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聚焦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生存现状的文学作品，于2011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通过一位九旬鄂温克族女酋长的回忆，系统展现了该民族近百年的游牧文化变迁史。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复杂互动关系，生动呈现了爱恨、生死、抗争与妥协等永恒命题，深刻揭示了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作品兼具民族志的写实性与史诗的宏大性，通过社会历史变迁与民族文化流变的双重维度，凸显了生态保护意识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主题，具有显著的艺术价值与人类学意义。
美国汉学家徐穆实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英译，译名为“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一弦残月》)，于2013年首次出版，以其精湛的语言转换艺术、独特的个人色彩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并且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由于迟子建在书中表达了对少数民族被迫接受现代文明的忧思，并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强烈的生态意识。这一主题与生态翻译学“适者生存”和“天人合一”的理念高度契合。因此，本研究将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译者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实现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
2. 生态翻译学理论简述
生态翻译学是由胡庚申教授等学者提出的跨学科理论，借鉴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适应/选择”机制，将翻译视为由原文、译者、译文和翻译环境构成的动态生态系统。该理论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认为翻译是译者不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做出适应性选择的过程，体现“适者生存”的生态原则。
与功能翻译理论相比，生态翻译学不仅关注译文的功能目的，更强调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文化翻译理论相比，它突破了文化对等的局限，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生态视角，探讨译者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生态哲学与翻译学结合，提出“译者中心”与“多维适应”原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动态、系统的分析框架。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内核包含两大核心命题：其一为“译者中心论”[1]，确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性、核心化及能动性的操作位势；其二为“三维转换论”，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框架下，翻译实践需在语言维(语言形式转换)、文化维(文化内涵移植)和交际维(交际功能再现)三个维度实现系统性转换。其中，“适应”体现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调适，“选择”则表征为译者在生态适应基础上对译文形式的策略性抉择[2]。这一理论建构将研究焦点锚定于翻译实践层面，为应用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分析范式。
生态翻译学理论从建立至今，迅速发展，已经具有初步的理论系统。然而，该理论在国内研究普及度较低，研究成果稍有欠缺，其理论性和系统性仍有不足；该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但大多具有功利性，且均是采用“三维模式”，缺少深入分析以及创新性研究。
3. 译例分析
3.1. 语言维
例1
原文：依芙琳那时正坐在希楞柱里的火塘旁喝鹿奶茶，当我和妮浩告诉她，坤得被一只大蜘蛛给吓死了的时候，依芙琳忽然“噗嗤——”一声笑了，她已经好久不笑了，她说，这个坤得，还是死在胆小上了吧[3]？
译文：Yveline was seated next to the hearth in the shirangju drinking reindeer-milk tea. When Nihau and I told her Kunde had been frightened to death by a big spider, Yveline chortled gleefully. She hadn’t laughed for a long time now. So Kunde’s chicken-heartedness killed him in the end [4]?
源文本中出现了许多鄂温克族人名，如“伊芙琳”、“坤得”、“妮浩”，徐穆实(Bruce Humes)根据少数民族发音特点，采用音译法，将其分别译为“Yveline”、“Nihau”、“Kunde”。除此之外，源文本中还出现其他三类名字——中文名字、俄文名字、日文名字，具体而言，徐穆实首先判断名字所属类别，然后适应源文本的翻译生态环境，最终通过音译法保留源文本特征以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体现了生态翻译学中“译者中心”这一重要概念。徐穆实所做的这些选择与转换，正是其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从而实现了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生态平衡。
例2
原文：当天晚上回到营地，他发现希楞柱里空无一人。平时随意堆放着的狍皮褥子和被筒，叠得整整齐齐的；他的烟盒里装满了烟丝，放在火塘旁；他喝茶的缸子，光光亮亮地摆在铺位上，那些浓厚的茶锈被除去了。这种非同寻常的整洁让伊万心惊肉跳的，他知道事情不妙，就去看装着衣物的鹿皮口袋，发现衣物少了一半[3]！
译文：That evening when he returned to camp he discovered his shirangju was vacant. The deerskin bedding and quilts, usually piled haphazardly, were neatly folded; his cigarette case was full of tobacco and placed next to the fireplace; and his mug was at his bedside, sparkling clean and free of thick tea stains. This unusual orderliness gave Ivan the jitters. He realised something was not right, and he went to look at the buckskin bag for storing clothes. Half the contents were missing [4].
源文本中，迟子建运用“空无一人”、“整整齐齐”、“非同寻常”和“心惊肉跳”等四字词语。“空无一人”与“整整齐齐”描绘了娜拉离开后希楞柱的场景；“非同寻常”和“心惊肉跳”则刻画了伊万发现异常时的内心感受。徐穆实采用直译法，将前三者分别译为“vacant”、“neat”和“unusual”，通过这种译法既再现了原文场景，又使目标语读者能获得与源语读者相似的感受。而在翻译“心惊肉跳”时，由于未能找到完全对应的英文表达，译者转而采用意译法，通过其他表述方式准确传达了该成语的含义，从而恰当呈现了伊万的心理状态。
总体而言，在处理四字成语时，徐穆实的翻译策略体现为：一方面力求在意义和形式上与源文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当形式无法对应时，则通过考量读者阅读习惯来实现意义层面的对等。这种翻译方法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选择性适应的结果。
3.2. 文化维
例3
原文：父亲在希楞柱的东南角搭了一个四柱棚，宰杀了一只白色的驯鹿，请尼都萨满来给列娜跳神。额格都阿玛是个男人，可因为他是萨满，平素的穿着就得跟女人一样。他跳神的时候，胸脯也被垫高了。他很胖，披挂上沉重的神衣神帽后，我想他一定不会转身了。然而他击打着神鼓旋转起来是那么的轻盈。他一边舞蹈一边歌唱着，寻找着列娜的“乌麦”，也就是我们小孩子的灵魂[3]。
译文：Father built a four-pole shelter outside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our shirangju, slaughtered a white reindeer, and requested that Nidu the Shaman perform a Spirit Dance for Lena. Egdi’ama was a man, but since he was a Shaman, he was obliged to dress like a woman. When he performed a Spirit Dance, his chest was padded. He was very stout, and after he donned the weighty Spirit Robe and Spirit Headdress, I thought he wouldn’t even be able to turn around. But he whirled about with great agility as he struck the Spirit Drum. He danced and chanted from sunrise until the stars appeared, all the while searching for Lena’s umai, her fledgling soul [4].
