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研究》，由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所主办，是国内最重要的语言学核心期刊之一，曾入选“2017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后又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其主要收录有关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方言、词汇、现代语言学理论等方面的论文。该期刊收录有关古汉语词汇方面的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代汉语词汇方面的最新研究动态。笔者梳理了《语言研究》古汉语词汇方面的34篇文章，进行研读分析，并根据文章的内容进行分类，将所选论文分为词义考释类、词汇分类释义、语源研究、语料研究、词汇与现代语言学、词汇与辞书编纂和其他七大类，并选择一些重点文章进行解读和分析。
2. 词义考释类研究
(一) 出土文献
1) 简帛文献字词考释
金文简帛文献字词考释的研究最为丰富，研究成果也非常显著。其中，刘艳娟、张再兴《基于语料库的秦汉简帛文献用字研究二则》(《语言研究》2020.1)以秦汉简帛文献语料库为基础，从用字选择、使用频率、词语搭配、文献分布类型四个方面着手，对“漆”、“圆”二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以求分析和把握秦汉简帛文献的用字情况([1] pp. 90~95)。对上博简中词语进行词义考释的研究主要有王凯博《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简4“恭则述”解》(《语言研究》2020.1)考释“供则述”的“述”应读作“遂”，释义为“免除”([2] pp. 96~97)。另外还有马坤《〈周易·中孚〉“吾与尔靡之”考论》(《语言研究》2018.2)对“吾与尔靡之”中的“靡”进行了重新考释，并结合出土文献中异文材料相关争议进行梳理，认为“靡”不是“共享”义，而应该读作“縻”，释义为“牵连”([3] pp. 85~89)。
2) 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字词考释
敦煌吐鲁番文献中词汇考释研究较为丰富，主要涉及佛经词语考释、敦煌韵书的校勘等方面。赵家栋《字词释义复议五则》(《语言研究》2015.2)考证了“攸睹”、“冷漏”、“挓”、“
”、“额”五个词语，进行重新释义([4] pp. 99~103)。王洋河、谭伟《敦煌变文五词释义》(《语言研究》2019.2)对黄征《变文字义待质录》中“颠誜”、“
僧”、“含潭”、“叫身”、“麤牞”五个词语进行解诂[5]；真大成《中古汉译佛经词语新释》(《语言研究》2020.3)，从用字角度对“单到”、“剋责”、“𠞪”、“勦”、“方类”、“诳逗”、“罗落”、“喻”、“占”、“占谢”十个词语提出新的解释([6] pp. 92~97)。
(二) 传世文献
1) 先秦经传文献字词考释
对于先秦经传文献中的字词考释，自2014年后开始掀起研究热潮。最值得一说的是方一新老师和王云路老师的《〈孟子〉鸡豚狗彘并称法——兼论上古汉语家畜的称举法》(《语言研究》2020.4) ([7] pp. 72~82)。作者结合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用例，对《孟子·梁惠王上》中的“鸡豚狗彘”的表达进行了辨正。文章最后得出结论：“鸡豚狗彘”的表述正常，符合上古汉语牲畜并称的规律，也符合古人行文规律，这可以看做是古人的一种习惯表达。“鸡豚狗彘”仅仅指的是猪、狗、鸡三种牲畜，前人将“豚”训释为“小猪”，将“彘”训释为“大猪”，这是没有问题的。作者在论述中，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用例结合起来，行文清晰，为古汉语词汇的考释提供了借鉴和典范。
2) 诗词曲俗语疑难字词考释
该类字词考释主要是指对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时期的文献中的疑难字词和俗语进行考释，也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中的字词的考释。
诗词曲中的字词考释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胡绍文《杜诗“乌鬼”考——兼谈注释对词义演变的影响》(《语言研究》2020.2)，文章从唐代文献入手，结合唐代夔州的渔业生产及唐代的文化情况，对杜诗中“乌鬼”一词进行考释，认为“乌鬼”释义应是“捕鱼的水獭”([8] pp. 30~34)。“乌鬼”一词是杜甫为了适应诗律进行的临时创造；张春雷、钱慧真《“垄种千口羊”之“垄种”释义商兑》(《语言研究》2022.3)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昂的《征行诗》中的“垄种”一词进行了考释，发现“垄种”一词也属于叠韵联绵词“龙钟”的不同书写形式之一，并且读为“龙钟”，训释为“行动缓慢、行动迟缓”之义([9] pp. 110~114)；王云路，杨淼《也谈“将进酒”》(《语言研究》2023.1)对乐府旧题“将进酒”的读音和释义进行了考释，从核心义的角度梳理“将”的词义系统，同时兼顾“将进酒”的内部结构，论证《将进酒》的“将”应该读为jiāng，释义为“奉持、进献”，并且“将”和“进”是同义平列结构([10] pp. 91~97)。
