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利奥塔的“异识”理论为切入点，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重构“深层次分歧”的理论框架。通过批判传统分析哲学将深层次分歧局限于认识论维度的路径(如福格林、普理查德、林奇等学者的共识方案)，本文指出此类分歧的根源不仅在于认知标准的不可通约性，更源于人类语言固有的不完整性、文化多元性及话语类型的异质性。利奥塔提出的“语位体系”与“话语类型”揭示了分歧的本质：当异质语位因缺乏共享链接规则而无法调和时，深层次分歧将超越认知层面，嵌入伦理与政治实践领域，形成不可简化的“异识”。通过分析该隐与亚伯的经典案例，本文进一步论证，传统共识方案试图以单一标准消除分歧的尝试必然导致暴力或压制，而后现代主义的解决路径则强调时间性与动态性，对未来对深层次分歧的解决持乐观态度。最终，研究主张将深层次分歧的解决从认识论维度拓展至伦理政治维度，为后工业时代认知极化与霸权主义问题提供批判性反思路径。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Lyotard’s theory of the “differend” as its entry point,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eep disagreement” from a postmodernist perspective. By critiquing traditional analytic philosophy’s confinement of deep disagreement to th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 (as seen in the consensus proposals of scholars such as Fogelin, Pritchard, and Lynch),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roots of such disagreements lie not only in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cognitive standards but also in the inherent incompleteness of human language, cultural multiplicity,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discourse genres. Lyotard’s concepts of “phrase regimens” and “genres of discourse” reveal the essence of disagreement: when heterogeneous phrase regimens become irreconcilable due to the lack of shared linkage rules, deep disagreements transcend the cognitive realm and embed themselves within ethical-political practices, forming irreducible “differend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lassic Cain and Abel narrative, the paper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raditional consensus-driven attempts to eliminate disagreements through singular standards inevitably lead to violence or suppression, whereas the postmodernist approach emphasizes temporality and dynamism, expressing optimism toward resolving deep disagreements in the future. Ultimately, the research advocates expanding the resolution of deep disagreements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to the ethical-political dimension, offering a critical counter-perspective on issues of cognitive polarization and hegemonism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1. 引言
关于深层次分歧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福格林(Fogelin) 1985念在《深层次分歧的逻辑》中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而后成为众多分析哲学家攻击或捍卫的起点。不过，有关深层次分歧并非简单地是认识论问题，也绝非仅仅只可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来考量。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之下来重审深层次分歧，可以将深层次分歧从认识论维度拓展到伦理、政治等维度，并提出与传统共识方案不同的解决方法展望。
2. 深层次分歧
