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为制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政策提供了重要遵循。随着“双减”政策的正式出台，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与更好升学的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心的话题。从教育培养人的本质要求讲，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成为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从家长关心小孩更好升学讲，担忧“双减”政策是否会影响小孩的升学成绩。对此，有必要对“双减”政策进行学理上的研究，以助社会对“双减”政策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缓解家长对孩子更好升学的担忧，助力“双减”政策更有效地落地。
本文旨在从学理上阐释义务教育阶段的“双减”政策，不仅运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构建“双减”政策制定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之窗的开启等相关内容，还将结合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深入探讨“双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执行机制及效果评估，以期对“双减”政策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帮助全社会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双减”政策的制定过程及更加自觉地认同教育政策支持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开始运用多源流理论来分析“双减”政策，认为该理论为理解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形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但对于“双减”政策的长期效果和反馈机制的研究仍然不足。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旨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贡献：首先，以“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核心，结合多源流理论，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其次，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探讨影响“双减”政策出台的关键因素，并深入分析政策的长期效应及其优化路径，旨在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通过这些努力，希望能够为教育减负政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深入的理解。
2. 理论基础
2.1. 多源流理论
多源流理论(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 MSF)最初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在1984年提出，用于解释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该理论认为政策变化通常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的“流”(或称为“源”)的交汇引起的，这三个流分别是：问题流(Problem Stream)：涉及问题识别、问题定义和问题严重性的评估[1]。在这一流程中，特定的问题如何被认定和构建是关键。政策流(Policy Stream)：涉及政策方案的生成、讨论和修改。政策流中包括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政策选项，这些方案在政策社群中被讨论和精炼。政治流(Political Stream)：涉及政治环境、利益团体、公众情绪等政治因素。政治流可以推动或阻碍政策议程的设置和政策的采纳。当这三个流在某个时间点交汇，并且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打开时，政策变化就可能发生。多源流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用于理解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变化的过程。
多源流理论，自其提出以来，便因其在解析政策形成动力因素方面的独到见解而备受推崇。在西方学术界，该理论已被成功应用于人口、交通、电信等多个领域。在中国，学者们也将多源流理论应用于医疗、扶贫、食品安全、教育等政策领域的变迁分析，深入探讨了政策议程的建立和动力机制[2]。将多源流理论应用于“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已显示出其适用性。
第一，动态政策议程的捕捉。“双减”政策的提出和执行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对教育问题的公共认知、政策方案的构建和筛选，还涉及政治决策的多方面影响。多源流理论通过清晰划分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有效地捕捉了这一动态过程，为研究者揭示了政策议程随时间的演变及其如何促成政策变革。
第二，多角度综合分析。“双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复杂体系，它受到社会问题认知、教育政策可行性、政治环境变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多源流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使得能够全面审视并深入理解政策背后的复杂性。
第三，政策窗口的关键识别。多源流理论特别强调了政策窗口的关键作用，即在特定时刻政策变化更易发生。在“双减”政策的研究中，识别这些政策窗口对于理解政策为何在特定时机得到推进至关重要，它揭示了促成政策实施的关键因素。
因此，多源流理论为“双减”政策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全面且深入的视角，不仅满足了政策分析在复杂性和动态性方面的需求，而且在我国“双减”政策的解释过程中展现了其强大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2.2. 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