3) 禅宗佛典字词考释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禅宗语录字词考释和佛经字词考释等方面，王长林《禅语“君子可八”释义商兑》(《语言研究》2015.1) ([11] pp. 99~100)，《禅录“屡生”平议——兼谈俗语词溯源对古代语文辞书之利用》(《语言研究》2019.3)对禅宗语录中“君子可八”和“屡生”两词进行了考释，认为“君子可八”的“八”并非“入”，禅宗语录“君子可八”意为“君子可辨，君子可知”。“屡生”一词最开始见于中晚唐禅僧的语录，是一个骂词，“屡生”即为“愚生”。作者推测“屡”是中晚唐北方地区的俗语词([12] pp. 95~100)。周浩《“炭人”“灰人”考》(《语言研究》2020.1)对《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三中的“炭人”和“灰人”进行考释，补充《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之缺([13] pp. 103~105)。谭兴富《“溥首”来历不说》(《语言研究》2019.2)对梵汉本佛经中的“溥首”一词进行了讨论，认为“
首”一词是“文殊师利”的一个译名，“溥”字为“”的讹字([14] pp. 116~118)。
4) 词典中的字词释义
词典中的字词释义主要是指对古代词典、字书、辞书中的一些字词的释义进行考辨和重新训释。这些研究里面有对某一本词典或字书中的某一词或某几词进行考辨，也有对几本词典共同收纳的词语进行考释。对某一本词典或字书中的某一词或某几词进行考辨的研究主要有姜同绚《词语新解六则》(《语言研究》2019.3) ([15] pp. 86~90)，结合出土墓志文献语料，对《汉语大词典》中“拔茅”、“咆勃”“挺生”、“宝”、“鲁阳戈”、“制锦”六个词进行重新考释。另外也有对多部词典收录的同一个词的释义或者某一义项进行辨正，吴盼《“货”字“买”义辨》(《语言研究》2019.3)对《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华字海》中的“货”字的“买”义进行了辨正，认为“货”的释义不是“买”，而应该释义为“交换、交易”([16] pp. 91~94)。
3. 词汇分类释义研究
(一) 方言词释义研究
有的学者对方言词进行研究，考究方言词的释义起源，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马艺萌、邵则遂《古楚方言词“豭、牯”》(《语言研究》2017.4)广泛结合楚地传世文献与楚地出土简帛和楚地县志等材料探究得出“豭”、“牯”二字表示雄性动物义，在今南方方言区分布广泛，属于古楚方言词([17] pp. 100~105)；魏启君《“骨冗”考源》(《语言研究》2018.1)对“骨冗”一词进行考证，认为“骨冗”及诸字形有共同的语源，是“拱”的切脚语([18] pp. 97~100)。
(二) 常用词释义研究
常用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语言研究》期刊收录的研究常用词的文章数量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龙丹《魏晋核心词“耳”及其双音化发展》(《语言研究》2016.3)对身体部位核心词“耳”进行了考察，认为“耳”作为一个常用词，语义场较为稳定，但探讨其语义发展轨迹仍然具有必要性，文章选取魏晋时期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常用词“耳”语义场稳定的原因，并探究其语义发展轨迹([19] pp. 99~101)。研究发现，五代时开始出现“耳朵”这一双音形式，宋代开始萌芽，元代不断发展，到明代成熟。田启涛《“镯”之“手镯”义新探》(《语言研究》2019.3)考察“手镯”义的“镯”是“鋜”的同音借字，本义为“锁足，锁足之器”。元代以后，“镯”字逐渐取代了“鋜”字([20] pp. 101~103)。
4. 语源研究及词义历时变化
语源探究主要是指词义探源，探究词义产生的原因，词义演变等方面的研究。2014年到2023年这十年中，《语言研究》这本期刊中，这类研究大大增加，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王长林《禅籍“茅广”“高茅”的词义及其理据》(《语言研究》2018.1)从禅宗生活习性、宗门理念和语言风格三方面对去探讨“茅广”和“高茅”两词的词义及其演变，并对词义演变的原因作出分析([21] pp. 101~105)。还有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角度探究语源，闫艳《“筚篥”音义探微》(《语言研究》2019.2)，探究“筚篥”一词的词源及其形制，“筚篥”是源于古代龟玆的竖吹簧管乐器([22] pp. 72~78)。
