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界碑，在唯物史观形成前夜完成了异化劳动理论体系的哲学奠基。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揭示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及类本质的多重异化现象。异化劳动理论不仅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提供了有力武器，更在当代语境下展现出跨时代的理论生命力，对于审视当今社会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2. 异化劳动理论的理论渊源
异化，源于拉丁文，意为分离、疏远、脱离，指客体与主体对立，主体实践产生的客体成为控制主体的异己力量。“异化”概念并非马克思所创造，其哲学内涵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学术探索中，于《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首次在哲学语境下使用“异化”概念，在《手稿》中，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框架，构建起异化劳动理论。
2.1. 黑格尔的异化思想
对于异化的系统提出和建立，学界普遍认为始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设定为先于物质世界的本体性存在，并指出绝对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念、无所不包的全体和无限的实在，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谈及自然界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使用了异化一词，黑格尔以异化解释绝对精神与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提出著名的“异化—扬弃”逻辑，即绝对理念首先“异化”(外化)为自然界，经历漫长的物质演化后，又通过人类精神活动(包括艺术、宗教、哲学)逐步克服异化，最终回归自身的绝对统一。这一过程黑格尔将其描述为“精神的自我运动”，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实现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但绝对精神始终不是实在的东西，作为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脱离现实与物质，从精神出发最终又复归精神，最终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异化现象的现实根源，使异化沦为“纯粹思维的游戏”。马克思对于黑格尔仅停留于精神与思维维度的异化进行了批判了，摒弃其以“自我意识”为异化主体的唯心主义思想，转而将视角投向“现实的人”及其物质劳动实践。他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系统阐释了资本剥削的现实逻辑与无产阶级的生存困境，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2.2. 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具有双重革命性意义，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以人本学为武器，批判否定黑格尔将劳动的本质悬置在“绝对精神”领域的唯心主义，提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在于人”的著名命题。将劳动实践拉回物质存在层面，这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重要转折。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变革，却因其方法论的内在缺陷陷入新的理论困境。费尔巴哈所阐述的“人”是剥离了社会属性的“抽象的人”，非社会中具体从事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人。他将劳动本质简化为“自然属性的产物”，这种机械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实质上割裂了劳动实践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他宣称“人的本质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时，其理论视野也已不自觉地退回到形而上学领域。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忽视了改造世界的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则将研究重心转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根本性超越与深化。
3.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涉足经济领域的首部著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异化范畴阐释了“劳动异化”概念。马克思所指的异化，既非黑格尔的精神异化，也非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而是在超越二者基础上提出的劳动异化，异化劳动理论是这一阶段马克思的重要研究成果。
3.1. 时代背景：工业革命与经济危机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哲学革命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世界进程。当机器大工业以蒸汽动力重塑生产方式时，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积累构筑起前所未有的财富帝国，而劳动者却在流水线式生产中沦为“会说话的工具”。劳动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工人却在机械化生产中丧失了主体性与创造性，他们创造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异化自身的枷锁。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1], p. 51)，这一论断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悖论：劳动者越是通过劳动确证自身存在，就越被抛入“物的依赖性”深渊，丧失了作为“完整的人”的生存根基。与此同时，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首次普遍性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深层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冲突已不可调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异化处境。大规模失业迫使工人为生存妥协，不得不接受更恶劣的劳动条件、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人与劳动、自身及社会关系的异化程度大大加深。
3.2. 理论背景：对国民经济学展开批判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植根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期的思想交锋与现实矛盾，源于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的彻底批判。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国民经济学虽然承认了劳动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但它仍然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维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存在的合理性，其理论体系以私有制的永恒性为预设前提，将资本、分工、竞争等范畴抽象为“自然法则”，遮蔽了这些范畴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2], p. 155)，国民经济学将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的理由，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对国民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片面性、私有财产的神圣化、劳动主体的工具化等不公正谬误进行批判，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和不合理性，为异化劳动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性
劳动使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人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失去本来的意义，劳动成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阐述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即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性。
4.1. 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
劳动产品是由劳动者自己创造的，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集中反映，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物化的结果，本应属于劳动者，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而实现对整个劳动过程的控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劳动者生产成果越多，资本家占有的便越多，实力便越大，对工人的进一步剥削便更严重。劳动者亲手创造的劳动产品不仅不属于自己，反而作为一种独立的、异己的力量与之对立。马克思在《手稿》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 pp. 51-52)，在这种劳动中，劳动者自身的意志无法得到实现，劳动的方式、劳动的强度都是自身无法决定的，劳动者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被劳动产品奴役的对象。