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是由美国著名政策学家托马斯·B.史密斯(Thomas B. Smith)提出的描述政策执行过程及影响政策执行因素的模型。基于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复杂性及涉及因素之多，托马斯·B.史密斯提出了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四个因素与政策执行结果之间的互相嵌入互动关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研究模式[3]。政策执行的成败是政策本身的合理程度、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度、政策目标群体的主观感受、政策执行的环境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剖析中国“双减”政策的执行有助于厘清当前中国“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复杂性情境及其阻滞因素，从而为优化“双减”政策执行的实践路径提供思路[4]。
基于多源流理论和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本研究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3. “双减”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3.1. 问题源流
3.1.1. 指标变化：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加重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深刻影响下，教育焦虑和压力不断升级，并最终传导为中小学生的繁重课业负担。数据显示，2021年春季学期，一年级小学生课后完成学校布置的书面作业平均时间为0.3小时，二年级学生为1.1小时，三年级学生为1.3小时，四年级学生为1.5小时，五年级学生为1.5小时，六年级学生为1.5小时，七年级学生为1.6小时，八年级学生上升到了2.1小时，九年级学生更是达到了平均2.2小时，这显然与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时间不超过90分钟的减负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5]。
除了校内作业外，校外辅导同样对中小学生的生活造成过重的负担。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春季学期，有48.1%的小学和初中生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包括参加校外培训班或者是请家教，并且从小学到初中，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率也持续提高；小学一年级有三分之一(33.3%)的学生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二年级有41.6%的学生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三年级为43.9%，四年级则一下提升到了49.6%，五年级为49.7%，六年级达到了51.8%；初中阶段，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率都超过了一半，并且逐年级增长，七到九年级分别为54.6%，55.4%，56.6%；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除了51.9%的没有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以外，有17.8%参加了一门学科类校外培训，16.8%参加了两门学科类校外培训，13.6%参加了三门及以上的学科类校外培训；这些近半数的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平均每周花费时间4小时，学期学费支出平均为7341元[6]。校内外的学习负担对学生体育运动时间、社交娱乐时间、甚至睡眠时间等其他类型生活时间造成严重的挤压，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3.1.2. 焦点事件：校内外矛盾激化
近年来，K12教育培训机构迅猛扩张，以“培优提分”为口号的校外培训市场对公立教育体系构成了显著冲击，乃至撼动了国家教育体制的基石。首先，这些机构大量吸纳了优质的义务教育师资力量，若任其发展，我国投入巨额资源构建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将面临侵蚀，进而导致公立学校在人力资源配置上遭遇严峻挑战。其次，校外培训机构的课程与教学缺乏有效监管，孕育了潜在的教育风险[7]。随着校外培训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其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对学生成长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若不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整治与规范化管理，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学校教育产生反向作用，并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
3.1.3. 政策反馈：既往政策减负效果不理想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始终将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至今已颁布五十余项相关政策[8]。尽管如此，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问题依旧突出。据《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16,830名小学生及其家长中，29.26%的学生日均睡眠不足8小时，六年级学生中此比例更是高达39.5%。此外，78.46%的家长感到孩子的学业压力过大[9]。学业负担未能有效减轻，反映出政策执行层面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一方面，部分减负政策在科学性上不足，实施过程中形式化问题严重。政策的着力点过于集中在校内，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则显得不够充分，使得一些培训机构借机通过夸大宣传，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以“名师一对一辅导”和“限额抢报”等营销手段为例，培训机构制造了教育资源稀缺的假象，使得家长在缺乏校外辅导的情况下，对孩子学业进展感到担忧。据《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高达68%的家长显示出较高的教育焦虑[10]。另一方面，一些政策内容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中提出的“小学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的规定，忽视了书面作业在培养学生学科能力上的重要作用。同时，减负政策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政府难以精准把握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效果。目前的监督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社会监督不足，可能导致学校在执行政策时存在虚报现象。加之问责制度不完善，部门间责任推诿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
