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抓手，特色产业作为其关键引擎，承担着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的双重使命。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探讨了我国特色产业发展的现状，指出当前特色产业面临技术创新与转化体系协同性缺失、产业链价值分配失衡、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松散、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适配滞后等深层矛盾。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构建需求导向的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实施全产业链数字化增值战略、创新基于产权重构的联农共生模式、推进要素适配性革命等对策。研究为破解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瓶颈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实现特色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的质变。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core focus of the “three rural” work in the new era.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s its key engine, undertake the dual mission of driv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re facing deep contradictions such as the lack of synergy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ystems, imbalanced value distribution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loose interest connection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lagging adapt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infrastructure.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issu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a demand-oriente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implementing a digital value-added strategy for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innovating a symbiotic model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ased on property rights re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a revolution in factor adaptability.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bottleneck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helps to deepen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chieves a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value leap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国内“双循环”战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已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路径。特色产业凭借其资源禀赋优势与地域文化特质，不仅是乡村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载体，更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核心突破口。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与“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明确将特色产业定位为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支点[1]。然而，实践中技术转化断层、产业链低端锁定、主体利益失衡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产业升级进程。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维度的政策分析或技术应用，缺乏对“政策–技术–主体–要素”协同机制的全局性探讨。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需求，通过解构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与现实困境，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
2. 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与现状分析
2.1. 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因地制宜、创新驱动”为核心原则，将特色产业培育作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支撑[2]。该政策体系构建了以科技赋能为核心、品牌建设为突破、产业链重构为基础的三维战略支撑点，着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生态系统。
在驱动产业变革的科技支撑维度，国家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科技攻关项目，重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点。顶层设计聚焦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清洁能源等核心方向开展源头性创新，构建“国家实验室联合体 + 产业技术联盟”的协同架构，打通“理论探索–技术中试–市场应用”的完整转化通道。这种跨学科协同创新体系显著强化了科研产出与实体经济的耦合效应。针对产业链价值重构问题，政策导向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组织形态，推行“核心企业引领型”发展范式，有机衔接初级产品加工、高附加值制造、市场化运营等产业环节，形成全链条价值增值体系。实践层面，部分区域探索“农文旅”三位一体发展路径，通过嫁接现代康养产业与数字技术应用，创新打造融合生态保育、精准栽培、传统工艺活化等功能的复合业态。这种产业生态重构策略不仅拓展了传统农业生产边界，更催生出资源集约利用的创新范式。在绿色发展框架下，制度创新重点强化生态要素价值转化机制。通过构建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体系和碳足迹管理体系，将环境约束指标系统融入产业规划流程。这种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模式，既维持了特色农业系统的生态韧性，也为构建绿色低碳产业链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2.2. 特色产业发展的实践现状
