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作为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其卓越的文学造诣和对社会深刻的洞察力使她备受瞩目。她的代表作《第五个孩子》不仅以其对人性细腻的描绘赢得了广泛赞誉，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剧故事，触及了伦理层面的深刻议题。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幸福家庭因第五个孩子班的诞生而走向破裂的故事：传统守旧的英国中产阶级夫妇戴维和海蕊结婚生子，梦想建立自己的大家庭，然而第五个孩子班生来就是一个怪胎，相貌丑陋、性情暴躁、难以控制，甚至对兄弟姐妹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往日的和谐家庭生活化为泡影，夫妻二人同时陷入了放弃还是挽救班的伦理困境。这一抉择不仅考验着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也引发了读者对于伦理道德的深刻思考。母亲海蕊因坚持抚养班而展现出的母性光辉，常常受到人们的赞扬与肯定；而父亲戴维舍弃的选择则因看似冷漠无情而饱受非议。然而，这种简单地将人物形象划分为好与坏、善与恶的评价方式，显然忽视了作品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本文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期帮助读者真正理解该作品深刻的伦理价值与教诲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中国学者在融汇西方伦理批评与中国道德批评精髓后所创立的文学研究方法，致力于从伦理视角深入剖析文学的伦理内核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与西方文学批评不同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批评理论流派，具有其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1]。伦理环境、伦理两难和伦理选择等都是该方法的核心术语。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这些核心术语，其中，伦理环境指的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2]。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从历史维度出发，对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且理性的伦理分析，而非抽象而空洞的道德评价，它鼓励批评家深入文学作品的历史现场，为其中的人物及其选择提供合理辩护，从而实现对人物深层次的理解[2]。伦理选择一方面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2]。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与伦理身份紧密相连，伦理身份不仅构成了道德行为的前提，还对行为主体施加了内在约束力。当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冲突时，便会引发伦理困境，而伦理两难则是这种困境的典型表现。它由两个正确的道德命题构成，但选择其中之一必然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因此，伦理选择往往伴随着悲剧性的结果[2]。就文学批评而言，“对伦理选择的分析过程，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批评的过程”[2]，即通过对伦理选择的分析解释人物的心理和情感状态、评价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从中获取启迪和教诲。
《第五个孩子》集中展现了戴维这一父亲形象在面对家庭困境时所经历的伦理两难——挽救天生怪异且暴力的第五个孩子班或保护其他四个孩子。这一情节设置不仅引发读者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反思，更凸显了莱辛对人类伦理困境的敏锐洞察。本文将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通过回溯作品的历史伦理环境，深入分析戴维所面临的伦理两难及其做出的选择，以此探讨其舍弃班这一伦理选择的动机及其影响，并阐释莱辛在该作品中所传达的伦理思想。
2. 《第五个孩子》中的伦理环境
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戴维与海蕊的相识设定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变革和过渡的时期，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开始迅速蔓延。马克·唐纳利(Mark Donnelly)称“六十年代是人们专注于自我的时代——自我实现、自主的自我、沉思的自我、完整的自我、自我崇拜”[3]。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束缚和传统规范。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年轻人开始质疑和挑战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社会道德观念。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仅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也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家庭观念，如父权制、婚姻的稳定性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离婚率上升、婚外情增多、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的数量增加，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传统家庭结构的逐渐瓦解。