3.2. 政策源流
3.2.1. 国家生育政策的推动
2021年5月，中国正式放宽至三胎生育政策，此举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国策。三胎政策的推行目的在于通过政策引导与支持，激发家庭的生育积极性，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三胎政策的推出与“双减”政策的实施紧密相连，相互促进。提升生育意愿是三胎政策的核心宗旨之一，而“双减”政策的落地正是对这一宗旨的积极响应和支撑。首先，在家庭经济层面，教育开支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校外培训费用常常占据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部分，加重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双减”政策通过减轻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和费用，有效降低了家庭教育成本，进而提升了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11]。其次，在时间投入方面，校外培训往往要求家长和学生投入大量时间，这限制了家庭在其他领域的活动，包括休闲娱乐和亲子互动。“双减”政策的实施减少了校外培训的需求，使家庭能够重新分配这些时间资源，用于陪伴孩子成长、家庭出游等活动，从而提高生活品质，间接激发生育意愿。最后，在教育期望层面，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焦虑往往与校外培训的参与程度密切相关，担忧孩子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落后[12]。“双减”政策通过减轻校外培训的普遍性和压力，有助于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使人们更倾向于生育更多孩子。
因此，三胎政策的推行与“双减”政策的实施相辅相成，共同为家庭提供了更有利的生育环境。通过减轻经济负担、优化时间资源分配以及调整教育预期，“双减”政策不仅回应了三胎政策的目标，还为提升生育意愿和促进人口质量的长期提升奠定了基础。这种政策协同作用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支持生育和教育公平的社会环境。
3.2.2. 政策共同体的建言献策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面临的课业压力和课外辅导的额外负担一直是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专家从多学科角度分析了现有教育模式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最初，这些建议聚焦于校内减负措施，如提前放学时间和减少作业量。然而，这导致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兴起，学生放学后立即参加校外辅导，形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建议发展为“两手抓”策略：一手抓校内作业减负，一手抓校外辅导机构的规范，以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压力，推动素质教育和学生全面发展，这种策略在技术和价值观上都是可行和可接受的。2020年5月，全国政协会议上，108位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的提案》，主张转变教育观念，将孩子身心健康放在首位，提高学习效率，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提案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关注，促进了专家学者和公众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减负政策的社会影响力。正如李普曼所指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看法往往是通过他人的描述和自己的想象形成的。因此，来自社会各界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建议，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为学生减负的政策建议提供了更多的关注和实施机会。
3.3. 政治源流
3.3.1. 执政者的理念
在中国，相关执政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占据领导地位，对政策议程设置，包括“双减”政策议程，起到主导作用，并从多个维度给予指导和影响。在这一主体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双减”政策的制定获得了明确的政治导向与行动框架。首先，新时代的教育方针确立了教育的核心目标，即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并回应民众需求。教育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相关执政主体的领导确保了教育发展方向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蓝图相契合。近年来，通过实施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以及将相关理念融入课程教材，教育方针在教育实践中得以深化与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理念、教学过程及内容进行规范与监管，是确保教育方针得以有效贯彻的关键环节。其次，校外培训机构所提供的超前及过量教育服务，与国家教育标准存在偏差，需调整其教育导向，使之与国家教育方针相一致。再者，教育方针着重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校外学科类培训过度聚焦于考试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与教育方针的要求相悖。最后，教育方针倡导教育应与生产劳动及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这要求学校教育在方法上进行创新，融合理论与实践，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并通过课后服务、研学旅行等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与成长。
