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日益受到重视，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作品译者风格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儿童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学体裁，其翻译需要考虑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语言能力和心理特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风格选择对译文的质量和接受度有着重要影响。
《夏洛的网》原作者E. B. White以其细腻的情感、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寓意，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哲理的动物世界。原文本语言优美、简洁明了，既富有儿童文学的纯真与趣味，又蕴含着对生命、友情和爱的深刻思考。
作为一部深受儿童喜爱的经典文学作品，《夏洛的网》译本众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语言运用和风格传达上留下个人印记。康馨和任溶溶的译本在读者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其进行译者风格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旨在运用语料库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康馨译本和任溶溶译本进行译者风格研究。本文拟研究两个问题：一、康馨译本和任溶溶译本的语言特征有哪些？二、影响二人翻译风格的因素有哪些？期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丰富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成果，为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同时也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不同译本的魅力提供参考。
全文共分为六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研究背景。第一章为文献综述，简要介绍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现状。第二章详细介绍语料库建库对象、数据处理过程以及研究参数。第三章分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从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句子数量、平均句长、连词、代词、拟声词、叹词的频率以及人名翻译等角度深入剖析两位译者风格。第四章从译者身份、时代背景和出版单位角度简要分析影响译者风格的三大因素。最后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2. 文献综述
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逐渐成为翻译学研究的热点。该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入理解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揭示译者如何处理原文信息，并通过语言选择反映其个人风格。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语境观转化为语义观，强调翻译过程中社会文化情境的重要性；二是现代翻译研究方法由规范性转向描写性，关注翻译现象的实际表现。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通常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者通过建立平行语料库或单语语料库，利用语料库软件工具对翻译文本进行词汇、句法等层面的分析，以揭示译者的风格特征。目前研究多集中于文学体裁，尤其是小说类作品。研究内容涉及词汇丰富度、平均句长、高频词、词汇密度等语言形式参数，以及译者的选材、翻译策略等非语言特征。
张瑞华和张怡凡的研究综述介绍了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方法，并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情况[1]。
王珂详细介绍了语料库设计、构建和分析的方法，包括文本选择、标注、对齐等步骤，以及如何使用相关工具和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2]。
