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认同”思想下《白鲸》中人的疏离与认同
Alienation and Identity in Moby Di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ess’ Ecological Identity Thought
摘要: 《白鲸》描绘了主角亚哈因白鲸莫比·迪克的一咬之仇而陷入疯狂的悲剧,他矢志不渝地追逐着这头巨兽,直至全船覆灭,仅余以实玛利一人幸免于难。表面上看,全员似乎为了亚哈的复仇执念或金钱利益而紧密团结,共同围猎鲸鱼,实则在这共同目标之下,潜藏着深刻的自我疏离与冷漠。本文旨在借助阿伦·奈斯的“认同”生态思想,深入剖析《白鲸》中人物所面临的双重疏离——与自然界的断裂以及与人类同伴间的隔阂,这反映了作品中人物内心的孤独与冷漠,更映射出“认同”思想对于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与人之间真诚联结的深刻启示。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得以窥见《白鲸》超越故事本身的深远意义,它是对人性、自然以及两者关系的深刻反思与探索。
Abstract: Moby Dick depicts the tragedy of captain Ahab and his crew, who fell into a crazy chase to kill a whale named Moby Dick. Ahab pursued the monster unswervingly until the whole ship was destroyed and sank into the sea, leaving Ishmael alone. Superficially, the whole crew were closely united to hunt whales for Ahab’s revenge obsession or financial interests. In fact, under the common goal, there is profound self-alienation and indifferenc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ouble alienation faced by the characters in Moby Dick—the alienation from nature and the alienation from human companions, which reflects the profound enlightenment of Arne Naess’ thought of “ecological identity” for re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romoting the sincer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igs the significance of Moby Dick beyond the story itself. It is a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文章引用:邓奥妮. 奈斯“认同”思想下《白鲸》中人的疏离与认同[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3): 376-382.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3055

1. 引言

19世纪中期,美国超验主义强调的自我独立和富兰克林实用主义精神,促使个人奋斗、追求自我成功。同时美国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极端高涨,人类肆意掠夺自然资源,导致生态危机,各种环境问题出现,不仅危害自然界的生物,而且反过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这个时期,正如央泉所说,“麦尔维尔一方面为美国的新兴崛起、繁荣昌盛而欢呼,但另一方面他也为极端个人主义可能带来的灾难而担忧”[1]。《白鲸》在这种社会背景中诞生,自然也包含着麦尔维尔对于人类中心主义影响的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为解读这一悲剧提供了关键钥匙:其“认同思想”将生态伦理建立在“自我与他者利益共生”的哲学基础上,主张通过“本我–社会自我–生态自我”的三阶段演进,实现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共同体建构。尽管学界对奈斯理论存在争议,刘开淼指出,自我实现过程中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利益的最大化[2]。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奈斯理论掩盖了环境问题所体现的男性中心主义[3]。社会生态学学者布克钦认为奈斯思想掩盖了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问题,没有从根本上,也就是社会制度去解决环境问题,其思想是软弱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主义[4]。自然辩证法学者也认为奈斯思想将价值观视为环境危机的根源,而忽视了破坏自然的生产和生活行为,这违背了唯物史观[5]。但奈斯提出的认同范围扩大化命题,恰与《白鲸》中以实玛利的生态认知转型形成深刻呼应,认知的转型是行动的改变的前提。

深层生态学呼吁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定位,把自然纳入人的道德关怀之中,阿伦·奈斯的生态智慧思想为深层生态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框架体系,奈斯的认同理论建立在深层生态学框架下,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打破“人类与自然对立”的传统认知。他认为,人类的自我认同不应局限于个体或人类群体,而应通过认知扩展,逐步将认同范围延伸至自然生态系统及其他生命形式。人类的“自我”通过与自然的联结,个体可实现生态自我的升华,最终在情感和伦理层面认同自然的价值,形成对生态保护的内在驱动力。雷毅评论阿伦·奈斯的生态思想说,“在奈斯看来,认同思想则是深层生态学立论的基础”[6],而“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与它物的疏离感在缩小;随着认同范围扩大,被认同的它物的利益即成为了我自身利益的一部分”[6]。也就是说,人类与自身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利益是同等重要的,尊重、保护其他生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在这种意义上“自我实现”原则能够能动地引导人去自觉地维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6]

