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老年教育是我国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积极老龄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老年教育作为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通过从“福利供给”到“治理赋能”的转型，从而反哺社区治理，推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老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体现，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过程中党建引领、政府统筹、社会协同和数字融合的整合策略，即通过政策赋权、资源整合与多元主体协作和数字创新驱动，破解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重壁垒，有利于实现“老有所学”向“老有所为”的跨越。
Abstract: Elderl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aging endeavors.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active aging and modernis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geriatric education, as a major initiative to fully develop the human resources of the elderly, develop the silver-hair economy and actively cope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has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welfare provision” to “governance empowerment”, so as to By transforming from “welfare provision” to “governance empowerment”, it will feed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shared governance and shar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elderly group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social synergy and digital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empowered by gerontological education, that is to say, through the empowerment of policies,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he 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 drive of digital innovation, to crack the multiple barriers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s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elderly learning” to “the elderly being taught”. This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the leap from “learning for the elderly” to “doing something for the elderly”.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正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加，老年群体规模庞大，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应对任务艰巨繁重。截至2024年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达3.10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5.6%，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的重大任务，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战略部署。老年教育是我国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如今，随着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和学习需求增长，发展老年教育的形势和任务更加紧迫。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传统的“福利供给式”老年教育存在着单向服务性和需求导向单一的特点，难以激发老年人持续参与动力。在积极老龄化和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老年教育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手段，积极引导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升级转化，拓展实践教学内容，提升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和动力，从“福利供给”转向“治理赋能”，老年人与社区形成资源互补，老年教育成果反哺社区治理，推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现有研究尽管在不同的角度上论述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教育的现状、面临挑战和发展路径，但是未明确各个治理主体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尚未深刻认识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点和治理优势，更缺乏有力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各自职能的有效衔接。因此，本文运用积极老龄化视角结合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实践场景，探讨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尝试分析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数字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二是从系统化阐明多元主体应如何发挥作用，提出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2.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
积极老龄化理论与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蕴含着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探究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实践进路的可行性和必然性。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视角，为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提供价值导向、目标框架与行动原则；结合新形势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客观要求，优化老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策生态环境和提升老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范性，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路径。
