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献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集中批判，首次完整阐述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观点，这标志着一种崭新哲学范式的诞生，为我们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源提供了关键的文本依据。与以往哲学不同，这种新唯物主义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出发来阐释人的本质问题。尽管《提纲》行文简洁、篇幅精练，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它实现了双重理论突破：既与唯心主义哲学彻底决裂，又超越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正是这一纲领性文献，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在评价其理论价值时特别强调，该文献作为孕育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首个纲领性文件，这一论断准确揭示了《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地位。
2. 《提纲》写作背景
19世纪30~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矛盾也随之日趋尖锐。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等都预示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早期工人运动都带着鲜明的自发性特征，正因如此，工人阶级寻求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推动了以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实践需理论指导，革命斗争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理论武器。在面临此类理论困境，马克思深刻意识到必须克服传统唯物主义的缺陷，迫切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指导革命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压迫下《提纲》应运而生。
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写下了十一条简明扼要的提纲，此时的马克思正处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直至1888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旧笔记本上发现了此提纲。恩格斯指出这份提纲原本只是马克思为后续研究草拟的笔记，写作时并未考虑公开刊印。为此，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1]。在将这份文献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出版时，恩格斯进行了适当的文字编排，并将其正式定名为《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标题实际上是后来由前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添加的。在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中，编者同时收录了马克思原始手稿和恩格斯修订稿两个版本，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对照。列宁曾精辟指出：在1844至1847年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辩证的演进过程——从黑格尔哲学转向费尔巴哈，继而超越费尔巴哈，最终确立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2]。这一论断精准把握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值得注意的是，《提纲》正是这一思想飞跃的关键标志，它清晰地展现了马克思如何突破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迈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
3. 《提纲》的主要内容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源的深入探讨，学界普遍将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提纲》视为奠基性文献。学界形成这一共识的重要理论基础源自恩格斯1888年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撰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做出了经典评价，将其界定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首个文献”[3]，这一文本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参照。《提纲》由十一条论述组成，全文仅约1500字，呈现出高度凝练的文本特征。各条目在形式上保持相对独立，但在思想内容上却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体系。这种精要而深刻的表达方式，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论述的独特风格。
第一部分(一、二条)着重于哲学基础的更新。马克思一方面揭示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将主体置于消极直观地位的缺陷，另一方面剖析了唯心主义抽象发展能动性的理论偏颇，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从而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实现了革命性突破。
第二部分(三至九条)展现了历史观领域的创造性转化。马克思打破研究藩篱，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到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系统批判了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社会存在等问题的唯心主义倾向。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重要问题，其中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等论断，不仅解构了传统抽象人性论，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十、十一条)则着眼于哲学的社会功能定位。主要通过多种角度对比新旧哲学的区别，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的阶级局限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这一理论定位使哲学真正从“解释世界”的工具转变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一) 揭露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脱离实践理解客观对象
在《提纲》开篇，马克思就鲜明指出了以往所有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这些理论仅仅从客体或直观的层面来把握对象、现实和感性存在，却未能以实践为视角，将其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更忽视了主体维度的考察。这一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构成了《提纲》的逻辑起点，而在此批判过程中确立的实践观点则成为贯穿全文的核心要义。