福格林(Robert J. Fogelin)在《深层次分歧的逻辑》(“The Logic of Deep Disagreements”)中探讨了非形式逻辑运动在应对深层次分歧时的局限性，指出有效论证依赖于“正常论证交流”(normal argument exchange)——即参与者共享背景信念、偏好及解决争议的规则(如维特根斯坦的“枢轴命题”(hinge propositions)，这些基础命题无须质疑且构成论证前提)，而深层次分歧不同于正常分歧，其源于框架性原则或“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的根本冲突(“We get a deep disagreement when the argument is generated by a clash of framework propositions” [1])，这种分歧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决，因双方缺乏共同认知基础，导致理性论证失效(“deep disagreements cannot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use of argument, for they undercut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arguing” [1])，并且深层次分歧具有另一个特征，即其对事实的援引具有免疫性(“Another feature of deep disagreements is that they are immune to appeals to facts.” [1])。这一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开始探讨这一议题及其所引发的重大问题。正如拉沃雷里奥(Lavorerio)所言：关于深层分歧的理论必须解决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其根源与解决途径(“two of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a theory of deep disagreement must address [are] their source and resolution” [2])。
正如里纳利(Rinalli)所指出的，有关深层次分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化为两大阵营或理论家族，即维特根斯坦式理论与基本认知原则理论(“First, what I call the Wittgensteinian theory, inspired by Wittgenstein’s On Certainty, and strongly suggested in the work by Fogelin and Hazlett, among others, and secondly the fundamental epistemic principle theory, which finds adherents in recent work by Kappel and Jøch-Klausen, Kappel, and Lynch” [3])。维特根斯坦式理论又可称为枢轴认知论(hinge epistemology)，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他认为深层次分歧涉及我们最基本的承诺，并且这种分歧因为双方可能没有共同的认识标准会导致“认识不可通约性”(epistemic incommensurability)，进而引发认知相对主义(epistemic relativism)。在对维特根斯坦枢轴认识论的详细解释后，通过提出“超枢轴承诺”(Über Hinge Commitment)概念，普理查德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枢轴认识论实际上并不支持认知相对主义，反而提供了解决深层次分歧的途径，因为在他看来具体的枢轴承诺源于超枢轴承诺，通过超枢轴承诺可以理解并逐步改变分歧双方的具体的枢轴承诺从而在保持理性评估的同时解决深层次分歧。作为基础认知原则理论的代表人物，林奇(Michael P. Lynch)探讨了当我们试图为基本的认知方法提供正当性时所遇到的知识论循环性问题以及在不同认知框架之间缺乏共同评价标准所导致的知识论不可通约性问题。林奇认为这些问题在深层次分歧情境下更为突出，因为在此情境下各方缺乏共同的评价标准以至于难以用理性方式解决。基于此，林奇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提出了一种认知契约论(epistemic contractarianism)，并认为通过诉诸于认知契约我们可以找到最小程度的共同基础，借此来解决深层次分歧。
普理查德问题在于，通过提出超枢轴承诺，将关于枢轴的深层次分歧降低为福格林意义上的可以通过共享背景来解决的正常分歧，并没有真正论及没有共享背景的深层次分歧的解决方式。而林奇的问题在于，把深层次分歧的根源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而解决方案也是诉诸于一种“低程度的共识”。可以看出，作为两大理论家族的代表人物，普理查德和林奇即使对于引起深层次分歧的根源都是在认识论维度之下探讨深层次分歧的根源，也都在解决方案上诉诸于不同程度的共识。但是，共识方案并非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认识论维度也绝非是深层次分歧的唯一维度，跟随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便可发现不同维度以及不同于共识方案的解决前景。
3. 后现代主义与异识
