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与生态危机叠加共振的当代语境下，马克思生态思想以其深邃的哲学根基和强烈的现实关照，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理论富矿。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生态思想并非孤立的理论创造，而是深植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现实土壤，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根基，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批判性扬弃，构建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生态哲学体系。该思想体系既突破了旧自然哲学将自然神秘化的认知窠臼，也超越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论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范式，更通过对资本逻辑下“新陈代谢断裂”的深刻揭示，将生态批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批判之中。当前学界围绕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拓展态势：既有对《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深度耕犁，也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化自然观的当代诠释；既有从生态学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再发现，也有结合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比较性研究。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历史生成逻辑、核心理论范式及其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揭示其对全球生态治理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价值。同时，本文将对现有研究进行批判性考察，指出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为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提供学理参照。
2. 国内研究现状
2.1. 马克思生态思想理论来源的多元性与动态性研究
马克思生态思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论来源呈现出显著的多元性与动态性特征。这种理论特质既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多重思想资源，又形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解剖过程。当前学界围绕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理论维度展开：首先，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构成其思想发端的理论基石。马艳、杨星通过比较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辨析，揭示青年马克思已初步把握了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基础[1]。其研究确证了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所蕴含的能动性思想，为马克思突破机械决定论、建立辩证自然观提供了重要启示。但需注意的是，此类研究多聚焦于早期文本，未能系统呈现马克思自然观从朴素唯物主义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跃迁轨迹。其次，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是其生态思想形成的关键环节。邵光学指出马克思通过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将自然辩证法从理念世界复归现实维度[2]；张筱则强调费尔巴哈人本学自然观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认为其“感性对象性活动”概念为实践自然观奠定基础[3]。这些研究虽准确把握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维度，但普遍忽视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联，未能揭示自然观变革与资本批判的逻辑同构性。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批判构成其理论发展的动态轴线。胡建东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他通过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范式转换，揭示了马克思生态批判从“价值异化”到“制度批判”的深化过程[4]。这种将哲学方法论变革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有效克服了单纯文本学研究的局限性，但对其与启蒙理性传统的内在关联尚缺乏必要阐释。
现有研究证实，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形成既是多重理论传统辩证扬弃的结果，也是伴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成熟而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其理论来源至少包含三重维度：在哲学传统维度，表现为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性改造；在方法论维度，体现为对启蒙运动理性传统的辩证继承；在现实批判维度，则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病理学解剖基础之上。这种多元动态的理论生成机制，使得马克思生态思想既超越了一般生态理论的抽象性，又具备了穿透资本逻辑的批判锋芒。但既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对启蒙运动理性传统的影响机制缺乏系统考察；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生态思想资源挖掘尚不充分；未能有效整合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域。这些理论盲点恰为后续研究指明了突破方向。
2.2. 马克思生态思想核心要旨的辩证结构研究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要旨在于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本质及其社会历史基础，这一理论特质在物质变换理论与人化自然概念的交互阐释中得以显影。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文本阐释、范畴建构与历史批判三重维度展开，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理论阐释体系。
2.2.1. 文本阐释维度：经典著作中的生态逻辑建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构成学界研究的核心文本群。陈捷、包庆德对《手稿》的解读具有开创性，他们指认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异化[5]，但未能充分阐释这种异化与物质变换断裂的内在关联。张乐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人化自然”概念的双重意涵：既指涉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本质，又隐含着自然规律对实践活动的客观制约[6]。庄忠正、陆君瑶进一步将这种辩证关系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相勾连，确证了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共时性特征[7]。刘晓勇对《资本论》的解读最具系统性，其研究揭示劳动二重性理论构成生态批判的深层逻辑：具体劳动维系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永恒必然性，抽象劳动则通过价值增殖逻辑制造生态断裂[8]。这种分析路径将生态问题的根源锚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社会形式上，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的理论优势。
2.2.2. 范畴建构维：三重理论界面的辩证统一
毕秋、王宇翔的范畴分析具有范式意义，其研究通过本体论、实践论与价值论的三维架构，系统重构了马克思自然观的逻辑结构：(1) 在本体维度，自然作为物质实在构成人类存在的永恒前提，这一判断有效回应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诘难；(2) 在实践维度，自然通过对象性活动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既确证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又揭示了自然规律对实践活动的客观制约；(3) 在价值维度，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确证了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为共产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解提供了价值坐标[9]。解保军的研究深化了这一框架，他将“物质变换”理论嵌入社会形态演进史，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代谢断裂”既是生态危机的物质根源，也是社会变革的历史契机[10]。这种将生态批判提升到社会存在论高度的研究路径，有效克服了传统生态哲学的自然主义倾向。