3.3.2. 社会关切：家庭教育焦虑加剧
国民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的普遍利益诉求和共同思想，对政策制定具有显著影响。在中国教育领域，民众对教育市场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这对“双减”政策的制定起到了推动作用。首先，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媒体强调成绩的重要性，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而忽视了提升自身的教学质量。这导致家长投入巨资却收获甚微，学生也承受着沉重的学习压力[12]。其次，校外培训行业存在诸多问题，如无证无照机构非法运营、虚假宣传和卷款跑路事件频发，这些乱象破坏了教育市场的秩序。最后，一些教育企业家希望借助政府的整治行动，消除竞争对手，利用自身优势占据市场份额。因此，在这场博弈中，家长、学生和教育企业家成为“双减”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民众通过舆论施压，呼吁国家解决教育减负问题。政策制定者注意到这一情绪变化，出台了“双减”政策，旨在确保教育公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3.4. 三流耦合：政策之窗开启
在某一时间点，三源流汇合，同时政策企业家开展软化活动，推动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出台相关政策解决问题，这个时间点就是政策之窗。在2021年两会上，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人大代表们抓住机会、积极提出政策建议，同时我国校外资本无序扩张，三胎政策即将出台等事件的出现，使得三大源流发展耦合，政策之窗开启，“双减”政策开始进入议程设置并出台，分析模型如图2。通过对三股源流的分析可以发现，首先，问题流影响政策和政治流。我国生育率下跌、学生家长负担沉重、校外培训市场混乱等问题日益加剧使得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强烈呼吁实行校外培训治理政策；其次，政治流影响政策流。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部前部长陈宝生等政府官员要求实行对校外培训严格治理的政策，对政策出台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Figure 2. Multiple streams analysis model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图2. “双减”政策的多源流分析模型
4. “双减”政策执行分析
4.1. “双减”政策执行成效
“双减”政策出台已有三年，政策实施在多个省份取得一定的成果，以陕西省X市为例，“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在该区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动了校内外教育体系全面重构，加快推进了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新生态的建设。学生面临的作业压力、校外培训强度、家庭经济负担以及家长投入的时间精力均得到有效缓解。与此同时，学生的睡眠时长、体育锻炼机会以及实践参与度显著提升，家长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关注度也进一步增强。
第一，执行机构协作推进，“双减”工作机制完善。X市成立了“双减”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市、区两级“双减”工作专班共抽调教育、政法、公安、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260余人进行集中办公，建立动态监测、定期研判、每周调度、双周通报等工作机制，全力推动执法检查、案件查办、政策宣传、舆情处置各项工作，形成了部门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第二，作业管理制度有效落实。在严格把控学生作业总量的基础上，各区县积极强化作业设计指导，将提升作业质量纳入教研重点，构建常态化研讨与改进机制。调查显示，39%的小学生反映增加了动手实践作业，超30%的中小学生表示科学、体育、艺术类作业增多，近四成学生提到作业分层布置，且多数教师能及时批改反馈[13]。睡眠管理上，各区县通过多渠道普及科学睡眠知识，优化作息安排。结果指出，超53%的中小学生睡眠时间有所增加[13]。课外读物管理方面，学校严格筛选进校读物，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调查表明，97%的小学生能在学校图书室找到心仪书籍，96%的初中生对图书馆读物表示满意[13]。手机管理上，学校将其纳入日常管理，明确保管措施，引导家长加强监管。数据显示，98%的小学生和91%的初中生在校内不使用手机，且98%的学生表示回家后手机使用受到家长限制[13]。体质健康方面，学校确保体育与健康课程课时，每天安排30分钟大课间活动，每年举办1~2次大型体育活动。调查显示，85%的小学生和72%的初中生有体育活动积极性[13]。
第三，建立校外培训机构常态化监管机制。校外培训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强化了学科类培训监管，建立了校外培训机构常态化管理机制。从市级到各区县均成立了专班等监管机构，加强各部门联合督查、执法，设立举报电话，方便区域监督。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全部压减，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已实现100%全覆盖，群众利益得到了保障[13]。
第四，教育生态不断优化，家校社满意度较高。小学生和五成初中生会进行适宜的体育锻炼活动，六成小学生和四成初中生会进行阅读或文艺活动，用于学校知识巩固的小学生和初中生比例相对较小，仅分别为15%和28% [13]。
4.2. “双减”政策执行困境
第一，理想政策规划遭遇实践动态要素协调的挑战。理想化政策需经专业人员研讨、修订，形成可操作的协调体系。政策执行的可操作性是衡量其成功实施的关键，也是评估政策理想化程度的重要标准。由于政策实施环境动态变化，静态政策难以适应所有情况，因此政策需具备逻辑连贯性和前瞻性。在我国，各地区经济与教育发展不均衡，学校及师生资源分配不均，教育理念、师生条件各异，构成政策执行的重要动态因素。政策制定与评价需贴合实际需求，但传统应试和绩优主义评价机制根深蒂固，学生学习动力多来自外部压力，而非内在驱动。政策目标的宏观性与实践要素的动态性限制了政策理解与落实，使实施成果难以量化，影响政策持续优化。
第二，目标群体传统观念转变困难。学生学业负担加重，根源在于家长对理想教育的追求引发的教育焦虑，这种焦虑转化为孩子的压力。访谈显示，90%家长期望子女获本科及以上学历，超五成学生认为家长期望过高是压力主因[13]。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校外培训参与度高，体现家长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但也加剧了学业压力与教育焦虑。核心问题在于升学考试压力，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指出，高考制度不改革，教育问题难彻底解决。家长虽认同“双减”初衷，但多认为需改革中考高考制度，“双减”才能见效。四成多家长担心减作业、停培训影响成绩，不少家长对政策执行感到迷茫焦虑，凸显考试制度作为教育评价“指挥棒”对家长观念行为的深远影响[13]。