然而，老派、保守的戴维和海蕊都“对自己抱持顽固看法，强力捍卫，认为自己只是平凡人，而且平凡有理，不该因为他们情感自制又挑剔而饱受批评，仅仅由于这些特质跟不上时代”[4]。因此，对传统家庭生活的共同理想使二人不顾社会环境的压力和众人的质疑，迅速结合为建立家庭堡垒的同盟，随着前四个孩子在七年内相继降生，戴维和海蕊通过一次次隆重的家庭派对向周围的人证明、炫耀“他们原本饱受批评与嘲笑的固执现在已成功转化为奇迹”[4]，自己的人生目标既不奇特也并非遥不可及，他们是“真正幸福的家庭”[4]。戴维将自己的伦理身份与家庭关系牢牢绑定在一起，成为二者同盟中更为“忠诚”的“信徒”：遇到海蕊之后，他从“以野心男子的严峻自律投入工作”转变为“为了‘家’而努力”[4]；他选择了超出自己经济能力范围的一所维多利亚式大房子作为实现其家庭理想的幸运园地；当海蕊感到第五次怀孕的异常而落泪时，他认为“此举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某种誓约规定，眼泪与悲苦一向不在他们的生活规划里”[4]。表面上，戴维单纯地陶醉于传统家庭生活并心甘情愿为之付出；实际上，他对社会主流的反叛、对家庭理想的狂热以及对幸福的强烈占有欲已经掩盖了亲情的本质。
对于戴维来说，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必然受到这些变革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尽管他试图维护一个理想化的传统家庭，但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他的努力注定充满挑战和矛盾。当班这个“异类”孩子出现时，戴维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整个社会伦理和价值观转型期的缩影。
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戴维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原生家庭环境也对他的人格形成和伦理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戴维出身于一个离异家庭，父母均再婚，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当时并不罕见，但却为他的情感世界和伦理观念打下了复杂的基础。戴维的父母詹姆斯与莫莉在他七岁时离婚并各自组建了新家庭，同时为他提供了充盈的物质条件，他“拥有两个家，在两个家都有房间”[4]。然而，金钱似乎取代了父子间真正的情感联系，二人从未有过心灵上的交流：每当戴维造访詹姆斯时，“他的‘家’不是游艇卧铺，就是法国南部或西印度群岛别墅里的一个房间”[4]；在戴维结婚之前，詹姆斯坦言没有为他精心挑选像样的结婚礼物，但乐意帮他还房贷来弥补；每次做客戴维的家庭派对时，詹姆斯总会留下一张金额慷慨的支票；每当戴维在经济上遭遇困难，比如在请保姆、孩子入学之类的事情上，詹姆斯总是负责买单。戴维早早就体会到了家庭破碎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父母的离异不仅意味着家庭结构的改变，也往往伴随着情感上的疏离和信任的丧失。尽管詹姆斯为戴维实现家庭理想做出了许多实质性的贡献，但父子亲情的缺失使他在潜意识中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甚至决心扮演一个与詹姆斯完全不同的父亲角色，“他对未来有严格的自我要求，他的孩子绝对要过不一样的生活”[4]。在戴维看来，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这象征着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虽然个人经济能力有限，戴维仍坚持居住在一所奢侈的维多利亚式大房子中，只为“孩子再多，也有足够空间”[4]。更重要的是，“他认定他在这栋房子里的未来日子将一笔勾销、抹去并豁免他两对父母的缺憾生活”[4]。戴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形成了他对情感联系的高度重视和对家庭成员的保护欲望。然而，当班的行为威胁到家庭的和谐时，戴维发现自己无力维护这种情感纽带。他的伦理选择在此时显得尤为艰难：一方面，他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挽救班；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保护其他孩子的安全。在这两难中，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无法承受再次经历家庭破裂的痛苦。
由上可知，戴维既继承了保守的维多利亚文化传统，崇尚家庭和谐，试图统一一切差异，又是家庭破碎的直接受害者，从而变得性格古怪，不合时宜[5]。对抗社会主流的倔强、弥补原生家庭缺憾的愿望促使戴维对家庭幸福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并自觉将个人的伦理身份与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父亲角色捆绑在一起，来精心维护着那个“吸引许多人前来寻找安全、抚慰、善意的王国堡垒”[4]。由此可以窥见，戴维舍弃班的伦理选择是深受其社会背景和原生家庭影响的复杂决定。
3. 戴维的伦理两难
戴维作为父亲，承担着保护和照顾家人的责任，但当他面对异于常人的第五个孩子班时，他所处的伦理两难境地显现出来。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和暴力倾向的班不仅“霸占”了海蕊的全部精力，还对其他四个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伤害，对整个家庭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挽救班可能意味着牺牲其他孩子的安全，而保护其他孩子则意味着放弃班，这种选择不仅考验着戴维的道德底线，也将引发悲剧性的后果。这种伦理两难困境源于戴维对每个孩子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珍视，以及他对家庭整体稳定和和谐的渴望之间的矛盾。