5. 词汇与现代语言学
将现代语言学理论应用到古汉语词汇研究中，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和考释古汉语词汇。古汉语词汇与现代语言学相结合主要是指对某一个具体词语进行词汇化语法化分析。也有学者研究去词汇化现象，即某一词语在词义演变中由词变为短语的现象。2014年后，除了一些常见词语的词汇化语法化研究外，也有学者选择一些方言词语、固定短语结构等进行分析。曹亚北《“莫大”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17.2)考察“莫大”这一词语的词汇化演变过程，“莫大”是由古汉语“莫大于”结构凝缩而成的主谓式复合词，经历了复杂的语义演变过程([23] pp. 87~89)。对方言词词汇化研究有张超《贵州金沙方言跨层非短语短语结构“的些”的词汇化》(《语言研究》2018.2)对贵州金沙方言中的“的些”的词汇化进行了研究([24] pp. 44~47)。
6. 词汇与辞书编纂
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与词典、辞书的编纂息息相关。词义考证为词典、辞书编纂、补充词典释义、纠正不正确的释义、补收漏收的词条等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一些文章对字书、词典中收的词的释义进行重新考证，杨宝忠、王亚彬《当代大型字书〈口部〉疑难字新考》(《语言研究》2022.1)，利用“形用义音序五者互相求”考字方法，对《汉语大字典·口部》《中华字海·口部》收录的部分疑难字进行了考释([25] pp. 81~87)。也有一些学者对词典释义修订给出了相关建议，华学诚《以“一”为例谈谈〈汉语大词典〉释义修订》(《语言研究》2022.4)以高频单音词“一”为例，讨论《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修订问题，文章详细阐述了《汉语大词典》修订本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修订建议。文章对《汉语大词典》修订取得的成果予以肯定，但仍不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旧版误列义项修订本仍然照单全收，与“一”无关的同形词列为义项，没有正确区分语境义和词典概括义，导致释义过于繁杂等。对于词典编纂。作者认可王力先生的观点，认为现在词典义项过多，过于繁杂，词典编纂应该注意词义的概括性特征，将词义分为本义和引申义两系，尽量使释义尽量简洁([26] pp. 90~95)。
7. 其他研究
除以上所列各方面的研究外，《语言研究》这本期刊还收录了一些其他文章。例如，有一些文章对词汇进行了系统研究。杨志贤《古书中木部字手部字通用现象及其成因——兼谈利用用字规律整理古籍及词语释义》(《语言研究》2021.4)，通过研究用字规律，要求促进古书整理和古汉语词汇的研究([27] pp. 105~113)。
8. 研究特点及发展展望
(一) 研究特点归纳
总的来说，从2014年到2023年十年间，从《语言研究》中收录的相关文章来看，近十年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趋势。笔者就筛选的文章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 研究内容多样化丰富化
从近十年《语言研究》所发表的有关古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文章来看，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结合上文的分析，根据研究内容将古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文章分为五大类：词义考释类、语源研究、词汇与现代语言学、词汇与辞书编纂及其他研究。其中词义考释类又根据研究语料的不同分为若干小类。由此可见，古汉语词汇研究内容和领域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先秦经传文献中单个词语的释义研究大大丰富。除此之外，相较于2014年以前，语源类研究类文章数量也大大增加。除以上列出分析的以外，还有真大成《“趁”之来源补论》(《语言研究》2017.1)讨论“趁”一词的词义来源问题([28] pp. 100~102)；卢鹭《“熟”有衰老义的来源与成因》(《语言研究》2019.2)考察了“熟”一词在汉译佛经、梵文和巴利文的平行文本例子，并比较用例，分析“熟”一词的词义移植现象等([29] pp. 96~102)；岳晓峰《“汉承秦制”的词汇史考察——以“桥”“梁”为例》(《语言研究》2021.3)考察了“桥”最终取代了“梁”，表示桥梁义的过程([30] pp. 114~118)。总而言之，在2014年后，语源类研究的文章数量大大增加，考察的内容也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2) 研究语料的综合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紧密结合
