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索尔·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提出的“后验必然命题”是现代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一个里程碑。它根本性地挑战了自康德以来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倾向——将必然真理与先验可知性、偶然真理与后验可知性紧密绑定的传统框架。克里普克通过区分认识论维度(我们如何知道，a priori/a posteriori)与形而上学维度(真理的模态状态，necessary/contingent)，论证了某些真理，虽然其真值需要通过经验探究(后验地)才能发现，但一旦发现，其真理性却具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在此，需明确区分：形而上学必然性指命题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关乎世界本身的结构；而认识论必然性则更多关联认知上的不可错性或无需经验即可确证。克里普克的核心贡献之一，正在于将这两种传统上被混同的“必然性”概念进行了解绑[1]。
克里普克在其理论体系中引入“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s)这一核心概念，特指那些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均恒定指称同一对象的语言表达式。主要是通过使用专名和自然类名——来支撑其论证。他认为，诸如“长庚星是启明星”或“水是H2O”这类同一性陈述，其发现依赖经验观察或科学研究(后验)，但其内容表达的是一种必然的同一关系[2]。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我们对名称指称、本质属性以及科学发现形而上学蕴涵的理解。
然而，克里普克理论，特别是其关于专名指称的严格指示词学说和历史因果链条模型，在面对复杂、充满偶然性的语言实践和历史变迁时，其解释力可能面临严峻考验[3]。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一个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泰山“五大夫”树的公案——来批判性地审视克里普克理论。这一案例所展现的命名偶然性、指称对象的物理中断、因误解导致的指称转移以及社会实践对名称指称的重塑，对克里普克理论的核心要素(尤其是专名的严格指示性、历史因果链条的可靠性及其所支撑的后验必然性主张)构成了深刻挑战。本文将以此案例为棱镜，探讨克里普克理论在解释此类复杂指称现象时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2. 克里普克指称理论的核心内容：严格指示词、后验必然性、历史因果链条
为系统解析“五大夫”案例对克里普克理论构成的挑战，需先行厘清其后验必然性论证的理论内核，尤其聚焦于专名指称机制。克里普克的理论革命性在于解耦了命题的认识论维度(经验可错性)与形而上学模态(跨世界真值)：后验命题的真伪依赖于经验(如科学发现)，而形而上的先验必然性则要求命题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逻辑不可伪性)。这一区分颠覆了康德以来“先验 = 必然，必然 = 先验”的教条式捆绑，揭示两类范畴存在非对称性关系——后验命题可具必然性，先验命题亦可具偶然性。
2.1. 哲学背景：对描述主义指称论的批判
克里普克的指称理论主要是在对自弗雷格(Gottlob Frege)、罗素(Bertrand Russell)以来在分析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指称论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描述主义认为，专名的意义(或其指称对象如何被确定)是由与该名称相关联的一组或一簇描述性内容所给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意义可能被等同于“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且是《形而上学》的作者”。使用者通过把握这些描述来指称相应的对象。
克里普克通过一系列著名的思想实验和论证(如关于“哥德尔”可能并非不完备性定理的实际发现者，或“约拿”可能从未被大鱼吞食等)，指出描述主义在解释专名在模态语境(关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陈述)和认知语境(关于知识与信念的陈述)中的用法时面临困境。例如，即使我们发现哥德尔剽窃了施密特的成果，我们通常不会说“哥德尔原来是施密特”，而是会说“哥德尔并非不完备性定理的作者，而是施密特”。这表明专名的指称似乎比任何特定的描述都更为“刚性”。