4.2. 劳动者和劳动本身相异化
“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之中”([1], p. 50)。劳动原本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者通过有意识的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这种劳动是自主选择的、充满创造性的生命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劳动彻底异化为被资本权力强制支配的过程，劳动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劳动”，而是从内容、形式到强度都被资本家严密控制的“强制性活动”。这种强制性劳动导致劳动自主性的丧失，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 p. 52)。当劳动不再是人的需要的自由表达，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承受的痛苦时，工人对劳动的态度必然转化为彻底的排斥，“一旦摆脱外在强制力，他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 p. 52)，有远离这种劳动，工人才会获得快乐。
4.3. 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在理想状态下，劳动应是人通过能动创造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自我实现过程，劳动者既能在生产实践中确证主体性，又能通过对象化劳动成果获得精神满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 p. 163)，这使得人失去了他的类本质，也失去了同其他的一般动物相区别的根本，工人被迫将维持生存的生理活动(如吃、喝、繁殖)视为“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将体现类本质的劳动降格为“动物式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1], p. 54)，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4.4. 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1], p. 57)。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集中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种占有与被占有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通过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等手段不断压榨工人，使劳动者陷入“越劳动越贫困”的生存困境。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通过支配劳动过程维系其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则因丧失生产资料而沦为“雇佣奴隶”，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异化关系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根源，更暴露了私有制下“人的世界的贬值”与“物的世界的增值”的二律背反，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私有制是一切异化的总根源的科学论断。
这四重规定性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劳动产品的异化源于劳动过程的异化，而这两者共同导致人的类本质异化，最终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马克思从劳动发展史理解社会发展史所迈出关键一步，为马克思在经济领域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5.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变革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多问题，劳动异化现象呈现出更为复杂且全面的态势。马克思于《手稿》中所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为我们剖析和应对当代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现实启示。
5.1. 洞察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异化本质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资本与劳动呈现出更为抽象的表现形式，即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作为精细化分工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产物，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将用户的数字劳动转化为商业利润，加剧了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分离，而数字资本之下的数字劳动，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劳动者在网络平台上所进行的看似自主、实则被资本裹挟的劳动形式。人们在互联网上的各类行为，如浏览网页、发布动态、参与互动等，为平台提供了大量可供分析的数据。这些数据成为平台获取剩余价值的关键来源。数字资本以一种虚拟、隐形的方式对人进行剥削，它将人的特质，如兴趣、偏好、行为习惯等，抽象化为数据，使个体成为“数据人”“数字劳动作为资本控制下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工具的本质没有改变，劳动异化仍然存在”[3]，这种异化现象更深层次、更广泛且更隐蔽的范围内发生。对此，必须警惕数字资本对人的剥削和异化，高度关注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的合法权益，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数字经济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5.2. 突破生态异化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生态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直接后果。“所谓生态异化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甚至使自然异化成为危害人、对抗人的力量”[4]在资本主义社会，受资本逻辑的驱使，生产的目的并非满足人的真正需求，而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这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在当今社会，环境污染、资源危机，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依旧严峻，生态异化仍是困扰全人类的棘手问题。对此，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进一步践行“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自然视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合理规划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辩证统一，推动国家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同时也要意识到生态问题是全球性挑战，绝非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独自应对，加强国际合作迫在眉睫。应积极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生态问题，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化解生态异化困局，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5.3. 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新时代，要在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全方位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更高层次需求，进而推动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从人与社会关系维度看，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根基筑牢民生保障，聚焦人民最关切的现实利益问题，将“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践，使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促进人的发展的现实动能；另一方面激活历史文化传承中的精神资源，以文化自信赋能制度现代化与社会关系和谐化的良性互动，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持久的价值引领与文化支撑。从人与世界关系维度看，要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践目标，突破地域局限使“地域性个人”升华为“世界历史性个人”，在开放包容中赋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具世界性的时代内涵。
6. 结语
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压迫，彰显了其对“人的本质”的深层思考，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无论现代化进程如何演进，人的现代化始终是核心与归宿。面对当前人类发展阶段仍然存在且不断变化的异化现象，我们需以发展的眼光汲取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思想养分，将其蕴含的批判精神与方法论原则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最大限度减少异化劳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享幸福生活筑牢根基、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