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提升的现实困境、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
The Realistic Dilemma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s of Enhan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Capacity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摘要: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面临主体性弱化、内容适配断层、评价机制失灵等多重挑战。本文以协同演进为视角,分析数字化环境下思政引领力的现实困境,提出以技术赋能、边界约束与价值回归为核心的生成逻辑,构建认知启蒙–情感认同–实践创新的螺旋式引领模型。结合学段特点,探索游戏化引领、议题式引领与共创式引领等实践路径,旨在为数字化时代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的协同提升提供参考。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capacity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weakened subjectivity, content mismatch, and dysfunctional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analyzes the realistic dilemma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capacity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proposes a generation logic centered 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boundary constraints, and value return, and constructs a spiral guidance model of cognitive enlightenment-emotional identification-practical innovation.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it explores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gamified guidance, issue-based guidance, and co-creation guidanc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llaborative enhanc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capacity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文章引用:刘凡婷, 林婧.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提升的现实困境、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J]. 教育进展, 2025, 15(6): 630-63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039

1. 引言

在当今社会,全球正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着各领域的运行逻辑与发展模式,教育领域尤为显著。数字化既带来了丰富的在线资源、便捷的教学工具、打破时空限制的交流平台,也带来了教学理念、育人方式、治理体系等方面的深刻挑战,推动教育必须主动变革以应对时代需求。2024年9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1]在这一战略目标中,思政引领力被置于首位,体现了其在新时代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和统领性作用。正如学者所指出:“思政引领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性质定位,蕴含着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的力量密码。”[2]在日益复杂的数字化环境中,大中小学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思政引领功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然而,教学方式、资源分配、学习环境、评价体系等方面均受到深远影响,思政教育面临新挑战。为此,亟需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系统探索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提升的现实困境、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推动形成贯通各学段、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2. 现实困境:数字化转型对思政引领力的多维冲击

在数字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提升遭遇诸多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犹如枷锁,束缚着思政教育在数字化时代的创新发展,从主体、内容、评价等不同维度对思政引领力形成多维冲击。

2.1. 主体性危机

主体是思政教育的核心要素,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教育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主体性危机逐渐显现。

一方面,教师数字素养滞后引发的“技术代际鸿沟”成为制约思政引领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中小学教师群体中,部分教师存在明显的技术焦虑。他们长期适应传统教学模式,对数字化技术接触较少,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兴教学工具和平台,如在线教学软件、智能教学设备等,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在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思政教学时,常常出现操作不熟练、资源整合能力不足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导致思政课堂数字化改造流于形式,无法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影响思政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自如“穿梭”于数字虚拟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构建适应时代发展、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思政体系[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教师群体虽对数字化工具接受度较高,但部分教师存在工具理性倾向。他们过于依赖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性,在教学过程中简单地将传统教学内容数字化呈现,忽视思政教育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引领本质。例如,在利用多媒体课件授课时,仅注重知识的罗列与展示,缺乏与学生的深度互动和情感交流,使得思政课堂变得冰冷、机械,难以真正触动学生心灵,导致思政引领力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机制削弱教育主体的价值筛选权,对思政引领力造成冲击。在数字化时代,算法推荐机制广泛应用于各类媒体平台,尤其是短视频平台。这些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历史、兴趣偏好等数据,为用户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对于中小学生而言,他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算法推荐机制推送的大量碎片化、娱乐化内容,如搞笑视频、明星八卦等,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占据他们大量的课余时间。相比之下,富含价值引领意义的思政教育内容在这些平台的传播中处于劣势,难以有效触达学生群体。长期处于这种信息环境中,中小学生的价值观容易受到碎片化信息的干扰和误导,出现价值取向偏差,而教育主体在价值筛选和引导方面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2.2. 内容适配断层

思政教育内容是思政引领力的核心载体,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思政教育内容在适配性方面出现断层,难以满足不同学段学生的需求。