王秀红和舒红跃在分析奈斯的“自我实现”理论时,进一步阐释了“认同”过程,即一种在能引起强烈同情心情境下的情感共鸣的过程。王举例奈斯看到跳蚤死于化学物质时,感到怜悯和同情这个例子来说明——对正在死去的跳蚤的怜悯和同情,就是一种认同过程[7]。奈斯指出自我实现的三大阶段:即从本我到社会性自我,再到生态自我。这一过程的前提是承认人与生物圈内的其他一切存在物是平等的。“生态自我”由生态认同、生态体验和生态实践三方面构成,其中生态认同指人类对于其他生命体的认同,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处于同一共同体,自然的被破坏也就是人类自我的被破坏;生态体验指人与其他生命的情感共鸣,在体验其他生命的情绪和情感的过程中发展生态认同;生态实践指在具体行为方式上去自发地保护生态[8]。因而生态自我并不只是抽象的理论,而且是需要实际行动的实践。

本文利用阿伦·奈斯的生态认同思想,选取小说四个关键场景的生态瞬间——第十三章和第七十八章魁魁格两次救人、第八十一章捕杀老鲸第九十三章比普落水变傻——揭示出这一船人尽管会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团结奋斗,然而在生死攸关和利益面前,冷漠的人性展现:不仅将自己与自然疏离——视鲸鱼为商品、对鲸鱼残忍虐杀;而且将自己与同伴疏离——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同伴,另一方面呈现出主人公以实玛利的生态自我建构过程,验证认同理论的解释力,反映出小说体现的对生态认同和人类情谊的呼唤。

2. 零认同:人类中心主义下的自我疏离

在《白鲸》的世界里,亚哈船长和大多数船员展现了一种彻底的生态认同缺失——即零认同。根据生态现象学,自然物有其固然价值,也就是以其自身的原有状态对人有意义,它们和其他所有自然物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当自然物被变成某种工具,就拥有了其使用价值[9]。而船员们不仅无法感知自然的固有价值,甚至主动割裂与自然的联系,将鲸鱼乃至同伴视为可牺牲的资源。

在《白鲸》的甲板上,亚哈船长将鲸骨假腿重重踩进潮湿的甲板裂缝,这个用海洋生物骸骨制成的义肢,恰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绝妙隐喻——我们贪婪地攫取自然馈赠,却将其锻造成残害自然的凶器。亚哈的偏执展现了工业文明特有的认知错位。亚哈将莫比·迪克视为恶魔,实则是用人类道德框架强行丈量自然法则。就像小说中描绘的抹香鲸群,它们遵循着亘古不变的洄游路线,在深海中编织着人类无法破译的生命密码。可亚哈偏要在航海图上用红笔画出征服的轨迹,甚至将标注着季风规律与鲸群动向的航海图付之一炬。这种刻意抹除自然规律的疯狂,最终让裴廓德号像扑火的飞蛾般冲向宿命。捕鲸船上的日常更暴露出工具理性的荒诞。水手们用“鲸脂”“鲸脑”“鲸须”等术语肢解着海洋巨兽,就像会计师清点账簿上的数字。当以实玛利初次目睹鲸鱼喷出的彩虹水雾时,这个象征着生命奇迹的场景,在捕鲸者眼中不过是“发现猎物的信号弹”。炼鲸脂作坊的恶臭,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异化——将活生生的生命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

在捕杀老鲸的一章,麦尔维尔用许多笔墨为读者描述了一头老鲸被捕杀的场面。一头年迈的鲸:“浑身是一种罕见的淡黄色”“似乎害着黄疸病”“右鳍只剩有一段失常的残桩”“海里的大哑兽”“那双眼睛好像是错长在了枯朽了的老檞树的大木节里的奇怪的块体似的”[10]。这样一头年迈的鲸,船员们没有放过它,仍然残忍地杀死了它。麦尔维尔将这头巨大的鲸比作了一只“折翅的鸟儿”[10],明明庞大的身躯和硕大无比的尾巴仍叫人害怕,可是在船员的眼中,它就是一拳之大的小鸟,是势在必得的猎物。即使他年老得叫人心生痛楚,一桶桶昂贵的鲸油所带来的财富掩埋了船员们的仁慈,它只是商品,而不是有灵性有生命的与人类同等重要的人类同伴。