2.2. 核心概念
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s)：这是克里普克理论的奠基石。一个词项是严格指示词，当且仅当它在它被使用的任何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体或同一种类(只要该个体或种类在该世界存在)。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如“苏格拉底”、“泰山”、“长庚星”)和某些自然类名(如“水”、“金”、“老虎”)是严格指示词。它们的功能是直接“钉住”(pin down)或锚定其指称对象，其指称的确定并不依赖于与对象相关联的任何特定描述在该可能世界中是否为真。
后验必然性(A Posteriori Necessity)：克里普克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之一在于，他通过严格区分认识论维度(知识的来源与确证方式：先验/后验)与形而上学维度(真理的模态状态：必然/偶然)，论证了“后验必然命题”的存在。这意味着某些命题，其真值必须通过经验探究(后验地)才能发现，但一旦被发现为真，其真理性却具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经典的例子是同一性陈述，如“长庚星是启明星”或“水是H2O”。“长庚星是启明星”的真值是天文学家通过经验观察(后验)发现的。然而，克里普克认为，一旦这一同一性被确立，该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必然的。因为“长庚星”和“启明星”都是严格指示词，它们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金星这同一个体。根据逻辑上的同一律(任何事物必然是其自身)，金星必然是金星。因此，在任何存在金星的可能世界中，“长庚星是启明星”这个命题都为真。类似地，“水是H2O”揭示了水的微观本质结构，这一发现是科学研究的后验成果，但它表达了一个关于“水”这种自然类之本质的必然真理。形式上，如果名称“a”和“b”是严格指示词且在现实世界中a = b，那么“a = b”就是一个必然命题。
历史因果链条(historical-causal chain)：为了解释专名和自然类名如何获得并保持其指称，尤其是在反驳描述主义之后，克里普克提出了历史因果链条的指称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名称的指称关系最初是通过一个“命名仪式”(baptism)或初始命名行为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行为中，一个对象被赋予了一个名称。随后，这个名称的指称通过一个历史的、因果的链条在语言社群中传递下去：后来的使用者从先前的使用者那里习得这个名称，并且他们意图(intentionally)使用这个名称来指称最初被命名的那个对象。只要这个链条是完整的，并且使用者具有正确的指称意图(即意图指称链条源头的那个对象)，那么名称就能成功地指称其原始指称物，即使使用者对该指称物可能没有任何正确的描述性知识，甚至持有错误的描述。
3. “五大夫”公案：对克里普克专名理论的深层挑战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卷6)，始皇封禅于泰山，途中遇雨，暂避于道旁古木之下，后以护驾之功敕封该树爵位“五大夫”(秦制二十等爵之第九级)，开帝王册封植物之先例[4]。然而，到了唐代，诗人陆贽在《禁中春松》一诗中写下“不羡五株封”[5]，显然是将“五大夫”误解为五棵树。更进一步，据现代资料，原始的“五大夫”树早已枯死，后人在泰山中天门附近补种了五棵松树，并沿用“五大夫”之名，这一称谓和这五棵树如今已成为泰山著名景点，被大众广泛接受。
这一完整的叙事，对克里普克的理论构成了多层次的挑战。
3.1. 命名的极端偶然性与后验必然性的内在张力
依据克里普克的理论核心，专名“五大夫”一旦被秦始皇用来指称泰山上的那棵特定树木，就应被视为一个严格指示词。由此推论，同一性陈述“‘五大夫’等同于秦始皇避雨并敕封的那棵特定的树”，虽需后验确证，但应具形而上学必然性。然而，恰恰是这种必然性主张，在面对“五大夫”之名极端偶然的起源时显得根基不稳。