3.1.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经常容易使人误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但是在利奥塔看来，二者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关于现代，“当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大叙事时，我们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4], p. 4)。这种对于试图诉诸共识方案来解决深层次分歧的方案可以看作是这种现代的一种特殊版本。至于后现代，“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4], p. 4)。也就是对强行要求共识所带来的法西斯式的恐怖采取质疑与批判的态度。就此来看，二者并非是完全割裂，因为现代中也包含对其之前的“现代”的怀疑，现代西方哲学中对之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怀疑就是这种典型例子，不过这种怀疑并没有真正怀疑到强行要求共识的自身合法化，而是在质疑之前的所寻找的共识方案是不对的，就像叔本华用意志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只不过给这种共识换了个名称，将达到共识的方式有所改变。而后现代对现代的怀疑也就在于对绝共识方案本身的怀疑，认为这种共识无论是作为统辖世界一切的“根”亦或是作为悬拟的概念来指导人行动并解决深层次分歧都是非法的，共识所象征的绝对总体性也仅仅是悬拟的概念而并非真实存在也并不能达到。并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虽然体制设置界线来对抗语言的‘打击’所具有的潜能，但这种界线从未建立起来。(尽管它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4], p. 66)。尽管科学已经成为真理的代名词并成为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并非已经将所有的除他之外的语言游戏完全统治于其下，相反在规定性陈述、评价性陈述方面仍旧有许多没有且不想并入到属于指示性陈述的科学中去，科学只是在企图通过其权威建立的共识方案来解决各种分歧，但是他没有能力也还没有达到如此强的法西斯式的恐怖。
在深层次分歧语境下，后现代主义象征的是与深层次分歧解决方案的共识版本不同的“异识”(Differend)版本，即将深层次分歧从认知维度拓展到伦理、政治等维度，并对其解决方案做了不同于仅仅依靠诉诸共同基础的全新的前景展望。
3.2. 异识
“异识”这一概念出自利奥塔以此为标题的著作中，该著作分析了在不伤害一方的情况下无法解决争议的情况，而这正是异识的起点，这一概念同深层次分歧类似，二者都是在分歧双方不存在共同背景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异识并非是停留在认识论维度下的深层次分歧的一种变形，而是要比仅仅停留在认识论维度的深层次分歧更加深刻，“异识不同于诉讼，它是在(至少)两者之间的某种冲突状态，由于不存在对论辩双方都适用的判断标准，这导致了该冲突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一方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合法。对两者采用单一的判断标准，试图以此消除异识——仿佛这只是一场诉讼官司，将会(至少)伤害到它们中的一方(如果双方都不承认这一标准的话，两者可能都会受到伤害)”([5], p. 3)。“异识是语言的不稳定状态和瞬间，在这种状态下，某样东西可以用语位来表达，却尚未被表达”([5], p. 36)。借用语用学方法，利奥塔将异识放到了更宽阔的维度，“在异识中，某些东西‘要求’被放入语位链接，并苦于不能立即被放入这样的链接”([5], p. 37)。这种链接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认识论维度，而是拓展到伦理、政治等的实践领域。以异识的视域来看，关于深层次分歧的认识论维度解读，其深度尚不足以触及深层次分歧的根源，因而也无法辨识解决这些分歧的潜在根源，在此视域之下，深层次分歧同异识一样，它的真正根源并非存在于认知层面，而在于人类语言固有的不完整性，以及人类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
4. 异识视域下的深层次分歧
4.1. 语位体系(Phrase Regime)和话语类型(Genre of Discourse)
在《异识》中，利奥塔没有延续在《后现代状态》中使用的语言游戏概念，而是用语位代替了拟人化的语言游戏，通过对语位的分析，提出了新的概念——语位体系和话语类型，并借此分析了异识的产生根源，并对异识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一个语位表象的是它所涉及的东西，即指称；它所表达的意思，即含义；说给谁听，或以谁为目标，即受话者；谁在说，或以谁的名义在说，即说话者”([5], p. 38)。语位并非只局限于口头语言或者书面语言，只要具备这四个要素皆可构成语位。这意味着，所有语言和交流都与行动相关，除此之外，“存在着不同的语位体系：推理、认知、描述、叙述、质疑、指示、命令等”([5], p. 5)。不同语位体系之间存在着异质性和不可转译性，属于认知的语位体系下的语位是不可能转译到命令的或者其他的语位体系的，“不存在普遍的‘语言’”([5], p. 5)。例如对一栋房子的认知是不可能转译成对房子的命令的。而属于不同语位体系下的语位之间的链接是需要规则的，“话语风格替异质的语位提供了链接规则，即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专门设置的规则”([5], p. 5)，为了了解异识的根源，我们“有必要区分语位体系的构成及链接规则和属于话语风格的链接模式”([5], p. 306)处于不同话语类型的个体其目标诉求具有主观性和个人性，因为并不存在普遍的语言，所以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话语类型之间也是不可通约的，也就不存在评判不同话语类型的权威，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将处于不同话语类型下的语位进行链接时，异识就会出现。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当两个无法相互调和的原则真正相遇时，每个人都会把对方叫做蠢人和异教徒”[6]。
4.2. 异识与深层次分歧