当前，我国特色产业在政策引导与技术赋能下已取得显著进展。在技术应用层面，生物育种领域依托“南繁硅谷”等国家级平台实现突破性品种研发，部分作物品种国产化率显著提升；智慧农业技术如北斗导航、智能农机在粮食主产区广泛普及，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3]。激光加工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已在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并逐步向微纳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场景拓展，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延展性与市场潜力。
产业融合与集群化发展成效尤为突出。各地普遍采用“政府规划 + 企业创新”协同推进机制，着力构建具有前瞻示范效应的未来产业培育基地。以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上海张江科学城等创新高地为代表，通过搭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制定–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体系，加速量子信息技术、通用型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创新突破与商业转化进程。在县域经济发展层面，以浙江遂昌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体聚焦金属基复合材料、新型能源材料等特色主导产业，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策略，实现“精准引入关键项目，激活全链生态”的良性互动，显著提升区域产业链的韧性。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电子商务体系与冷链物流网络的协同发展，有效打通农产品流通末端梗阻[4]；5G通信基站的大规模部署与农业数字化平台的广泛应用，为中小规模农业经营主体融入智慧农业体系提供了低成本接入渠道。
3. 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技术创新与转化体系的协同性缺失
在推进特色产业的升级进程中，科技创新支撑体系与产业升级需求间的系统衔接问题仍待破解。当前创新系统存在的结构性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是创新主体间的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学术机构的研究产出偏重理论层面，而经营主体受技术吸收能力限制难以实现成果产业化，造成科研创新与生产实践间的鸿沟持续扩大。具体表现为部分智能农用装备因设计复杂性与农户适配性不足，面临技术闲置与投资回报失衡的困境[5]；作物遗传改良领域虽取得品种创新突破，却因产业化配套机制滞后难以实现市场价值转化。其二是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存在显著短板，专业化的中介服务网络与价值评估体系尚未健全，知识产权运营机制与成果共享模式仍有待完善，这些制度性缺陷直接制约着创新要素的顺畅流转。此类创新要素流转阻滞现象，本质上反映出政策支持体系对创新链系统整合的支撑不足。现有制度设计尚未完全覆盖从原始创新到市场应用的完整价值链条，特别是在需求导向的研发机制构建、技术熟化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创新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等方面，仍需强化系统性政策供给。
3.2. 产业链价值分配的结构性失衡
特色产业当前仍面临“大而不强”的发展瓶颈，其根源在于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与分配机制失衡[6]。从纵向维度看，多数特色农产品以初级原料形式进入市场，精深加工环节的技术门槛与资金需求将中小经营者排除在价值链高端之外，导致利润过度向流通与销售端集中。例如，某些茶叶主产区茶农鲜叶收购价仅占终端售价的15%~20%，而包装、品牌营销等环节攫取超60%的附加值。从横向维度看，区域产业同质化竞争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性，部分地区盲目跟风建设网红项目，忽视本地资源禀赋与市场容量的匹配度，造成重复投资与产能过剩。更值得警惕的是，数字技术应用未能有效改变传统利益格局，电商平台流量垄断与数据壁垒反而强化了渠道商的议价优势，使得“数字赋能”演变为“数字剥夺”。这种价值分配的结构性矛盾，暴露出产业政策对全链条利益协调机制的关注不足。
3.3. 多元主体利益联结的机制性缺陷
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松散问题，已成为制约联农带农成效的关键因素。现阶段广泛流行的“企业 + 农户”订单协作模式中，契约关系多表现为临时性购销安排，风险共担与收益融合机制尚未有效形成。例如，当遭遇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时，部分经营主体存在违约压价行为，而农户因组织化程度不足难以维护合法权益，导致产业风险向生产端单向转嫁。更深层次的矛盾体现在要素配置层面：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议价权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难以实质性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财政补贴过度倾向于龙头企业，中小型农业经营组织在政策受益环节面临制度性障碍[7]。此外，政策落地过程中的逆向激励问题加剧了利益分配失衡[8]，部分支农项目呈现形式化倾向，未能形成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机制。这些制度性缺陷反映出当前治理框架在激发内生动力方面的不足，亟需通过治理体系改革重构多方主体的权责对等关系。
3.4. 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的适配性滞后
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当前供给体系仍存在显著适配缺口。在人才支撑方面，农村空心化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与技能水平双重失衡[9]：留守农民平均年龄超过50岁，接受新技术能力有限；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滞后，对智慧农业、电商运营等新兴领域认知不足。基础设施层面，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东部发达地区已建成数字化田间管理系统，而西部山区仍面临冷链物流覆盖率低下、网络信号盲区普遍存在的困境。更关键的是，现有设施建设多聚焦“硬件”投入，忽视“软件”配套，如数字平台因缺乏操作培训沦为摆设，智能农机因维修服务体系缺失被迫闲置。这种“有设施无效能”的悖论，反映出资源配置与产业需求间的深度错位。