昔日的海蕊与戴维本是共同实现理想家庭生活的盟友，然而伴随着第五个孩子班的到来，原本坚固牢靠的同盟关系逐渐出现裂缝甚至最终瓦解。孕育前四个孩子时，夫妻俩总是携手卧床，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每一个孩子的降临，然而，当海蕊第五次怀孕时，一切发生了显著的转变。怀孕期间，海蕊深受强烈自责情绪的困扰，加之胎儿班在腹中的活跃，使得她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与焦虑状态之中，必须依赖医疗上的镇静辅助以寻求心灵的宁静。此阶段，她情绪脆弱，频繁落泪，时常发出痛苦的呻吟，对家中其他孩子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不耐烦，常以高声斥责相对，忽视了孩子们的感受与需要，展现了一种与前四次孕育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戴维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包裹，“一切安慰话语都无法打动海蕊，他觉得她好像被附身了，远离他，陷入一场与胎儿的苦战，一场他无法参与的战争”[4]。海蕊的每一次痛苦与哭泣都会给戴维精心维护的家庭堡垒带来一丝晃动。
出生后的班外貌怪异、体重超常，食量、力气同样异于常人，他不到一分钟便能吸光一边的乳汁，总是用牙床死命磨咬乳头，被放进摇篮时总是愤怒、咆哮，死命伸头踢脚、扭动身躯，戴维试图无视班的差异，但无法招架海蕊的愤怒与苦楚，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情况，从前他与海蕊对任何一个孩子都充满喜爱，而如今海蕊的态度在戴维看来无疑是对他们同盟关系的背叛。尽管戴维表面上始终维护班，但实际上却“连碰都不碰他”[4]，这证明戴维不过是在为维护完美家庭生活的假象而自欺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班的行为展现出愈发令人担忧的趋向：半岁时，扭伤了哥哥保罗的手；一岁多时，勒死了客人带来的小犬；三个月后，老灰猫“麦奎格先生”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更不可思议的是班有时会突然冲出房间，像个野人一样在街上胡乱奔跑。基于以上情况，海蕊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照顾班上，而常常忽略了戴维和其他孩子，这让戴维感到他与海蕊之间最初的纽带被削弱了，昔日忠诚的盟友正在逐渐远离他。为了恢复以往和平的家庭秩序，戴维在继父菲德烈的建议下将班送进疗养院，而当海蕊没有征求戴维的意见就擅自把班从疗养院接回家时，二人的同盟关系近乎瓦解，一心维护理想家庭秩序的戴维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由于海蕊越来越关注班，其他四个孩子卢克、海伦、简和小保罗得到的母爱越来越少，对家庭的依恋也逐渐减弱，班的一次次野蛮行径也使其他孩子越来越不愿意待在家里。两个最大的孩子卢克和海伦分别联系了祖父詹姆斯和祖母莫莉，请求他们帮助自己上寄宿学校。简养成了稳重、懂事、安静的性格，下课后很少回家，而是去找朋友。唯一待在家里的小保罗是最严重的受害者，由于恐惧班的暴力行为和缺失母亲的及时关注，他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戴维原本期望通过为自己的孩子们创造一种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从而弥补自己原生家庭的缺憾，如今他却已然失去了家庭理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成员，昔日的家庭理想如今已经变成一种幻想，这一局面远远超出了戴维所能操控的范围。
“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6]在某种程度上，戴维被剥夺了作为父亲照顾、培养孩子的伦理身份，而这一结果恰恰是他的其中一个孩子造成的。尽管戴维对班从始至终没有浓厚的爱意，但班终归是戴维的孩子，在他做出舍弃班的伦理选择之前，他将班视为家庭理想的一部分。然而，正是由于他对家庭理想的执着追求，作为家庭支柱的戴维才面临着伦理两难的抉择：是将失控的班留在家里，还是为了保护其他孩子将他排除在家庭之外，这一选择必然导致伦理规范的违背，无论哪种决定都将带来悲剧性的结果。
4. 戴维的伦理选择与双重悲剧
“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2]戴维作为丈夫和父亲，理应肩负起家庭伦理责任，遵守家庭伦理规范，维护和谐有序的家庭秩序。而戴维的做法却导致其常常受到两种道德批判：一种指责他抛弃了理应受到特殊照顾的班，另一种指责他忙于工作忽视了对其他孩子的情感关怀，无论如何，戴维都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然而，这两种主观道德评价都来自于远离历史现场的“假自治环境”[2]。重回历史伦理现场可以发现，戴维深陷于伦理两难困境的痛苦之中。挽救班和保护其他孩子两个选项都是符合道德的，但是无论选择其中哪一项，都会在伦理上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作为一个父亲的伦理规范要求戴维拯救班，给予他爱和关怀，帮助他摆脱暴力倾向，重新融入家庭。然而，这种选择可能导致其他孩子的安全受到威胁，因为班的暴力行为会给其他孩子带来伤害和恐惧，使家庭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而保护其他孩子同样也是作为父亲的伦理规范的要求，更是为了维护家庭的整体利益和安全，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戴维需要考虑的是家庭的整体稳定和和谐是否能够被一个人的存在所牺牲，是否值得为了一个孩子的未来而牺牲其他孩子的安全和幸福。这种选择让戴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无法做出轻松的抉择，因为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最终，舍弃班这一伦理选择不仅未能使家庭秩序恢复如初，还使戴维的父亲身份从一个重视情感联系的养育者逐渐变为一个麻木的金钱提供者，这无疑是家庭伦理与个人身份的双重悲剧。
