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红楼梦》中的古典诗词字义负载信息量大，存在不可译性，日译编译本中往往略去不译或仅节译部分。但其前八十回190余篇之多的韵文作品与散文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具有艺术建构的整体有机性。其中影射情节、隐寓人物命运的诗词就是谶诗。谶诗精巧的创作“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1]，是儒家天命观、佛家宿命论思想、道家梦幻观的外化形式，呈现出曹雪芹独特的谶诗创作艺术。
在现有5种《红楼梦》日译全译本中，伊藤漱平古色古香的美文体译诗兼具古典诗歌意美、音美、形美，严谨的红学研究成果与译介相辅相成，因此笔者选取伊藤漱平第三次改译成果1996 Library本(以下简称伊藤译本)作为本文的研究版本。
根据雅各布森对语言功能的分类[2]，谶诗在小说中发挥的作用为“所指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亦称“信息功能”，传递谶性信息)和“诗学功能”(poetic function，指文学语言承担的审美艺术功能，如韵文形式、用谶形式具有语言美学价值)。《红楼梦》第五回作为预叙总纲，其中的判词判曲即为谶诗，包含大量有关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的谶性信息，偏重所指功能。
目前在《红楼梦》谶诗翻译研究领域，尚未发现有研究在谶应文化及谶应预言叙事体系的观照下对日译本译诗进行分析。本文将在理清谶应内在关系的基础上，从信息显隐、用谶的照应性、诗学语言翻译三个视角出发，从字词、句段、语篇间关系入手考察伊藤译本第五回判词判曲翻译中谶性信息传递情况、用谶形式保留情况，分析译者谶诗翻译策略及谶性信息缺损出现原因，以期有助于《红楼梦》独特谶诗创作艺术域外传播。
2. 与“谶”相关术语的厘清及谶诗的分类
因先行研究中对与“谶”相关术语的定义并不统一，本文作如下解释：
其一是“谶”与“谶语”。“谶”是指预兆(超语言形式)或预言(语言形式)有验证于后。其中预兆指不是借助语言符号表达的事先显露的迹象；而具有应验性的预言或隐语即为“谶语”，广义上的谶语也包括作为谶语式表达的预兆部分，本文中所述谶语为广义所指。
其二是“诗谶”与“谣谶”。“诗谶”即以诗为谶，形式是诗，功能为谶。“诗谶”狭义上仅指可“以诗观运”的诗人自谶诗，如《葬花吟》，为逆向追证的“后事之明”，与以《金陵十二钗判词》为代表的顺向取验的“谣谶(谣谚形式的谶语)”式“先知之谕示”相对，广义上的“以诗为谶”则涵盖这两者[3] (pp. 38~40)。
其三是“诗谶”与“谶诗”。广义上的“诗谶”较“谶诗”而言更强调“谶”之功能，“谶诗”即韵文形式的谶语，较“诗谶”而言更强调“诗”之形式。
笔者将谶诗分为三类：1) “谣谶”式；2) “诗谶”式(此处诗谶为狭义所指)，多为咏物咏史、言志抒情，所谶之人为作诗者；3) 歇前隐后引诗式，如第六十三回的“花签诗”。
3. 本文的研究视角
(一) 从信息显隐视角考察谶性信息的翻译策略
文本信息按显现程度可分为显性信息(表层义)和隐性信息(深层义)。按照谶语传递“谶性信息”(本文指具有预言性和应验性的文本信息)的显现程度，则可将谶诗中的谶性信息分为显性谶性信息和隐性谶性信息。依据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冰山理论，文本信息也可类比海洋中的冰山，本文将一般文本与预言叙事文本的显隐信息呈现形态归纳如图1和图2：
Figure 1. Forms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information in general texts
图1. 一般文本中显隐信息呈现形态