诚然，对于这种基于命名偶然性的质疑，克里普克本人有其标准回应。他会精妙地区分命名行为的偶然性(the contingency of the naming act)与名称一旦固定为严格指示词后所表达的同一性的必然性(the necessity of the identity expressed)。他曾论证道，秦始皇的命名仪式的确是偶然的，这棵树当然有可能不被称作“五大夫”。但这并不妨碍其“必然”是“五大夫”所指的那棵树。这就像尼克松在其他可能世界没有成为美国总统，甚至可能没有获得“尼克松”这个名字，但他不可能是另一个人，他必然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用“尼克松”所谈论的那个个体(Nixon is necessarily Nixon)，即使在反事实世界里，当我们用“尼克松”这个名字时，我们仍然指向那个特定的个体。同样，在著名的哥德尔/施密特思想实验中，克里普克试图表明，即使我们发现哥德尔实际上剽窃了施密特的成果，从而使得“哥德尔是算术不完备定理的证明者”这一关键描述对于哥德尔本人来说为假，我们也不会因此就改口说“哥德尔实际上是施密特”。相反，我们会坚持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施密特(而非哥德尔)证明了定理。克里普克以此论证，“哥德尔”这个专名通过历史因果链条已经固定地指向了那个特定的人，其指称并不等同于、也不依赖于任何相关的描述[6]。
然而，这种标准辩护及其所依赖的机制，在应用于“五大夫”案例时，似乎遭遇了特殊的困难。克里普克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微妙的、有时甚至不被察觉的“飞跃”：从无可置疑的对象与其自身的形而上学同一性——“X必然是X”，借由“严格指示词”这一关键概念作为桥梁，巧妙地过渡到了对象与其名称或对象的不同名称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也具有形而上的必然性。但当被追问“为什么专名是严格指示词”或“为什么它们能在所有可能世界固定地指向同一对象”这一根本问题时，克里普克很大程度上诉诸于我们的语言“直觉测试”(intuition tests)。他认为，只要反思我们在对尼克松反事实谈论中如何使用“尼克松”这个词，强烈的直觉就会告诉我们，这三个字始终对应着那个特定的个体，我们谈论的始终是那个在现实世界中被我们如此称谓的人[6]。
关键在于，这种被克里普克倚重的直觉，在“五大夫”的问题上似乎显著减弱甚至失效了。在谈论“尼克松”时，强大的社会习惯和根深蒂固的语言实践使得我们倾向于将这个名字直接等同于那个政治人物本身，视其关系近乎对象自身的同一性——这种联系感觉像是“天经地义的必然”。然而，在面对“五大夫是一棵树”时，尤其是缺乏给树木赋予官爵名称这种特定文化背景的现代人的我们，很可能不会产生同样强烈的直觉反应。相反，我们更可能倾向于将“五大夫”这个带有一定描述性色彩数字“五”及官爵含义的封号与那棵具体的大树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实体，如一个名称/符号，一个物理对象之间存在一种被历史性地建立起来的、需要通过后验知识去发现的指称关系，而非一种直接的、内在的、同一性意义上的必然绑定。
这种直觉上的落差具体表现为：我们很容易接受“从未成为总统的尼克松仍然是尼克松”、因为名字似乎就粘附在个体身上，但却难以同样直觉地接受“未被秦始皇在那个极其偶然的情境下命名的某棵特定的树仍然是‘五大夫’”。后者听起来更像是釜底抽薪，直接取消了该名称得以与该对象产生关联的唯一历史基础。面对“五大夫”，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语义上或概念上的标签，思考其可能指代的不同对象或含义，正如陆贽基于字面意思的“望文生义”那样，而不是一个像“尼克松”那样与特定个体形成强直觉绑定的、几乎透明的指称工具。
这种直觉上的差异和失效，或许部分源于“严格指示词”概念本身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的一种微妙的模糊性或张力：它有时似乎旨在直接捕获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对象自身(object itself)，强调其跨世界同一性；而有时又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仅仅是指称该对象的一个名字(a name for the object)，其与对象的关系(同一性)需要我们后验地去发现和确认。当社会习惯和语用实践极大地强化前者面向时，直觉测试的效果就非常显著且具有说服力；然而，当缺乏这种强化习惯，或者名称本身具有描述性、容易引发语义联想时(如“五大夫”)，后者面向就可能凸显出来，我们对其的考察就更倾向于认识论或语义学层面，直觉的力量便不再那么可靠，克里普克的论证基础也随之动摇[7]。
在这种直觉失效的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更深层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问题，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五大夫”案例对克里普克理论构成的实质性挑战：