孙红洪在阐述生态主义的整体性观念时指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物种、每一种生命形式,都不应该因其渺小或低级而受到歧视,它们与人类生存于同一地球之上,其命运必将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11]也就是说,弱者和强者都应得到同样的尊重。然而,在《白鲸》这部小说中,“裴廓德号”的船员们却将弱者和鲸鱼一同物化。

小说中,比普的遭遇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个细弱、笨拙且胆小的水手,在与塔斯布一同追击大鲸时不慎落水。在他惊恐万分、求救心切的关键时刻,同为高大威猛的印第安标枪手的塔斯蒂哥,竟未立即伸出援手,而是犹豫着向塔斯布询问是否要割断缠绕在比普身上的绳索、抛弃抓到的鲸鱼、以解救他。塔斯布虽然最终忍痛放弃了大鲸,咆哮着救了比普,但其他水手事后却对比普的胆小行为嗤之以鼻,甚至责骂他。这一幕,无疑揭示了船员们在面对利益与弱者时的冷漠与疏离。叙述者在此情节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人类毕竟是种孽孽为利的动物,这种癖好往往要跟他的仁爱心发生冲突。”[10]在船员们眼中,那些能够换来一桶桶值钱鲸油的鲸鱼才是值得追逐的目标,而像比普这样胆小拖累队伍的同伴,在关键时刻是可以被轻易舍弃的。

尤为讽刺的是,这一情节紧接着麦尔维尔对群鲸情况的描述。那些因被人类捕杀而担惊受怕的鲸鱼,尤其是怀孕的母鲸和刚出生的小鲸,它们虽然是这个鲸群中最弱小、最需要保护的存在,但却得到了群体的悉心呵护。这与船员们抛弃弱小同伴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凸显了人类在利益面前的冷漠与无情。这种冷漠和无情,实际上是利己主义带来的自我孤立。船员们将自己与弱者孤立开来,只关注自身的利益与安危。甚至在没有利益诱惑的情况下,他们也对同伴表现出冷漠与无情。早在比普落水之前,他们就已经对比普的胆小和笨拙表示出不耐烦与鄙视。这种态度,无疑加剧了船员之间的疏离与隔阂,使得他们在面对困境时更加难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

船员们将鲸视为商品,将自己与这海洋生物孤立开来,对其残杀、赚得金钱。然而更可怕的是,他们内心互相孤立,在面对利益时抛弃同伴、不顾同伴的死活。这种零认同的极端表现,是船员们最终被鲸须绳索绞杀的结局。这些原本用于捕鲸的工具,在复仇般的意象中“活了过来”,像复仇的海蛇般绞杀水手,象征着被异化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3. 中级认同:原始智慧与人性光辉下的生态联结

与零认同的船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魁魁格,他尚未理论化但本能地尊重生命。来自南太平洋的鱼叉手魁魁格,他的图腾纹身随着肌肉起伏宛如游动的鲸鱼。这个能用鲸骨占卜风暴的土著,代表着尚未被工业文明玷污的原始智慧。从生态现象学的价值定义角度来看,当他临终前要求制作鲸鱼形状的棺材,恰与白人水手们将鲸鱼制成肥皂、蜡烛的行为形成尖锐对照——前者让生命重归自然循环,后者则将生命贬值为可消耗的商品。从生态伦理学角度看,自然伦理是动物界在自然中形成的弱肉强食的规则,人类社会伦理是以伦理、道德、习俗等共同构建的伦理体系[12]。而从上一节分析看出,船员们行为是受自然伦理所规范,当弱者遇难时,他们冷眼旁观,任自然选择。因而当强者遇难时,他们仍然冷漠处之。此时,魁魁格这一原始族人,却表现出人类社会伦理中的友爱和互助。