第三，政策执行者工作负担重。教师作为“双减”政策执行中的主力军，在“双减”背景下，面临着“双减”与新课标等多重挑战，需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作业设计及课后服务开发能力，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也更为关键。然而，过重的工作负担影响教师身心健康，阻碍教学质量提升，影响其培养新时代人才的行动力。课后服务实施中，学校面临多重困难：专业教师不足、教师任务繁重、安全管理挑战大、第三方服务引进机制缺失、教师改革意愿不强、教育信息技术应用不足等。此外，各类繁杂报表占用教师大量时间精力，影响教学及专业发展、心理健康。调查显示，“双减”后63%教师工作量增加，33%和24%的教师分别表示工作负担对个人生活及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13]。
第四，应试教育环境导向及路径依赖阻碍了五育融合。政策执行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影响，形成路径依赖。“双减”政策需家校社协同，构建良好教育生态。但教师和家长过度关注应试升学，限制学生全面发展，削弱教育功能。学校为选拔人才进行高强度应试训练，滥用考试与作业，忽视育人工作。功利化教育环境背离教育内在价值，助长急功近利思想，导致人才培养畸形。家长重视学科成绩，忽视素质教育，五育割裂，智育独大，未能实现五育融合。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多源流理论和史密斯政策执行分析框架，系统地探究了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议程的设置逻辑和执行效果。通过全面分析了“双减”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效果，我们了解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以及当前政策执行存在的困境，为确保“双减”政策未来能够继续得到有效执行，并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构建“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为根本改善教育生态，需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搭建有效沟通渠道，转变教育观念。各级政府应积极履行家庭教育公共服务职责，构建涵盖机构、平台、课程、社会、学校的“五位一体”体系，全方位支持家庭教育[14]。在“双减”背景下，各区县学校应高标准建设家长学校，从办学目标到家长参与等多维度加强管理，提升家校共育实效和家长教育能力。学校要建立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评价体系，提升其指导与课程研发能力，发挥在家校合作中的引导作用，助力家长明确责任。通过多元化沟通，学校与家庭在教育理念上达成共识，形成“协同共进”新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学校应挖掘校内外资源，拓展育人空间，通过教师研究及家长学校课程开发，激发家校合作动力，携手育人，促进学生特长发展，提升家长教育水平及学校办学质量，实现学生、家长、学校三方共同成长。
第二，纠正目标群体认知偏差，促进群体协同配合。目标群体若对政策前景缺乏清晰认知，易产生无视或抵触情绪，拒绝改变以规避风险，认知偏差成为政策落实的阻碍。为此，宣传部门应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帮助目标群体转变教育成就观念，规范行为，提升政策公信力。同时，宣传部门与政府部门需协同发力，确保政策执行统一连贯，关注长效机制建设，增强政策认同感，将“抵制者”转化为“支持者”。各地应以提升教学质量为核心，严格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明确学校、社会、家庭在“双减”中的职责。通过观念转变与政策实施结合，构建完整教育闭环，倡导教育重心回归人的全面发展，践行“立德树人”。课堂教学是学校提质增效的关键，应满足学生多元发展需求，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整合教学与育人目标。学校管理层面，需构建合理评价准则与激励机制，将服务活动、学生成长、展演成果等与教师考核挂钩，结合薪酬绩效与职称晋升，调动教师积极性。破除传统量化评价，以过程导向替代结果导向，满足学生、家长、教师需求，形成多主体对政策的积极共识。
第三，推进教育评价机制改革。义务教育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核心在于挖掘学生潜能，促进社会流动，强化文化软实力，而非追求经济效益。为此，需完善多部门协同管控，消除教育恐慌舆论，传播正确育人理念，缓解家长焦虑。评价是监测学习、教学及教育系统表现的关键。学生负担未减，根源在于评价机制未变。改革需循序渐进，政府应推动质量评价体系改革，提高德智体美劳评价权重，融入思维、素养与创新观念，扭转单一评价模式[15]。教育部门要改变学校以分数定绩的考核方式，完善教师职称评审，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同时，应实施“教师轮岗”“乡村教师支持”等措施，打破教育资源壁垒；通过智慧校园、在线教育、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优化管理，提升教学精准度；建立动态监测机制，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指导，促进评价多元化，消除教育与生活的隔阂，回归教育本质，推动健康发展。
第四，为教师提供充分的专业发展时间与空间，减轻教师负担。学校作为中小学教育的主阵地，“双减”政策成效关键在于教师与课堂。面对改革新要求与实施挑战，学校需深化作业、课堂、课后服务一体化改革，重构教育体系，强化课堂改革核心地位，确保学生校内学习成效。为此，学校需提升教师课堂教学、作业设计及课后服务水平，通过评价监测保障教学质量。同时，加强经费保障，完善教师补贴等激励机制，减轻非教学负担，实行弹性上下班，增强课后服务供给与选择性[16]。利用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线上课堂，减轻课后服务教师备课负担，提升效率。此外，合理增加教师编制，解决结构性矛盾，为教师专业发展创造更多时间与空间。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确保“双减”政策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贯彻和落实，而且在实践中产生积极的效果。这将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推动教育的健康发展，进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