2.1. 理论起点：积极老龄化“一体两翼”框架的核心诉求
积极老龄化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国，美国学者提出以“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为口号的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认为在老年期应该继续保持中年人的活动和价值观[1]。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Butler又进一步提出“生产老龄化”的概念[2]。此后，随着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也从注重其生产性的“功利主义”转向对其健康福利的关注[3]。1997年第23届“七国集团峰会”上“积极老龄化理念”被正式提出，并围绕如何提高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减少其就业限制展开了讨论。2002年，WHO在健康老龄化基础上，又增加了“保障”与“参与”两个新维度[4]。至此，积极老龄化“一体两翼”框架正式形成。
积极老龄化理论以“参与”为主体、“健康”与“保障”为两翼，其本质是通过系统性支持体系，将老年人从消极的福利接受者转向权利的所有者，主张老年人积极地社会参与权[5]。其“健康、参与、保障”目标与老年教育“知识更新、技能培养、社会关系重构”功能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一是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社会参与，如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将个人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应用于实际社会需求中，成为具有潜力的社会资源。而老年教育则通过更新观念、促进健康、培育技能、积累资本等方式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可能性、有效性与可及性，直接回应了积极老龄化的核心诉求[6]。二是积极老龄化的“健康”目标不仅指生理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而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则为老年群体提供了一个继续社会化的重要平台，通过开设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心理调适等课程，不仅系统化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还增强了其社会支持网络。三是积极老龄化的保障目标即指通过建立一套高质量且可行的统一体制和政策制度，满足老年群体的需要和权利。老年教育作为保障政策落地的中介载体，通过构建“政策宣导—资源链接—能力转化”的协同机制，将制度性保障嵌入老年人的日常实践。其中，积极老龄化重在对方向的把握和行为的规范，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强调老年群体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进步。积极老龄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发展需要，成为解决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实践问题的重大理论选择，但仍需注意在中国情境下该理论适用的局限性。尤其是积极老龄化过度强调“参与”的普适性可能忽视老年群体的异质性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城乡老年群体面临的需求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若简单以统一标准推动“参与”，可能加剧老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城乡资源分配失衡。因此，在具体应用时需将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框架转化为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情境化工具”。既考虑到城乡结构差异，又平衡城乡资源分配，最终实现老年群体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的治理角色转型。
2.2. 逻辑主线：以“参与”为核心的三重转化机制
老年教育在积极老龄化“一体两翼”框架中扮演着系统性转换器角色。一是功能转换，将“健康”“保障”两大支撑条件转化为“参与”能力。首先，“养、医、体、文”等场所与老年人学习场所相结合，从知识、健康等方面促进老年群体身心资本的可持续性，为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提供身体支撑和智慧支持。其次，老年教育平台整合政府、社会组织资源，探索“1 + N + x”的教育教学思路，将教学点与志愿服务点嵌入到基层社区，将老年教育与社区工作相融合，满足老年人学习与实践需求，为老年教育提供场所和空间保障。二是价值转换，老年教育为老年人提供大众化、普惠性和公平性的学习机会，促使老年人更新观念、升级知识，实现“老有所学”。社会参与是实现老年人自身发展的根本途径，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即发挥老年人的知识优势、技术优势和经验优势，将老年人个体资本(知识、经验、社会关系)转化为社区治理公共资源，实现“老有所为”。三是范式转换，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推动老龄化社会治理从“问题应对”转向“机会创造”，实现社会成本向发展动能的质变。即突破传统治理聚焦养老压力、医疗负担等“赤字视角”，重塑社会认知，并且教育引导老年人从“政策受体”转变为“治理协作者”，例如通过“老年议事会”参与社区规划，削减了治理成本。在社区治理中发挥老年群体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提高社区治理效率，推动实现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可见，老年教育作为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新兴教育形态[7]，通过在知识、健康和保障方面赋能个体，促使老年人更专业、更持续和更广泛地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参与质量，达到优化社区治理的效果，从而实现政策支持强化、社会认可度转化和内生资源再生产，反哺老年教育的资源供给。
3.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路
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以积极的理念与实践缓解老龄社会风险挑战，破解老龄化社会问题，发挥老龄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人口基础性要素作用，赋予长者追求人生晚年的个人与社会价值、拥有享受高品质晚年生活的权利[8]。但目前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仍存在诸多现实挑战，如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依托平台、治理水平与发展能力等皆是亟需考虑的问题。从党建引领、政府统筹和社会协同的维度构建策略框架，发挥其作用，指导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实践发展，从而促进老龄化社会高质量发展。
3.1. 党建引领：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根本
“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9]。”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中国的最大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0]。”党建引领是推动和实现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党组织通过组织、联结老年教育机构和社区，有效整合辖区内的资源，发挥着“纽带”作用，带动有智慧和经验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促进健全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社会治理制度。