塔斯蒂哥,这位英勇的标枪手,不幸落入了鲸脑之中,而鲸脑又紧接着坠入深邃的大海。这一刻,生死存亡悬于一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魁魁格,这位看似粗犷实则心思细腻的水手,毫不犹豫地跳入海中,采用了一种近乎奇迹般的“接生法”,将塔斯蒂哥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叙述者在事后如此描述这一惊心动魄的场景:“它简直会像铅一般沉下去。不过,这种东西的迅速下沉的趋势,在这一只鲸头来说,却由于头颅中还有未曾割掉的其它的零碎东西而大大地受到了牵制。”[10]这段描述,看似是对鲸类生理结构及其密度特性的科学阐述,实则隐含了对人性深刻的讽刺。试想,连字都不认识、看书只数书页多少的魁魁格,如何能知晓这些复杂的科学知识?他跳海救人,全凭一颗纯朴而勇敢的心,没有丝毫的犹豫与算计。相比之下,船上其他那些看似精明能干的水手,却在这关键时刻选择了沉默与观望。他们或许同样知晓鲸脑下沉的原理,或许也意识到有救回塔斯蒂哥的一线可能,但面对生死考验,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危,而非同伴的生死。

这一片段,不仅是对魁魁格英勇机智的颂歌,更是对船上人群利己主义倾向的辛辣讽刺。在捕鲸这一充满危险与挑战的行业里,塔斯蒂哥无疑是强者中的强者,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奋战在一线的勇士,在遭遇不测时,也未能得到所有同伴的全力支持。

再是魁魁格和以实玛利在“摩斯号”刚启程时在船上遇到一个挑衅魁魁格的人不小心落水、魁魁格沉着救人的片段。一方面,魁魁格没有出于利益救人:当挑衅自己并且辱骂自己为恶魔的人落水,吃人生番魁魁格不仅不计前嫌救起他,而且也并不在乎是否会得到救济会奖章而获得大家的赞扬和认可。另一方面,魁魁格没有出于自身安全不救人:当其他的人在船头呆望时,害怕自己被船杆撞下海里时,下一秒魁魁格就灵巧地利用绳索固定帆杠并且跳水救人。一句“毫无办法,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10],既可以说是人群的心理想法的自由直接引语表达,也更是叙述者出面对于看热闹的一群人的讽刺。讽刺并没有到此为止,章节的最后一句话“我们野人必须帮助这些文明人”[10]将对这一小群人的冷漠的讽刺提升到了对于受过文明洗礼的更大人群的讽刺。

当船员沉迷于自我孤立时,原始的共生本能反而成为救赎的力量。魁魁格的行为是一种未经反思但深刻的生命共情能力。他的存在证明,即使没有系统的生态理论,人类仍能本能地感知与其他生命体的联结。魁魁格的冒险行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也反映出奈斯认同思想的理想主义:并非所有人都能为了其他生命体的利益而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因此在这场航行中,魁魁格未能获救。

4. 终级认同:生态自我建构与存在实践

当大多数船员沉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迷失而代表着救赎力量的魁魁格又丧生时,以实玛利却通过双重启蒙——与魁魁格的跨文化友谊和对鲸群的生命观察——建立生态认同并体验,最后以事后回忆叙事的形式进行生态实践,逐渐建构完整的生态自我。

一方面,以实玛利与魁魁格——这个自己一开始存在偏见的人建立友谊。在文章开端的章节中,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与魁魁格建立的美好友情,他从之前的害怕和偏见“如果我们实在非睡在一起的话,那一定要他先脱掉衣服上床后我才上床”[10]“他的衬衣或者羊毛衫——这样看情况——一定是不会太干净的,而且决不会是顶柔软的”[10]到与魁魁格共享烟斗斧、帮助魁魁格供奉木偶像约约、亲密谈心,这不仅是他在将魁魁格认同为自己的伙伴,而且是在逐渐视魁魁格这样的土著民为自己“文明人”的同伴。以实玛利赞美他“我从他那浑身可怕的刺花中,看到了一个质朴的灵魂的许多痕迹……这个异教徒身上还有一种崇高的气质”[10],他因魁魁格的存在而安宁和舒适“我感到浑身都融化了。我的破碎的心和疯狂的手再也不想反抗这个虎狼的世界,这个镇定的野人已经把众生给超度了”[10]。这是自我与他人认同后建立情谊所带给以实玛利的亲近感与归属感。而魁魁格也是以友好的姿态建立自己与以实玛利的认同感,于是他才会将自己十分宝贝的烟斗斧与以实玛利共享、将自己信奉的宗教的话语讲给以实玛利听、并且将自己的钱财和床位都划分一半给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对魁魁格的认知转变,经历了“恐惧—排斥—共情—认同”的完整轨迹,这正是在实践奈斯的“社会自我”向“生态自我”的跨越。