秦筱婉在其研究中提出，儿童文学翻译在词汇、句法和语篇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译者应根据儿童的语言习惯和认知水平进行翻译，而通过语料库方法可以更精确地描述译者风格[3]。
李克莉分析了近十年的研究现状，指出了研究的共性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她强调了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风格的重要性，认为译者应注重语言的简洁性、生动性和趣味性，以满足儿童读者的需求[4]。
杨舒涵以张友松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在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的翻译风格，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5]。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非文学文本的译者风格，深入分析译者的非语言特征，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和类型，以促进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结合更多翻译理论，对译者风格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
3. 研究方法和内容
3.1. 研究语料
本研究选择《夏洛的网》原文以及康馨译本和任溶溶译本作为研究语料，借助Treetagger和CorpusWordParser对语料进行分词标注，WordSmith 9.0和AntConc进行语料的检索和分析。英文原文使用的是1952年E. B. White所著书籍影印版[6]，中文译本选择的是由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康馨译本[7]和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任溶溶译本[8]。选择《夏洛的网》以及上述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如下：1) 这两个译本在市场上影响力较大，好评度较高，读者接受度也较好，具备比较价值；2) 学界对于《夏洛的网》这部儿童文学作品有一定的研究，可以提供部分参考；3) 总体而言学界对于《夏洛的网》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较少，主要侧重于从理论的角度讨论任溶溶译本，对康馨译本以及基于语料库对于两个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具备一定研究价值。
3.2. 预处理阶段
第一，找到《夏洛的网》英文原文及康馨译本、任溶溶译本的PDF版本；
第二，用WPS Office将三个文本的PDF格式转换为Word转换为TXT格式，保存的编码格式为通用的UTF-8，便于后续语料库的建立以及文本分析；
第三，借助文本整理器对文本进行清洗、降噪，删除格式转换过程中因原有排版中插图和换行导致的多余空格，调整标点符号格式；而后进行人工校对，弥补格式转换过程后出现的文本信息缺失问题。
3.3. 数据处理阶段
首先，利用CorpusWordParser对两个中文译本进行分词。考虑到文中有多个人名和地名，为避免分词时将名称拆分，先把不同译本出现的名称翻译结果分别添加到CorpusWordParser中，再进行分词。然后，以两位译者的名字康馨和任溶溶分别命名，建立平行语料库。接着，利用Treetagger对英文原文进行分词，然后以英文原文作者E. B. White命名英语语料库作为参照。建立语料库后，通过语料库检索分析软件WordSmith 9.0和AntConc3.3.0分别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对两个译本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对比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3.4. 研究参数
定量分析：
1) 词汇层面：考察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
2) 句子层面：考察句子数量、平均句长。
3) 语篇层面：考察连词、代词、叹词、语气词、拟声词的频率。
定性分析：人名的翻译。
4. 研究结果
4.1. 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内容包括词汇层面、句法层面和语篇层面，以此来分析译者风格。
4.1.1. 词汇层面
笔者将从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等方面进行逐个分析。
1) 标准类符/形符比