首先,大中小学思政课数字资源同质化与学段特异性需求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当前,市场上虽然涌现出大量思政课数字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缺乏对不同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的精准把握,呈现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以AR党史教育为例,部分AR党史教育产品在设计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小学、中学、大学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特点。在小学阶段,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有限,但一些AR党史教育产品过于注重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和复杂情节的呈现,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认知超载风险,难以真正理解和吸收党史知识中的价值内涵。而在大学阶段,学生已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更需要深入、系统的党史理论学习和研讨,然而现有的部分AR党史教育资源在内容深度和广度上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深度思考。

其次,数字化教学内容更新速率与教材权威性、稳定性之间存在张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4]数字化时代,信息更新换代速度极快,社会热点、时事政治等不断涌现,要求思政教育内容能够及时反映时代变化,保持与社会的紧密联系。然而,思政教材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依据,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要求,其编写、审核和出版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更新周期相对较长。这就导致数字化教学内容在追求时效性的过程中,与教材内容之间可能出现脱节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若过度依赖快速更新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可能会使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若完全遵循教材内容,又无法及时回应学生的现实关切,导致思政教育内容与时代发展、学生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影响思政引领力的发挥。

2.3. 评价机制失灵

科学的评价机制是衡量思政引领力效果、推动思政教育持续改进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传统思政评价体系在解释数字化学习行为、测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评价机制失灵。

一方面,传统思政评价体系对数字化学习行为解释力不足。随着在线教育、混合式学习等数字化学习模式的广泛应用,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大学生MOOC学习为例,部分学生为了获取学分或应付考试,出现“刷课”现象。他们通过快进、挂机等不正当手段完成课程学习任务,并未真正投入到课程内容的学习和理解中。传统思政评价体系往往侧重于对学生在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考试成绩等方面的评价,难以有效识别和应对这种数字化学习中的“虚假繁荣”现象,无法准确反映学生在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真实学习态度、参与度和学习效果,导致评价结果失真,无法为思政教育的改进提供有效依据。

另一方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虚拟环境中测量的困难凸显。思政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然而,在虚拟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中,准确测量学生的这些深层次心理变化面临诸多挑战。目前,缺乏一套有效捕捉学生深层次认同变化的指标体系。传统评价方法主要依赖于教师的观察、学生的自我报告和纸质问卷等,这些方法在虚拟环境中难以有效实施或存在较大局限性。例如,在在线讨论中,学生可能只是简单回复或复制粘贴他人观点,难以通过文字准确判断其真实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倾向。同时,虚拟环境中的交流缺乏面对面的情感互动和肢体语言等非语言信息,使得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测量更加困难,导致思政教育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方面的效果难以得到科学、客观的评价,不利于思政引领力的有效提升。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提升面临主体性危机、内容适配断层、评价机制失灵等多重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严重制约了思政教育在数字化时代的创新发展。深入剖析这些困境,有助于我们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为后续的理论重构和实践路径探索提供明确方向。

3. 理论构建:思政引领力的数字化生成逻辑

在数字化转型日益深入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思政引领力必须以坚实的理论支撑为根基。这不仅要求我们系统构建契合数字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还需在对现有思政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中探寻创新发展的逻辑起点与生成路径。数字化条件下的思政引领理论,应回应时代关切、问题导向和实践逻辑,重构技术–认知–情感–实践的动态耦合关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与教育规律相统一的理论建构。

3.1. 技术赋能的三重维度:从工具理性向育人逻辑的升维

技术并非价值中立,它在深刻改变教育形态的同时,也重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逻辑与目标指向。因此,不能仅将技术视为思政工作的“附加工具”,而应从哲学层面对其赋能逻辑进行反思与重构,警惕“技术主义”话语对价值育人的遮蔽。当前技术赋能的主要逻辑可分为以下三重维度:

(1) 空间拓展:从“再现场景”到“意义生成”