2.2.3. 历史批判维度：资本逻辑的生态病理学诊断
周义澄的早期研究已触及资本增殖逻辑与生态矛盾的内在关联，但其分析更多停留在生产力层面[11]。刘晓勇的突破在于将资本逻辑分析推进到生产关系维度，指认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必然导致物质变换过程的系统性失控。这种失控表现为双重悖论：在空间维度，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转嫁生态危机；在时间维度，资本积累通过透支生态资源制造代际不公[8]。景轲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马克思的生态批判始终与社会解放理论保持同构关系，其“物质变换恢复”命题不仅指向技术层面的循环经济，更要求通过社会关系变革重建人类与自然的代谢平衡[12]。这种将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统一的理论视野，构成马克思生态思想区别于生态现代性理论的根本标识。
现有研究证实，马克思生态思想通过“物质变换–人化自然–资本批判”的三元结构，构建了理解生态问题的历史辩证法框架。其理论贡献在于：既克服了生态中心主义忽视社会历史维度的理论局限，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工具化的认知误区；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破坏本质，又指明通过社会关系变革实现生态修复的现实路径。但既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理论盲区：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物质循环”思想的生态意蕴挖掘不足；未能充分整合《人类学笔记》中的生态人类学资源；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缺乏系统研究。这些理论生长点亟待后续研究突破。
2.3. 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
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当今时代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引，其当代价值在多方面得以彰显。在中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正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机统一起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学者张乐从四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其一，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理论基础；其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其三，是提高人民群众经济收入的切实保障；其四，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6]。学者邢乐乐则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行动指南，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指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13]。学者熊韵波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生态思想强调必须以全人类共同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克服异化劳动带来的分裂，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从而避免人类在资本逻辑下对自然的无底线侵蚀和破坏，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和谐关系，这也是超越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基本思想方法与理论立场[14]。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在于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各国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推动着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4.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方面，学者王勇军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与社会物质文明相交叉[15]。学者陈立则从自然、文化、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做了概括：在自然观方面，强调人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强调自然生态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在生产方式方面，强调建立一种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方式；在生活方式方面，强调建立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在社会结构方面，强调社会结构的生态化[16]。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阐释，但对于其科学定义尚未达成统一共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及实践路径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学者罗娜依据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问题，提出发展金融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作用[17]；学者张平平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8]。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方面，学者冯雪红和张欣阐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包括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建立健全制度机制、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及有效推进多维路径[19]。学者李兴峰则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20]。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1]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学者何林认为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体现了“人化自然”的过程，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本质特性的集中体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要素思想，为正确处理经济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理性考量[22]。吴星儒等从“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出发，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23]。这些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3. 不足与展望
3.1. 对文本的考察有待拓展深化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深刻体现，也是对未来理想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的前瞻性构想。这一思想体系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内涵，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指导。因此，深入挖掘并系统整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容与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当前，尽管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上仍显零散与不够深入。特别是针对那些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初步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早期文本，如《博士论文》，其研究广度和深度尚显不足。这部作品中，马克思通过对古代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批判性考察，初步展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反思与独特见解，这些见解对于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因此，学术界应当给予这些早期文本更多的关注与重视，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解读，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在早期就已经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初步构想。同时，对于《资本论》这一马克思的代表作，虽然近年来对其生态思想的研究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深度仍有待加强。作为一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巨著，《资本论》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批判，也是对未来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可能路径的探索。但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文本的局部解读，未能充分挖掘其中的生态思想资源，且缺乏对这些资源的系统整合与深入剖析。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强化文本考据学与解释学的双重自觉，构建马克思生态思想发展的动态图谱。一方面，深入挖掘马克思早期著作、书信及手稿中的生态意蕴，填补研究盲区；另一方面，突破学科壁垒，将生态哲学研究与生态政治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进行跨域融合，激活理论创新的生长点。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将有助于全面揭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内在逻辑，为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提供更全面、更具深度的理论支持。
