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蔡复一(1576~1625)，字敬夫，号元履，晚号逐庵，是明代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与文学家。作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他历任兵部侍郎、右佥都御史等要职，在政坛颇有建树。在文学领域，其诗文创作与批评实践同样具有独特价值，伴于钟惺、谭元春名后，常被视作竟陵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但关于蔡复一与竟陵派的关系，学者存在不同见解。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蔡氏任职湖广期间曾延请谭元春(字友夏)至门下，并被认为完全转向竟陵诗风。然而，这种“尽弃所学”的论断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所以有关蔡复一与竟陵诗派的关系是学界较为关注的研究方向。因此探寻和了解蔡复一其人的生平，应当主要关注于其与钟惺、谭元春等竟陵诗派代表人物的交游往来情况，再依据其流传作品著录情况及作品思想风格等，进一步探寻其与竟陵诗派的关系。
2. 蔡复一传略
其生平简传有记载，蔡复一生于万历四年丙子(1576年)年，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迁员外郎。据池显方《蔡敬夫先生传》记载([1], p. 301)，这位以清廉著称的官员虽体弱多病，纵览蔡复一的仕宦生涯，身居要职，其居家生活仍清贫简朴，甚至因筹措女儿嫁妆而不得不借贷度日。他在邑外构筑“壶隐山房”的举动，既彰显了文人雅趣，也暗喻其仕隐之间的精神追求。至天启四年(1624年)，获赐尚方宝剑的殊荣，标志其政治生涯达到顶峰。天启五年(1625年)，病逝于军中，享年五十，获赠兵部尚书，谥号“清宪”。
然其人喜交友，结合流传诗句及相关文集，剖析其与竟陵派及闽地文人的有关交友往来，以便考证其思想文风及流派的关联。
2.1. 竟陵渊源，文学交往
蔡复一与钟惺的交往开启了他往后与竟陵诗派的种种渊源。锺惺(1574~1626)，字伯敬，号止公居士、晚知居士，他在五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不仅成为竟陵派的核心人物，更留下了《隐秀轩集》等重要著作。
据陈广宏《竟陵派研究》考证，钟惺与蔡复一相识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文人不仅在性格上颇为相似，在文学理念上也高度契合。钟惺曾以“严冷深情，行事有度”评价蔡复一，而《明史》对钟惺的记载同样突出了其“性情孤高、不喜俗务”的特质[2]。这种性格上的共鸣与审美趣味的契合，成为二人深厚友谊的重要基础。
蔡复一与钟惺相交数年后，曾作《武昌寄钟伯敬》一诗，其中“风貌清癯，苦吟成性”([3], p. 46)的描写，生动勾勒出钟惺的文人形象。在《古意赠伯敬》中，蔡复一更以“钟子期”相喻，感叹“知我胜自知”，足见二人相知之深。现存的《遥送钟伯敬还朝》五首及《钟伯敬书间予近状近作赋此答之》等诗作，不仅记录了他们的交往，更展现了蔡复一诗风受竟陵派影响的痕迹。如后者中“片月雨余”“苍山寒碧”等意象的运用，通过冷色调的景物描写营造出清冷幽寂的意境，颇具竟陵诗派的典型风格特征。同样，钟惺也常去信回应，编成《诗选》后，也第一时间送呈蔡复一品析：“副本以候公使至而归之公。”[1]蔡复一在研读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后，表示“于乐若有会”，获得了新的领悟。
在二人文学交流往来之间，钟惺在完成《选蔡敬夫诗》后，特意创作三首律诗寄赠，诗中不仅表达了“以古人眼光审视今人诗作”的选诗理念，更流露出真挚的友情。从中可以看出选诗有钟惺本人的志趣取向的体现，对于他类则有删减，或许也正是因为此次选诗的事迹，使得后世学者认为蔡复一完全倒戈向竟陵派。