形符(Tokens)是语言单位，指的是文本中出现的词。总形符是在计算语料库容量时最常用的测量单位。而类符(Types)指的是文本中不重复计算的形符数。重复出现的形符只能记作一个类符。因此，一篇文章中形符数往往多于类符数。Baker指出，类符/形符比值(Type/Token Ratio)的高低与作者词汇使用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成正比[9]。类符/形符比越高意味着用词种类越丰富，词汇变换形式越多样。但是当所比较的文本长度不同时，计算精度会受到影响，所以使用标准化的类符/形符比(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来评判用词情况更为可靠。
经过WordSmith 9.0检索得到以下数据：英文原文形符数为69,737，类符数为3586，STTR为26.49%；康馨译本形符数为64,927，类符数为4567，STTR为27.12%；任溶溶译本形符数为70,679，类符数为4198，STTR为26.16%。任溶溶译本与原文形符数相差不多，康馨译本的总形符数要明显低于其他两个文本，说明康馨译本更简短。但是，康馨译本类符数为三者中最高，其次是任溶溶译本。最终得到的结果为康馨译本的STTR值最高，其次是原文的STTR值，任溶溶译本STTR值最低。这说明相比较原文，康馨译本在词汇的使用上更为灵活多样，而任溶溶译本的词汇重复度更高，读起来相对简单。
2) 词汇密度
由于在计算类符/形符比时，一些仅具备语法功能但不具备实际意义的虚词也会计算在内，无法准确衡量文本信息丰富度以及文本难易度，因而引入词汇密度的考察。词汇密度是指文本中不同实词占总词汇的比例，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译者在语言表达上的创造性和丰富性。词汇密度数值越高，则实词比重越大，信息量越大。将分词后带词性标注的译本导入AntConc3.3.0，通过在AntConc3.3.0中分别输入检索式“/n”、“/v”、“/a”、“/d”；再将分词后的英文原文导入AntConc3.3.0，分别输入正则表达式“\S + _N\w + \s”、“\S + _VV\w*\s”、“\S + _JJ\w*\s”、“\S + _RB\w*\s”可得到以下结果，见表1。
Table 1. Lexical density
表1. 词汇密度
指标 |
英文原文 |
康馨译本 |
任溶溶译本 |
名词 |
7921 |
7843 |
7046 |
动词 |
5512 |
7511 |
8283 |
形容词 |
1856 |
1906 |
2048 |
副词 |
2211 |
2094 |
2197 |
合计 |
17,500 |
19,354 |
19,574 |
总词数 |
69,737 |
64,927 |
70,679 |
密度 |
0.2509 |
0.2981 |
0.2769 |
动词/实词 |
0.3149 |
0.3881 |
0.4232 |
名词/实词 |
0.4526 |
0.4052 |
0.3599 |
由表中数据可知，康馨译本中名词与英文原文名词数量上比较接近，但是明显多于任溶溶译本，而康馨译本中的动词却少于任溶溶译本。这反映了康馨在翻译时更注重名词的使用，而任溶溶则更倾向于使用动词。任溶溶译本中形容词和副词的使用数量要略高于康馨译本，说明任溶溶在翻译时更倾向于通过描述性词语给读者营造出画面感，便于读者接受文本信息。
英文原文的词汇密度最低，康馨译本的词汇密度略高于任溶溶译本的词汇密度，这意味着康馨在翻译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原文的意思。两个译本中实词占总词数的比重都较少，说明两位译者都考虑到了作品受众儿童的语言接受程度，译文总体阅读难度较低，易于理解。
4.1.2. 句子层面
对于文本句子层面的分析主要聚焦在句子数量和平均句长。平均句长是指文本中句子平均包含的词数。通过WordSmith9.0分析，可得到以下结果：原文共1179个句子，平均句长为35.27个词；康馨译本共624个句子，平均句长为80.99个词；任溶溶译本共648个句子，平均句长为85.08个词。
原文的平均句长为35.27个词，这意味着原文的叙述风格较为简洁。两个译本的句子总数相较原文都有大幅度缩减，但平均句长都大幅增加。康馨译本和任溶溶译本的平均句长都远高于原文，表明两位译者在翻译时都倾向于使用更长的句子。这或与中文书面语的表达习惯有关。书面语中，中文常采用“一逗到底”的形式，一句话中用多个逗号、分号等标点符号来分割不同的意群。由于中文和英文在表达习惯上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时有时需要调整句子结构以适应中文的语法和表达习惯。但任溶溶译本的平均句长略长于康馨译本。这意味着任溶溶在翻译时使用了更多的修饰语和从句。较长的句子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情感，使作品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
4.1.3. 语篇层面
语篇层面的考察分两个部分，一个是通过检索文本中的连词、介词和代词来考察语篇的衔接和连贯程度；另一个是通过检索拟声词和叹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以此为基础分析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1) 形合度