元宇宙、VR/AR等沉浸式技术在重构教育场景的同时,也提出了认知方式转型的新课题。应从媒介文化理论、交互传播理论等角度审视其带来的教育空间重构问题,避免陷入对感官刺激的技术崇拜,而忽略思政教育内在的意义生成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上,借助VR、AR、MR设备及集成嗅觉、触觉、味觉的体感设备模拟五感,能够实现真正沉浸式的全身交互体验[5]。在小学、中学、大学不同阶段的“虚拟实践”中,应强调学生与历史、现实和国家之间的情感链接与思想内化,推动“沉浸体验”转化为“价值认同”。

(2) 过程精准:技术理性与育人温度的双重协同

学习分析与情感计算等技术,虽为思政教学提供了“可视化”“实时化”的反馈机制,但也存在数据导向替代人文关怀、算法逻辑掩盖教育温度的风险。因此,应引入教育伦理与批判教育学视角,对“靶向引领”的技术路径进行价值审校,防止陷入“技术精准”却“精神空心”的教育困境。在推进个性化、差异化思政策略的同时,更需注重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协同发展。

(3) 主体协同:构建跨学段“共育共同体”的制度逻辑与技术路径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以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为支撑的“思政教师数字共同体”正在成为推动跨学段协同育人的关键平台。该技术凭借其不可篡改、去中心化、可追溯等特性,有效打破了以往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中存在的资源孤岛和信息壁垒,为教师之间的知识互通与教学协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具体应用中,例如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思政教育资源链”,各学段教师可将优秀课件、微课视频、案例集、教学反思等以区块记录形式上传,并标注资源来源、使用反馈及版本演进轨迹,保障资源权属与质量,提升资源共建共享的可信度与可持续性。在浙江某地开展的“红色文化跨学段共研项目”中,区块链平台记录了小学教师制作的《红船精神启蒙课件》、中学教师补充的延安时期典型事例素材、大学教师引入的“红色文化经济价值分析”教学案例,实现了从价值启蒙到理论深化的纵向整合。

同时,应警惕数字平台治理中可能出现的“技术主导”倾向,例如平台算法过度干预内容推送、教师原创资源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为此,必须以价值理念为纽带,强化制度设计与组织引导:一方面,通过建立跨学段思政教研共同体,引导教师围绕“共同育人目标”开展定期研讨、资源共创和实践交流;另一方面,赋予教师平台治理参与权与教学内容审核权,防止因平台化运作而导致的教师话语权边缘化。

此外,元宇宙与学习分析技术的协同应用也可进一步增强教师间的互动与学生反馈的可视化。例如,在某高校与附属中学共建的“数字党史研修营”项目中,教师通过区块链平台协作开发课程内容,再利用元宇宙技术搭建“延安窑洞夜校”虚拟场景,让中学生与大学生共同参与沉浸式学习,并结合学习分析技术实时追踪学生在虚拟课堂中的互动频率、情感反应与理解深度,推动教师教学调整与资源共享的精准对接。

因此,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共育共同体”,不仅要依赖先进技术的协同支撑,更要通过组织引领、价值共识与制度创新,实现从“技术联通”到“理念共育”的跨越,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师由“单兵作战”走向“群体合力”,不断提升数字化时代的思政引领力。

3.2. 数字化转型的边界约束:构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防线

技术赋能虽势不可挡,但思政引领力的生成不能无限度依赖技术手段,更不能忽视其可能带来的认知规训与价值异化。因此,有必要从意识形态安全与教育本质回归两个维度,厘清数字化转型的边界:

(1) 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确保教育云平台的数据主权与信息安全

在数字化时代,教育云平台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其中存储着大量学生的个人信息、学习数据以及敏感的思政教育资源。这些数据的安全不仅关系到学生的个人隐私,更涉及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必须加强教育云平台的安全防护,采取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加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入侵检测技术等,防止数据泄露、篡改和恶意攻击。同时,要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数据的使用权限和责任主体,加强对数据使用过程的监管,确保教育云平台的数据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2) 坚持教育本质回归原则,警惕“技术炫技”遮蔽思政育人价值的风险