谭元春，字友夏，又寒河。州竞陵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一生久困诸生，试不第，享年五十二岁，着有《谭友夏合集》十卷。而钟惺在促成蔡复一与谭元春的文学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曾在推荐信中盛赞同乡谭元春为“异人也”[1]，并谦逊地表示其才华远超自己。为让蔡复一更全面地了解谭氏，钟惺特意寄去《简远》《虎井》两部诗集，认为通过作品即可见其人。据相关文献记载，谭元春在与蔡复一结识后，始终以谦逊的弟子之礼相待，即“北面称弟子者”，蔡复一直言“余性情投合，先在至性人”。可见二人在性情上颇为相和。
二人在诗文书信往来上亦是频繁，蔡复一《行园见早梅一花》得谭元春《和蔡敬夫先生梅诗》相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月，蔡复一撰《答寄谭友夏》五首以酬和。这一颇具诗意的交往细节，展现了二人惺惺相惜的文人情谊，也可见蔡复一在诗中流露的欣赏之情。是年，谭氏邀请蔡复一为母作《寿序》，同时请他为自己的诗文集《寒河集》作序，足见其对蔡氏文学造诣的推崇。蔡复一去世后，谭元春在《送少司马蔡师闽榇文》中深情追忆二人交谊，可见二人交际颇为深厚。
纵览蔡复一同钟惺、谭元春的交往历程，可探知并深入了解其与竟陵一派的渊源和文学交往，上文便有提及，蔡复一在诗歌创作与批评方面虽受竟陵派影响，但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文学判断。在参与《诗归》的品评时，他明确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首先针对部分诗作过于尖新而缺乏雅正的问题，建议适当删减；其次对言情题材提出“非真深远者勿留”的取舍标准；更特别反对在山水咏物诗中掺杂脂粉气息。这些评价揭示了蔡复一已经了解到了竟陵诗创作风格中容易被诟病的特点，钟、谭二人对此评说亦有回信辩驳，可见几人意见也有相异之处。
2.2. 闽地文人，交际颇广
蔡复一的生平结交中也有不少闽地文人，如与许獬、蒋孟育、陈翼飞、蔡献臣、何乔远、张燮、池显方、曹学佺等皆有往来。其中蔡、池二人私交甚笃，池显方著有《玉屏集》，蔡复在为该集撰写的序言中，毫不掩饰对同乡才俊的赞赏：“吾乡里之才，莫如池直夫。”是时公安、竟陵之风盛行，而作为闽派诗人的池显方对此有自己的反思与想法，他通过比较袁宏道与钟惺的创作特点，指出前者长于“趣”而后者善用“机”，并敏锐地察觉到两种风格各自的局限——过求趣味易流于险怪，专务机锋则难免空疏。
曹学佺，其诗歌风格典雅清丽，被公认为闽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与蔡复一乡试、殿试同年，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张燮在书信中谈到了蔡复一对曹学佺的钦佩之情：“蔡敬夫读《石仓集》，几欲焚砚。”[4]天启二年(1622年)，蔡氏曾短暂寓居曹学佺著名的石仓园，互相作诗相和。蔡复一曾为曹学佺的《易经可说》撰写序言，在文中充分表达了对曹氏学术造诣的推崇。序文特别称赞曹学佺在山水自然中获得的独特体悟，认为这种与自然相通的精神境界对其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合蔡复一的生平略传以及交友往来中透露出的思想品性，钱谦益将闽派文学的式微归咎于蔡复一个人创作风格的转变，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他认为蔡氏由追随闽中王世贞、李攀龙转而倾向竟陵钟惺、谭元春，导致“风雅凌夷”的观点，实则夸大了个体作家对文学流派发展的影响力。说到底，其与闽派诗人的往来与书信间透露的欣赏，即便他在与钟惺、谭元春结实之后选择了“变闽入楚”，也无法真正剥离掉闽派对他的思想与文风的影响。
3. 蔡复一作品著录情况
有关蔡复一的生平所作，经过初步的整理如下。
3.1. 《遯庵文集》(《遯庵全集》)
《千顷堂书目》：“蔡复一《遯庵全集》十七卷，又《爨余骈语》六卷”，据悉，《千顷堂书目》成书于康熙十八年(1680年)，此当为“现今书目上查得的《遯庵全集》最早记录”[5]。同时，《明史》卷一百三十七中亦载“蔡复一《遯庵集》十七卷”而前文所引《同安县志·艺文》著录其有十八卷，略有不同之处。