首先，命名的极端偶然性直接挑战了基于本质属性的同一性基础。与“水是H2O”这类似乎揭示了事物内在微观结构的同一性不同，“被秦始皇偶然封为五大夫”这一历史性遭遇，极难被合理地视作那棵树的跨世界本质属性。而克里普克恰恰强调，严格指示词的指称功能“不依赖对象偶然属性”。在此案例中，命名行为本身及其赋予的“五大夫”身份恰恰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偶然属性。将一个完全依赖于偶然历史事件的属性作为支撑名称跨世界严格指称的基础，这本身就构成了理论应用上的一个显著悖论或紧张关系。
其次，严格指示性的要求在一些反事实情境中难以自洽。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概念要求名称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只要对象存在，那么指向同一对象。但试想在一个反事实的可能世界W1：秦始皇在那天未遇雨，或者遇雨但在另一棵树下避雨并将那棵树命名为“五大夫”。在W1中，“五大夫”这个名称如果仍被视为严格指示词，就应当指向W1中的那棵被命名的树，而非我们在现实世界讨论的原始树。再考虑可能世界W2：秦始皇在那棵原始树下避雨，但一时兴起，将其封为“大将军”而非“五大夫”。在W2中，那棵原始树显然就不满足“是五大夫”这个描述了。这些反事实情景生动地揭示，试图将“五大夫”视为原始树的严格指示词，实质上是强行将一个高度偶然的历史遭遇提升为跨世界识别的核心标记，这不仅与名称起源的偶然性形成逻辑上的紧张，也使得基于本质属性进行跨世界追踪的标准做法在此处失效或变得极为困难。
最后，即便抛开形而上学的疑虑，这种所谓的后验必然真理，其认识论基础也显得相对薄弱。我们对于“五大夫” = “秦始皇所封之树”这一命题的认知，完全依赖于像《史记》这样可能存在偏差、遗漏甚至错误的历史文献。唐代陆贽的著名误读，恰恰是一个历史性的明证，警示我们这类基于二手历史记载的知识传递是多么容易发生扭曲。一个其确证过程如此依赖于具有内在不确定性的历史考证和文本解释的“必然”真理，其认识论地位(epistemic status)显然无法与那些可以通过公共观察、重复实验来加以验证的科学发现相提并论。这种认识论上的脆弱性，足以使人对其宣称的“必然性”的真实分量和实际的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产生深刻的质疑。
因此，综合来看，即使在理论上试图应用克里普克关于命名偶然性与同一性必然性的区分，将其置于“五大夫”这个具体案例的语境下时，命名的极端偶然性依然从直觉层面、形而上学层面本质属性、反事实追踪和认识论层面证据基础都对后验必然性的主张构成了严峻且多方面的挑战。
3.2. 历史因果链条的断裂、扭曲与社会性重构
“五大夫”的故事同样生动地展示了克里普克所描绘的历史因果链条在现实中是多么容易被扭曲、切断，乃至被社会实践的力量所彻底重塑。
历史链条的第一个显著裂痕出现在信息传递的失真环节。陆贽将指称单棵树的“五大夫”封号理解为“五棵树”。这不仅是传递噪音，更重要的是，它凸显了名称本身的形式特征(“五”)可能对指称传递产生的积极干扰作用。此案例似乎反而为描述主义(如弗雷格、罗素的理论)提供了部分佐证：名称中内含的描述性线索能够主动影响甚至误导后继使用者对指称对象的理解，这与克里普克坚定的反描述主义立场形成了明显的张力。陆贽使用“五大夫”时，其“保持指称”的意图也变得可疑，暴露了克氏链条维系机制的潜在不稳定性。
然而，对历史因果链条更具颠覆性的挑战，来自于原始指称对象的物理消失以及随后的社会性指称重塑。原始“五大夫”树的死亡构成了链条的物理性终结。后人在泰山补种五棵松树并沿用旧名的行为，并非试图修复旧链条，而是基于经由误读所形塑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纪念需求的全新的、有意识的指称赋予(re-baptism)行为。不再是追溯原始对象，而是主动地将“五大夫”这个已承载特定文化意涵的名称符号，与一个新的、复数的、当前可见的对象集合建立联系，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根植于当代社会实践的因果链条。
这种指称关系的转变进一步凸显了社会规范、共同体实践与制度力量在指称确立中的决定性作用。当代“五大夫”的指称对象得以牢固确立，主要驱动力并非来自对历史源头的追溯，而是源于强大的当代社会实践网络：包括官方的命名与维护、旅游推广的制度化传播，以及社会大众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的普遍接受和遵循。这印证了语言意义和指称深受共同体规范性实践建构的观点，其力量有时足以覆盖或重写历史起源的影响。当前的指称关系，是通过这条活跃的、社会性的新链条得以维系。