第一，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学说)的根本局限在于未能把握实践活动的本质。它仅仅从客体的、直观的角度去理解对象，而非从主体的、能动的角度加以考察，因而在历史观上仍然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具体而言，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和感性的认识仅停留于被动感知或直接反映的层面，而未能将其视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这一理论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以及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所谓“对象”“现实”和“感性”，指的是人类通过感官所认知的客观世界。然而，费尔巴哈仅仅将现实世界视为直观反映的客体，而非实践改造的对象。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而存在的，人的角色仅限于被动接受外在现实，而非主动参与其变革。正因如此，他未能真正理解人的能动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一条就批判了唯心主义者，他说：“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3]。马克思首先承认了唯心主义在强调能动性方面的理论贡献。然而，这种能动性建立在将绝对精神视为世界本原的基础之上——而绝对精神本质上不过是被人为夸大的主观意识。在这种哲学框架下，客观世界仅仅被视为“自我”意识的投射物，现实完全取决于思维主体的任意建构。因此，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尽管唯心主义确实揭示了主体能动性这一重要维度，但其对能动性的理解却陷入了抽象化、片面化和过度膨胀的理论困境。能动的方面有两种，一种是人的意识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这便是思辨唯心主义，另一种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3]。这一理论分析揭示了唯心主义的根本局限，它无法真正把握现实的实践活动。实际上，人类能动性的真正根基在于实践，意识的形成过程必须通过实践这一关键环节才能实现。与旧唯物主义忽视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性形成对比的是，唯心主义虽然充分强调了主体的创造性作用，并论证了认识过程是主体通过意识活动来构建和把握外部对象的过程，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忽视了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其结果是，唯心主义只是在抽象层面上夸大了主体的能动创造性，而未能真正理解现实中的感性活动的实质。
“费尔巴哈想要研究的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成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这一语境中的“思想客体”特指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对象，面对思辨唯心主义的理论桎梏，费尔巴哈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哲学基本原则。“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5]。费尔巴哈完成了从黑格尔式思想客体向感性客体的哲学转向，这一认识论上的变革推动了对对象、现实和感性理解的重大转变，标志着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理论跨越。然而，其理论局限性在于，他所理解的感性客体始终外在于人类活动范畴，未能洞察其中蕴含的实践维度。在费尔巴哈的视域中，客观世界仅仅作为被动的认知客体而存在，而非人类实践改造的对象。这种理论缺陷导致他忽视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作用——未能认识到人作为现实世界中具有变革能力的主体，其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感性客体的内在构成要素。正是这种根本性的理论盲点，使其最终遗漏了人类感性活动的革命性意义。
第三，费尔巴哈及其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学派始终未能把握革命性实践活动的本质内涵。尽管他的哲学探索实现了双重转向：一方面从纯粹思辨领域转向自然研究，另一方面从抽象的绝对观念回归到具体的人类存在，但这一思想转型仍然存在根本性局限——他始终未能理解实践批判活动对社会历史演进和哲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世俗世界，也就是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他说：“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5]。马克思的批判路径由表及里，从剖析费尔巴哈的宗教观逐步深入到对其人性本质理解的解构。在这一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独创性见解。他指出，当旧唯物主义脱离实践维度来探讨人与环境、教育的关系时，其理论必然陷入自我否定的悖论：片面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却完全忽略了人作为实践主体对环境的能动改造，这种理论缺陷导致旧唯物主义最终走向了自己主张的反面。
(二) 以新的实践观为基础，提出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
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包含两个核心理论维度：首先，在整体性批判思辨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实践作为主体能动性之感性表现的本质规定；其次，通过对费尔巴哈将实践庸俗化为“卑污的犹太人活动”这一错误认识的批判，揭示了实践所具有的革命性与批判性特质。马克思深刻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这一经典论断从本体论层面确证了实践对于理解社会存在的奠基性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便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维持生存的物质生产(吃穿住等)是对基本的实践活动，社会存在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此外，在《提纲》的第二至第九条中，马克思以革命性的实践观作为理论支点，系统性地阐释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些深刻论述不仅为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全新视角，其中若干核心命题更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实践观在《提纲》中呈现出多维度的理论展开：各条目分别从认识论、社会关系、宗教本质等不同层面，深入剖析了实践活动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变革作用。这种以实践为中心的整体性思考，构成了贯穿整部《提纲》的根本方法论特征。
第一，将实践概念引入哲学研究，确立了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分野。这一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体系的差异。就实践的本质特征而言，它首先体现为现实社会关系中人类活动的基础性和总体性——在以生产劳动为根基的复杂社会关系中，实践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没有这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所谓“现实的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可能。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实践呈现出双重维度：既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基本形式，也是社会关系建构的根本方式。这两个维度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渗透、有机统一的整体。正是这种辩证统一的总体性特征，决定着社会存在的运动发展过程。由此，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又展现出其作为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特征，这种制约性恰恰体现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6]。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概念呈现出双重理论维度：在存在论层面，它构成了人类现实存在的基础；在认识论层面，它又是知识形成的根本途径。这种独特的双重属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理论突破。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实践活动既确证着存在的本质，又规定着认识的路径，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其哲学体系的革命性内核。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革命性突破在于将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研究，由此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基石。费尔巴哈在认识论领域始终未能突破其直观反映论的局限，而马克思则通过引入实践维度，实现了双重理论超越。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认识论的根本原则：“要正确把握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首先必须明确认识活动的基本立场和真理检验标准”[7]。他特别强调：“关于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思维的真理性和现实力量，唯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得到确证，这正体现了认识与现实世界的内在统一性”[3]。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主体才能通过将认识成果与实际效果进行辩证对比，从而验证其思维是否真实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这一认识论原理表明：人类要确证自身认识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必须诉诸实践活动这一根本途径。
