入更深刻的异化。拉康指出，象征秩序通过大他者的能指链对主体进行双重宰制[19]。首先，语言系统强制主体放弃直接欲望表达，这种符号化过程造成主体与原初欲望的根本断裂。其次，主体间的言语交流实质是“四角游戏”，言说者永远无法穿透语言触及真实他者，只能在自恋投射中与镜像自我对话。在此框架下，野野口修的偏执人格具有典型性，他试图通过“作家”身份(象征界的符号标签)重构自我认同，却因现实挫败(创作平庸、被日高施恩)导致符号系统崩溃。他的杀人动机本质是对象征秩序暴力的绝望反抗——通过毁灭象征界赋予日高的“成功者”符号，试图重建被大他者否定的自我价值。
第三阶段是主体分裂的病理化。拉康强调主体在本体论上即处于分裂状态：“疯狂是人类本质中的永久缺陷”[5]。当象征界的符号缝合失效时，主体将退行至想象界的偏执结构。野野口修将对理想自我的渴望投射于日高，又将现实落差转化为对其符号身份的嫉妒。这种“自我–他者”的镜像关系，恰如拉康分析的偏执案例，主体将内在匮乏体验视为外在迫害，通过消灭符号载体来消除自我分裂的痛苦。当野野口修的“作家”身份无法获得大他者承认时，象征界的能指链发生断裂，导致主体退回想象界的封闭系统。此时，杀人行为成为重构符号秩序的极端手段——通过制造受害者与加害者的新能指对，试图重建破碎的主体性。
从拉康的自我概念体系中，不难看出他对于人类心理结构的评价，即人类先天就具有偏执狂特征[20]。当野野口修在镜像阶段伊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肉体存在并且想要获取外部象征界的身份认同时，他就已经表现出偏执狂特征。镜像阶段之于我们的启示就在于，幼儿时期与镜像的想象性认同与人类个体的认知体系是相同结构。在镜像中，野野口修获得了针对弱小自我所期待的一致性，但是这种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分裂错误。同理，野野口修作为个体的认知渴望也可以看作是镜像阶段的努力，他试图找到与现实生活对应的终极模式。正是这种扭曲的心理状态，最终引发了杀人案件。根据拉康的学说，所有的努力都最终被证明是“偏执狂式的知识”[21]。从自我解析和镜像理论这两个层面上来看，主体在象征界中不能够自由行动，反而会受制于象征秩序。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主体失去了一致性，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存在和本质[22]。结果就是主体分裂，异化，这也是野野口修偏执狂人格出现的根源。
在以上关于偏执狂和欲望主题的阐述中，本文引入拉康之于自恋的观点。弗洛伊德早期区分了自我与自恋的区别，他认为“前者是个体认同之后所内化的产物，是可以用语言阐明的意象；后者则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23]。但弗洛伊德并没有考虑到引发自恋状态的外部因素，仅将其视为原发与继发。而拉康则认为真正的自恋只存在于后天形成，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原发性自恋只是一种没有针对对象的无意识状态。“弗洛伊德将自我定义为其特有的抗拒”[24]，拉康对此的解释是，抗拒需要借助外界的意象。自恋是具有文化意识的主体的存在性表现。当面对“镜子”这种人造的文化产物与认识工具，才能实现对主体的真正认识。野野口修在年少阶段遭受的欺凌使他产生了对外界的抗拒，借由日高邦彦这面他者般的镜子，他自拟出了一种偏执型的极端自恋同时又过度自卑的矛盾性自我，这也是他作为主体的存在性本质。根据拉康对人的存在本质的讨论，野野口修的矛盾性自我的诞生揭露出人类社会背后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先行性欺凌对人的自我形成过程的影响。野野口修的二重分裂式身份也就是在这种欺凌环境中诞生，即自恋与自卑。
拉康认为，在人类的自我世界中，想象秩序由虚幻的形象、想象的认同、异化、自恋式妄想、侵略性斗争构成[25]。野野口修内心幻想的想象界中，存在一个弱小无助的自我，他企图通过这种自我的外在表现获得外部象征界的认同，并迎合他者的欲望而存在。然而，根植在野野口修内心的扭曲式人格迫使他走向自我异化的道路，于是他的自我开始分裂为极端的自恋和过度的自卑。他将本来善良的日高邦彦视为常设的加害者，对日高邦彦的过度崇拜使得他演化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精神攻击性和侵略性。野野口修自我的二重极端化符合拉康的想象秩序，这种秩序中充满了自我的形象与形象、他者的欺骗与诱惑，它促使主体产生完整性、综合性、自主性、二元性以及相似性[26]。所以，这种想象秩序深藏于主体与其自我之间，对主体而言既是诱惑又是陷阱，它将主体囚禁于一系列的幻想的静态怪圈中，而这些凝固的现象也就是自我[27]。因此，综上所述，在想象秩序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催化下，野野口修诞生了自恋式妄想狂和自卑式被害妄想症这两种极端化的自我身份。当象征秩序将主体囚禁在自恋的镜像迷宫中时，或许唯有承认存在的根本性异化，才能在与大他者的永恒对话中寻找救赎的可能。
