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以其强大的思想伟力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与路径指导，也为应对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智慧借鉴。
2.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内核探析
2.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与保罗·伯克特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蕴含在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之中，他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1]。
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 p. 38)，人类社会脱胎于自然界这一客观存在中，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 p. 158)，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人类的一切活动存在于自然中，并受自然的制约和限制，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3], p. 161)。而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和制约并不意味着自然界支配人类活动，两者之间存在的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自然界作为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人类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人类在自然界的制约下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进而从自然界中获取满足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生产资料，并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存与发展受自然界的制约，同时人类活动能够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利用以促进人类社会自身发展，二者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矛盾对立，密不可分，具有辩证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强调要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
2.2. 实践基础上的生态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正是建立在人的实践基础之上的，认为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根本纽带，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实践过程，人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 p. 207)。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工具和技术将自然物质转化为满足生存需求的物质资料，劳动实践则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的中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能够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界产生相应的交往关系，而正是劳动实践活动使得人类打破以往被动依赖自然的状态，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开发改造自然，使其成为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人化自然。但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提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p. 560)。由此，人类虽然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利用自然，但人类改造自然的自由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避免引发生态灾难。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应该是在实践活动中去发现、去解决，并且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够寻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实践是从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2.3. 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剖析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剖析，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耦合性。詹姆斯·奥康纳在其著作《自然的理由》中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观点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做了更为具体、细致的阐述，认为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5]。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生产资料占有与分配的核心制度，其逐利本质具有的三重掠夺性系统性制造了生态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4], p. 269)。资本的逐利本质将自然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免费馈赠”，其使用价值(生态功能)被迫服从于交换价值(利润积累)，自然资源的商品化与金融化由此导致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本的逐利本质规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以来就不断地掠夺自然与劳动者，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 p. 580)。资本的原始积累迫使劳动者同劳动资料相分离，造成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6]，不仅使农民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也导致土地的过度开发和资源的浪费，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自然联系；资本生产要求最大程度地压榨劳动者和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甚至对抗；资本积累要求无止境地进行生产和消费，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无限需求，进而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资本生产的全过程都充满了对自然与劳动者的剥削与掠夺，使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且资本的无限增殖与空间扩张本性，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构成根本矛盾，进一步加剧生态危机，使生态危机呈指数级深化。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危机根源的剖析表明生态危机的本质是制度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劳动与资本扩张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危机生成机制。
2.4. “两个和解”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将“人与自然的和解”与“人与人的和解”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解”本质在于强调人类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自然，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交流；“人与人的和解”主要强调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解。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同一历史过程的双重维度，二者互为前提、相互制约，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3], p. 184)。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无机身体”，其开发利用方式由特定生产关系决定；而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则必然外化为对自然的掠夺性支配。这一矛盾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既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是生态危机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揭示了自然界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所具有的逐利本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政治制度，而“两个和解”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批判，指向一种超越生态危机与阶级压迫的新型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将“两个和解”的终极实现寄托于共产主义社会，其本质特征是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够使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他们和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进行一个合理的、理性的调节。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相处，实现“两个和解”。
3.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探析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其为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指引，其通过理论基石、思维方法和实践智慧的三维建构，不仅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更重要的是在资本全球化遭遇生态极限的历史时刻，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
3.1.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通过三个理论维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构筑起系统的认知框架与实践指南，其首要价值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解构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并通过揭示自然与社会系统的辩证统一规律，为破解工业文明发展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石。首先，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从本体论层面重构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认知，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自然循环系统的结构性破坏，突破了将自然系统纳入社会生产的分析框架，揭示出资源代谢失衡并不是技术缺陷的偶然结果，而是由资本逻辑主导下物质变换断裂的必然产物，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根本性的批判坐标——既要克服将自然对象化为纯粹客体的机械论自然观，又要避免陷入抽象生态伦理的乌托邦想象，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变革实现物质变换关系的合理化重构。其次，劳动中介理论在实践论层面消解了生态治理的二元对立困境。通过确立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辩证中介，既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工具化的价值异化，又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人类主体性的自然崇拜，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动态平衡的方法论，即在承认人类劳动实践必然改变自然形态的前提下，强调这种改造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再生规律，实现生产实践与生态修复的辩证统一。第三，资本批判理论从制度变革维度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本质。马克思主义穿透生态表象深入制度内核，指出资本无限增殖的扩张逻辑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商品化与生态系统的碎片化，这一批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态化转型指明方向：既需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资本扩张的生态约束机制，又要在所有制结构层面培育生态友好的生产关系。