第三，马克思通过将实践范畴引入社会历史研究，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突破，由此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崭新的理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主要包含四个关键维度：其一是对唯心史观与机械唯物史观的根本批判；其二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的辩证阐释；其三是深刻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其四是系统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机制。在这一科学体系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问题具有双重理论意义：既是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又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其他历史观的根本标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类的需求体系植根于其自然本质属性。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当个体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开展活动时，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人的自然本质的外化，同时也赋予了人的存在以社会性特征。这种社会性特质并非简单的人际叠加，而是通过复杂互动形成了有机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整体性远超过个体之间的机械组合。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这一命题从根本上确立了理论认识对实践活动的依存关系。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认识论原则，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只有一个，而发现真理的途径唯有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8]。这些论述共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的核心要义，强调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源泉，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
(三) 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基础与历史使命
新旧唯物主义在阶级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前者以资产阶级立场为根基，体现着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后者则立足于无产阶级视角，彰显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分野不仅表现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更深层次地反映在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再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传统哲学体系始终未能将实践作为理解现实世界的理论基础，其理论贡献仅限于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无法超越纯粹的理论说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根基，从阶级属性、社会功能和历史责任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分野，既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又确立了“改变世界”的历史任务。这一崭新哲学形态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仅追求理论层面的世界解释，更强调通过实践斗争实现世界改造。例如，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施蒂纳)认为改变观念就能改变现实，马克思则指出只有通过实践(尤其是革命实践)才能变革社会结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提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辩证统一，在破除旧秩序的同时建构新世界，这一双重诉求集中体现了其区别于传统哲学的核心特质——实践性与阶级性的有机融合。
4. 《提纲》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突破首先体现在对实践范畴的重新定位，这一核心思想成为贯穿《提纲》的理论主线。马克思在批判一切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缺陷与理论不彻底性的同时，建构起科学的实践观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全新的哲学纲领。《提纲》的结尾部分着重揭示了新旧唯物主义在阶级立场与社会功能上的本质差异。《提纲》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既是特定时代背景的理论反映，也是马克思长期哲学思考的创造性成果。这一纲领性文献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集中批判，首次完整阐述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观点，宣告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诞生。与旧哲学不同，新唯物主义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出发来把握人的本质特征。尽管《提纲》篇幅精练、言简意赅，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实现了双重理论突破：既与唯心主义哲学彻底决裂，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局限。马克思在文中重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贬低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作用的根本缺陷，系统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论和存在论中的决定性地位，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因此，恩格斯曾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他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随着时代的变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仍彰显着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研读这一经典文献，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与基本立场，更能有效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对《提纲》的学习研究具有双重现实意义：一方面为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并将其运用于实践指导开辟了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