Figure 2. Forms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prophetic information in prenarrative texts
图2. 预叙文本中显隐谶性信息呈现形态
一般文本中，海平面上露出的冰山是显性信息，外显于文本表层可直接被识别，而隐性信息则是隐于海平面下的部分，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经由显性信息间接表达，不能独立存在，无法直接被识别，类似于潜意识经由意识表征无法直接被觉察。而预叙文本中，制谶手法对信息的隐蔽就像迷雾(如图2中虚线部分所示)遮蔽冰山，海平面上的冰山是显性谶性信息，为相对显性信息，隐于海平面下的是隐性谶性信息。那么，译者的任务就是拨开迷雾，准确识别谶性信息后在译入语中选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式对谶性信息进行编码，以激活译入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框架，准确、完整传达源文本中的谶性信息。
故本文将考察译者为传达显性谶性信息与隐谶性信息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何不同。
(二) 从用谶的照应性考察谶性信息传递
“谶”与“应”是谶应系统的一体两面。其间存在“‘言/事’前后符应一致的逻辑关系”[3] (p. 38)，构成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学关系。“谶”即预言性部分，以谶语形式呈现，可视为能指层面，是具有文学性的能指；“应”即应验部分，为谶语所指涉的具体情节，可视为所指层面。那么，谶性信息是能指层面的“谶”所承载的信息，实质为所指层面的“应”的具体情节。
此外，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派韩礼德和哈桑的语篇衔接理论，如果某一表达的语义信息无法从其本身获得，而要追溯其所指示对象来获得，那这一表达与其所指示对象间便构成“照应”(reference)关系[4]。类似的，由于预言叙事属于隐蔽叙事，谶语语义在不了解小说情节发展之前无法确定，只有读到该谶语所指涉具体情节或其他相关谶语时与其互相参照才能明确。因此本文将这种谶(谶语表达)与应(应验情节)，谶与谶之间(不同谶语间)的相互参照与相互解释关系界定为“用谶的照应关系”或“谶性照应关系”，将“谶”对“应”或谶(某一谶语)对谶(另一谶语)的意指作用，及“应”对“谶”或谶(另一谶语)对谶(某一谶语)的回指功能界定为“用谶的照应性”。
从小说整体叙事结构来理解这种照应性。《红楼梦》的谶语表达贯穿全书，错落有致，作为一种叙事手段绾结起呈现出网状结构性特点的谶应预言叙事体系[5]。谶应预言叙事构成超叙述层面，虽存在跨层现象，与小说写实主叙述层面相对独立[6]，由谶语系统和应验情节系统构成，如图3所示。R1 (第一层谶性照应关系)：谶语系统与写实主叙述层面中的应验情节系统相照应。R2 (第二层谶性照应关系)：在谶语系统内部，以第五回为预叙总纲统摄其他散落全书各处的谶语，而全书中的谶语又如网中节点凭借“一种语码似的感应线”[7] (即脂批所谓的“伏线”)连接起来，前呼后应。因此由R1、R2形成谶应预叙结构上的多重照应关系，而翻译是一种关系的重构，可假定最佳翻译为对原文意义关系连贯网络及诗学连贯网络的最优化重构[8]。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prophecy and reference
图3. 谶应预言叙事结构示意图