3.2.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思维导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通过构建辩证系统的认知范式，为破解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多重矛盾的复合性困境提供了思维革命。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机械论发展观的思维桎梏，通过自然辩证法、矛盾分析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维透视，将可持续发展置于自然规律、实践智慧与文明演进相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实现发展观从工具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范式转换。首先，自然辩证法的系统思维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迷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报复”的经典论断，本质上揭示了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对发展模式的根本制约。这种整体性认知将可持续发展从局部环境治理提升至地球生命系统的自组织逻辑层面，要求人类发展必须遵循物质能量代谢的动态平衡法则。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有机联系与演化规律，这种系统思维为破解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悖论”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其次，矛盾分析法在方法论层面建构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辩证法。“两山理论”蕴含的辩证思维，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这对表象对立物置于质量互变的转化规律中考察，强调了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动态过程中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尺度。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演进观则为可持续发展确立了历史必然性的价值坐标。马克思主义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视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要求，使可持续发展突破环境政策的工具性定位，升华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核心机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持续性的历史批判，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契合——只有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制度框架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目的从资本增殖向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使生态文明建设获得制度保障与价值引领。这种文明史观在历史规律层面确证了绿色发展的必然性，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超越民族国家利益格局的文明转型方案。
3.3.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智慧借鉴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通过重构全球生态治理的认知范式与行动逻辑，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治理方案的理论智慧。其核心价值在于将生态治理从技术性环境议题提升至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战略高度，在共同体理念、批判理性与实践哲学的三重维度中，建构起具有历史穿透力与文明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新范式。首先，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观层面实现了治理范式的文明跃升。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真正共同体”理想，在当代发展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维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确立，在承认全球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同时，辩证把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差异，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秩序提供了价值基准，是在人类文明存续的高度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其次，批判性思维在认识论层面揭示了全球治理困境的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深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机理，指认生态危机全球化与资本积累全球化的同构性特征，使全球生态治理突破技术减排的狭隘视野，转向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构性改革。第三，实践哲学在方法论层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指向性，要求将环境正义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推动全球治理从“承诺政治”向“行动政治”的历史性跨越，既克服了自由主义环境治理的碎片化缺陷，又避免陷入生态权威主义的治理困境，在协商民主与制度创新的辩证互动中开辟治理现代化新路。
4.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生态建设的路径指导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以其鲜明的实践品格与历史辩证法，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提供了从价值重塑到制度创新、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系统性推进路径。这一路径遵循“认知深化–制度建构–实践转化”的辩证逻辑，将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愿景转化为具象化的治理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
4.1. 理念引领：重塑发展逻辑的生态价值观建构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通过本体论批判与价值论重构，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确立了系统性价值坐标，推动发展观从“经济理性主导”向“生态–社会协同”的范式跃迁。这一理念革新将抽象哲学命题转化为具象化的治理逻辑，形成了具有实践张力的价值观体系。首先，要遵循“物质变换”规律，突破传统空间规划的“要素分割”思维，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约束，依据自然系统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规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与开发边界。以自然规律校正人类实践的空间尺度，使国土空间规划从“征服自然”的工具转变为“调节代谢”的媒介，从根本上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对生态系统的碎片化侵蚀。其次，坚持生态正义观，创新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约束资本负外部性，激活生态正外部性，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绿水青山”的生态服务功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三，贯彻“自然报复论”警示，强化风险意识，健全生态治理责任体系。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揭示了忽视自然规律的实践后果，要求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治理的风险防控框架。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治理的风险防控体系，推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终身追责制，建立责任回溯机制，倒逼决策者超越短视思维，在代际公平维度重构发展伦理，使生态治理从“危机应对”转向“风险预防”的文明自觉，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将风险意识转化为治理效能，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路径依赖，推动生态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跃升。
4.2. 制度保障：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创新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制度批判维度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提供了破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困境的实践框架。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刚性的治理规则与动态的调节机制，构建起约束资本逻辑、激活生态理性、保障代际正义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首先，要实现生态法治的体系化突破，以制度刚性约束资本负外部性。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决定法权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立法打破资本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垄断，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价值升华为不可分割的法益，实现法治从“权利本位”向“生命共同体本位”的范式转型。其次，坚持劳动价值论，加强市场机制的生态化改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市场对自然价值的遮蔽，据此要创新市场化生态治理工具，实现“生态资源—劳动价值—经济财富”的辩证转化，将生态系统的再生产劳动纳入价值创造范畴，通过市场规则重构实现“自然生产力”的价值显化，既避免计划经济的僵化弊端，又遏制市场经济的生态异化，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越性。第三，促进科技制度的绿色化转向，技术伦理规约创新方向。通过制度设计贯彻“科技向善”理念，将技术创新纳入生态理性轨道，践行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属性”论断——通过所有制结构与制度安排，将技术创新的私有资本驱动转为公共生态需求牵引，使科技从资本增值工具转变为破解“物质变换断裂”的关键手段。
4.3. 实践推动：形成多维发力的生态建设行动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以其“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提供了从自然空间重构到社会关系变革的系统性行动指南。通过空间治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的三维联动，将生态理性植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全过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实践范式。首先，遵循自然–社会代谢规律，实现空间治理的生态化重组。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要求人类实践必须修复被工业文明割裂的自然循环系统，重建空间秩序与生态规律的辩证统一。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以自然规律校正空间开发逻辑，将国土空间从资本积累载体转化为生命共同体存续的物理基础，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优先性”原则的实践转化。其次，破解物质变换断裂，实现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指向对劳动过程与自然循环关系的革命性重构。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与产业链生态化，发展清洁能源、循环经济与绿色制造等，遵循“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调节器”论断，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约束，将生产过程从单一模式转变为循环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实现生产力进步与生态修复的辩证统一。第三，培育生态理性实践主体，实现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要求超越消费主义异化，构建生态价值观导向的新型生活方式。推行垃圾分类、绿色出行与低碳社区建设，通过“制度激励—文化培育—设施支撑”三位一体策略重塑公众行为模式，践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通过物质载体与制度设计，将生态意识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身化习惯，在日常生活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奠定实践基础。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立足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关系，提出实践是从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并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危机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和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指引，不仅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更重要的是在资本全球化遭遇生态极限的历史时刻，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提供了从价值重塑到制度创新、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系统性推进路径，将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愿景转化为具象化的治理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