综合上述分析，原始名称的严格指示性在此案例中已彻底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名称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再生”。“五大夫”这个语词，其指称不再“刚性”地锚定于原始对象，而是展现出一种由历史演变、误读累积和社会实践共同决定的语义弹性。名称似乎获得了某种独立于其原始指称对象的生命力，可以被重新挪用(semantic reappropriation)于新的指称任务，服务于当下的交际和文化需求。这种名称与其原始指称对象之间联系的断裂和重置，严重挑战了克里普克模型中那种名称一旦绑定就具有跨世界稳定性的强绑定关系图景。
因此，通过对“五大夫”公案的细致剖析可见：专名的指称实践远比克里普克的模型所预设的更为动态和复杂。历史偶然性、信息传递的噪音、指称对象的物理变迁，以及社会规范与实践的强大塑造力，都可能深刻地介入并改变名称的指称轨迹。当这些因素复杂交织时，克里普克理论所倚重的严格指示性假设和历史因果链条模型就可能失去其核心解释力，其后验必然性主张的适用范围和有效性便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4. 总结与反思：迈向一个整合的指称模型
索尔·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性理论，凭借其严格指示词与历史因果链条模型，深刻重塑了我们对专名和自然类名指称的理解。其对传统哲学框架的解构及对描述主义的批判，无疑是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领域的重大贡献，尤其在阐释科学发现的形而上学意义，如“水是H2O”所揭示的本质时，展现了强大的解释力。
然而，正如泰山“五大夫”这一历时性公案所昭示，当克里普克的理论框架遭遇充满历史偶然、信息变异及社会文化深度重塑的人文领域专名时，其理想化预设便面临显著挑战[8]。“五大夫”之名的起源、误传、指称对象的消亡与替代，乃至最终由社会共识和制度力量确立的新指称，清晰勾勒出一条与克里普克模型预设存在张力的指称演变路径。命名的极端偶然性削弱了后验必然性的直觉与形而上学根基；历史因果链条的断裂与重构则凸显了社会实践对指称的能动塑造力，其力量甚至超越了对历史源头的严格追溯。
因此，为更全面地把握此类复杂指称现象，本文主张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动态性的分析框架。此框架以“逻辑–历史–社会”三元互动为基础，并细化为一个“必然性基底–社会建构机制”的复合解释模型。其中，“必然性基底”承认克里普克所揭示的，部分指称关系(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能拥有一个由对象内在本质支撑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内核，这是语言锚定世界本体的一面，专名的“严格性”亦初始依赖于命名仪式的逻辑功能。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建构机制”则展现了历史与社会维度的动态影响：指称关系在历史传承中并非一成不变，会遭遇信息损益、误解及对象自身的物理变迁；而当历史链条断裂或社会文化需求演变时，当下的社会规范、集体记忆、制度力量与语用共识，则能主动介入并“重塑”名称的指称，使其稳定性更多源于当前的社会建构，而非对历史源头的简单延续。
这个复合模型的解释力在于其灵活性。在“水是H2O”这类案例中，“必然性基底”即水的微观结构占据主导。但在“五大夫”的案例中，初始命名建立的“必然性基底”因其高度偶然性而极其薄弱，随后的历史误解与原树枯死更使其彻底失效。最终，当代“五大夫”的指称，其稳固性几乎完全依赖于社会文化记忆的延续、制度化的认可及大众的普遍接受——社会建构机制在此压倒性地取代了原初的指称联系，赋予了旧名新的生命与指称对象。
通过这一模型，我们看到名称不仅是克里普克意义上锚定世界的标签，更是活跃的文化符号，其意义和指称在历史与社会的动态互动中被协商、重塑。未来的研究可运用二维语义学等工具[9]，进一步探索此复合模型在不同类型名称和语境下的运作机制，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名称作为连接语言、认知、世界与社会文化的关键节点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克里普克理论的理解与评价，亦能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弥合纯粹形而上学指称理论与丰富语言实践之间的鸿沟。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