由此提出第一个问题：伊藤译本是如何重构原作谶性照应关系？由于谶语译文能否准确、完整传达谶性信息决定了源文本中由谶语产生的相关谶性照应关系能否在译入语文本中再现。谶性信息的传达关乎与原作谶应预叙结构相关的诗学连贯网络及原作的文学性能否在译语文本中得到系统保留。那么该问题可转化为探析译者为传达谶性信息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故在2.1节的基础上附加对伊藤译本进行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另两个角度：谶性信息是否准确、完整传达；谶性照应关系是否保持。如何判断是否存在谶性信息缺损？由于原文中存在的谶性照应关系在译本中是否依旧完整保持反映了译文是否准确、完整传达谶性信息，那么，如果《红楼梦》原文中本应存在的谶性照应关系在译本中无法再现则可认为译文存在谶性信息缺损。
(三) 考察谶诗中诗学语言的翻译策略
根据王东风的观点，“诗学语言”是具有诗学功能、富含文学性的语言艺术[9]，一类是诗歌的格律形式；一类是“反常化”的语言表达形式(如运用修辞)；一类是构筑起隐喻链、诗学衔接链的复现表达。谶诗则兼有这三类诗学语言：P1) 诗形；P2) 制谶手法的运用生成谶诗中偏离自然语言常规的表达；P3) 绾结起多重谶性照应关系的谶语表达。
而“文学翻译的主导的、决定性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诗学功能”[10]。由此提出第二个问题：伊藤译本的谶诗翻译是如何保留原作诗学功能的？即考察谶诗中诗学语言的翻译策略。
对于诗形的翻译，伊藤漱平采取文体格义的归化法，用日文重塑汉诗音形意三美，采用雅言和文言语法的和歌体。而其诗形翻译还存在明显的源语取向，呈现出文化的杂合性。音律美方面，虽采取和歌音数律，也有模仿汉诗押韵而“据意寻韵”之处。形式美方面，译者巧妙运用排列方式之形貌修辞，使用空白字符切分意群，又灵活采取同一词语的假名表记与汉字表记，空间上对字、词、句进行特殊排列，或模仿绝句使译诗每句文字数相等且与原诗句数保持一致，凸显齐整之美，或将曲词译文按新体诗形式分行排列，凸显参差之美，增强译诗形式美感。
下文将探讨伊藤译本对谶诗中后两类诗学语言的翻译，即附加考察用谶形式(制谶手法)是否保留及是否保持谶诗的隐曲性，而对P3)翻译的考察亦可转化为考察谶性信息是否准确、完整传达及谶性照应关系是否保持。
4. 伊藤译本谶诗翻译分析
《红楼梦》第五回整体上是借梦言谶，而贾宝玉在太虚幻境薄命司所见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计14首)、所听红楼梦曲(计14支)为“谣谶”式谶诗。其制谶手法有直言法、别名法、谐音法、双关法、拆字法、隐喻法等，可谓韵文形式的谶性谜语，是反常化程度较高的诗学语言。
(一) 用“直言法”传递显性谶性信息的翻译
运用“直言法”的谶语为显言直语，平铺直叙，即白描某一事象较直接地显露谶意，没有文字游戏，信息明晰确定，为显性谶性信息，可类比为前述图2中海面上的浮冰。
此类翻译的译文整体上细致严谨，呈现出“逐语译”的特点，重视原文风貌，巧妙使用振假名(ルビ)，采取变体训读的双重翻译法保留原文汉字词，如“骨肉(はらから)”、“画梁(うつばり)”、“功名(いさおし)”。同时多选用和语词汇，运用日语惯用表达，如将“惯养娇生”译为“蝶よ花よ”，将“官禄高登”译为“官爵は鰻昇りに昇る”。但也有由于舍弃原文汉字词而出现欠额翻译，如隐叙晴雯悲剧命运的判词(1963俞校本为伊藤漱平1996Library本的底本，其原文为繁体，现统一为简体，标点与排列方式均依照原文，下同。另本文下划线均为笔者标记。)：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挂。[11] (P. 49)
伊藤译本译文：
あま雲は月かくす
あや雲も束のまよ
心ばえけだかきに
賎の身に生まるるとは
みめよく聡きは人に嫉まる
若死もそのもとは人の蔭口
多情の若君の思いむなしく[12] (p. 162)
此判词除去第一行是用比兴、隐喻手法暗示晴雯其名外，其余均是采取“直言法”传递显性谶性信息。译文整体上传达了基本的谶性信息，但从用谶的照应性来看，对于“风流灵巧”这一四字格的翻译属于欠额翻译，存在显性谶性信息缺损，理由如下：