另一方面,以实玛利对鲸群产生情感共鸣。在捕老鲸的片段,他表达了自己对于残忍捕杀老鲸的船员的讽刺“尽管它年纪很大,只有独臂,又是瞎眼,它却是该死该杀,该去照亮人类的快活的婚礼或者其他各种寻欢作乐的场面,也该去把庄严的教堂照得金碧辉煌”[10],这一讽刺加上他对老鲸的痛苦和无助的细致的描写,表现出他对老鲸的同情。这一同情就是他与鲸建立起的认同感,鲸的痛苦似乎转移到他的身上,深切感受到这一悲痛,才会对残忍的人类报以痛恨。另外,在“鲸队”一章,以实玛利闯进了雌鲸队的中心,他将母鲸繁殖和喂养小鲸的画面想象成人类母亲哺乳小孩的画面“一如小孩在吃奶时,安静而定睛地撇开一下母亲的胸脯”[10]。将母鲸与人类母亲相比拟,以实玛利被这一对充满母子亲情的温馨场面所触动,从而产生出情感共鸣,内心也感受到母爱。以实玛利将母鲸哺乳幼鲸的场景与人类母爱类比,完成了“鲸鱼—人类”生命本质的同构。这种“情感投射式认同”,恰如王秀红阐释的奈斯“同情共感机制”——当老鲸的痛苦通过“瞎眼”“残鳍”等细节转化为叙述者的痛感,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屏障便开始崩塌。

幸存下来的以实玛利的叙事和回忆,则是其生态认同的实践。以实玛利详细记录下鲸鱼群的生活习性、社会结构,如同生态学家般客观地展现鲸类的生命世界,让读者意识到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他的文字中充满对自然的敬畏,通过描述海洋的浩瀚、鲸群的神秘,引导读者反思人类的傲慢与贪婪。以实玛利讲述着裴廓德号船员们因人类中心主义而走向覆灭的悲剧,以血淋淋的事实警示世人:当人类无视自然规律,肆意掠夺和破坏自然时,终将遭到自然的反噬。同时,他又以魁魁格为榜样,传递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鼓励人们回归原始智慧,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生态认同的活教材,通过自己的经历向世人证明,人类只有实现对自然的终极认同,才能在地球上长久、和谐地生存下去。

5. 结论

小说开篇,实玛利与魁魁格之间深厚的情谊,与后续船员们的自我疏离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他们残忍地追杀老鲸,无情地抛弃胆小的比普,还是对落水同伴的冷漠旁观,都揭示了船员们内心的冷漠与孤独。这艘名为“裴廓德号”的捕鲸船,汇聚了一群道德观念薄弱的灵魂:斯达巴克虽心怀美德,却力不从心;斯塔布鲁莽且冷漠,整天嘻嘻哈哈;弗拉斯克平庸无奇[10]。而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这些生命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有生存的权利,并在这一点上与人类生命别无二致”[11]。因此在这样的团队中,人与自然的疏离、人心的隔阂,如同无形的枷锁,让“裴廓德号”在茫茫大海中孤立无援,最终难逃沉没的厄运。

本文运用深生态主义学者奈斯的自我实现思想以及生态自我的三重结构分析《白鲸》的认同叙事,绘制出生态危机的救赎图谱:零认同的船员因割裂自然与他者走向毁灭,中级认同的魁魁格以原始直觉守护生命联结,生态认同的以实玛利则通过认知转型实现生态觉醒。奈斯的“自我实现”理论在此获得文学具象化,生态现象学和生态伦理理论的引入为奈斯认同思想提供实践层面的佐证,生态自我的建构过程既是存在论层面的去人类中心主义,也是认识论层面的情感联结革命,更是实践论层面的生命阶级重构。

致 谢

在本次论文的完成过程中,我由衷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与支持的人。首先,我要向本研究所引用文献和著作的学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正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的论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感谢课程老师在授课过程中给予的深刻启发,使我对研究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悉心指导、耐心鼓励以及提供的宝贵资源,让我得以克服困难,顺利完成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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