现今《遯庵全集》藏书情况，据《蔡复一〈遯庵全集〉初考》中已有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著录，今在此基础上，据搜集到的日藏汉本作一定补充。桃园天皇寳历四年(1754年)长崎《舶来书籍大意书》中记，中国商船“戌字号”所载之汉籍着録《遯庵全集》三种。释文中提及，这部文集共收录各类书启440余篇，涵盖候启、通启、寿启、迓送启等多种文体类型，编爲《骈语》五卷。又辑其同类百五十余篇，编爲《续骈语》二卷。辑其序类五十余篇，编爲《遯庵全集》二卷。计凡三种，版心皆标‘遯庵全集’。此本一部一帙六册。”
能见影像著作为一本，明刊本，九册，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版心上鎸“遯庵全集”书名，下鎸卷名及叶数，首册卷端题“遯庵骈语卷之一”，次两行末题“温陵蔡复一敬夫甫着”，“壻林文昌观曾甫校”，卷首蔡复一自序一则，上有“日本政府图书”，“浅草书库”朱印，收录《遯庵骈语》五卷、《遯庵诗集》十卷。此日藏汉籍中校者同台北“中央图书馆”刊本，疑为同刻板所印。
3.2. 《诗集》
《重纂福建通志》记载其著有《遯庵诗集》十卷。《金门县志》中收录的池显方序言对此集有精当评述，认为蔡诗兼具“渊远雄浑”的艺术特质，在表达上能做到“触事不露，感时不伤”的含蓄蕴藉。值得注意的是，池显方特别指出，虽然蔡复一的诗风与竟陵派有相近之处，但由于其天资超迈，故能保持独立的艺术品格，不为流派所限。
3.3. 《督黔疏草》
《金门县志》著录《督黔蔬草》八卷，汇集了作者任职云贵期间处理苗疆事务的各类奏疏公文。
3.4. 《雪诗编》
是一部辑录古人咏雪诗作的选集，据方志记载，作者在自序中阐明了独特的编纂理念：通过汇集古人咏雪名篇，使读者在闽南故乡的松梅月夜中，也能感受“寒色照人”的雪意，这部诗选实际上成为蔡复一清廉自守品格的文学写照。
3.5. 《楚愆录》
关于《楚愆录》的记载，《泉州府志》和《重纂福建通志》录有六卷，而同安、金门两地县志则著录为十卷。金门县志明确指出，此书记载了蔡复一“复一官楚时奏记条教等”，即在湖广任职期间的奏疏、公牍等文书。
3.6. 《毛诗评》
在泉州、同安、金门三地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均标注为一卷本。遗憾的是，这部研究《诗经》的著作未能流传至今，现已散佚。从现存书目著录情况来看，该书很可能是蔡复一对《毛诗》的评点之作。
4. 蔡复一倒戈竟陵派之辩
从上文的有关研究论述表明，蔡复一的文学交游呈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与竟陵派核心人物保持密切往来，另一方面又与闽地文人群体互动频繁。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重要文论家如钱谦益、朱彝尊等在著述中，多将蔡氏归入竟陵派谱系，将其视作钟惺、谭元春的追随者。由此，相关的蔡复一“倒戈”论调便兴起。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竟陵诗风的传播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其诗风在吴越闽等地盛行时，往往流于形式模仿，犹如“生人戴假面，白昼作鬼语”[6]丧失了诗歌应有的自然真趣，他特别提及蔡复一这一特例，认为其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对竟陵诗风的主动接纳，甚至到了“尽弃所学”的地步。而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则直言：“(竟陵诗风)率先倒戈者，蔡敬夫也。”这两种说法将蔡复一直接归入了竟陵流派之中，甚至有学者直言其导致了闽派的消亡。
首先对于导致闽派消亡一说，其言上文便以生平交游事迹做了一定的辩驳，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蔡复一不是闽派诗人的中坚力量，有学者指出，通过对《遯庵诗集》的全面考察可以发现，蔡复一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当时闽地主流诗风显著不同的艺术特征，诗风既不同于徐熥、徐(火勃)兄弟的创作风格，也有别于谢肇淛、曹学佺等闽派代表诗人的艺术追求，可见，“他不是闽中诗派营垒中人”[7]因此他的文风思想就算有“倒戈”的倾向，也只是个人创作风格的转变，又何以被苛责“闽派从此熸也”？蔡复一在文学创作上的风格演变，本质上是一位作家艺术探索过程中的自然转向。即便其诗风呈现出借鉴竟陵派的倾向，这也仅是个人审美趣味的调整，而非对闽地文学传统的背离。将这种个人化的风格转变夸大为“闽派从此衰落”的征兆，既不符合文学史实，也有失公允。