英语是形合语言，依靠连词、介词、代词等词汇手段实现句子和段落之间的衔接与连贯。汉语是意合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衔接主要通过意群来实现。因此，笔者将两个译本分别导入AntConc3.3.0，通过在AntConc3.3.0中分别输入检索式“/r”、“/p”、“/c”，得到两个译本中“代词”、“介词”和“连词”出现的频率；再将分词后的英文原文导入AntConc3.3.0，分别输入正则表达式“\S + _PP\s”、“\S + _IN\s”、“\S + _CC\s”，可得到英文原文中“代词”、“介词”和“连词”出现的频率，如表2所示。
Table 2. Degree of hypotaxis
表2. 形合度
指标 |
英文原文 |
康馨译本 |
任溶溶译本 |
代词 |
2837 |
3272 |
4216 |
介词 |
2763 |
1115 |
1238 |
连词 |
1321 |
503 |
467 |
由上表可知，任溶溶译本中代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原文和康馨译本。而两个译本中连词和介词的使用频率相近，都明显低于原文。
代词的使用可以增强语句间的衔接，通过指代前文提到的名词，帮助读者建立起句子之间的联系。任溶溶译本中代词使用频率最高，使得译本在语篇衔接上更为紧密。而连词的使用有助于表达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因果、转折、并列等。康馨译本和任溶溶译本中连词的使用频率都低于原文，这意味着两位译者在翻译时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其他方式来表达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或者减少了一些原文中的逻辑连接，从而影响语篇的连贯性。
康馨译本更倾向于简化语句结构，减少连词的使用。这使得译本在某些情况下语篇连贯性不如原文紧密。然而，康馨译本中较高的代词使用频率有助于保持语句间的衔接。任溶溶译本在代词使用上则更为频繁，有助于增强文本的衔接和连贯性。
2) 叹词
译本中感叹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对原文情感的转换，能够反映译者的风格特征。笔者通过在AntConc3.3.0中输入检索式“/e”得到两部译作中叹词的运用情况，发现任溶溶译本中共有150处运用到了拟声词，而康馨译本中只有61处。这表明任溶溶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叹词的频率更高。任溶溶译本中的叹词多用于表达角色的情感反应，如惊讶、失望、感慨等，例如“噢”和“天啊”通常用于表达震惊的情感。通过分析检索结果可发现，相比康馨译本，任溶溶译本中叹词的种类也更加丰富。
3) 拟声词
笔者通过在AntConc3.3.0中输入检索式“/o”得到两部译作中拟声词的运用情况，发现任溶溶译本中共有68处运用到了拟声词，而康馨译本中只有32处。这表明任溶溶在翻译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用拟声词来增强文本的生动性和形象性，而且所用到的拟声词多为叠词，使文本更加口语化，显得亲切自然，更富有童趣。任溶溶译本中拟声词的使用往往与动物的叫声或动作相关，如“母鹅咯咯地笑走起来”，这意味着任溶溶译本在翻译时更注重通过拟声词来传达动物的特性和情感。而康馨在翻译过程中更倾向于正式一些的语言表达，翻译风格更加简洁，更注重客观的情感表达。尽管拟声词使用较少，但也在关键的语境中使用拟声词，以增强文本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任溶溶译本更适合儿童读者，因为丰富的拟声词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并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康馨译本更适合追求原汁原味阅读体验的成年读者。
4.2. 定性分析
对于文本的定性分析主要聚焦在文中出现的人名的翻译策略。英文原文中出现了多个人物角色，在翻译时究竟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具体翻译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Translation of names
表3. 人名翻译
|
英文原文 |
康馨译本 |
任溶溶译本 |
人名 |
Wilbur |
威伯 |
威尔伯 |
Charlotte |
夏洛 |
夏洛 |
Templeton |
谈波顿 |
坦普尔顿 |
Fern |
芬 |
弗恩 |
Avery |
阿汶 |
艾弗里 |
Dorian |
杜林 |
多里安 |
Lurvy |
蓝伟 |
勒维 |
Zuckerman |
查克曼 |
朱克曼 |
Homer |
荷马 |
霍默 |
Edith |
伊蒂思 |
伊迪丝 |
Arable |
爱拉伯尔 |
阿拉布尔 |
Henry Fussy |
亨利·发邪 |
亨利·富西 |
Joy |
高兴 |
快乐 |
Aranea |
爱宝 |
阿拉妮 |
Nellie |
小朋 |
内莉 |
由表3可见，任溶溶在翻译人名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倾向于使用音译，即保持原名的发音特点，如“Fern”翻译为“弗恩”，“Nellie”翻译为“内莉”，“Aranea”翻译为“阿拉妮”，听起来更有异国情调，容易吸引读者眼球。