鄂温克人信奉萨满教，认为萨满具有通灵能力，能在特定条件下与神灵沟通，因此需要举行跳神仪式[5]。在仪式中，萨满需穿戴神衣神帽并敲击神鼓。本例描述了尼都萨满通过跳神仪式救治列娜的过程，反映了鄂温克人相信萨满能驱邪治病的传统信仰。
在译文中，徐穆实将“跳神”、“神衣神帽”分别译为“perform a Spirit Dance”、“Spirit Robe and Spirit Headdress”。由于西方读者主要信奉基督教，对萨满文化较为陌生。虽然“神”通常可译为“god”或“deity”，但这与萨满文化内涵不符。为保留宗教色彩和文化特性，徐穆实采用异化策略，将“神”译为“spirit”。在英语中，“spirit”兼具“灵魂”与“勇气”之意，此译法暗含跳神仪式能治愈列娜身心之意。对于“乌麦”这一文化专有词，译者采用音译法译为“umai”，以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由此可见，译者始终致力于维持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生态平衡。
例4
原文：它们总是自己寻找食物，森林就是它们的粮仓。除了吃苔鲜和石蕊外，春季它们也吃青草、草间荆以及白头翁等[3]。
译文：They search for food on their own, and the forest is their granary. Besides moss and lichen, in the spring they also eat green grass, brambles and pasque-flowers [4].
本例描述了驯鹿在森林中觅食的场景，展现了它们随季节变化选择不同食物的习性。源文本中出现的“白头翁”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一种中药材。在译文中，该词被译为“pasque-flowers”(银莲花属植物)。尽管在西方文化中存在这一对应表达，但译者采用直译法的考量在于：既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征(如植物属性)，又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表达习惯。由此可见，徐穆实在翻译过程中通过选择性转换，既维系了源语言的文化特质，又实现了对目标语文化的适应性调整。
3.3. 交际维
例5
原文：安草儿不像别人把桦树皮恭恭敬敬地摆在神鼓上，而是在走出希楞柱时，顺手撒开，就好像一只飞翔的鸟，不经意间遗落下的一片羽毛[3]。
译文：But unlike the others, An’ tsaur didn’t lay the birch bark down reverently. He released it from his hand nonchalantly as he exited the shirangju, like a soaring bird oblivious to the loss of a feather [4].
原句中，迟子建通过描写安草儿选择留守或离开希楞柱时的行为，塑造了一个热爱自由的少年形象。作者将安草儿比作翱翔的飞鸟，这一比喻生动展现了人物性格特征，且于外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徐穆实同样采用明喻修辞，保持了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修辞手法的一致性。译者通过这种选择与转换，既实现了对源文本及原作者的适应性，也体现了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和谐共鸣。
例6
原文：幸好昨天西班打到了两只山鸡，索长林又在河汉用“亮子”挡了几条鱼回来，昨晚营地的篝火中才会飘出香气[3]。
译文：Fortunately, Shiban killed two pheasants yesterday, and Suchanglin used a lenz-a contraption with sharp wooden stakes that allows fish in but not out-to corner a few fish in a cove, so last night there was a pleasant aroma wafting around the bonfire [4].
在本例中，源文本描述了苏长林使用“亮子”捕鱼的情景。翻译过程中，徐穆实首先根据鄂温克语音译法将“亮子”译为“lenz”，随后通过添加注释“一种带尖木桩的装置，可让鱼进入但无法逃脱——用于在河湾围捕少量鱼”，向目标语读者解释该工具的具体形态与功能。这种音译加注释的翻译策略，既保留了源语文化特色，又确保了目标读者的理解通畅，有效实现了译者与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目的。
例7
原文：伊万跟坤得说，他已经不在部队了，他的关系转到地方了。坤得问他是不是在部队犯了错误，被开了回来？伊万说不是[3]。
译文：Ivan told Kunde that he wasn’t in the military any more. His personnel file-and thus responsibility for his Livelihood-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Local civilian authorities. Kunde asked if he’d been dishonourably discharged, but Ivan denied it [4].
在本例中，“他的关系转到地方”这一表述无法从字面理解。此处“关系”特指党组织关系，“地方”则指中国的地方组织机构。此外，“被开了”意为被开除公职。徐穆实在译文中采用意译法，对这两个容易造成目标读者困惑的复杂表述进行了详细阐释。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既确保了目标读者的准确理解，又完整保留了源文本特征，从而有效拉近了作者与目标读者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跨文化沟通。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对《额尔古纳河右岸》徐穆实英译本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三方面结论：其一，徐穆实的翻译实践充分印证了“译者中心论”，其“适应–选择”的循环模式生动诠释了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主动适应过程；其二，在三维转换层面，译者通过建立语言维、文化维以及交际维的三方对话机制，实现了源语与译语之间的生态平衡；其三，译本获得《卫报》等国际权威媒体的高度评价，不仅验证了生态翻译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指导价值，更构建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文学外译范式。本研究不仅拓展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边界，为处理文化负载词提供了有效方案，同时证实了翻译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的重要价值，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成功范例，为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