3.2. 黑暗三联征人格
野野口修在镜像阶段发生误认，他内心所分裂的自我开始异化。在其成长过程中，自我逐渐走向自恋与自负两种妄想症极端，并最终演变为侵略性攻击人格。他一系列的自我变化所促就的人格形态正符合黑暗三人格的特征，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选择以杀人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人格的黑暗三联征是由精神病态、马基雅维利主义、反社会性和偏执型自恋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人格组合而成的人格特征[28]。其中，精神病态指的是缺乏同理心、自责感或负罪感，极具冲动性与欺骗性的个体；马基雅维利主义则指的是一种愤世嫉俗的世界观，并伴随着道德的缺失；自恋则涉及自视甚高、极端的优越感等[29]。不同的个体也许会表现出不同的黑暗三联征，但几乎所有的黑暗三人格持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精神侵略性、情绪冷漠以及规范社会道德的行为倾向[30]。野野口修的精神病态表现在其极端冷漠且缺乏同情心的内在自我，自己无法抗争霸凌便选择加入欺凌他人的团体、杀死邻居家的猫并栽赃给日高邦彦，甚至赌上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也要毁掉一直帮助他的日高邦彦的一生。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道德缺失感使得他即便杀人也不会感到丝毫愧疚，反而会因为被加贺恭一郎查明真相而倍感遗憾，而其自我异化出的极端自恋与自负的偏执狂人格滋生出了无端的恶意，导致了悲剧的产生。综上，野野口修的人格异化轨迹及其与黑暗三联征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维度进行系统性分析。
第一，病理性人格的形成机制。野野口修的人格异化始于镜像阶段的自我认知失调。其原生家庭长期灌输的阶级优越感与现实中社会地位的落差形成认知裂隙，导致自我同一性建构失败。母亲对现居环境的贬斥与对日高邦彦的敌视，使野野口在童年期即形成“他者即威胁”的防御性认知模式。这种早期经验与校园暴力中的共犯经历产生交互作用，促使其发展出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通过操控他人实现权力补偿，如主动参与藤尾正哉的施暴行为并留存犯罪证据作为筹码。
第二，黑暗三联征的动态演化。这主要表现在精神病态维度，即情感反应钝化与道德脱离。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31]，此类个体前额叶皮层功能连接异常导致决策系统失调，杏仁核反应迟钝削弱共情能力。野野口修对虐猫行为的冷漠、伪造犯罪现场的精密策划，均符合“工具型精神病态”特征——将暴力作为达成目的的中性手段，缺乏罪恶感体验。
第三，马基雅维利主义维度。后天习得的策略性操纵特质在野野口修的行为中具象化。野野口修在初期通过示弱，向日高获取庇护，后期则计划性地采用伪造稿件、代笔等虚假叙述构建了自我的所谓“受害者”形象。这种“计划性”特征与马基雅维利主义中的社会认知智力高度相关，使其能精确计算舆论同情点的获取路径。病理性自恋维度，脆弱型自恋与浮夸型自恋的交替显现构成其人格基底。前者表现为对日高文学成就的病态嫉妒，后者则催生“影子作家”的身份妄想。当现实能力无法支撑膨胀的自我认知时，通过毁灭镜像客体(日高)实现扭曲的自我确证，符合自恋损伤的典型防御机制。
野野口修的犯罪行为本质是三重黑暗特质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一，精神病态提供情感隔离，使谋杀计划得以实施；其二，马基雅维利主义确保犯罪策略的周密性；其三，病理性自恋驱动象征性毁灭——不仅要终结日高的生命，更要系统性摧毁其社会声誉与文学遗产。
综上，本文总结野野口修选择走向自我毁灭的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他高程度的黑暗三联征特质。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促使个体选择消极的幽默防御机制，即精神侵略性和过度自卑，自恋型人格则使得个体更多地采取依附式的幽默防御机制，即构建幻想中的想象界。
4. 穿越幻想