而康馨在翻译人名时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在音译的基础上，有时会加入意译的元素，如“Avery”翻译为“阿汶”，“Aranea”翻译为“爱宝”，“Nellie”翻译为“小朋”。总体上人名翻译较为简洁，更符合中国人的人名叫法，也更便于读者记忆。
5. 动因分析
译者风格的形成与变换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以下笔者将从译者背景、时代背景和出版单位角度来浅析导致康馨和任溶溶译者风格差异的潜在因素。
从译者背景的角度来看，任溶溶作为儿童文学翻译家，拥有丰富的儿童文学翻译经验，更侧重于以儿童的视角和语言习惯来进行翻译，因此在翻译时倾向于使用更多描述性词语、叹词和拟声词，以营造画面感。
康馨的专业背景、翻译经验和个人语言习惯可能使她在翻译《夏洛的网》时更注重语法的准确性、词汇的精确选择，在词汇选择上倾向于使用较为文雅、正式的词汇，注重名词的使用，以确保对原文的忠实呈现，译本相对正式、简洁。
在翻译理念上，任溶溶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特别是在翻译人名时采用音译，这或许与他强调保留原作文化特色的理念有关。康馨则更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意译人名，使其更符合中国人名的称呼习惯，这说明她更注重译本的本土化和读者的文化接受度。
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康馨所处的时代更强调语言的规范性、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以及文化的传承，因此，康馨在翻译时会更忠实于原文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更注重传递原文中的深层文化信息。任溶溶所处的时代更加开放多元，注重创新和与读者的互动，他的翻译更倾向于让孩子们轻松愉快地阅读。
时代的发展会带来语言习惯的变化。康馨时代的语言相对较为正式和规范；任溶溶所处时代的语言更加口语化、多样化，所以他的译文语言也更贴近当下儿童的日常用语。
此外，读者的需求和审美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较早的时期，读者可能更期待译文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知识性；而现在的读者则更倾向于轻松、有趣、贴近生活的翻译风格。比如，对于书中关于农场生活的描写，康馨的翻译更侧重于传递原汁原味的乡村风情；任溶溶则会加入一些当代儿童熟悉的元素，使其更贴近当下小读者的生活。
例如：
原文：“There’s never anything to do around here,” he thought. He walked slowly to his food trough and sniffed to see if anything had been overlooked at lunch. He found a small strip of potato skin and ate it.
康馨译文：“这儿从来没事做，”他想。他慢慢地走到食槽旁嗅着，希望发现些午餐时忽略了的东西。他找着一条土豆皮，把它吃掉了。
任溶溶译文：“在这里什么事也不能做，”它想。它慢慢地走到它的食槽边，用鼻子闻闻，看有没有中午时吃漏的东西。它找到一小块土豆皮，把它吃了。
分析：
在表达“There’s never anything to do around here”时，康馨译为“这儿从来没事做”，句式简洁、用词凝练，属于典型的书面化表达；而任溶溶的“在这里什么事也不能做”，采用“不能做”这种更符合儿童口语习惯的否定句式，语气更直接、更具日常对话感。儿童在语言学习初期，对“不能”这类明确指令性表述更为熟悉，任溶溶的译法能迅速引发共鸣，契合儿童语言认知习惯。
“嗅着”与“用鼻子闻闻”的差异更为明显。康馨使用的“嗅着”偏向于文学化、书面化词汇，虽精准传达了动作本身但语义相对单一。任溶溶的“用鼻子闻闻”则通过添加“用……”的结构和叠词“闻闻”，将动作过程具象化、童趣化。儿童在观察和描述事物时，习惯将行为分解。“用鼻子闻闻”符合儿童边观察边思考边表达的认知特点，在激发儿童读者想象力方面更具优势。叠词的运用也增加了语言的韵律感，让儿童在阅读时更觉亲切有趣。
在翻译“see if anything had been overlooked at lunch”时，康馨译“希望发现一些午餐时忽略了的东西”，受其所处时代文学翻译“忠实性”原则与教育功能导向的影响，选择“希望发现”这一带有主观意愿的表述，暗含小猪“主动寻找食物”的积极态度，契合当时对儿童传递“勤劳”、“不浪费”等价值观的需求。“忽略”一词偏向书面化、正式化，强调行为的客观性，这种译法虽精准对应原文“overlooked”的语义，却带有成人思维的理性色彩，与儿童基于本能和感官的认知逻辑存在距离。再者，“午餐”的表述更符合书面语规范，但在儿童日常用语中稍显正式，可能削弱文本的生活气息。而任溶溶译“看有没有中午时吃漏的东西”，则完全以儿童视角重构表达。“看有没有”采用疑问句式，模拟儿童日常观察事物时边看边思考的心理活动，符合其“从动作中理解世界”的认知特点。“吃漏的”将抽象的“overlooked”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吃东西时遗漏”，是典型的口语化、生活化词汇。“漏”字自带画面感，仿佛食物从嘴边“掉下”。这种基于儿童生活经验的转译，消解了语言隔阂。“中午”比“午餐”更贴近儿童对时间的直观称呼，缩短了文本与读者的心理距离。整体表述更为自然，契合其所处时代追求“互动性”、“娱乐性”的翻译取向，让儿童能快速代入小猪觅食的情境，在轻松阅读中理解情节。