首先，“风流”既有风韵美好动人之意，还有放逸不羁，不拘礼法之意。《红楼梦》中有不少“风流”人物，但判词中只用于晴雯则是“着力揭示晴雯悲剧即是‘风流’美的悲剧这一深刻社会哲理命题”[13] (p. 87)，而从谶与应之间的照应关系来看，与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写晴雯随性率真)、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写晴雯不趋奉于人，性情爽利，自然磊落)、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等具体情节相照应。从谶与谶之间的照应关系来看，此谶诗与第七十八回宝玉为哀悼晴雯所作《芙蓉女儿诔》(此诔文“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14] (p. 1967)，为黛玉之谶)、第五十一回薛宝琴所作谶晴雯的《广陵怀古》等照应。“风流”多用于黛玉及“黛之影”[15]，第七十七回又有脂砚斋夹批“非哭晴雯，乃哭风流”[14] (p. 1963)，因而“风流”应指诔文所咏芙蓉女儿狷介风骨、心志两洁，亦可佐证晴雯判词同时谶黛玉不为浊世所留。可见此一词作为人格符号牵一发而动全身，无他词可替换。
其次，“灵巧”既指晴雯千伶百俐，也指她心灵手巧，将“灵巧”译为“聡き”应是据第七十七回脂批“深罪聪明”、“可知晴雯为聪明风流所害也”[14] (p. 1963)。但据甲戌本晴雯判词脂批“‘病补雀金裘’回中与此合看”[16]，应还与第五十二回照应(写晴雯女红手艺精巧，但锋芒太过，为日后祸患埋下伏笔)。
因而译文将“风流灵巧”译为“みめよく聡き”存在语义缺失，是不充分译，切断了上述谶性照应关系，无法道出晴雯早夭的实质内因，存在谶性信息缺损，由此无法很好实现谶诗与所指涉具体情节及散在全文各处谶语相照应的功能，使小说由谶语形成的隐性预叙网状结构出现缺损。
究其原因，一是为保持译诗形式美、音律美。“风流”一词在《红楼梦》中出现频次高，且是“衍生语义甚多、弹性大”[13] (p. 75)，难以精准译出其丰富意蕴的意象性汉语词，散文中译者常根据语境及人物特点译得细致且富于变化，韵文中则多保留该词，且谶晴雯的《广陵怀古》一译诗中也保留“风流”一词，而此处译者从译词的近义表达选择轴中选取“みめよく”，显然相较于译词承担的所指功能，更重视用译词构建诗形的诗学功能(既能保持字句排布齐整的美感，又能依照和歌体音数律)。二是由于译者较强的读者意识，考虑到翻译的可接受性，更倾向选取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译词，若为忠实原文保留此词，译为“風流 霊巧 人に嫉まる”则打破译诗内在连贯统一的风格。
(二) 用隐曲性修辞手法传递隐性谶性信息的翻译
隐性谶性信息多为隐曲性修辞手法进行加密，信息较隐晦。训读文可保留谜面，保留用谶形式，但译文有可能只是原文形式上的对等译，译入语读者往往难解其意，使谶语流于形骸；而用阐释性语言揭示谜底，将隐性谶性信息加以明示化、显性化，易使源文本本身存在的“意义空白”被填补，压缩读者可解读空间，且无法完整呈现用谶形式，削弱“谣谶式”谶诗的隐曲性、神秘主义色彩。为平衡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译者采取的折中办法是：在不过多设置阅读障碍的前提下尽量在译诗中保留用谶字面形式，难以保留的则用阐释性语言显化隐性谶性信息，在译注中指出部分原文包含的谶性信息，或附上原文对用谶手法加以说明。
1) 用隐喻传递隐性谶性信息的翻译
对于谶诗中的隐喻翻译，由于汉日认知模式的共同性和文化的亲缘性，译者选择保留部分原文喻体，保持隐喻义的开放性，保留用谶形式，如将“落香尘(隐喻秦可卿悬梁自尽)”直接转换为训读文“香塵を落としぬ”；将谶巧姐儿的第十一支曲中“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译为“加減乗除の算盤は 天なる神ぞ弾かかる”，在保留原文喻体“乘除加减(喻指兴衰祸福)”的基础上稍作增补；将“镜里恩情(喻李纨丈夫早死)”译为“鏡のうちなる恩情”，并标注“恩情”的振假名为“あだなさけ”阐释其义。其余汉日映射义不尽相同或有碍读者顺畅阅读的则转换喻体，或直接舍弃喻体阐释喻义，显化隐性谶性信息，但也因此造成部分深层隐喻义消失。如谶惜春出家的判曲《虚花悟》：