4. 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4.1. 构建需求导向的协同创新政策体系
破解科技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对接不畅的难题，需重构政策体系设计思路，实现从传统供给端主导模式向需求侧导向机制的战略转型。首先需要构建“需求识别–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支持体系，通过构建应用场景开放平台，系统梳理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中的实践瓶颈(如丘陵地区农业机械适应性缺陷、特色农产品损耗率高等)，形成精准的技术研发需求清单，引导创新主体开展定向突破。同时应当构建“产业需求导向–科研机构攻关–政府平台支撑”的协同创新模式，在生物种业领域实施龙头企业需求牵引机制，由行业领军企业主导研发方向规划[10]，科研院所聚焦基因编辑等关键性技术攻关，政府部门配套建设中试平台并完善产业转化激励政策。其中，制度创新的关键环节在于构建技术产权价值转化通道，通过健全产权质押融资制度、完善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规范等法律保障措施，有效激发科研主体的技术转移积极性。典型实践案例可见浙江省探索实施技术需求榜单发布机制，针对传统茶产业机械化作业瓶颈设立专项课题，引导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通过装备智能化升级显著提升作业效能。这种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制度创新范式，有效弥合了技术供给与市场应用之间的结构性断层，构建起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的生态系统。
4.2. 实施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增值战略
产业链升级需超越简单的纵向延伸，应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价值创造与分配机制。在纵向整合层面，构建“生产端智慧化 + 加工端柔性化 + 销售端精准化”的数字生态：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特色农产品生产全过程溯源[11]，通过智能分选设备提升初级加工品级率，借助大数据分析预测消费趋势以指导产品创新。例如，云南普洱茶产业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品质认证体系，大幅度提高了高端产品溢价率；在横向融合维度，推动农业与文旅、康养的数字化嫁接，开发VR果园体验、AI定制营养套餐等新业态。更关键的是建立价值反哺机制，利用电商平台数据确权技术，将流量收益按比例返还生产主体。此战略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穿透产业链壁垒，构建“技术赋能–价值创造–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
4.3. 创新基于产权重构的联农共生模式
在构建联农带农机制的实践探索中，需要实现从契约式合作模式向权益共享型合作机制的战略性转变，通过要素优化重组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稳定联结体系。具体实施路径上，应着力构建以资产权益为纽带的治理架构[12]，引导小规模生产者以土地资产证券化方式参与现代经营体系，同步配套专业化管理团队开展全产业链品质管控与品牌增值服务。典型案例表明，江苏淳和稻米产业联合体通过农地经营权作价参股机制，形成了资源集约化配置的现代化农业经营主体，显著提升了产品溢价能力与产业韧性。这种制度创新不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更通过产权结构重构强化了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在风险防范层面，需要构建多方主体协同的风险共担体系，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生产者共筹的方式建立产业发展保障基金，形成覆盖生产波动与市场风险的双重防护网络；同步构建发展成果共享机制，要求经营主体按利润比例提取资金用于反哺型人力资本培育计划，实现风险防控与能力建设的双重保障。其三，在政策支持层面，强化政策引导效能。建立带农绩效与政策红利挂钩机制，对带动小农户持股比例超50%的主体实施所得税减免激励；将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与联农机制创新相结合，优先授予建立长效利益分配机制的新型经营主体特许经营权。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激活农村要素市场。通过推进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试点、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机制，促使农户以产权主体身份参与全产业链价值分配[13]。这种基于产权重构的制度安排，本质上重塑了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共生关系，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4.4. 推进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的适配性革命
破解要素供给瓶颈需实施“精准滴灌”策略，建立“人才–设施–产业”动态匹配机制。在人力资本层面，构建“基础教育 + 职业培训 + 继续教育”三维体系[14]：基础教育阶段增设农业科技通识课程，培育潜在从业者的产业认知；依托职业院校建设“田间学院”，针对智慧农机操作、电商直播等紧缺技能开展模块化培训；建立产业专家“技术积分”制度，要求科研人员每年驻点服务时长与职称评审挂钩。山东寿光市通过培训农村电商人才，孵化出多个特色电商品牌，推动了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方面，推行需求响应型建设模式：在产业集聚区优先布局5G基站、冷链物流中心等生产性设施，在人口外流区侧重建设远程技术服务平台；同时创新运维机制，推广“政府建、企业管、农户用”的共享模式，如智能农机租赁平台使设备利用率提升至75%。更具前瞻性的举措是布局农业新型基础设施[15]，建设农业产业大脑、数字孪生农场等系统，为特色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底层支撑。
5.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离不开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亟需通过制度性突破与技术创新协同驱动破解发展瓶颈。未来研究应聚焦于政策工具效应评估、数字治理机制优化以及区域差异化路径设计，唯有通过制度体系重构与生产要素的系统性升级，方能实现特色产业的发展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益的根本转变，从而形成内生性增长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