此外，在描述土豆皮时，康馨使用“一条土豆皮”，任溶溶采用“一小块土豆皮”。二者用词差异背后既蕴含着时代语言习惯的变迁，也折射出不同的翻译理念。康馨所处时代受传统书面语规范影响，“条”作为量词常用于描述细长、扁平的物体，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被视为严谨的表述，如“一条鱼”、“一条绳子”，这种用法体现了对语法准确性和语言规范性的追求。然而，从儿童认知角度看，“条”更强调物体形状特征，对于尚在发展空间认知能力的儿童而言，理解“土豆皮细长形状”的抽象概念存在难度，且“条”在现代口语中较少用于形容土豆皮这类零碎食物，逐渐显得生硬、脱离生活。任溶溶的“一小块”则淡化形状概念，强调物体的量感，更符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对物体“大小”、“分量”的直观感知。“块”也是儿童常用的量词，贴近儿童语言习惯的用词选择，让文本更易被儿童接受，也契合其所处时代注重读者体验、追求文本趣味性的翻译趋势。
从出版单位的角度来看，出版社的编辑理念和市场策略也会对译者风格产生影响。康馨所合作的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追求严谨、传统的风格，更注重学术准确性和文化专业性。任溶溶所在的出版单位上海译文出版社更侧重于面向大众读者，追求语言的通俗性和趣味性。
综上所述，康馨译本和任溶溶译本的风格差异受到译者个人身份、时代背景和出版单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两位译者独特的翻译风格，也为读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阅读体验。
6. 结语
本文通过自建语料库，分析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句子数量、平均句长、连词、代词、拟声词、叹词的频率以及人名的翻译，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对康馨译本和任溶溶译本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对比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得出以下结论：
词汇层面：康馨译本词汇密度较高，用词丰富，译者在翻译时更注重名词的使用；任溶溶译本的词汇重复度更高，读起来相对简单，在翻译时倾向于通过描述性词语给读者营造出画面感，更符合儿童读者的接受程度。在翻译人名时，任溶溶在翻译人名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倾向于使用音译，容易吸引读者注意；康馨在翻译人名时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倾向于意译，用词简洁，更符合中国人名的称呼习惯。
句子层面：由于中英文在表达习惯上有较大差异，中文译本的句子总数相较原文都有大幅度缩减，但平均句长都大幅增加，其中任溶溶译本的平均句长略长于康馨译本，意味着任溶溶在翻译时使用了更多的修饰语和从句调整原有句式结构，使译作更便于读者理解。
语篇层面：任溶溶倾向于使用大量的代词来使译作更加紧凑连贯，相比之下康馨使用代词的频率略低，使用连词的频率要高于任溶溶译本。任溶溶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叹词以及拟声词的频率更高，种类也更加丰富，更能增加文本的趣味性；而康馨的译本就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简洁。
此外，本文还从译者个人身份、时代背景和出版单位等角度出发探讨了影响译者风格的因素。
总的来说，康馨译本注重语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接近成人文学的翻译风格；任溶溶译本则以生动有趣为主要特色，更符合儿童文学的要求。这种风格差异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选择和考量，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提供了有益的案例。
本研究所采用的实验特征主要集中在词性标注后的字词层面，但部分语言特征未经深入挖掘，由于技术限制，更为复杂的句式、语义、语篇等层面未能充分涉及。通过此次研究，笔者深化了自己对于康馨和任溶溶两位译者翻译风格的认识，也进一步丰富了以语料库为技术辅助手段的译者风格研究，希望能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