戴维为了维护家庭和谐而选择舍弃班，但实际上，他的这一行为使得家庭内部的关系更加破裂，班的离开在情感上撕裂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班的母亲海蕊始终无法释怀这段经历，她对戴维的决定感到痛苦和怨恨，这种情绪直接影响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波及其他孩子。其他孩子虽然因为班的离开暂时获得了身体上的安全感，但正如戴维童年时所经历的一样，他们感受到了家庭氛围的变化和父母情感的疏远，这种隐形的心理创伤久而久之会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家庭已不再是他们能安心栖居的港湾。
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戴维不仅要考虑家庭整体的利益，还要面对个人道德责任和身份认同的挑战。作为父亲，戴维的职责是保护和关爱每一个孩子。班虽然异于常人，但仍然是他的骨肉，放弃班意味着他在道德上背离了父亲应有的责任感和爱护。在这个过程中，戴维必须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道德困境，因为他违背了作为父亲的基本伦理准则。另外，戴维与其他几个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变得脆弱。由于他选择了放弃班，其他孩子可能会对这位父亲产生不信任和疏远感。他们可能会思考，如果自己陷入类似的困境，是否也会被放弃。这种不确定性和情感上的裂痕，使戴维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变得更加复杂和尴尬。
自从找到人生伴侣海蕊后，戴维所做的一切便是为了“家”而努力，他的伦理身份与丈夫和父亲的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班的到来，他与海蕊间的夫妻感情渐渐疏远，其他孩子渐渐对家庭丧失依恋，戴维所珍视的一切正在无可挽回地消失，昔日的家庭堡垒已成为一具空壳，而戴维本身也早已失去了那个顾家男人的自我。事业再次成为戴维生活的重心，他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埋首工作，在原公司和另一家公司都表现成功，以此来为孩子支付高昂的心理治疗及教育费用。然而讽刺的是，戴维有能力为孩子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却没有机会和孩子真正建立情感上的联系，他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詹姆斯，也就是“他以前最不想成为的那种男人”[4]。
海蕊将班从疗养院接回家中后，戴维的重心渐渐转移到工作上，这与他之前决心当一个与詹姆斯不同的父亲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然而仅凭这一点就将戴维定性为一个“坏父亲”显然过于草率。无论对于被舍弃的班还是对于对家庭丧失依恋的其他孩子，戴维都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作为父亲的伦理身份，这无疑是对一个将家庭视为最高理想的人最残酷的惩罚，因此，他试图从工作中寻求慰藉、肯定与自我救赎。安德里亚·康沃尔(Andrea Cornwall)认为，如果作为男人的某些方式具有文化价值，那么要求男人在没有手握任何价值的情况下完全放弃这些身份显然是不合理的[7]。家庭始终是戴维内心深处的核心所在，完全放弃父亲的身份与他的理想相悖，因此，尽管戴维丧失了在情感上照顾孩子的机会，但他依然渴望通过工作获得作为父亲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身份价值。然而，救赎终归有限，选择终有代价，冥冥之中，戴维不愿回首的童年经历将再次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上演，戴维的生活将持续笼罩在随之而来的负罪感、无能感与失败感中。
5. 结语
第五个孩子班因其与生俱来的暴躁性情和野蛮行径对其他四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巨大威胁，更对理想的家庭秩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此，戴维深陷于挽救班或保护其他孩子的伦理两难中。在社会思潮、原生家庭等多方面伦理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戴维不得不做出将班排除在家庭之外的伦理选择，同时为此遭遇了家庭与个人的双重悲剧——梦想中的核心家庭生活化为乌有，自己将以残缺的父亲身份在无能感与失败感中度日。“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2]戴维自始至终尽力维护自己理想中的家庭秩序，却依旧不能破解班带来的家庭危机，甚至最终丧失了自我。这出悲剧看似是戴维个人的落寞和失败，实则是整个家庭成员缺乏沟通与互助的后果。通过对戴维这一父亲形象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可以发现莱辛在小说中传达的深远伦理思想。通过呈现一个幸福家庭走向毁灭的悲剧，莱辛旨在引发读者对于如何定位个人在家庭中的伦理身份的思考，告诫读者在面对特殊家庭困境时，单一的伦理选择往往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相反，和谐家庭生活的构建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家庭伦理责任，彼此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