3.2.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创新性
学者们已不仅仅局限于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片段式解读，而是开始尝试从整体架构上把握其深刻内涵与广泛影响。然而，尽管这种整体性研究的视角值得肯定，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当前的研究往往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深度挖掘与文本分析，未能充分关注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具体应用与实现路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理论镜鉴。因此，对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必须超越单纯的理论探讨，深入到实践层面，关注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具体应用与实现路径。这要求学者们不仅要精通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更要具备敏锐的时代洞察力，能够洞察到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与根源，进而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回应现实挑战的过程中，创新是不可或缺的驱动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国内外学术界虽已涌现出众多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继承与发展的理论成果，但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上，这些成果往往显得不够与时俱进，缺乏足够的实践指导力。特别是在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与机遇。因此，深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在理论上不断挖掘其丰富内涵与深刻价值，更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应用路径与实现方式。紧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当代命题，通过批判性重释资本逻辑与生态治理的张力关系，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案。同时，我们还要注重科技创新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通过发展绿色技术、推广清洁能源等手段，提高生态保护工作的效率与效益。此外，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所在。
3.3.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待深化探讨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作为连接其理论精髓与实践指导的桥梁，其深度与广度亟待进一步深入挖掘与阐释。这一思想体系，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剖析与批判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最终构建起了一套既科学又严谨的逻辑框架，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当前学术界在把握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方面尚未形成统一且深入的认识。尽管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此领域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显得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难以全面展现马克思生态思想逻辑体系的完整面貌。因此，加强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的深入探讨，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剖析。首先，要深入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特别是那些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环境问题有深入阐述的文本，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揭示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理论脉络。其次，要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哲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引入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中来，通过多学科视角的交叉融合，深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的理解。最后，还要关注马克思生态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实践应用与发展，通过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等方式，探索其在解决现实生态环境问题中的有效路径和策略，从而进一步验证和完善其内在逻辑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脉络的系统梳理，揭示了国内学界在该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现存的理论困境。研究显示，学界在理论源流考辨、核心要义阐释、当代价值挖掘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等方面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认知框架：既有对德国古典哲学批判路径的还原性分析，也有对“物质变换”“新陈代谢断裂”等核心概念的深度解码；既注重在资本批判视域下重构生态危机的发生机制，亦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衔接点。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三重显性局限：其一，文本研究的谱系化程度不足，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书信及手稿的生态意蕴开掘尚存盲区；其二，研究视角呈现碎片化倾向，未能将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进行有机整合，且跨学科对话能力有待提升；其三，对自然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关联、生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贯通等深层理论问题仍需突破形而上学思维定式。
未来研究亟须在三个维度实现突破：在方法论层面，应强化文本考据学与解释学的双重自觉，构建马克思生态思想发展的动态图谱；在理论建构层面，需突破学科壁垒，将生态哲学研究与生态政治经济学、环境社会学进行跨域融合，激活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在实践向度上，须紧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当代命题，通过批判性重释资本逻辑与生态治理的张力关系，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案。唯有如此，方能在历史与当代、理论与实践的多重对话中，真正彰显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解释力与生命力。总之，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的深入探讨，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实践的重要贡献。我们期待通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能够逐步揭开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的神秘面纱，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