纵观2014年到2023年《语言研究》期刊收录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字词考释类文章都占比较大。本文共筛选出8篇考释出土文献中字词的文章，也选择了18篇考释传世文献字词的文章，此类文章的数量大约占了全部文章的二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分析，考释字词。陈树《论今文〈尚书〉使令动词“伻”的来源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18.3)对今文《尚书》中的“伻”字进行了分析，借助甲金帛文中的字形，分析“伻”字应该是由使令动词“乎”字讹变而来，同时结合传世文献中“伻”字的释义和用例，对“伻”的释义分析和探源([31] pp. 65~70)。
3) 研究方法革新——古汉语词汇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紧密结合
相关现代语言学理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古汉语词汇研究，无论是对词义考释还是语源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吴瑞东《“躺卧”动词语义图研究》(《语言研究》2020.4)将语义图模型应用于实词研究。文章利用跨语言材料，调查了古代汉语和三种现代汉语方言在内的20余种语言中的“躺卧”义词，并绘制出“躺卧”义词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中的语义图，研究“躺卧”义词词义引申的路径([32] pp. 97~109)。蒋绍愚先生曾说：“语义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它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乃至问题，对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都很有启发。”([33] p. 98)因此，研究古汉语词汇，需要将现代语言学理论讹传统训诂学理论结合起来，更全面、系统地去探究古汉语词汇的释义。
(二) 发展展望与相关建议
1) 不断加强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思考和系统性理论研究
一方面，运用特定的语言学理论研究词汇学和训诂学。根据对《语言研究》期刊的文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语言学理论与古汉语词汇研究相结合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但是，我们发现这方面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近十年，古汉语词汇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类别众多，因此这更要求系统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完善词汇学、训诂学自身的理论研究。王力先生曾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34] p. 520)回顾十年词汇研究，对古汉语单个词汇的考释研究仍然占很大比重，对于词汇的系统性研究仍相对较少，因此加强古汉语词汇的系统性研究值得重视。
2) 加强古汉语词汇研究语料的挖掘，积极推进语料库的建设
在古汉语词汇研究中，语料的选择和辨别非常重要。随着古汉语词汇研究内容日渐丰富，语料的挖掘和利用也需要得到重视([35] pp. 73~86+96)。从近十年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来看，大量的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禅宗佛经词典、汉译佛经、外来语文献等作为词汇研究的语料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丰富的语料有助于促进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突出的弊端，语料相对驳杂，语料质量参差不齐，这也为古汉语词汇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注重语料的辨别与筛选，认真考察和研究语料的年代与真伪，尽量选择具有研究可行性的语料进行研究。同时，进入21世纪，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应该注重语言研究语料库的建设，打造一个信息畅通、资源共享的语料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