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11] (p. 55)
伊藤译本译文：
第八曲 花のいのちは短くて
三春も尽くると悟りなば
桃の紅 柳の緑もなにせんに
かかる春の景色を捨ててこそ
かの清淡の境地をもえらるれ
…… [12] (p. 183)
此谶诗与(第七回周瑞家送宫花)惜春笑道：“我明儿也要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要剃了头，可把花儿戴在那里！”[11] (p. 73)这一语谶照应。曲名“虚花悟”隐指惜春悟彻荣华虚幻如镜中花，译文舍弃蕴含佛家文化的表达“虚”与“悟”；“韶华”喻春光，指美好年华，且隐喻凡心，“韶华打灭”译为“春の景色を捨て”，转换喻体(或可理解为用第一层隐喻义来阐释喻体)，基本保持与原文所映射的意象一致；“清淡天和”喻清净淡泊的心境，译者没有移植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汉文词“天和(自然和顺之理)”，而是译为“清淡の境地”。译文整体上更重视目的语读者，舍弃掉部分与佛家、道家思想相关文化内涵丰富的汉文词，选取和语词汇，传达了基本的谶性信息，但谶惜春入庵为尼之意有所弱化。
在1969大系本(伊藤漱平第一次改译成果)第五回译注39中仅注明为咏惜春之曲[17]，则存在一定谶性信息缺损；1996 Library本在红楼梦曲的译注中分别增补上曲名原文(1969大系本译注中仅附上第一曲曲名原文)。红楼梦曲名均是曹雪芹别出心裁自创的曲牌，兼有概括该曲含义，隐寓贾府及十二钗命运的作用。考虑到翻译的可接受性，译者所选译名整体上多为日语惯用表达，如第十曲“留馀庆”的译名没有选取更贴近中国文化的表达“積善の家には必ず余慶あり”，曲词正文中虽选取更简洁的训读文“余慶をとどめ”，1996 Library本将“余慶”的振假名巧妙标为“おかげ”(1969大系本中未标注)。但考虑到翻译的充分性，译者可能注意到曲名虽译得巧妙但无法完全再现原作曲名的形与义，部分译名存在一定语义偏离，于是增补曲名原文，体现出译者尊重原作艺术创造的严谨的翻译态度。而这些改译过程中译注及振假名的补充完善表明译者力图兼顾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
再看迎春判词：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11] (p. 51)
伊藤漱平译文：
なれはかの中山の狼か
思いとげ牙むきかかる
閨ふかく育ちし身とて
一年と保たぬはかなさ[12] (p. 167)
原文中“花柳质”隐指迎春，“花”与“柳”为并置的两个隐喻意象。“柳质”喻指迎春软弱，有种病态的依顺，与第七十三回“懦小姐不问累金凤”照应；“花质”喻指迎春容颜娇美，心性善良，她常读《太上感应篇》相信因果报应，与黛玉笑她所说“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这一语谶相照应。译文中此处隐喻意象被舍弃，使原作本存在的谶性照应关系消失，存在谶性信息缺损。而在迎春的判曲中“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以“蒲柳”喻柔弱、低贱，译为“かの名門の血をひく女を かよわしと みくびりて”，舍弃喻体直接阐释喻义，隐性谶性信息显性化，虽保持了谶与应之间的照应关系，但未保留隐喻的制谶手法，使“柳”的意象复现构成的前景化隐喻衔接链断开，谶(迎春判词)与谶(迎春判曲)之间的部分照应关系消解，存在隐性谶性信息缺损。