如果一个人处于自恋的状态，那么克服这种状态的根本途径就是实现“最终自恋”。在多数人处于自恋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以“偶像”的名义，来幻想一个对个体自我有利的秩序。这种对己有利的局面可以认为是意识形态的陷阱，也可以认为是自恋的歧途。试举一例：二战时期，德国战士对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的极度崇拜，使得他们的精神幻想得到了满足，并且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构造出符合纳粹主义所需要的精神寄托，最终将自我行为演变为战争行为。这种精神幻想投射到现实世界中的形态就是为“偶像”赴死。因为对于个体而言，处于自恋状态中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信任均来自于幻想，是由控制着“偶像”名义的利益团体所塑造的意识结构在主导个体的外部行为。在上述例子中的反映，也就是纳粹主义对于青年的控制。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精神幻想？摆脱自恋式幻想的桎梏就是完成最终自恋。换言之，拥抱现实，承担现实中的责任。如何理解“拥抱现实责任”？实际上，在个体趋近于“最终自恋”的过程中，他会处于一个“无我”的状态，来实现他内心所支持的理想性秩序。在自恋与自卑诞生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共同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引导这个共同点，让它形成一个正反合。自恋，即个体认为自己十分强大，妄自尊大；自卑，即个体认为自己微不足道，妄自菲薄。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在于面对失败时候所产生的情绪价值以及附带的能力。自恋者有能力支付失败的代价，而自卑者则可以承受失败所带来的损失。但是我们在此处需要看到自恋与自卑的极端情况。自恋到极端就会产生妄想症，在自我设立的精神怪圈中不断满足自我，力求使自己达到内心幻想中的形象或者过度追求外部的盲目崇拜。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自卑到极端，这同样也会产生一种妄想状态，即被害妄想症。在这种幻想受害的精神状态中，存在一个常设的加害者，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卑者。以上两种极端状态，都会使得个体拥有借口，或者说满足内心的托辞，去逃避现实。
如何强行将这两种极端方式进行合并？或者说找到它们的平衡状态？我们在之前谈论到“代价”与“损失”，现在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筹码”来替换。这是一个有失偏颇的逻辑替换，但作用仅为叙述解决自恋与自卑这一难题的方法前提。信奉“筹码主义”的个体不存在自恋与自卑的情况，而是会出现赌博心理。通常来说，自恋者是对自我形象或外部崇拜过度迷恋，自卑者是对自我过度失望，而赌博者则将自恋与自卑中出现的情绪价值归结为“大他者”，或者说上天。当赌博者在现实中达成某项成就，以此来满足自我精神幻想时，他会将结果归为运气等，而非自我；同理，自卑者内心所存在的常设加害者也会被赌博者转变为上天的不公对待等。赌博者所信奉的“筹码”，其实也就是一种变相的“无我”状态。重新理解“代价”和“损失”——如果说在某一种情况下，个体不感到自恋或者自卑，那么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个体宁愿自己“消失”。“消失”所指的不局限于肉体，包括个体的信仰、所追求的美好等。换言之，在既定的世界中，个体选择让自己遭受痛苦，也不愿意幻想中的局面发生改变。
5. 总结
本文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为核心框架，结合黑暗三联征学说，系统解析了野野口修自我本质的异化过程、矛盾性人格的极端表现及其悲剧性结局的根源，最终提出“穿越幻想”作为抵御极端人格异化的可能路径。
本研究通过文学与心理学的交叉视角，不仅深化了对《恶意》中人性暗面的解读，也为极端人格的成因与干预提供了理论启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社会结构性暴力对个体自我建构的影响，或结合临床案例验证“穿越幻想”在心理治疗中的实践价值。野野口修的恶意不仅是虚构叙事中的极端特例，更是现代性困境下主体异化的隐喻，其启示在于唯有直面现实的破碎与矛盾，才能避免自我沦为恶意滋长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