技术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始终牢记思政教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能为了追求技术的炫酷效果而忽视思政教育的育人价值,陷入“技术炫技”的误区。例如,在思政课堂教学中,不能过度依赖多媒体特效和动画演示,而忽略了教学内容的深度挖掘和思想内涵的传递;在开发思政教育数字化产品时,不能只注重形式的创新和界面的美观,而忽视了产品对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要坚持内容为王,以高质量的思政教育内容为核心,合理运用技术手段,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思政育人目标,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3.3. 一体化引领模型建构

为了实现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提升,需要构建一体化引领模型,打通各学段育人逻辑,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数字引领链。构建以“认知启蒙(小学)–情感认同(中学)–实践创新(大学)”为主线的螺旋式上升数字引领链。

小学阶段是思政教育的启蒙阶段,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基本认知。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游戏、动画等形式,向学生传授简单的道德规范、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公德意识,引导学生初步认识国家和民族,激发他们对美好品德和行为规范的向往,实现认知启蒙。

中学阶段是情感认同的关键时期。随着学生身心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他们开始对世界和社会有更深入的思考。此时,思政教育应注重引导学生将认知转化为情感认同,通过开展主题班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国家和社会的温暖与力量,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大学阶段则是实践创新的重要阶段。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思政教育应鼓励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社会调研、专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实践创新。

这一螺旋式上升的数字引领链,既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又体现了思政教育的层次性和系统性。通过数字化手段的支持,各学段之间可以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和育人目标的有机衔接,形成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的强大合力,不断提升思政引领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6]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思政引领力的理论构建需要从技术赋能、边界约束和一体化引领模型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设计。通过明确技术赋能的三重维度,坚守数字化转型的边界约束,构建一体化引领模型,能够为思政引领力在数字化时代的有效生成和持续提升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创新发展。

4. 实践路径:基于学段差异的一体化协同提升策略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面临着深刻的内容革新与方式变革。由于学生在不同学段的认知水平、心理特征和学习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思政教育不能“一刀切”,而应精准识别差异,制定分层分类的教学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技术赋能的一体化思政教育体系,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从“分段推进”向“协同融合”跃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7]

4.1. 小学阶段:寓教于乐,构筑情感认同的起点

小学阶段学生处于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发展阶段,情感体验强烈但抽象理解能力有限。因此,思政教育应以价值启蒙与情感熏陶为主线,侧重培养爱国情感、集体意识和初步的是非判断能力。教学内容应聚焦于红色经典故事、英雄人物传记、爱国节日等主题,通过数字技术丰富呈现方式。例如,结合AR/VR技术打造沉浸式情境,如“虚拟升旗仪式”或“穿越井冈山”等项目,使学生在拟真的感官体验中激发民族自豪感;引入编程与红色教育融合的互动式游戏化课程,如“红军长征闯关”项目,将历史事件转化为趣味任务,通过运算规划、逻辑判断实现“学科 + 思政”的深度融合。教学方法以体验式、合作式为主,重视课堂互动和课后延伸,依托“家校共育”平台,利用大数据构建学生多维行为画像,监测其情绪变化、价值观萌芽轨迹,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联动的早期德育干预机制。评价体系应建立在日常行为观察、学习过程评价和师生共同成长记录基础上,注重学生情感参与度与价值认同度。

4.2. 中学阶段:议题探究,夯实价值辨析能力

中学阶段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快速提升,开始形成初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时,思政教育应转向理性引导与价值辨析,引导学生在多元信息中学会选择、在复杂现实中坚持立场。内容设计应关注社会现实、青春议题与科技伦理等中学生关注的热点,如网络暴力、环保行动、英雄模范人物等,鼓励学生将个人经验与社会问题联结起来,增强责任意识。教学方法宜采用议题式、项目式和探究式教学。如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碳中和校园”模拟实验室,学生通过策略模拟和数据分析提出可行性方案,增强社会责任感与科学决策能力;开展“网络舆论模拟应对”项目,让学生在模拟环境中体验舆情演化路径、掌握媒介素养,提升其数字时代的认知与表达能力。评价体系应引入形成性评价与综合性成果评估相结合的机制,通过学习档案袋、主题成果展示、观点辨析报告等方式,突出过程性表现和能力发展。