借用林奇在其论文《认知循环与认知的不可通约性》(“Epistemic Circularity and Epistemic Incommensurability”)中所举的该隐与亚伯的例子(“Cain and Abel, let’s imagine, are having coffee and arguing about the age of the Earth” [7])，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异识与深层次分歧的关联，并且能将深层次分歧单单从认识论维度解放出来。他们二人关于地球年龄的争论表面上看似是仅仅针对地球年龄这一事实问题的，但是这种争论会隐含着认识论维度——包括哪种证据应被采纳(什么样的证据能够用来考察地球的年龄)、哪种方法更能得到真理(哪种方法可以被用来考察地球的年龄)，当涉及到这种维度的时候，就并非是简单的关于事实的分歧，而是在认知维度下的认识论分歧，是关于认知原则的深层次分歧。同时在异识视域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深层次分歧的更广阔的维度，该隐与亚伯尽管争论的是一个问题——地球年龄，但是二者所处的话语类型不同，同样的语位在不同的话语类型中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地球年龄这一语位在二者各自的话语类型中的意义不同，该隐认为追溯地球年龄应该查阅圣经，亚伯认为追溯地球年龄应该化石与历史记录中的溯因法与归纳法相结合，二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话语类型的规则将异质的语位进行链接，当二者试图链接时，因为不存在可以衡量二者的权威，异识就会出现，而这种异识就是将认识论维度拓展到伦理、政治维度的深层次分歧，因为“话语类型决定了语位链接的目的”([5], p. 195)，而这种目的并不是简单具有认知属性，二者的目的是二者各自生活方式的象征，并非简单的是针对地球年龄的纯粹认知问题，该隐可能暗含着向对方传播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目的，亚伯可能希望自己所认可的科学方法得到更多的认可，并且二者是处于实践中，处于实践中的分歧涉及到的领域并非是纯粹的认知领域，其深层次分歧也就不免要拓展到伦理、政治领域。借此，我们可以将利奥塔的异识与从认知维度拓展到伦理、政治维度的深层次分歧划等号。
4.3. 深层次分歧的解决
不同于普理查德和其他理论家的共识方案，利奥塔的异识方案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因为并不存在普遍的语言，达到共识也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放弃一方甚至双方的利益，“对两者采用单一的判断标准，试图以此消除异识——仿佛这只是一场诉讼官司，将会(至少)伤害到他们中的一方(如果双方都不承认这一标准的话，两者可能都会受到伤害)”([5], p. 3)。如果仅仅以共识方案来解决深层次分歧，可能导致我们认为：所有深层次分歧都潜藏着可被发现的解决方案，其中符合共识的将会是正确的，反之将会是错误的，这也是仅仅将深层次分歧当做认识论解读所存在的问题。例如：当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一个无神论者碰到一起来探讨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并非纯粹认知维度的深层次分歧——也就是异识。对于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上帝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他作为一个虔诚教徒实践的前提，对于否认上帝存在的各种论证在他这里是不被接受的，即使这些论证在无神论者看来是强有力的，但在他这里是站不住脚的。而对于这个无神论者，上帝存在是不可被接受的，也是他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实践的前提，即使在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其不存在的情况下，无神论者仍旧坚持其观点。可以看出，二者对于这个上帝这一超验物是否存在并非是针对着现实物的认知分歧，而是涉及到关于实践的更广阔的伦理、政治等领域，如果对二者简单的进行认知上的仲裁，就会出现至少伤害一方的情况——一方被迫放弃信仰或者一方被迫信仰，这种认知上的共识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取的。并且即使存在着上帝并不存在的有力证据，这个基督教徒仍旧可以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经验并不能构成否定上帝存在的证据，这就更难以使用认知上的共识方案来解决二者之间的深层次分歧。对此只能创造出新的语位链接方式或话语类型来见证此深层次分歧，将需要表达但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以解决深层次分歧。
“因为存在着时间，不可能没有语位发生，即便沉默，也是一个语位，因此，没有最后的语位”([5], p. 6)。因此，话语类型具有无限多样性，其可能的组合方式是无限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形态更是数不胜数。正因如此，利奥塔对于短期解决深层次分歧或异识并不乐观，但对这一解决的长期进展持有乐观态度，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在未来更多的语位链接方式或将发明出来，这将会使需要表达但没有得到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将对解决深层次分歧或异识提供巨大的帮助。比如，基督教徒和无神论者之间的深层次分歧或异识将会在新的话语类型中得到见证并在之后得到解决。
5. 结语
利奥塔的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深层次分歧，突破了以往仅存于认识论维度的狭隘，将其拓展到了伦理、政治等实践维度，并阐明了使用共识方案解决分歧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异识”解决方案，或许在后工业社会下，利奥塔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异识方案或许是解决当前世界认知极化、霸权主义等问题的一个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