究其原因，一是和语词汇承载的信息量往往小于汉语词汇，受限于和歌体形式较难兼顾信息完整，二是由于译者可能没有识别出“柳”的意象复现所构成的内在语义连贯和诗学连贯，可能认为“花柳质”是诗学价值较弱的辞藻堆砌，并非核心意象，故略译，但判词用字皆具精意，此词既是对迎春性格的预先描摹，也是其悲惨遭遇的内因。
此类有关人物性格、品格的谶性信息缺损情况也出现在香菱判词中。“一茎香”、“香魂”，一再提点菱之清香，藕香榭对联中“菱藕香深”亦为构成谶性照应关系的同义复现表达，而说菱藕有香气也是“反常化”的诗学语言，隐喻香菱有林下之风，与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第八十回香菱自解其名后被夏金桂改名为秋菱等照应，略译两处“香”字则使原文通过隐喻意象复现形成的前景化隐喻链断开，消解了原文本存在的语义连贯和诗学连贯。
2) 用双关法传递隐性谶性信息的翻译
谐音双关是利用音同或音近构成双重语义，言在此而意在彼，以达到寓谶的目的。《红楼梦》中则常用于名谶，如酒名“千红一窟”的“窟”谐音“哭”，隐寓金钗们的悲剧命运，译文中译者直接移植此词，保留用谶形式，尾注中用片假名标示“谶字”(本文指谜面中用谶之字及谜底所谶之字)的汉语发音，采取语音重现阐释法：
一窟の窟 (クウ)は哭 (クウ)(泣く)と通わせたもの(脂注)。[12] (p. 376)
此外，在保留谶字的同时译者还通过辅助凸显的适度补偿策略传达原作谶意。如对于钗黛判词伊藤圈点出“玉”，“林”，“釵”，“雪”四字提醒读者此处存在双关义，并加注说明寓指。而曲词译文“世外の仙女さびしき林を”中，对“林”字作圈点后还将其注音假名标为音读的“りん”提示读者此处隐指黛玉。
反之，译文中如果舍弃谶字则无法完整保留用谶形式，易出现谶性信息缺损，如第五回谶李纨之判词“桃李春风结子完”一句中“桃李”藏“李”字，“完”与“纨”谐音双关，且此句整体上运用语义双关、过程隐喻法借自然现象隐叙李纨早寡，后恪守妇道如槁木死灰。译文“桃李 春風に実をむずばせつ”未保留谶字“完”，无法猜出“纨”字。译注24中指出所咏为李纨，但未附上原文说明双关用谶。
巧姐判词亦是此类，“巧得遇恩人”一句，虽巧妙运用日语谚语译为“地獄にて仏に会いける”，但原诗中“巧”字暗指巧姐，译诗中无“巧”字，则无法与第四十二回刘姥姥为巧姐取名所说“逢凶化吉，都从这‘巧’字上来”[11] (p. 444)这一语谶照应，存在谶性信息缺损。虽译注23中指出为巧姐判词，但并未附上原文说明双关用谶，因此译入语读者无法领略此处制谶一语双关之妙趣。
5. 结语
经上述分析，本文所考察谶诗译文出现谶性信息缺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译诗中未保留相关源语汉字词，第一类是作者对小说人物人格特质的描写评述词，第二类是词义内涵丰富的文化负载词，第三类是借助特定汉字音、形、义的特点制谶的谶字。
归根究底，谶性照应关系的保持是依赖于对原文语义关系的保留，即译文对语义连贯的重构，谶性信息缺损的实质则是源于译文存在语义缺失，即存在不充分译。由于谶诗用词凝练，训读文的原文汉字保有量高，能最大限度还原原文的形与义，保留用谶形式，保持谶诗的隐曲性，保留谶性信息，但译入语读者难免觉得古拙生硬，艰深晦涩，降低阅读兴趣。因此伊藤漱平对谶诗翻译整体上多采取日语惯用表达，相较国译本和松枝译本而言训读痕迹减弱，更重视翻译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译者在读者可接受的前提下尽可能再现原文用谶形式及原文文学性，竭力兼顾语言等值与审美等值，力图在充分性翻译和可接受性翻译之间达至平衡。然而或为保持诗形之美，或由于译者个人理解的侵入，或为兼顾译文可接受性，译文未保留部分源语汉字词，或意译，或略译，因而存在谶性信息缺损之处、制谶手法妙趣消失之处。为向异文化读者呈现曹雪芹独特的谶诗创作艺术及其承载的谶应文化，译者在译注中对判词判曲所谶具体人物，相关隐喻义、象征含义及制谶手法等进行了详细补充说明，体现出译者主体性，但也存在少许疏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