4.3. 大学阶段:共创实践,深化知行统一自觉

大学阶段学生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理论思辨能力和社会参与意愿。思政教育应由认知引导迈向信仰确立与行动转化,注重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能力培养。教学内容应立足于党的创新理论、社会治理热点、全球视野与青年使命等主题,引导学生在学科融合中深化理论理解,并探索价值观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联。教学方法以共创式、任务驱动式和社会参与式为核心。如设立“数字思政创新工作坊”,组织不同专业学生开发VR党史教学模块、AI伦理辩论工具、思政数字影像创作等跨界项目,构建学生主导、教师支持的教学新范式;推广“数字足迹反思”项目,基于大数据追踪与分析学生的网络行为、媒体表达、学习兴趣等,通过反馈机制促进学生价值认知自觉。评价体系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成效、理论转化能力与自我认知水平,可通过数字档案、自我陈述、同伴互评和实践项目成果共同评定,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与社会责任。

4.4. 一体化协同:构建贯通式思政育人生态系统

打破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各自为政的局面,强化资源共享、机制贯通与评价联动,构建贯通式思政育人生态系统,是提升思政引领力的关键举措。通过整合各学段资源、优化协同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实现思政教育在目标、内容、方法上的有机衔接和协同共进,为学生提供连续性、系统性的思政教育。建设“思政数字资产银行”,按照小学、中学、大学不同学段进行分类储备,涵盖丰富的案例库、课件库与项目资源。案例库中既有适合小学生的红色经典故事案例,也有供中学生分析的社会热点事件案例,还有为大学生准备的学术研究案例;课件库根据各学段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课件,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项目资源库则收集整理了各学段优秀的思政实践项目方案,为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提供参考。成立“大中小学数字思政教研共同体”,定期开展跨学段“技术 + 价值”主题研修活动。共同体成员包括各学段思政教师、教育技术专家等,围绕数字化技术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不同学段思政教育目标的衔接与转化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通过经验分享、案例分析、联合备课等形式,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协同育人能力。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贯通式成长档案体系,动态记录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思政素养发展轨迹。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特性,确保学生成长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档案内容包括学生在各学段的思政课程学习成绩、实践活动参与情况、获奖荣誉、思想汇报等,为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和未来发展提供全面、客观的依据,同时也为思政教育的持续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通过实施基于学段差异的协同提升策略,并积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培养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人才。

5. 结语

数字化转型为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如元宇宙、学习分析、区块链、数字孪生等,为思政教育在空间拓展、过程精准、主体协同等方面开辟了全新路径,使得思政教育能够突破传统时空限制,以更生动、多元、高效的方式触及学生心灵,极大地丰富了思政引领力的实现形式与内涵。然而,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暗流涌动,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只有以协同演进的视角,兼顾技术赋能与价值坚守,才能消解数字技术“异化”的风险[3],实现思政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技术赋能是思政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我们应积极拥抱新技术,充分发挥其在优化思政教育方式、提升教育效果方面的优势,为学生打造沉浸式、精准化、协同性的思政学习体验。但与此同时,必须始终坚守思政教育的价值底线,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确保思政教育在数字化进程中不偏离育人方向,不被技术手段所裹挟。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作为有机整体,需打破学段壁垒,通过构建共享资源库、建立跨学段教研联盟等举措,实现各学段思政教育在目标、内容、方法上的无缝衔接与协同共进。唯有如此,方能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浪潮中,筑牢大中小学思政引领力的根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让思政教育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4-09-11(01).
[2] 项久雨. 论思政引领力[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5(1): 133-138.
[3] 冯刚, 陈倩. 解构与重构: 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J]. 探索, 2022(3): 166-175.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 人民日报, 2023-05-30(01).
[5] 陈诚. 数字思政的生成机理、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向[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16): 70-72.
[6]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