接着，有关蔡复一“尽弃所学”的问题，可以说，蔡复一同竟陵派的关系也不能只武断地进行评判，蔡复一的文风思想的确受到了流派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观其诗《行园见蚤梅一花十月》三首，钟惺曾对蔡复一的《早梅》三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诗“甚佳”。这三首作品鲜明地体现了竟陵派的诗学特点：第一首以“寒浅花期”“香遍雪迟”的对比，展现早梅的独特风姿；第二首通过“微香入梦”“孤色凌空”等意象，突出梅花孤高绝俗的气质；第三首则以“青松白雪”为喻，强调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陈庆元指出，这些诗作体现了蔡复一对竟陵派“虚静悟理”创作理念的自觉实践。
然而，蔡复一与竟陵派的诗学主张并非完全一致。据陈庆元《蔡复一年表稿》考证，尽管蔡氏与钟惺、谭元春等人频繁唱和，但其诗风仍保持独特个性。这一点在《诗选》品评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钟惺在《选蔡敬夫诗讫寄示三律》中明确表示“自处不能怒，于君敢二焉”([1], p. 110)，坚持己见而未采纳蔡复一的观点，谭元春亦持相似立场。这种诗学理念上的微妙差异，反映了晚明文人交往中"和而不同"的典型特征。
纵观蔡复一平生所作，较之于竟陵派、闽派诗学，皆有所吸纳学习，但仍保有其独特的创作特点。首先是“虚静悟理”与“雄浑气格”的融合，他对“虚静”创作意境的基础上保留了闽派重气格的传统，如《督黔疏草》中奏疏兼具峻切与典重；第二个方面，他反对机械的形式模仿，对于形式主义倾向较为明显的竟陵派而言，他的诗歌主张对于性情之真的追求无疑是一种超越，最后，在《毛诗评》中强调“温柔敦厚”，批评竟陵派部分作品“尖新失度”，体现其对古典传统风格的一种坚守。因此，不能因其与竟陵派的种种关联，就忽视了蔡复一在诗歌文风中独特的一面。
综合来看，对于蔡复一有关“倒戈”言论以及“尽弃其学”的指摘是有失偏颇的，结合他的生平，其创作与友人相交有很大关联，只是遵循其诗心和审美情趣，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一定的倾向，有“入楚言楚，入闽言闽”的豁达与广阔胸襟。
5. 结语
蔡复一作为晚明政坛与文坛的双重代表人物，其生平与创作展现了晚明文学流派互动的复杂性与文人思想的多元性。本文通过系统考察其生平交游、作品著录及诗学思想，试图还原其文学创作的独立价值，并重新审视其与竟陵派、闽派的关系。研究发现，蔡复一的文学实践既非简单的流派依附，亦非彻底的“倒戈”，而是一种基于个人审美情趣与思想深度的选择性吸收与批判性融合。
首先，蔡复一的交游网络较为鲜明，与竟陵派、闽派皆有往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两种学派思想倾向的影响，其诗作兼有“幽深孤峭”之风与“渊远雄浑”之气，然而，他在《诗归》评点中提出的“雅正”标准以及对竟陵派“尖新失度”的批评，又显露出其独立的文学判断。可见，这种双重交游不仅未使其沦为流派的附庸，反而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艺术滋养。
因此，钱谦益等人对蔡复一“尽弃其学”的批评，实为片面之论。蔡复一的风格演变是文人艺术探索的自然过程，而非对闽派传统的背叛。闽派式微的复杂成因远非个人所能左右，将其归咎于蔡复一，既不符合文学史实，也忽视了个体作家在流派互动中的能动性。蔡复一的意义，恰恰在于其“非闽非楚，亦闽亦楚”的杂糅性，为晚明文学研究提供了突破流派二元对立的典型案例。
综上所述，蔡复一的文学地位不应被简化为竟陵派的附庸或闽派的叛离者。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晚明文人面对多元思潮时的选择与调和，其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对理解晚明文学的复杂互动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