社区嵌入式老年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区党组织的支持。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活动的物理空间和相互交流的关系网络，是开展老年教育和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重要载体。党建通过思想价值的引领作用赋能老年教育并打造组织嵌入机制、发挥资源统筹功能，嵌入社区治理。党建将红色基因融入老年教育课程体系，通过开设党史专题、政策解读、红色文化体验等课程，强化老年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时，发挥党员先锋的示范效应，选拔政治素养高、社会威望强的老党员担任教育辅导员或社区治理顾问，通过“传帮带”机制带动更多老年人从“被动学习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最终，党建整合跨部门资源搭建协同平台，联动社区党委、老年大学、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将老年教育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如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立“老年人才库”，定向匹配老年人的技能特长与社区需求，推动书画班学员参与社区墙绘美化、声乐班学员组织红色文艺汇演等，实现教育与实践的深度耦合。这一机制不仅重塑了老年群体“被边缘化”的刻板认知，更通过思想凝聚与行动赋能，使其成为社区治理的“智囊团”与“稳定器”，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理念下“老有所学”向“老有所为”的跨越式升级。
3.2. 政府统筹：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基础
多样化的外生价值资源嵌入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会对低龄老年人的参与实践产生推动或限制作用。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价值资源对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嵌入主要包括两方面，技术性嵌入和回应性嵌入[11]。政府统筹是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基础，技术性嵌入主要是通过借助政策工具、技术工具对低龄老年人参与行为进行赋能。
在政策层面，政府应加大政策投入力度，一是因为政策支持为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提供合法性依据，二是政策要求能够激发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增强其自主创新能力。国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法律修订与专项政策为依托，明确老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法定权利与路径，将治理能力培养嵌入老年教育课程体系，通过规范化模块设计提升老年人的组织化参与效能。在资源整合层面，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统筹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本，优先支持社区的适老化基础设施与数字化平台建设，同时探索市场化参与路径，引导社会力量通过创新模式弥补老年教育“一座难求”的缺口。在协同机制层面，需构建“教育—治理”双向联动网络，依托数字工具实现老年人力资源与社区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并通过动态激励机制量化参与成效，形成能力提升与价值反馈的闭环链路。政府统筹通过制度赋权、资源聚合与主体协作，不仅消解了老年群体参与治理的壁垒，更将老年教育从文化福利供给升维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工具，最终推动积极老龄化理念下“个体发展”与“社会共治”的深度融合。
3.3. 社会协同：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合力
社会协同聚焦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网络的构建，通过整合社区、老年教育机构、企业及志愿群体的资源与能力，形成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良性生态环境体系。一是建立“政社企”联动框架，依托政策引导，进行长期性的固定合作，明确激励机制、权责规范、实践场域、运行保障和监督机制等规定内容，为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提供行动指南。例如，以公益创投模式吸引企业资金支持老年教育嵌入社区治理的项目，或通过老年教育机构承接社区治理培训课程，实现资源互补与效能叠加。二是激活老年群体的内生动力，通过老年教育课程设计强化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例如在教学中融入社区治理案例分析与模拟实践，帮助其认知自身经验与技能的社会价值，逐步消解“退休即边缘化”的消极心理定式，形成“以老助老”的互助生态。三是借助媒体宣传与社区教育普及积极老龄化理念，推动公众认知转型，重塑老年群体从“被服务者”到“治理主体”的社会角色认同，激发家庭、邻里等非正式网络对老年人参与治理的支持效能。
3.4. 数字融合：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新动力
在数智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025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提出要坚持数字赋能，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教育治理整体性变革。数字融合通过技术嵌入与数据驱动，为老年教育赋能社区治理以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技术指导，成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新兴动力。一是要鼓励老年教育行业加大数字化实践探索力度，依托老年教育课程、虚拟现实模拟教学等强化数字素养培育，并将社区治理虚拟仿真实训课程的学分转换为社区服务认证等具有实际价值的凭证，从而激发老年群体的学习热情，促进其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发挥老年群体在社区中的积极作用[12]。二是要推动数据资源的双向流通，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社区治理需求与老年群体能力特征，由此将具备调解经验的老年人定向链接至社区矛盾化解项目，实现“人–岗”精准适配。
4. 结语
本文从积极老龄化视角出发，系统论证了社区嵌入式老年教育赋能基层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研究表明，老年教育不仅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载体，更是激活老年人力资源、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抓手。通过党建引领凝聚共识、政府统筹强化制度保障、社会协同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和数字融合赋能社区治理创新，老年群体得以深度参与社区事务，将经验与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有效缓解老龄化社会的“赤字视角”困境。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老年教育赋能治理的量化评估机制，关注城乡差异与代际协作等现实挑战，同时依托数字技术优化资源匹配效率，推动老年教育从“嵌入式”向“内生式”治理模式升级，为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